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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流迁至东北的时候，朝鲜族先民面对的不单是一片荒芜，承受的不单是流落他乡的哀愁，他们也同样深受封建势力的压迫与剥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当地军阀的驱逐迫害及土匪的骚扰掠夺。面对强权强压，英勇的朝鲜族人民无所畏惧，奋起反抗。
1880年以后，清政府在东北地区逐渐开禁招垦，推行移民实边政策，最后废除了封禁制度。但是，对于那些已经越垦多年并不愿返回本国的朝鲜垦民，清政府实行的是“薙发易服，归化入籍”政策，朝鲜人若“薙发易服”，即为中国之民，清政府视其如同中国之民一律相待之。然而，起初愿编入华籍者并不多，后因清朝官方以去留要挟，入华籍之朝鲜人方有所上升。
封建军阀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兵匪敲诈勒索、大吃大喝，稍有怠慢就行凶抓人，腐朽没落的清朝地方官府和军阀对兵匪恶行熟视无睹甚至狼狈为奸，使兵匪更加猖獗，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霸占大面积荒地的土豪劣绅，成了“占山户”，甚至是“土皇帝”。他们大量雇用朝鲜农民耕田种地。例如，1905年，珲春土门子有一姓潘的地主霸占2000多垧土地，雇用朝鲜族佃户400多人。虽然当地的大地主中，也有一些“归化入籍”的朝鲜人，但多数朝鲜人深受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与压榨，处境艰难。朝鲜族农民生活贫苦，如同牛马一般劳作，却依旧忍饥挨饿、负债累累，难以度日。除了农民，为数不多的朝鲜族工人也难逃业主和工头的双重剥削，从事脏、乱、差工作，例如修铁路、采矿、造炸药等。
1899年初，东北著名的天宝山银矿，由于连续4个月不发工资，激起矿工们陈年累月的怨恨，朝鲜族矿工朴善等率领200多名矿工闯入矿山代理人梁翰公馆，将其痛打，烧毁公馆，后又砸炼银炉，烧毁仓库。事后，银矿停业，矿主革职，为银矿供煤的煤矿也随之停业，天宝山矿工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
1908年，局子街（今延吉）北郊一带的朝鲜族民众不堪忍受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奋起反抗，将刀锋指向地方官府以及乡约、头牌（地方基层政权，乡有乡约，屯有头牌）。他们到延边边务公署要求惩办贪官污吏，迫于群众的压力，地方官府革除了局子街北郊民愤极大的乡约、头牌职务。1914年，局子街附近的祥发源朝鲜族群众汇集了局子街、延吉县、和龙县等地的群众，开展了反对朝鲜族恶霸分子勒索民财的斗争。群众持续多日包围延吉道尹公署，最后惊慌的道尹不得不接受群众的要求。这些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朝鲜族民众反帝反封建的志气，展现出朝鲜族人民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英勇气概。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趁火打劫，强行割占东北地区大面积领土。之后，他们通过强设兵营、偷移边界碑、私垦中国土地等卑劣手段将我国领土寸寸割去，并将侵略的魔爪伸到图们江沿岸。沙俄侵略东北之时，羽翼渐丰的日本帝国主义也蠢蠢欲动，尤其在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侵略者依旧欲壑难填，把延边作为侵略东北要冲的险恶意图更加暴露。
1907年，发生“间岛问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以吴禄贞为代表的爱国官员奋力捍卫我国领土，可是昏庸无能的清政府竟以吴禄贞有革命之嫌疑将其职务撤销，极大地挫伤了延边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勇气与信心。日本帝国主义变本加厉，侵略延边地区，枪杀我国巡兵，非法逮捕地方官员和百姓。到1909年9月4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图们江中朝边务条款》（《间岛协约》），日本帝国主义在延边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可行使治外法权，使延边地区逐渐沦为日本的半殖民地。《间岛协约》更加激化了朝鲜族民众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朝鲜族人民与全国其他各族人民一起展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延边的斗争。他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如暗杀、反日教育、“自愿入籍”等，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事件是朝鲜义士安重根刺杀日本侵略头目伊藤博文。
1910年，日韩“合并”前后，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朝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各地掀起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但均遭到残酷镇压，很多起义者被迫流亡。据不完全统计，从1910年到1914年，朝鲜义军与日伪军发生冲突180次，参加战斗的义军人数2191人，日军死伤109人，伪军死伤815人。大批觉醒的爱国志士流亡到我国东北地区探索出路，他们将对日本侵略者满腔愤恨转化为巨大的抗日动力。为了抗日，他们积极奔走，向民众宣传抗日爱国思想，组织抗日义军直接对抗日本侵略军，还创办学校以加强对青少年的反日教育，增设军事训练课，培养反日军事骨干。东北地区成为朝鲜民众进行抗日救国的重要根据地。
