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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本在危机中遭受沉重打击。为了摆脱困境，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实施既定的侵华政策，制造事端，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翌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沦为日本殖民地。
为了建立殖民统治，掠夺资源，日本军国主义勾结封建官僚、买办势力建立了傀儡政权，推行“统制经济”，妄图控制整个东北经济体系。日本殖民者大规模侵占农民土地，推行移民政策，奴役大批的朝鲜族农民。为了强化思想统治，日本侵略者实行了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为了镇压朝鲜族人民的抗日斗争，日本侵略者想方设法阻拦、隔断人民与抗日部队和根据地的任何联系。朝鲜族农民在政治上受到极度压迫，在经济上遭肆意盘剥，要忍受高强度劳役与各种苛捐杂税，还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被扣上“反日嫌疑”帽子，被拘捕甚至惨杀。
在日伪奴役下的朝鲜族民众，遭受压迫越深重，反抗就越强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抱着“宁为战死鬼，不为亡国奴”的信念，积极投身抗日斗争的洪流。他们组织各种反日团体，掀起各种形式的反日运动，组织抗日游击队和建立游击根据地，站在武装斗争的最前线。他们是最早参与抗日战争的中国少数民族之一。
朝鲜族人民同仇敌忾，与各族人民共御外辱，其势不可阻挡。“九一八”之前，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吸收大量的朝鲜族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安排许多朝鲜族党员到各县委担任书记，农村普遍建立了基层党支部，壮大了东北党组织的力量。1931年，中共东满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各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日会”“农民协会”“反帝同盟”等革命群众组织带领下，连续举行反日集会、示威游行，开展了秋收斗争。
秋收斗争是由于反动地主拒绝执行“四六”“三七”减租令及日本侵略者和反动军阀镇压群众而引发的。1931年9月，延吉县老头沟附近的官道口、大箕洞等地800余名农民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首先点燃了秋收斗争的烈火。广大农民在中共老头沟区委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成群结队地拥向地主宅院，打开地主的谷垛，按“三七”“四六”分给当地贫苦农民。秋收斗争很快席卷了延边各地，延吉县的八道沟、小营子，和龙县的开山屯，汪清县的百草沟、小汪清，珲春县的敬信、密江等地的朝鲜族农民先后掀起秋收斗争高潮，他们示威游行，包围地主庄园，同武力镇压的日本军警展开搏斗，逮捕亲日走狗。秋收斗争持续四个月之久，参加斗争的农民达15000余人。
1932春，延边各地朝鲜族农民和各族农民共同掀起了一场“春荒斗争”。东满特委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没收他们的财粮分给贫苦农民”“向地主借粮度荒”的口号，延吉县依兰沟百余名农民集结，展开了春荒斗争的第一战。随后，春荒斗争星火燎原，东满各地的农民先后展开了夺粮、没收财产分给贫苦农民、清算走狗的斗争。据统计，延边地区的春荒斗争持续了3个月，约有2万人参加。
春荒斗争是秋收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与秋收斗争相比，不仅声势浩大，波及面广，而且反日特点更加突出。“春荒”“秋收”斗争，震慑了土豪劣绅和亲日地主，捣毁了延吉县海兰区、依兰区，和龙县平岗区，珲春县大荒沟等地的日伪基层政权，处决了不少亲日走狗。通过这两次斗争，朝鲜族民众获取了武器，组建了游击队、别动队和突击队。
南满地区的朝鲜族民众以磐石为中心展开抗日斗争。1931年末，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建立了保卫党的机关、惩治日本走狗的武装——“打狗队”，李红光任队长。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满地区领导抗日武装的开始。1932年，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到磐石协助磐石中心县委开展反日斗争，和李红光一起组织了蛤蟆河农民反日暴动。特别是5月7日暴动，参加者达4000人，波及双阳、伊通等地，惩治50多个日本走狗。暴动队伍高呼“中国的铁路不准日寇用”的口号，破坏了吉海铁路，游行持续4天。
在北满，中共汤原中心县委于1931年末组织“化妆演讲队”到基层农村大力宣传抗日思想，号召群众成立“反日同盟会”，1932年中旬已建立多个反日同盟会，成员人数达1400余人，许多反日同盟会组织武装，准备创建游击队。同年6月，金根等人在宁安以党员、团员和反日民众为骨干建立了“北满工农义勇军”。1932年，时任珠河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的李福林，深入群众，组织反日会、反日同盟等，还组织了1000余名群众参加反日示威游行。
1932年，中共满洲省委按照共产国际指示，从秘密状态转入公开活动，进入了创建游击队时期。1932年春，东满中共延吉县委发动党员、团员和群众，夺取敌人武器，组织突击队、赤卫队，在10月份创建了延吉县抗日游击队，由朴东根和朴吉任队长和政委，第二年扩编为游击大队，人员达130多名。同年，成立游击队的还有李光带领的救国别动队（后因李光牺牲，并入汪清县游击队）、由金哲任队长的汪清县游击队、由朴振宇建立的饶河游击队、由金百万建立的密山游击队等。1933年建立的珠河反日游击队中，7名核心创始人中有5名为朝鲜族人。在抗日斗争中，游击队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鲜族民众不仅在抗日游击队的创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做出了很大贡献。随着抗日游击队的建立和抗日武装斗争的兴起，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将游击队视为“心腹之患”，不断进行袭击，制造惨案。1931年10月至1932年12月，日伪军警及自卫团对延吉县海兰江花莲里一带的朝鲜族反日地区进行了94次扫荡，屠杀1700多名中共党员和抗日爱国群众，史称“海兰江大血案”。面对敌人的疯狂攻击，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迫在眉睫。1932年4月，日军开始全面扫荡延边地区，东满游击队带领反日民众在延吉、汪清、和龙、珲春的山区开辟了东满游击根据地，被称为“满洲第一大游击区”，其中，朝鲜族游击队员占95%以上。在南满和北满各地，先后开辟了数个大大小小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根据地，朝鲜族民众不仅从人力、物资等方面全力支援抗日游击队，还与之并肩作战，有力地粉碎了日军接连不断的进攻，成为东北抗日游击队伍的坚强后盾。
