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干家刘晏等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第一步亮相，刘晏赢得了满堂彩。

鉴于关中缺粮，刘晏从湖南、湖北、广西紧急调拨粮食，由江船运至扬州，再由扬州运至淮河，入汴水，过三门峡，当年就从江淮漕运四十万斛粮食入关。这一年虽然关中遭遇旱灾，然而粮食价格却稳定得出奇。

刘晏清楚记得，当他押送第一批粮食抵达长安时，皇帝李豫下令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宰相元载和京城文武百官在码头迎接，同时宣读皇帝圣旨：卿，朕之萧何！

刘晏感觉自己全身的血在沸腾。

第一步出彩，刘晏并不满足，他要做的还有很多。

刘晏的第二步，从彻底整顿漕运开始。

以往漕运，从民间抽丁，百姓自带干粮，这种由抽丁组织起来的漕运自然没有效率，而且民间怨声载道。刘晏接手漕运，一改往日抽丁做法，改为彻底官办，民夫由官府从民间招募，以往需要自带干粮，从今以后官府发薪，而且薪资不低。

两相对比，高下立判，参与漕运的民夫由以往的出工不出力迅速转变为出工又出力，漕运码头上下气象一新。

与此同时，刘晏利用自己的转运使身份，动用军队疏浚河道，加固大堤，漕运的运输环境较之以往大为改善。

漕运条件大为改观，刘晏接下来做出的决定便顺理成章了，他果断地叫停了陆路运输。时至今日，水运的性价比还是高于陆路，更别说刘晏所处的唐代。以往唐朝将陆运和漕运并举，勉强才能应对全国的运输局面，现在刘晏叫停了陆运，他要用漕运全面应对。

新的问题出来了，三门峡那段险滩如何闯过？

我们都学过成语“中流砥柱”，成语中的砥柱山就位于三门峡。三门峡名称的由来便是因为砥柱山位于黄河激流之中，久而久之将黄河水分成了三股急流，北边一股为“人门”，中为“神门”，南为“鬼门”，而以“鬼门”尤险，三门峡名称由此产生。如果说黄河自古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么在三门峡这一段就是名副其实的“后妈河”。这一段水流湍急，水况复杂，船毁人亡的事情时有发生。在刘晏以前，负责漕运的官员采取了“惹不起就躲”的策略，粮食运至三门峡上岸，从岸边过山道转运过三门峡，然后再装船继续前行。在没有好办法之前，这个笨办法实行了多年，有效归有效，但如此一来运输成本大大提高。

刘晏在三门峡对着中流砥柱思考良久，他也不是神，也无法带着粮食直接飞过去，他所能做的，也只是想办法相对从容地通过三门峡。

刘晏最终想出了一个组合法：造大船，用编队，加拉纤。

造大船，粮船规模较之以往加大，每船用船夫三百人；

用编队，十艘大船为一纲，统一行动，统一指挥；

拉纤，岸上民夫用结实的麻绳牵引粮船，增加粮船前进的动力。

经过试验，刘晏的组合法一举成功，从此粮船过三门峡不需要再上下搬运粮食，而是一路畅通。

刘晏的一个个策略都成功了，众人由开始的不服气变成了越来越佩服。

刘晏带给众人的惊喜还在后面。

他又做出了两个决定：一、用麻袋装粮食进行运输；二、漕运航线严格分段。

在刘晏之前，漕运粮食都是散装的，损耗巨大；刘晏接手，下令将所有粮食分装到一个个标准的麻袋之中，既方便运输，又降低损耗。

漕运航线分段则是实干家刘晏经过长时间实地勘察做出的决定，他的依据是，长江、扬子江、黄河、汴水、渭水，每条河都有自己独特的水文情况，如果让一艘船从长江一直进到渭河，对于船的要求很高，对于水手的要求更高，与其让水手们常年提心吊胆，不如让他们在各自熟悉的水域从容航行。如此一来，因地制宜，漕运效率提高，安全系数也大大增强。在刘晏主政漕运阶段，竟然没有一升米掉入江中，堪称运输史上的一大奇迹。

刘晏接下来的手笔是造船，他的长远眼光在造船这件事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往造船，由官府在民间抽丁，造船工匠说是工匠，其实就是官奴，他们不仅没有工资，而且还要自带干粮，自己生火做饭。造船本来是个技术活，让这些没有任何经验又没有积极性的民夫造船，造出的船能符合要求才怪。

刘晏一改以往的不合理体制，设立十个造船厂，造船所需材料由政府统一采购，造船需要用的民夫不再征调，而是由官府出资从民间招募。

刘晏给每条船开出的造价为一千贯！

属下官员连连咂舌，太高了，太高了，五百贯足够了。

刘晏解释道：“大国不可以只讲小道理，但凡做一件事，就要谋划长远。造船厂既然兴办，在里面造船的民夫就不是一个两个，我们应该留出盈余给他们，让他们生活相对从容、不窘迫，这样官船才能坚固。如果一开始就考虑盘剥他们，船厂怎么可能长久！”

刘晏接着说道：“我料定，数十年后必然会有人认为我给出的造价太高了，会采用减半的方法。到那时，造出的船不会合格，船厂会倒闭，国家也危险了！”