1915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下，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它使东北的土地资源遭到掠夺，民族资本受到巨大打击。朝鲜族人聚居的地区自然经济被瓦解。农民被垄断资本的大买办地主或商人残酷地剥削，民生凋敝，东北地区民众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朝鲜族民众在全国反对“二十一条”的浪潮下，也进行了奋勇的抗争。他们积极响应，为成立爱国储金会进行募捐活动，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创办了许多学校以进行反日民族教育及军事训练。
日本帝国主义还企图利用“济愚教”“侍天教”等亲日宗教来麻痹朝鲜族群众，还勾结亲日分子搜捕反日群众，以达到镇压朝鲜族人民反日运动的目的。当地反日组织随即开展了反“济愚教”“侍天教”斗争，袭击亲日分子。朝鲜族反日人士的情绪高涨，活动频繁。汪清县罗子沟朝鲜族学校的师生发现日本特务及其走狗在当地搜集情报后，当场将其打死；和龙县（今和龙市）明岩村学校学生痛打日本警察和走狗，而后将他们扔进海兰江。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朝鲜1919年3月1日民族独立运动的影响与鼓舞下，延边朝鲜族各阶层群情激昂，揭竿而起。3月13日，龙井地区爆发了大规模反日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龙井及其附近各学校师生和反日群众参与了反日民众大会。他们不顾生命安危，声讨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罪行，声援朝鲜“三一”运动。龙井“三一三”反日斗争的号角迅速响遍了朝鲜族居住地区，各地朝鲜族群众纷纷举行反日集会和游行。除了集会、散发传单、演说、游行示威等斗争形式，各地朝鲜族群众还秘密结社，组织暗杀行动。龙井“三一三”反日斗争规模大、时间久，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支援了朝鲜人民反日爱国斗争，为朝鲜族地区反日武装斗争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面对朝鲜族民众的反日高潮，日本侵略者变本加厉。1920年10月，日本侵略者制造“珲春事件”，动用兵力两万人，发动了“庚申年大讨伐”，对朝鲜族民众进行血腥镇压，大批杀害朝鲜族民众，焚毁房屋千户。但是，朝鲜族人民不畏强暴，随即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10月下旬，在金佐镇、洪范图等指挥下，由徐一、洪范图、金佐镇、具春先、安武等领导的几支朝鲜民族抗日义军联合在和龙青山里一带开辟战场，与日军讨伐队进行连环战。他们猛杀猛打，杀得敌人横尸遍野。在这场战斗中，朝鲜族抗日武装击毙了日军骑兵连队长及其部下1000余人，战绩辉煌，有力地打击了进犯延边地区、妄图“剿讨”朝鲜族反日武装的日本侵略军，鼓舞了朝鲜族人民的抗日斗争。这就是著名的“青山里大捷”。
朝鲜族民众积极参加反日斗争，但奉系军阀不断进行迫害和驱逐，他们认为朝鲜族人是日本侵略东北的“先驱”，将他们视为中日外交纠纷的“祸根”，把他们看作“赤化的东北的祸害”。奉系军阀在许多地区强制朝鲜族学校校长职务必须由汉族人担任，还需自费聘请汉族教员，否则关闭学校。延吉道尹封闭了朝鲜族学校，强迫朝鲜族学生到汉族学校念书。奉天当局将朝鲜族人民一律归为“韩侨”，发放“侨民证书”，对其进行约束与管制，规定只能雇用韩侨垦种稻田，并以“证书”为由勒索民财。北伐战争胜利以后，奉系军阀的反动措施更加严酷，制造迫害、驱逐、杀害朝鲜族人事件，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出兵侵略东北制造了契机。
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强权和东北军阀的民族歧视、民族同化，东北各地朝鲜族民众纷纷举行集会，商讨对策，推选代表，提交请愿书，与当局交涉，希望“归化入籍”。这些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以此还不能完全解决民族问题，实现不了“自治”。事实证明，朝鲜族民众的自发斗争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鲜族民众同各族人民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驱逐日本侵略者，打倒国民党军阀，废除一切民族压迫政策，才能够取得独立与解放。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朝鲜民族聚居区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朝鲜族革命者踊跃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东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中共满洲省委成立时，朝鲜族党员在东北地区的共产党员中占多数，东北地区许多党的基层组织设立在朝鲜族地区。朝鲜族民众积极响应并投身于土地革命，大江南北都有他们的革命斗争足迹。
