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令人触动的发现

通往康健的道路，是由命中注定的绕道和错误的转弯组成的。

——荣格

生活中最奇妙和伟大的事情莫过于，爱和科学带来的惊喜和感动。1969年是我感情上失败的一年，而那一年人类在科学领域取得的进步却令我无比激动。一项重大的科技事件发生在太空，而内心觉醒也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那年初夏，我和朋友们惊讶地张着嘴巴，紧盯着电视屏幕。“鹰”号登月舱在宁静海基地着陆，阿姆斯特朗坚定地踏上了月球表面。我们听到那句不朽的语句：“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人类不仅踏上了月球，也迎来了科技的繁荣。从太空中最近的“邻居”月球传回的地球影像，提醒着我们，人类并非宇宙的中心。

虽然这个日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我怀疑究竟有多少人能记得清，阿波罗登月的年月甚至只是年份。然而在1969年7月20日这一天，内在探索产生的激动之情，不可磨灭地铭记在我心中。这是与我的身心治疗职业有关的一个偶然事件，发生的每一点都让人侧目。它成为我职业生涯的第一步，孕育出理解人类境况的崭新视角，也让我能够直面自己难以克服的感情羁绊和幽灵般的创伤。

这件事缘起于一位被转介来的名为南希（非真名）的年轻女士，因为她的精神科医生知道我对压力与身心治疗这一新兴领域抱有浓厚的兴趣。南希一直饱受经常性偏头痛、甲亢、疲劳、慢性疼痛和使人虚弱的经前综合征的困扰。如今，这些症状可能会被诊断为纤维肌痛症和慢性疲劳综合征。惊恐发作和空旷环境恐惧症把她困在家中，她的活力在慢慢流失。那位精神科医生认为，我发展出的一套基于身体知觉的放松和减压步骤方法或许会对南希的病情有所帮助。

南希紧张地挽着她丈夫的手臂来到我的办公室。她焦躁不安，手动来动去；她对丈夫过度的依赖显然对他是一种负担。我注意到她犹如一只受伤的乌龟，挺着僵紧的脖子，也如一只受到车灯惊吓的小鹿，瞪大双眼，弓着身子，传达出一种强烈的恐惧与挫败感。南希的静息心率非常高，已接近每分钟100次（我可以从她颈动脉的跳动判断出来）。她的呼吸很浅，好像仅仅刚够维持她的生命似的。

首先，我教她有意识地放松长期紧绷的颈部和肩部肌肉。她像是完全放松了下来，随着呼吸加深，心率也降到了正常范围。但片刻之后，她又猛然变得异常焦虑，她的心脏猛烈地跳动着，心率直升到每分钟130次；她骤变的呼吸，快且浅。我不知道该怎样帮助她，只能看着她一下子僵在了惊恐之中，面如死灰。她瘫在那里，几乎无法呼吸，心脏看起来似乎也不再跳动，心率猛降到每分钟50次（这种心脏活动在第6章会介绍）。我不知所措，克制着自己的惊慌。

“我快死了，别让我死。”她神经紧绷，小声乞求道。“救救我，救救我！我不想死。”她的无助令我不安、恐慌，却唤起了我潜意识中一个和古老原型有关的解决方案。突然间，我头脑里闪现出一个如梦境般的画面：一只老虎，蹲伏着做好了进攻的准备，随时将从对面的墙里一跃而出。

“快跑，南希！”我想都没想，便下了指令。“有只老虎正在追你！快爬上那些岩石逃命。”我困惑于自己情绪的失控，同时惊讶地注视着南希。她的双腿颤抖起来，然后一上一下地移动，好像原地跑了起来，她的整个身体开始抖动。一开始是痉挛般的抖动，随后缓和下来。当抖动逐渐平息（大概持续了半小时），她体会到一种平静感，用她自己的话说：“有一阵阵温暖的麻麻的感觉。”（见图2-1和图2-2）

