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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李若迷出生于一九八一年三月的上海，一个月光清凉、春风微寒的夜晚。就在她出生的那一天，她的父亲出了工伤，被工厂的车床截掉了右手的两根手指头。于是，李若迷来到这世上的头一刻，是被一双裹着纱布的残缺的手抱住的。
若迷原先的名字叫若男。李若男，这是祖父起的名字。
若迷的父亲也懂得这名字不妥，但他不敢得罪老父，只好在妻子面前兜兜转转、支支吾吾，一副难为情的模样。
若迷的母亲不给丈夫留情面，笑着说：“你爹娘想要孙子？跟政府去讲呀。”若迷的父亲不吭声了。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出台，生二胎要被罚款、撤公职，取消津贴，一般人家承担不起。
母亲一出月子就去把女儿的名字给改了，改成了李若迷。为此她撬公婆的抽屉，偷户口簿，还跟派出所的户籍警求了老半天。
当她终于拿回改好名字、盖了公章的户口簿之后，她对着襁褓里的婴儿微笑了，“哼，还若男呢，什么狗屁名字。若迷啊，咱这辈子就我行我素，做迷一样的女子，照样不输给男人。”
谁也未料到，母亲这句带些负气的呓语，竟成了若迷此后一生的写照。
回到那个洒满月光的初春之夜，在这座城市的另一家妇产医院，女孩童伟慧也呱呱坠地。
同年同月同日，两个女孩几乎同时出生。冥冥之中，她们的一生似乎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
这两个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女孩，她们的家也在同一社区，分别位于一条街的两头。
然而，这仅仅数百米的距离，隔开的却是两番截然不同的天地。
若迷的家，是老式里弄房子。一条狭窄的弄堂两旁是密集的旧平房。平房里的居民们用着木制马桶，烧着煤球炉子，几户人家合用一间卫生状况堪虞的简陋厨房。一代又一代的蟑螂老鼠在这些厨房的碗柜、夹板、下水道里又吃又住。各家留之无用弃之可惜的废旧物品成年累月地堆满公共走廊。各户的起居空间逼仄紧密，仅一墙之隔或一帘之隔。两口子吵个架斗个嘴马上整条弄堂都知道。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这里的住户被分批迁至郊区。平房拆了，原地盖了高耸入云的商品房和大型购物广场。
而伟慧的家，在一栋红砖白墙的老公寓楼里。公寓楼共有十层，建于一九二八年，由俄商协隆洋行设计，为简约英式公寓楼。楼内装饰极其西化，钢窗、钢门、柳安地板、壁炉、水汀、煤卫齐全，有回旋楼梯，有外国造的电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这栋楼曾是沪西地区的至高点；如今，则是市政府重点保护的历史建筑。在九十年代末的拆迁潮中，整条街几乎被夷为平地。只有它，依旧耸立，毫发无损。再后来，它的周围建起了一座高过一座的摩登大厦，它便由至高点沦为了至低点，但那份经典的历史韵味使其保有了自身的优雅。
伟慧的家位于大楼的第五层，是一套独立的三居室公寓，装修简练，却十分精致，各种设施一应俱全，还有两个朝南的大阳台。房子是伟慧的祖父祖母留下的，祖父祖母都曾是沪上有名的大学教授。事实上，伟慧的父亲母亲也都是大学教师。伟慧出自书香门第。
与之相比，若迷的家境就普通得多。若迷出身市井弄堂。她的父母都是工厂的基层职工，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又先后失业，生活略为艰辛。但数年后，若迷的父母离异，若迷母亲改嫁并下海经商，赚了大钱，那又都是后话了。
那是一九八一年，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年头。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城市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在多年之后被人们称为“八零后”。
“八零后”，是中国第一次以法限制生育后出生的第一代人，即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是被时代打上烙印的一代人，是被贴上无数标签的一代人，也是亲历并见证改革开放后几十年中国巨变的一代人。
身为“八零后”的李若迷和童伟慧，从降生世上的那一刻起，就身不由己亦无可回避地，被卷入到时代与命运的大潮中去了。
而她们的经历、她们的情感、她们的思想，既是这时代的一份缩影，又是作为女性个体所呈现的两个独特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