在东满（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共东满特别支部响应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的号召，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在东满开展了一次以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反日群众斗争——“红五月斗争”。1930年5月1日，龙井工人罢工，中小学学生罢课，他们举行五一示威游行。和龙各地农民也纷纷举行反日示威游行。5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龙的朝鲜族农民开始清算亲日走狗和土豪劣绅。他们烧毁租佃契约和高利贷账据，没收粮食分给贫苦农民，烧毁日本人开办的普通学校和辅助学堂等，并建立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工农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府。
龙井五卅暴动是“红五月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0年5月29日，延吉县三道沟的朝鲜族民众首先起义，焚烧亲日地主房屋，散发传单，高呼革命口号，举行示威游行，一夜之间席卷了全县各地，揭开了“五卅暴动”的序幕。5月30日，“五卅暴动指挥部”在龙井成立，在姜学悌、金哲、黄基范的直接指挥下，发动了大暴动。数千名工人、农民、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袭击东洋拓殖会社间岛商店、炸毁铁路、火烧电灯公司等。当晚，龙井数百名群众聚集在东山“大陆橡胶厂”附近，准备行动，他们响亮地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租抗税抗捐抗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反对白色恐怖”“要烧毁一切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设施”“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延边的罪行”“用武装拥护苏维埃”“争取八小时劳动制”“烧毁金融部、东拓救济会、高利贷组合，打倒地主、资本家、走狗”等斗争口号。革命群众向龙井村内日伪机关进攻，切断了龙井、头道沟、南阳坪与朝鲜会宁之间以及老头沟与天宝山之间的电话线，砍倒电线杆以防敌人从会宁增援。150多人手持枪支和木棒，到龙井电气会社破坏了机器，火烧了电厂。他们用手榴弹炸毁了日本东洋拓殖会社和间岛派出所办公室，烧毁了地主董正福酒厂和粮食商人金明熙的房屋。革命群众袭击天图铁路龙井机关仓库和火车站，但因敌人火力集中而未能攻进去。他们经过龙井西部木造的海兰江铁路桥时，烧毁了两座桥墩，火烧了日本寻常小学校。据间岛日本总领事馆统计资料，这次暴动中，日本帝国主义仅在龙井的损失就达到1.75万日元。
1930年8月初，在中共吉敦临时党支部领导下，敦化和吉敦铁路沿线的朝鲜族民众发动了规模更大的“八一吉敦起义”。起义群众破坏铁桥、木桥，切断电话线，袭击当地保安团、公安局，夺取武器，筹建工农游击队，开展游击战。虽然“红五月斗争”“八一吉敦起义”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联合下被野蛮镇压，但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推动了延边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时，建立苏维埃政权、组织游击队，都为朝鲜族民众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南满（今吉林通化、辽宁东部）、北满地区（黑龙江省东部），朝鲜族人民也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减租减息斗争。当时，中共满洲省委指出，朝鲜族人民的“革命热情尤其是反日的情感特别浓厚”，他们“不但成为反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主要革命要素并为现阶段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
在关内，朝鲜族民众也积极参加早期民主革命，他们参加了大革命时期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等。1927年南昌起义时，有数百名朝鲜族青年参加，其中一支由朝鲜族组成的机炮连为掩护部队占领主要阵地，100多名指战员全部牺牲。同年的广州起义中，800多名朝鲜族青年参加战斗，他们不畏牺牲，冲锋陷阵，朴英就是一个典型。朴英出生于朝鲜，早在1908年就与朝鲜反日武装队伍一道袭击过朝鲜庆兴郡日军守备队，1919年他参加了延边龙井“三一三”反日运动，后到黄埔军校教导团任职。广州起义时，他作为叶挺将军的参谋，直接指挥炮兵作战。在与国民党的激烈交战中，朴英与150多名朝鲜指战员壮烈牺牲，血染羊城。
朝鲜族民众面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不屈服，奋起反抗，积极投身革命，表现出百折不挠、视死如归的优秀革命品质，在中华民族近代斗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