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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让《瑜伽经》去宗教化
自《瑜伽经》于公元前2世纪诞生以来，无数哲学家、瑜伽修行家、宗教家、政治家或文学家等注释和讲解过《瑜伽经》。但纵观这些注释，绝大多数都带有强烈的宗教倾向，让后人产生了错误的认识，以为《瑜伽经》就如同这些注释者所注释的那样，是一部宗教教典，是一部关于信仰的指导书。在这两千年来，《瑜伽经》一直被视为印度教经典。在印度历史上，只有极少数思想家和瑜伽行者坚持认为，《瑜伽经》不是宗教经典，而是通过严格的瑜伽修证获得终极觉醒的生命实践科学。通过这次全面译解，我们希望有效地还原此经的本来面目，即将它恢复为一部瑜伽哲学大典，一部体系完整的生命修证著作。
二、通过《瑜伽经》找到很多后世各类生命修行方法的源头
晚期大乘佛教（即密宗）中很多重要的修行方法，如噶举派的“那若六法”和宁玛派的“大圆满法”，以及本人所传承的皇冠瑜伽核心修行方法——“心传”与“倒果为因法”等，皆无可争议地源于《瑜伽经》，也即源于圣哲帕坦伽利的教授。这为迅速崛起于公元7世纪的印度晚期大乘佛教（即密宗）的几大核心修行方法，找到了历史源头和原型，同时也为后世很多印度哲学学说和瑜伽修行方式，找到了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
印度是一个非常不注重历史的国家，太多关于印度的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瑜伽史、文化史、艺术史等领域内的问题，因严重缺乏文献资料和历史记录而久久难以澄清。经过对《瑜伽经》的研究和译解，为在印度哲学史、宗教史和瑜伽史上遗留下来的诸多期待解决的难题，提供一些有依据、有说服力的答案或线索，这将对印度哲学史、宗教史和瑜伽史进一步的建设和完善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三、切实提高我国瑜伽学术水平和深化瑜伽修学层次
印度瑜伽通过欧美间接地传入我国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纵观这二三十年我国瑜伽事业之状态，始终处于一个很初级的阶段。其具体表现为：有法无理；师资综合素质低；一味注重体式，忽视了瑜伽修行的重心在气脉和心性层面；从未召开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瑜伽学术研讨会；等等。如此，我国瑜伽修学者长期缺乏权威和体系完备的指导，致使我国多数瑜伽修学者至今仍处于盲修瞎炼状态。
此次系统译解《瑜伽经》，可很好地为我国广大瑜伽爱好者提供一个权威的指导：从此我们有明师可依——瑜伽之父帕坦伽利即是所有瑜伽修学者的根本导师；从此我们有传统可承——以《瑜伽经》为基础开创的瑜伽学派和修行传统，是瑜伽历史上最纯正的传统；从此我们有权威可从——《瑜伽经》自诞生至今，一直被公认为瑜伽修学最权威的圣典；从此我们有目标可趋——《瑜伽经》为我们提供了瑜伽修行最完备的体系。依此体系，将最快速最彻底地实现瑜伽修学的两大目标——祛病健身和开悟解脱。如此，可使包括我国在内的全世界瑜伽修学者，在修学之道上少走或不走弯路，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四、尝试用瑜伽来沟通百家思想
瑜伽在印度数千年的文化与思想发展史上，始终是百家学术之基础。印度文化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印度教文化、佛教文化、耆那教文化、伊斯兰教“苏菲”文化等，无一例外地，全部建立于对瑜伽的修行实践和从不同角度对瑜伽的诠释、传承和理解等基础之上。百家学术因对瑜伽的不同认识而各自分歧，独立门户。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欲深入了解百家学术之源头、分歧之原因、思想之个性等，必须回到瑜伽这个百家学术之基石上来，通过瑜伽才有望更进一步地理解和把握百家学术之精彩处，并认识其局限性。
历来文化冲突都是引发政治冲突、军事冲突、经济冲突、民族冲突、思想冲突以及情感冲突的最深层原因。如何解决人类的文化冲突——具体表现为文化群体之间的隔膜、敌视、轻蔑、冷淡、拒绝或封闭等——一直是有担当意识的学者们的责任和使命之一。而瑜伽由于其自身的实践性、可塑性、包容性、普遍性和基础性等特性，它在印度数千年历史上充分发挥了沟通各种文化思想的通道和桥梁的作用。现在通过我们的努力，希望将瑜伽的沟通功能和以瑜伽为参照系的比照会通功能，再次或更好地发挥出来，让其在新时代里发挥出更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要沟通不要冲突，要尊重不要敌视，要合作不要封闭，要同情不要冷漠——这是所有进步人士对这个世界发出的共同愿景。通过我们对《瑜伽经》的译解，力求将瑜伽作为东方文化的母文化或元文化的特性——实践性、可塑性、包容性、普遍性和基础性等特性，充分地发挥出来，为中印文化以及东西方文化深度而全面的会通，提供一个全新的渠道和不同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