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迁都

位于今天北京城中心的故宫，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宫殿建筑群。

这里曾居住了明清两代二十四位皇帝。最早居住于此的，是明朝第三任皇帝——永乐皇帝朱棣。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在刚刚修建完工的奉天殿上，朱棣接受了群臣的朝贺。这标志明朝的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自此以后，明、清两代至民国初年，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北京一直是中国的首都。

那么，朱棣为什么要把明朝的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呢？

控四夷而制天下——迁都的战略构想。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逝世。由于太子朱标已去世，朱元璋遗命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建文帝担心分封在外的叔父们不受朝廷约束，遂着手削藩，在短短半年内削夺了周王等五个藩王的封号。分封在北京的燕王朱棣，次年举兵反叛朝廷。

建文四年（1402年），经过四年的鏖战，朱棣成功地率领军队攻下了南京城。燕军入城之日，南京宫城中大火。有人认为，建文帝在宫中自焚身亡；也有人认为，建文帝潜逃出宫，隐匿于民间。

六月十七日，在谒拜朱元璋孝陵归来的途中，燕王朱棣及群臣导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劝进闹剧，朱棣装模作样地在南京“勉强”即皇帝位。即位后，朱棣改次年为永乐元年。明朝历史进入永乐时期。

十九年后，朱棣把都城迁到他的龙兴之地——北京。

在永乐元年（1403年）之前，北京从来不叫北京。这里曾经是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的都城，叫作“中都”，2010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面积约一千平米的金中都建筑遗址；这里也曾经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的都城，叫作“大都”，有元大都城垣遗址为证。

1368年明朝建立后，朱元璋的大将徐达攻下了元大都，改名“北平”。为了加强北部的边防，朱元璋在洪武三年（1370年）将自己的第四个儿子朱棣分封到北平。洪武十年（1377年），朱棣离开南京，来到北平封地。此后，除了短暂地到南京觐见父皇以外，朱棣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应该已经习惯了在北平的生活。

对于朱棣来说，北平是他的福地，是他的第二故乡。于是，善于揣摩上意的礼部尚书李至刚，在永乐元年正月给皇帝上了一疏，说：“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化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朱棣很高兴地同意了，命以北平为“北京”。

然而，南京对朱棣来说却是另外一层意义。尽管这里是父亲朱元璋确定下来的都城，然而一场皇位争夺，已经让南京染上了血腥。

朱棣即位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官员大肆屠戮。他让有着“读书种子”之称的方孝孺替他写即位的诏书，遭到方孝孺的拒绝。狂怒的朱棣下令诛杀方孝孺“十族”，据说比“九族”还多杀了“门生故吏”一类人。黄子澄、练子宁等人，也都遭受极残酷的刑罚而死。一个人被株连，又会有更多的人受到连累，就像瓜藤一样绵延不绝，形成了所谓的“瓜蔓抄”。15世纪初的南京城，血腥、恐怖和疑惧的气氛久久不散。

民国年间，著名的学者黄裳先生游历南京，在文章中感叹地说：“明朝在南京建都了两代，燕王永乐靖难以后，大约是他看见在南京所流的血太多了，……近自朝廊，远及附郭的雨花台，都血迹斑斑，难免目击而心有不安，所以毅然迁都到了北京。”这样一番猜度，也许道出了几分真实。毕竟，再强悍的心灵，于夜深人静之时扪心自问，多少也会有几分脆弱与不安吧！

因此，将都城迁往北京，不仅能使篡夺皇位的副作用降到最小，也许还能让朱棣的心灵多一些平静。

心灵的不安，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更为现实的考虑。

在1368年元顺帝退出大都后，回到北方草原的蒙古政权仍然具有强大实力，史称“北元”。洪武三年（1370年），元顺帝在应昌逝世，他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改年号为“宣光”，决心与明朝继续展开角逐。为此，朱元璋将几个儿子分封在对蒙古作战的前线之上，如北平的燕王、大同的晋王、大宁的宁王、宣府的谷王。

靖难之役后，朱棣将宁王内迁到南昌，将谷王迁到长沙，明朝的北方边境防御因此被削弱。为此，朱棣在正式迁都北京之前，曾经三次发动对蒙古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北京是明朝军队的集合地点，也是军队给养的中转站。因此，历史学家们认为，朱棣迁都北京的现实考虑是要加强北部边防，即所谓“天子狩边”。

然而，也有历史学家对“天子狩边”的说法表示疑问。他们认为，迁都北京是因为朱棣有更宏大的视野。在朱棣看来，北京是天下的中心，“四方万国，道里适均”。明末清初的学者孙承泽在《天府广记》中形容北京说：“燕蓟内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会。”对于雄才大略的朱棣来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北方广袤的草原，同样应该在大明帝国的统辖范围内。

