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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方药大亨和安德鲁·卡耐基、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等实业界巨子一起，站到了新社会秩序的风口浪尖上。到1890年的时候，美国已经有大约4000个百万富翁了，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飞速增长着。在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或者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他们最大的难题已经不是如何赚钱，而是如何花钱了。百万富翁成了让人眼红的时代英雄，美国伟大的新宗教面临着来自金钱的挑战。卡耐基自己成天忙于四处传播他自己所谓的“财富福音”。费城教士、天普大学首任校长拉塞尔·康韦尔进行了3000余次以“钻石之地”为主题的演讲，阐释他关于“上帝喜欢创造财富的人”的信条，他也因此过上了相当富足的生活。康韦尔曾告诉他的听众：“我敢说你应该是能够致富的，诚实地赚钱就是对福音的最好说教。”
但是，穷人的生活状况却变得越来越令人绝望。富有的实业家可以快速地聚敛财富，因为他们的工厂每天只需要支付10美分给一个8岁的童工。当人们在解释这个令人震惊的贫富差距的时候，他们会相当虔诚地被“适者生存”的观念所左右，像卡耐基一样用修正的社会进化论来解释一切。这就是社会进步带给我们的不幸结果，但却是不可避免的。卡耐基说：“今天，在我们的眼中，富翁府邸和穷人瓦舍之间的差距正好反映了社会文明所带来的变革。”卡耐基声称：“这样的状况并不糟糕，反而由于它的高收益性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它对……民族的进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幸运的是，卡耐基说过，他把巧妙地运用慈善事业来帮助提升社会底层人士的生活水准当作是他作为基督教徒的责任。
在美国，不仅是北方人持这样的态度。马克·吐温注意到有这样一种南方人：“他们生性活泼，对迁徙和演讲充满激情，视美元如上帝，如何赚钱便是他们全部的宗教信仰。”1886年，时任《亚特兰大宪政报》编辑、新南方的代言人亨利·格雷迪告诉新英格兰俱乐部，“我们已经消除了梅森和狄克逊以前留下的界限”，因此，“佐治亚美国人”跟北方人是一样的。当时，有一个佐治亚人与康韦尔一唱一和，忠告其他南方人，说赚钱乃当务之急：“让南方的年轻人凭自己的力量崛起，在各个方面与北方佬抗衡……如果你想出人头地的话，那就去赚钱！与诚实的穷人相比，这个世界的人更尊敬有钱的流氓。让贫困见鬼去吧。但在现代社会……赚钱才是硬道理！”
后来从彭伯顿的手中买下可口可乐配方的阿萨·坎德勒把可口可乐变成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坎德勒并不是一个唱高调的人，但在他的演讲中，很明显是把宗教、资本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三者等同起来了。坎德勒的可口可乐成了这个和弦的重要标志。可口可乐的成功应当直接归功于广告的作用。
美国的所有好产品的背后都有广告的烙印。广告使可口可乐成为美国经久不衰的大众饮料。阿萨·坎德勒跟他的卫理公会主教哥哥沃伦一样，是个资本主义传教士，只是坎德勒散布的是他自己的那一套资本主义。
甚至在内战爆发以前，严守教规的法国教徒亚力克西斯·托克维尔就意识到了美国人把上帝、国家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倾向。在他19世纪40年代周游美国的时候，托克维尔就发现了这一现象：“在美国，炽热的爱国情怀始终在点燃着人们对宗教的热情。”他在游记里写道：“如果与基督教传教士交谈，你会惊喜地听到他们如此频繁地提及尘世的产品，在几次三番想见到牧师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个政治家。”
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企图通过秘方药来快速致富的商人们都失败了。其实，他们是已经赚够钱了，“秘方药大亨们驾着富丽堂皇的蒸汽游艇在公海上乘风破浪的景象”引诱了很多未来的企业家去碰运气，可惜他们常常是血本无归。
1886年4月25日，《纽约论坛报》的记者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秘方药行业已经饱和的长篇评论。他说“现在最普遍的看法”就是，秘方药商人们的生活“是最为奢华的”，所有进入这个行业的人都顺理成章地成了有着自己的游艇和赛马的百万富翁。但他同时指出，最后一批进入这个行业的大概只有2%的人赚了一点小钱，其他人早已潦倒不堪。就在这篇评论发表后的一个月，可口可乐面世了。很显然，在那个时代可口可乐的成功之路可谓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