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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只是偶一为之，骑射却是时时都要练习的。明珠大人忠实地遵循着这套尚武的“祖宗家法”，尤其小冬郎从刚一降生就显得有些孱弱。不，不是孱弱，而是……
明珠越发狐疑起来：小小的冬郎似乎是个忧郁的孩子，可是为什么？他没有任何道理去忧郁，他是征服者的后代，他将是下一代中最显赫的新贵。明珠想起当年顺治帝对权臣的孩子们满怀豪情地说过这样的话：天下现在是我们的，但将来是你们的。
顺治帝已经过早地离去了，而在权力场上一步步打拼的明珠越来越明白他那番话的意思。是的，我们，我们的孩子们，孩子的孩子们，都将世世代代地享受先辈的战功，将学会统治，学会享受，学会惩罚，当然，也要适当地学一点宽容。唯一不需要学会的，就是善良和忧郁。
冬郎这个孩子，这个善良和忧郁的孩子，将来能和他的父亲一样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强者么？明珠每每想到这里，连自己都会跟着忧郁起来。
怎么办呢？孩子一定要掌握最先进的汉文化，但对于他性格中善良和忧郁的部分，一定要用祖宗家法来矫正。要让他知道，他是狼。他将来要有文士的长衫、诗人的谈吐、贵族的傲慢，但也一定要有武士的体格和豺狼的意志。明珠深知，再文明的社会也无非是另一种形式的丛林，而丛林里只有一种法则，即强者生存。
于是，小冬郎在四五岁的年纪就开始接受骑射训练。这对他也许不算苛刻，因为这时候的八旗军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斗志，所有的八旗子弟都在父亲或教师的指导下舞刀弄棒，骑马射箭。冬郎和大家不同的，只是练得更加刻苦，并在练武之余还要拿出大把的时间来读书写字。贵族，不是那么容易养成的。
中华武术名目万千，所谓八卦掌、六合枪、外家少林、内家武当，林林总总，说起来哪一家都是源远流长，其实成型期基本都在明清两代。凡是把历史追溯到唐宋以至两周的，都不过是自抬身价的附会和传说，传说传得久了，也就弄假成真了。容若练武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套路，腥风血雨的实战历练使得每一个八旗子弟都清楚，武术最重要的功夫只有两项：一是骑术，二是箭术。
其实这原本也是汉人的传统，只是称谓不同：不称骑射，而称弓马，若形容一个人武艺高超，就会说他“弓马娴熟”。宋朝留下了很多武举考试的记载，归根结底都是弓马，没有一丁点我们心目中那些“代表中华文化”的种种武术套路。
骑射练的是单兵战术能力，还要训练协同作战能力，这就要靠围猎，以围猎作为战争的演习。康熙十二年，明珠刚当上兵部尚书不久，就在京城正南二十里的晾鹰台组织过阅兵大典和围猎训练。已经成长为少年的冬郎此刻也列席在八旗战士雄赳赳的阵营里，认真捕捉着指挥官的旗鼓，冲锋、射击、砍杀，自幼的勤学苦练终于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施展，他此刻忽然忘记了一切，只想争做所有武士中的魁首。就这样，他脸上那天生的一抹忧郁似乎消逝不见了，谁也没看到它到底飞去了哪里。
容若在多年之后回忆起那一幕来，依然觉得心荡神驰。他说他当时既兴奋又恐惧，被几千名八旗战士的杀气裹挟着，似乎变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似乎和他们一起被熔铸为一个整体。但是在围猎之后，那抹致命的忧郁再次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自己的脸上，不知道为什么。容若仰望着晾鹰台上那个和自己同年出生的少年天子，看他那么激动，那么振奋，那是一张掩不住王霸之气的脸，好陌生。
那一天，康熙帝也发了诗兴，当场赋了一首七绝：
清晨漫上晾鹰台，八骏齐登万马催。
遥望九重云雾里，群臣就景献诗来。
帝王写诗，文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帝王气象，要雍容大度，所以既不能炫耀才学，也不能施展奇思妙想，更不能愤懑，不能狂喜，不能忧愁。康熙帝的诗，无疑符合这些标准。容若这个清代最伟大的诗人在晾鹰台下静静地听着，也随众人一样发出振奋的“万岁”的喊声。
这时候容若早已经知道，骑射、围猎，本来也是汉人的传统。在已经读得烂熟的儒家典籍里，他不记得到底有多少次读到这样的记载。当年周公制礼，打猎就是中华礼仪中极要紧的一项，这不是游乐而是义务，只是要严格遵守一大堆规章制度罢了。《榖梁传·昭公八年》说靠打猎来练兵是“礼之大者”，《周礼》里边对此还有具体的设计——礼制不等于文治，打猎、打仗都是礼。
这样的礼，早在周代就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六艺之中包含御与射，孔子就很拿手，而且也教授这些——孔子主要教授的内容并不是文化知识。
有战事就打仗，没战事就打猎，理论上说一年四季都该打猎，但实际情况可能是《国语》中讲的那样，“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在冬天农闲的时候进行军事训练；《诗经》的经典注疏本里也说“习于田猎谓之贤”。但是文治渐渐压倒了武功，围猎也渐渐变质为帝王的游乐，到了后汉，儒生们力主文德、排斥武功，使国家废止了田猎之礼和战阵之法，结果盗贼越发横行，肆无忌惮。
大儒马融上奏《广成颂》，痛心疾首地建议恢复围猎之礼，但这样的声音在后来的一千多年里变得越来越弱了。如果再往前推，孔子教授的“六艺”不也有“射”“御”两项吗，为什么后来的儒家却单单退化成了“知识分子”呢？——想到这些，容若不由得嘴里又涌出了祭肉那肥腻腻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