因此，北京作为“天下之中”，是当时朱棣对世界的想象。然而，随着之后明朝军事力量的日益削弱，“天子狩边”也就越来越成为历史事实！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毛佩琦

明成祖如果要做一个伟大的帝王，他有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忽必烈。北京不仅可以控制黄河两岸、江南江北，还可以控制长城以北、大漠以北，这是一个体现其雄才大略的选择。

行政权力向北京集中。 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第一次北巡。二月十一日，朱棣从南京出发，在三月初九到达了北京。在封建时代，天子所在的地方称“行在”。因此，此时北京便成了“行在”。随行的朝廷大员，职责中也多了“行在”的相应事务。例如，户部尚书夏原吉成了“行在户部尚书”，而且“兼掌行在礼部、兵部、都察院事”；兵部侍郎方宾则“兼掌行在吏部事”。这表明，皇帝的北巡不纯粹是游山玩水，而是带着一个处理政务的班子在行动。如果说之前将北平改称北京只是一个名称的改变的话，皇帝及政府大员的到来则表明此时的北京分担了部分帝国行政的功能。次年，朱棣率军三十万从北京出发，发动了对蒙古的第一次御驾亲征，击败了蒙古的本雅失里汗及阿鲁台。北征结束后，他在十一月回到南京。

永乐十一年（1413年），朱棣再次北巡，到永乐十四年（1416年）才回到南京；永乐十五年（1417年），朱棣第三次北巡，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实际上，从永乐七年（1409年）第一次北巡开始，朱棣在南京停留的时间仅有三年左右。皇帝越来越喜欢住在北京，北京逐渐成为帝国的权力中心。第二次北巡时，朱棣还命令将徐皇后的灵柩护送到北京。在北京北面的昌平，朱棣为徐皇后营建了陵墓。按照明朝太祖关于帝后合葬的定制，这座陵墓也将会是朱棣本人的陵寝。傅衣凌先生在《明史新编》中说：“永乐七年、十一年、十五年，成祖三次北巡，坐镇北京，计八年零八个月，使决策、军事、行政系统逐渐北移。”

南京地位下降的另一个标志，是永乐十五年三月朱棣颁布的《东宫留守事宜》。此前朱棣北巡，太子则在南京“监国”。然而，太子由“监国”改为“留守”，说明南京的行政地位正在下降。而且，朱棣规定：“内外文武大小官员，俱从行在吏部、兵部奏请铨选。”这样，处在北京的行在吏部、行在兵部掌控选任文武官员的权力，充分表明了帝国权力的北移。科举考试的会试，也从永乐十三年（1415年）起改在北京举行。选才、任官都集中到行在北京，南京的“清闲”于是势不可免。

因此，从永乐七年营建长陵起，朱棣想要放弃南京迁都北京的构想已然无法掩饰了。随着权力的逐渐北移，迁都北京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了。那么，既然朱棣的决心已下，为什么却又要等到十余年后才正式宣布迁都北京呢？

疏通运河。 迁都显然是一项极其巨大而复杂的工程。

一旦决定迁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粮食怎么办？大批政府官员和士兵涌入北京，粮食的需求大大增加了。然而，从唐宋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在经济上，北方要依赖于南方。元朝定都于大都，粮食却要从江南海运而来。一旦南北运输切断，大都的粮食则无法自给自足。元末明初的叶子奇在他的《草木子》一书中说：“元京军国之资，久倚海运。及失苏州，江浙运不通。失湖广，江西运不通。元京饥穷，人相食，遂不能师矣。”

中国开凿运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期。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命人开凿以洛阳为中心，南起杭州、北至涿郡的京杭大运河。到元代，大运河由原来的弓状被拉直了，变成了一条北起大都、南至杭州的相对较直的南北大动脉。在明朝初年，大运河的几段还有通航能力：从南京到淮安一带的运河，从淮安到河南卫辉府的黄河，从卫辉府到天津的卫河，构成了明初南北内河运输的主体。不过，三段内河运输并不能整体贯通，其中几个环节要通过陆路转运。

朱棣把疏通运河的任务交给了工部尚书宋礼。宋礼疏通了元朝开凿的会通河。会通河位于山东境内，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因黄河决口而淤塞。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到八月，宋礼征调了三十万民工，经过六个月的劳作，修浚了会通河。为了解决水量的问题，宋礼命人将运河东侧的汶水以及汶上的各道小河逼入运河，在南旺一带形成一个巨大的分水枢纽。水库内的水，百分之六十向北沿着运河流向临清，百分之四十向南流向徐州。这个巨大的水库，便形成了南旺湖。南旺湖的开设，解决了会通河“水浅”的问题。次年，宋礼率领舟师沿运河运粮到了北京。八十年后，朝廷命令在南旺湖为宋礼修建祠庙来祭祀他。