后来，南希说，在刚刚的治疗过程中，她看到了一幅恐怖的画面：4岁的她正挣扎着想从一个按住她的医生手里逃脱；这位医生正给她注射乙醚麻药，然后做常规的扁桃体切除手术。她说这件事情自己早已忘记，直到现在才又想起来。让我惊讶的是，这戏剧性的峰回路转彻底改变了南希的生活。之后，她的许多症状大幅好转，其中一些完全消失。之后，南希就再也没有过惊恐障碍发作，而且接下来的两年，直到从研究生院毕业前，她的慢性疲劳、偏头痛和经前综合征都有了显著的好转。此外，她还报告了其带来的“副作用”——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快乐。

天生的复原能力

让南希从顽固的症状里摆脱出来、重回正常生活的内在机制，也使我在车祸后免于精神创伤。在一个值得信任且令人放松的人面前完成的颤抖与战栗帮助南希和我找回了安宁与健康，让我们免于一直生活在创伤的阴影中。

通过感知这微小的躯体动作，我们重现并完成了被压抑的、本能的、具有保护性的动作。残留在我与南希神经系统的“能量”被生物的生存本能激发并释放出来。作为一个毫无防备之力的小女孩，南希被控制和制服，并试图逃离，而这场逃离持续了很久。简而言之，治疗南希的经历让我懂得，当我们用行动同致命威胁抗争时，与生俱来的反应是如此的强大且充满智慧。

这些保护我们的原始力量与那些吞噬我们、让我们难以抵挡的无助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与南希经历的不同在于，我当时有幸对自己进行急救，而且在现场的儿科医生的帮助下，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被遏制在萌芽状态。南希，如大多数人一样，并没有这么幸运。20年后，在我的办公室中，我们简短地重访且“改造”了她童年的手术噩梦，此后，她曾年复一年承受的、本可以避免的痛苦才得以缓解。

如果没有感知到源于生存本能的原始肌肉力量，以及与其形成反差的无助境遇，我的生活也一定会和南希一样，被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阴影笼罩。那样的话，我会同她一样，常常受惊吓、胆小、警惕性强、不敢冒险探索外面广阔的世界。正如她能够通过回忆摆脱折磨一样，我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逃离这场灾难，或在创伤发生时就防御性地重置神经系统。

面对重大威胁时，我们会调动巨大的能量去保护自己。我们闪躲、转动、紧绷全身或回撤身体；我们的肌肉发力，准备好搏斗或者逃跑。但若行动毫无效果，我们会僵住或者瘫倒在地。南希4岁的身体试图逃离那蒙面的捕食者，她的身体渴望躲避和逃离，却做不到。她不情愿地被几个带着面罩穿着长袍的巨人制服，被按倒。她无法动弹的身体和因被困住而产生的恐慌感发生冲突，如同身体学会了只能僵在那里一样，她的大脑也学会了这一点。

当任何生物意识到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致命威胁来临时（几乎毫无逃跑的机会），瘫痪与情感抽离是常见的生物性反应。动物行为学家把这种与生俱来的反应称为 紧张性僵直 。人类所经历的这种动弹不得的状态，源于无助的恐惧与惊慌。这种情感抽离与瘫痪的状态本应只是暂时性的。当被捕杀时，野生动物可能做出这种强烈的生理性休克反应，它们可能在此时被吃掉，也可能在与死神擦肩前恢复活力。此后，在同样的情况下，它们便不会重蹈覆辙，也许会变得更加聪明，对类似的危险和威胁更加警惕（这不同于过分警惕）。例如，一头鹿再也不进入某些高于地面的岩石区域，因为它曾在类似的地方遭遇美洲狮的追击。

不同于动物，人类经常陷于一种中间状态。经历过极度恐怖的威胁的人很难再完全回到从前的生活当中，他们会在某种情况下习惯性地僵住，而在同一情形下，没有受过精神创伤的人感觉到的只是危险，甚至体验到的是兴奋与刺激。瘫痪本该是生物面对无法逃脱的威胁时的孤注一掷，却成了人类在受刺激和惊吓情况下的无奈选择。例如，人们常常不会意识到，性唤起或许会将性兴奋变成性冷淡、性厌恶和性回避。