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的壮大，给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1932年秋，日本侵略者对东满、南满游击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围剿。南满游击队在杨靖宇、李红光的领导下英勇作战60多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保卫了根据地。1933年2月，近400名日伪讨伐军围攻东满地区的渔浪村根据地，当时村里只有包括和龙县委书记崔相东在内的13名朝鲜族指战员，他们与敌人在冰天雪地里激战6个多小时，打死打伤敌人30多名。战斗中除4名战士突围成功，其余战士全部壮烈牺牲，被誉为“渔浪村十三勇士”。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调集3000多兵力，以飞机、大炮配合，对东满特委驻地汪清及延吉县依兰沟、三道湾等游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汪清游击队出奇制胜，打退敌人数次进攻，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在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斗争中，不计其数的朝鲜族革命勇士奉献了他们的青春和生命。1934年10月，30多名朝鲜族指战员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然而到达陕北根据地时，只有两人幸存。1938年夏，抗联第五军妇女团随军一师突围到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时，剩下以指导员冷云为首的8名女战士，其中有两名为朝鲜族。在部队渡河之际，被敌人包围，为了掩护大部队，冷云她们主动向敌人开火。当撤到江边时子弹已打尽，有人还身负重伤，敌人企图活捉她们，8位女战士凭着血战到底、以身殉国的精神，投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趁敌人混乱之机，毁掉枪支，手挽手毅然决然地纵身跳进冰冷的乌斯浑河，谱写了“八女投江”的壮丽篇章。1941年，朝鲜族女战士崔熙淑跟随部队突围时，不幸负伤被捕，敌人对她进行万般折磨，残忍地挖掉了她的双眼，但她坚如磐石，怒斥敌人：“你们可以挖掉我的双眼，但我能看到你们的末日。”豺狼成性的日本侵略者最后挖去了她的心脏，女英雄崔熙淑壮烈牺牲。
除了东北地区，在遍地烽烟的华北前线，还活跃着一支由朝鲜民族优秀儿女组成的抗日队伍——朝鲜义勇队。他们战日寇、抓敌特、发传单、贴标语、阵前喊话，出生入死，谱写了一首国际主义的悲壮战歌。
1938年10月10日，在金元风的积极筹建下，在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青年前卫同盟、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革命者联盟四党派共同努力下，朝鲜义勇队在汉口正式建立，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朝鲜义勇队成立初期，队员有近百名，领导人员都具有革命斗争经历，有的还参加过1926年的北伐战争。朝鲜义勇队成立后，立刻投入中国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朝鲜义勇队主要活动在国统区，负责宣传工作，他们转战于6个战区13个省份，在抗日前线印发宣传册5万份，散发传单51万张，张贴标语40余万份，参加过湖北会战、昆仑关争夺战、中条山反扫荡战等战役。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1941年初朝鲜义勇队进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成为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1941年6月在山西桐峪成立），并改组为朝鲜义勇军。进入华北根据地的朝鲜义勇队除了进行宣传工作，搜集敌情材料，打击日军“治安强化运动”外，还投入实地武装战斗。1942年5月29日，在太行山区反日军扫荡中，朝鲜义勇军和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包围，在朴孝三率领下，义勇军夜袭日军，激战数小时，救出被围部队，朝鲜族队员石正等光荣牺牲。义勇军大批北上，与共产党并肩作战，势力发展迅速。朝鲜义勇军这一具有民族性和国际性双重性质的抗日武装部队，坚定“救中国就是救自己”的信念，积极参加中国抗日，他们的血与汗挥洒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各个战场。
在烽火连天14载的抗日战争中，朝鲜族民众积极抗日，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全民族的抗战。英勇不屈的朝鲜族革命志士形象烙印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上、敌人腥风血雨的刑场上，他们为抗日战争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可歌可泣。仅在延边地区，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革命先烈就有3026人，占烈士总数的97%。著名诗人贺敬之的诗句“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就是其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