永乐十三年（1415年），朝廷基本停止海运。原先负责海运的平江伯陈瑄，其职务改为总督漕运。陈瑄总督漕运后，对运河做了进一步的疏浚，开凿了清江浦。在清江浦开凿之前，从江南北上的漕船，到达淮安之后，要卸下粮食，通过陆运翻过河坝，到达清河，然后再入黄河。永乐十三年，陈瑄沿淮安城西的管家湖开凿了一条长约二十里的河道，即清江浦运河。这样，漕船就可以一路不用转运，直接从运河经清江浦运河进入黄河。后人总结说：“漕渠之在江淮间者，平江侯陈瑄功为大；在齐鲁间者，（宋）礼功居多。”宋礼和陈瑄使明朝的南北漕运通畅起来。漕运的畅通，沟通了南北之间的物质交流。南方的粮食及其他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北供应，为迁都北京奠定了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毛佩琦

大运河，就好比是京广铁路，它的开通带动了周边一系列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

修建紫禁城。 朱棣还要解决他在北京的宫殿的问题。在永乐七年（1409年）第一次北巡的时候，朱棣在所谓的“奉天殿”接受臣民的朝贺，实际上，“奉天殿”不过是当初燕王府的承运殿改了个名称而已。如果迁都北京，自然需要有更符合皇帝身份的更高规格的宫殿建筑群。

在此之前，朱棣的父亲曾经在南京和中都凤阳先后营建过规模浩大的宫殿群。朱棣将要建造的北京紫禁城，其形制布局直接源于明南京和中都的宫城。当然，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明代北京紫禁城的形制布局与之前的金中都宫城和元大都宫城，也有密切的承袭演变关系。

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一月，朱棣命文武群臣一起讨论迁都事宜。由于群臣都清楚迁都是朱棣的夙愿，自然不敢表示反对，而且对迁都北京的合理性做了一番夸颂。廷议群臣共同上奏说：“北京乃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势，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宜敕所司营建。”至此，营建北京宫殿群正式提上了日程。

大规模的宫殿营建，从永乐十五年（1417年）正式开始。但是，从永乐四年（1406年）起，物料采办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物料的采办，包括木、石、砖、瓦等建筑材料。采办木料，需要进入深山之中，工作辛苦。在永乐四年，仅湖湘之地，就役使了十万民众入山采木。当时采、运木料的军民，估计超过百万。四川、浙江、福建，也都是重点的采木区域。四川屏山县中都镇附近的神木祠遗址，便是当初纪念巨木不由人力浮江而下的凭证。督办官员一旦不能认真抚慰役夫，还会激起事变。永乐六年（1408年），北京附近运木的役夫们就有“怨谤语”。永乐七年（1409年），江西安福县因采木而发生了李法良的叛乱。

永乐四年，砖瓦的制造工作开始了。在山东临清，大量官窑正在烧制澄浆城砖。江南苏州、松江（今上海）等地，则专门生产坚如钢铁、润如墨玉的“金砖”，用以铺设内殿。工部在北京设了五个大厂，分别是崇文门外储木材的神木厂、朝阳门外的大木厂、崇文门内“贮薪苇”的台基厂、陶然亭一带烧制青瓦的黑窑厂、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据说，今天陶然亭公园的湖泊，就是当年取土制胚的遗迹。

物料筹办停当之后，北京的营建工程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六月全面展开。具体管理宫城建设的人是工部营缮司郎中蔡信。明人雷礼《国朝列卿纪》载，“时营建北京，一切调度，俱信承行”。当然，蔡信之下，应当还有大量供其指挥的官吏以及默默无闻的工匠和役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为北京宫殿建设付出了血汗，但却泯灭在历史之中。不过，幸运的是，来自苏州西南香山的一批杰出工匠，像蒯祥等人，却得以青史留名。20世纪，著名的明史学家谢国桢先生在江南访得一本图书，即《香山小志》。在该书题跋中，谢先生写道：“香山一地，自明初以来，多出工艺哲匠，如明初蒯祥、徐杲等大建筑家。在明永乐以迄正统，北京天安门与三大殿等各项大建筑，多出蒯祥、徐杲诸家之手。二人亦由工匠而至工部左侍郎，成为当时之异数。技巧之妙，有‘活鲁班’之称。”可见，北京的宫殿建设，是凝聚了人民的血汗与智慧的。