众人将信将疑，不过还是点了点头，他们认为刘晏一向是对的，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刘晏的高价造船于今天也有借鉴意义，提前留出合理利润空间，而不是做生产成本的手脚，这样制造出来的产品才能合格。当然刘晏的高价造船也有一个道德前提，那就是大家都有道德底线，不会为了一味追求利润而贪得无厌，真要那样，定多高的价，最终出来的都是假冒伪劣。

道德底线，合理利润空间，合格产品，刘晏做到了，后世的国人呢？

漕运经刘晏的整顿焕然一新，唐朝漕运能力在刘晏主政时达到顶峰，在刘晏之后，唐朝漕运再也没有达到刘晏时的高度，而且日渐衰落，到漕运基本断绝后，大唐王朝的丧钟已经在长安上空敲响了，这些都是后话。

刘晏不是神，他无法看到日后的事情，他能做的只是把握当下。

刘晏的眼前，帝国危机四伏，百废待兴，虽然还维持着表面的统一，但危机已经在悄然酝酿，眼前最大的问题已不是缺粮，而是缺钱，哪里都缺钱。

历代王朝有个怪圈，朝廷缺钱就向老百姓征收，越缺钱越收，最后就陷入一个死循环。这个怪圈在明朝末年最为明显，为了收复辽东，明朝政府不断向老百姓征集军饷，军饷征集得没完没了，辽东危机也没完没了，征集到最后，李自成一呼百应，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与其说明朝亡于李自成之手，不如说亡于向民间征缴的怪圈之中。

刘晏不想让王朝陷入这个怪圈，他要独辟蹊径。

刘晏盯上的是大唐的食盐，他要在食盐专卖上做点文章。

食盐专卖，西汉时已有，而唐朝的食盐专卖，则是由颜真卿发端。安史之乱中，为了筹集军饷，颜真卿发明了食盐官府专卖，这个办法由此就一直延续了下来，到刘晏接手时，食盐专卖已经在全国形成，不过收益并不好，朝廷一年能从食盐专卖中拿到的收益也不过六十万贯。

管得过多，管得过死！

刘晏一眼看出了问题的所在。

首先，负责盐政的官太多，官多则扰民，官多则生奸。

以往食盐官产、官运、官销，环节多，成本高，收益低，得不偿失。

刘晏给出自己的办法：盐场民办，食盐官收，商人贩卖。

盐场由民间经营，产出的盐由官府统一收购，然后再批发给商人分销全国，官府只负责征收和批发。征收和批发之间，政府已经将食盐的利润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且不费时，不费力。

此项改革，效果立显，当年食盐专卖收益由之前的六十万贯跃升到六百万贯，是之前的十倍。

看到这里，不少人会问，莫非刘晏是在与民争利，放任商人高价卖盐？

并非如此！

刘晏给盐商制定了销售指导价，一旦某地盐价走高，他立刻组织货源投放当地市场，平抑盐价。准确地说，刘晏将原来食盐专卖的所有损耗环节都堵住了，统一收归国库。

粮价平稳了，盐价控制了，刘晏将王朝的两大命脉牢牢地控制住，这还不是他的最终目的。

为了提高全国运输效率，他精挑细选出一个班子，这批人都是刘晏亲自挑选，全部是具备一定经济才能的官员。这批官员分散在全国各地，以饱满热情为帝国服务，在刘晏身后，他们依然发挥着作用，这不能不说刘晏有自己独到的眼光。

为了第一时间管控全国物价，刘晏在各地设立巡院，每隔数日便上报一次所在地区物价，信息传递由高薪招募的健走快递人员负责，一站接着一站，不出数日便到长安。

为了第一时间救灾，刘晏命令地方官员定期呈报当地雨量和天气情况，将雨量与往年同期比对，刘晏做到心中有数。等到一些地区发生水灾和旱灾，灾情还没有通报，刘晏下拨的救济粮已经运到了，他不是神，但他有科学的统计。

这就是刘晏，一个布局全国、心细如发的大唐财务总监，他扮演的角色有交通运输，有民政救济，有粮食统购统收，有食盐国家专卖，有货物全国供销，在他的布局下，一切有条不紊，各就各位。

这就是刘晏，他不仅有卓越的管理经济才能，还有高超的处世哲学。

他妙用“士”和“吏”。“士”一般都是十年寒窗苦读，科举出身，惜名胜过惜利，他用这些人做督察，他知道这些人爱惜羽毛，不会为小利贪赃枉法；他用吏负责具体事务，给予他们高薪，吏没有上升空间，出来混主要为了养家糊口，那么就给予他们较高薪水，让他们安心工作。

在“士”和“吏”之外，还有第三种人，各种各样的人情请托。对于达官贵人推荐来的所谓“人才”，刘晏不拒绝，而且高薪养起来，但不让他们过问具体事务。他不要求这些人干事，只求不坏自己的事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还有第四种人，那就是对刘晏工作指手画脚的人。对于这种人，刘晏宁愿动用私财，堵住他们的嘴。

闪转腾挪，缝缝补补，刘晏赢得了自己大展拳脚的空间，整个代宗在位期间，正是他为帝国鞠躬尽瘁的时期，他的工作无比出色。

显然，这是一张好得不能再好的牌，就看皇帝李适怎么打了。打好了，将是帝国之福，打不好，就变成炸弹，狠狠炸李适一下。

选择权交到了李适手中，他能打好刘晏这张牌吗？ gWGfTEMuFGmehWCHhtjKHDyQVwB/ZhKrYH6LR+MI9FsJtpZ1ZiKI3kplC9t/qD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