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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声疾呼的国文课

当时我进的中学还是四年制。这中学是附属于南洋公学的,叫做“中院”。大学部叫做“上院”,分土木和电机两科。(当时南洋公学虽已改称为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但大家在口头上还是叫南洋公学。)中院毕业的可免考直接升入上院。南洋公学既注重工科,所以它的附属中学对于理化算学等科目特别注重。算学是我的老对头,在小学时代就已经和它短兵相接过,但是在中学里对于什么代数、几何、解析几何、高等代数等等,都还可以对付得来,因为被“向上爬”的心理推动着,硬着头皮干。在表面上看来,师友们还以为我的成绩很好,实际上我自己已深知道是“外强中干”了。

但是南洋公学有个特点,却于我很有利。这个学校虽注重工科,但因为校长是唐蔚芝先生(中院仅有主任,校长也由他兼),积极提倡研究国文,造成风气,大家对于这个科目也很重视。同时关于英文方面,当时除圣约翰大学外,南洋公学的资格算是最老,对于英文这个科目也是很重视的。前者替我的国文写作的能力打了一点基础;后者替我的外国文的工具打了一点基础。倘若不是这样,只许我一天到晚在XYZ里面翻觔斗,后来要改行便很困难的了。但是这却不是由于我的自觉的选择,只是偶然的凑合。在这种地方,我们便感觉到职业指导对于青年是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

当然,自己对于所喜欢的知识加以努力的研究,多少都是有进步的,但是环境的影响也很大。因为唐先生既注意学生的国文程度和学习,蹩脚的国文教员便不敢滥竽其间,对于教材及教法方面都不能不加以相当的注意。同时国文较好的学生,由比较而得到师友的重视和直接间接的鼓励,这种种对于研究的兴趣都是有着相当的关系的。

我们最感觉有趣味和敬重的是中学初年级的国文教师朱叔子先生。他一口的太仓土音,上海人听来已怪有趣,而他上国文课时的起劲,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他对学生讲解古文的时候,读一段,讲一段,读时是用着全副气力,提高嗓子,埋头苦喊,读到有精彩处,更是弄得头上的筋一条条的现露出来,面色涨红得像关老爷,全身都震动起来(他总是立着读),无论那一个善打瞌睡的同学,也不得不肃然悚然!他那样用尽气力的办法,我虽自问做不到,但是他的那样聚精会神,一点不肯撒烂污的认真态度,我到现在还是很佩服他。

我们每两星期有一次作文课。朱先生每次把所批改的文卷订成一厚本,带到课堂里来,从第一名批评起,一篇一篇的批评到最后,遇着同学的文卷里有精彩处,他也用读古文时的同样的拚命态度,大声疾呼地朗诵起来,往往要弄得哄堂大笑。但是每次经他这一番的批评和大声疾呼,大家确受着很大的推动,有的人也在寄宿舍里效法,那时你如有机会走过我们寄宿舍的门口,一定要震得你耳聋的。朱先生改文章很有本领,他改你一个字,都有道理;你的文章里只要有一句有精彩的话,他都不会抹煞掉。他实在是一个极好的国文教师。

我觉得要像他那样改国文,学的人才易有进步。有些教师尽转着他自己的念头,不顾你的思想;为着他自己的便利计,一来就是几行一删,在你的文卷上大发挥他自己的高见。朱先生的长处就在他能设身处地替学生的立场和思想加以考虑,不是拿起笔来,随着自己的意思乱改一阵。

我那时从沈永癯先生和朱叔子先生所得到的写作的要诀,是写作的内容必须有个主张,有个见解,也许可以说是中心的思想,否则你尽管堆着许多优美的句子,都是徒然的。我每得到一个题目,不就动笔,先尽心思索,紧紧抓住这个题目的要点所在,古人说“读书得闲”,这也许可以说是要“看题得闲”;你只要抓住了这个“闲”,便好像拿着了舵,任着你的笔锋奔放驰骋,都能够“搔到痒处”,和“隔靴搔痒”的便大大的不同。这要诀说来似乎平常,但是当时却有不少同学不知道,拿着一个题目就瞎写一阵,写了又涂,涂了又写,钟点要到了,有的还交不出卷来,有的只是匆匆地糊里糊涂地完卷了事。

(原载1936年11月8日上海《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23号,署名韬奋。)7BlqMAMl062/Roq1jgma1QhQh1zVGv6Fhsgi5JtH5t7OIvdK8XVF2jMJlBEx6+k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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