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宫殿群的建设工程基本竣工。在南北长九百六十米、东西宽七百七十米、面积七十二公顷的矩形平面内，宫殿、楼阁、亭榭密布，内河流经。其恢弘的规模、缜密的设计，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

竣工同一年的十一月，朱棣发布了次年将在新修的大殿上朝的谕旨。这年年底，朱棣的太子朱高炽和皇太孙朱瞻基也从南京驰赴北京。这表明，从此以后，“南京监国”或“留守”的政府系统也不再必要。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朱棣在奉天殿接受群臣朝贺。时人萧仪在《皇都大一统颂》中描述了这一场景。这位后来因反对迁都而被杀的官员，以极娴熟的才情对新都的奠定予以颂扬：“是日，天气和朗，瑞日融霁，祥光辉焕，斯有以见天心之眷顾者，极其盛矣。臣庶率相庆忭，九夷八蛮，莫不来廷，山呼之声，远迩欢动。”然而，欢乐之声没有持续太久。就在同一年的四月初八，刚刚完工不到一年的三大殿在一场火灾中化为灰烬。直到朱棣去世，三大殿也没有得到重建。

朱棣的儿子朱高炽即仁宗洪熙皇帝即位后，下令将都城迁回南京。但是，朱高炽没有实现迁都的愿望就去世了。继位的宣德皇帝朱瞻基，虽然仍以南京为都城，但他本人及其行政中心却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称作“行在”的北京。

直到朱棣的曾孙——正统皇帝朱祁镇统治时期，三大殿才得以修复。正统六年（1441年）九月，三殿、两宫重修完成。十一月初一，十五岁的朱祁镇在奉天殿上接受群臣的朝贺，下诏“罢称北京行在”，在南京各衙门的印信上加上“南京”二字。

从此，北京名正言顺地成为明帝国的首都。

明代的两京制与“天子狩边”。 迁都北京的两个最直接的后果是：一、南京成了陪都；二、“天子狩边”的形成。北京成为都城后，朱棣决定保留南京为陪都，从而形成了两京制度。两京制不是朱棣的发明。然而，明朝却似乎是将两京制度设计得最为规整的一个朝代。明朝在南京保留了整套的中央机构，包括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大理寺等机构，差别就在于南京各部门的名称之前要加上“南京”二字。南京和北京，以及连接南北的运河大动脉，一起构成了明帝国的战略核心，非但控制着大平原，也可以让皇帝对富饶的长江中下游与多事的北方边境进行直接控制。

然而，没有帝王驻留的京城，终归是要衰落的。从正统六年（1441年）到明朝灭亡，整整两百多年间，南京只迎接过那位贪玩成性的武宗皇帝。明朝皇帝，即便厌倦紫禁城里的生活，也似乎很少有出巡的爱好与勇气。因此，南京总是在一种崇高的名分与卑微的现实中，与明王朝相终始。于是，总有一些让皇帝不太满意的高级官员，被安置到南京。嘉靖初年，一位被皇帝派往南京的高级官员则感慨地赋诗道：“江南闲煞老尚书！”颓坏的宫殿、闲散的官员、诗酒风流的秦淮河，以及在晚明被迫与临近的苏州、松江竞争文化中心地位的处境，成了南京城在明朝二百余年间有形的、无形的资产。

迁都北京，可以说是明朝初年最大的体制改革。对于明帝国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西方和南方，也不是东面和南面的海洋，只有北方的蒙古才足以构成真正的军事威胁。需要大量屯兵的地方只是北方。以北京为都城，皇帝就能够牢牢掌握那些军队，甚至可以亲自统率军队征战。

然而，迁都北京固然加强了明朝的北部边防，但都城距离边境太近，也容易成为游牧的少数民族攻击的目标。终明一朝，北京多次暴露在蒙古及满洲等少数民族军队的直接攻击之下。一旦大同、宣府等边镇告急，京师就将进入戒严状态。弘治十三年（1500年），兵部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说：“顷北虏入寇大同，势甚猖獗，京师戒严，人心忷惧。”正统十四年（1449年）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骑兵两度兵临北京城下。

迁都带来的间接影响，可能还包括朝廷对南方逐渐失去了兴趣，以及相应带来的航海事业的停止。法国年鉴派学者布罗代尔写道：“（郑和）的船队于1433年7月22日回到南京。……明代的中国无疑将面临北方游牧民族日益强大的威胁。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大航海）这段历史已经成为过去。” uUeb/LfVhzn9pbhjXfie5SlX342kJDhc34I5iNNS174feMD558bHbIDqDavTS0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