创伤的生物学视角

为了理解南希的这段经历，我被引入了好几个全新且不同的研究领域。首先我意识到，若不是对自己本能反应的信任和那一点点侥幸，或许我会不小心让南希再一次经历创伤，使她本来已很严重的症状恶化。此外，我像个早早就中了头奖的赌徒，马上发现发生在南希身上这难以置信的一次性“治愈”并非总会重演。于是，我踏上这条漫长且磨人的旅途，去探知掩埋在1969年夏天的隐秘线索。后来我发现，至关重要的是“精确测量”（逐渐接近并控制）这些创伤的生理反应，从而降低其强度。帮助患者回忆并重新经历创伤其实是没必要的（这会降低患者的掌控感与完整感），这可能会致使患者病情的加重。我还发现，用来释放能量的抖动与战栗通常很难被他人察觉到，这通常表现为肌肉的自发性收缩（微小的肌肉颤抖）或仅仅是肌肉的温度变化，例如肌肉温度升高。通过观察手和脸的颜色变化，就会察觉到这些细微的变化。

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从对动物及其神经系统的比较研究起步，我开始探索创伤的生理基础。我认为，这会帮助我发展出一套体系化的治疗创伤的方案，而这套方案可以被系统地、可信地、安全地学习和复制。这场旅途也圆了我曾经的一个有关太空旅行的梦想。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念医学生物物理学的时候，我成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减压顾问，我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宇航员准备他们的第一次太空旅行。这是一次很特殊的机会，因为我可以接触并研究那些在高压环境中适应力极强的宇航员。这些观察研究启发我回首反思早些年在南希的案例中，她适应力的严重缺乏以及出人意料的迅速康复。宇航员超强的适应力即是一种技能也是一种本能；即使是经受人最严重的精神创伤的人，也有可能将这种技能激活并重新掌握它。

意外的收获

我绞尽脑汁地理解那天在南希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一个关于动物行为比较的研讨会上，一条不起眼的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彼得·马勒提到，被捕食动物（如鸟类和兔子）被束缚住时，它们会做出一些奇怪的行为。那晚我辗转反侧，激动难眠。当南希被医生制伏按倒时，她的反应是否和这些因科学实验而被束缚的动物类似？我脑中关于匍匐猛虎的幻觉一定源于那次研讨会。

在试图理解研讨会带给我的启发时，我读到了一篇发表于1967年的文章，题为“催眠特点比较”。 6 随后，我和我的研究生导师唐纳德·威尔逊 讨论了我对这篇文章的想法。他的研究领域是无脊椎动物神经生理学，并且对于“僵直”类型的行为非常熟悉，然而专心研究昆虫和龙虾的他对动物的催眠行为心存质疑。但这并不妨碍我花费大量的时间，泡在满是灰尘和霉味的生命科学图书馆，着迷于对动物瘫痪行为现象的广泛观察。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来访者被艾德·杰克逊（就是把南希介绍给我的那位医生）转介给我。于是，我和来访者们开始一起探索各种各样的肌肉紧张状态以及躯体姿态的模式，同他们的病症症状之间的内在联系；换句话说就是，释放肌肉能量并让这些根深蒂固的模式回归正常状态，会产生怎样惊人且出乎意料的治疗效果。随后，1973年，动物行为学家尼古拉斯·廷伯根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奖致辞中 ，出乎意料地并没有过多地提及他的动物研究，而是提到了人一生中的躯体变化，以及其在巨大精神压力下的失调现象。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亚历山大技术 的运用。他和他的家人在健康上受益于这种躯体再造疗法（他的血压回归到正常水平），而这与我的来访者身上发生的改变有相似之处。

我意识到，我需要和这位前辈聊一聊我的想法。了解到他供职于牛津大学后，我作为一名普通研究生，与这位不摆架子且慷慨大方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通过跨大西洋的电缆取得了联系。我告诉他关于南希等来访者的治疗状况，以及我对南希的“动物性瘫痪行为”原因的推测，即当面对无法躲避的威胁或承受极端压力时，动物的僵直反应也适用于人类。他非常激动，并鼓励我继续调查研究。 我偶尔也会想，若没有尼古拉斯·廷伯根、汉斯·西利（第一位精神压力研究者）和雷蒙德·达特（发现南方古猿的人类学家）的支持，我恐怕早已放弃研究。

在那次难忘的通话中，廷伯根用父亲般亲切的声音和略带责备的语气对我说：“彼得啊，我们毕竟只是一群动物而已。”然而，根据最近的调查，西方社会仅有一半的人（在美国甚至比例更低）相信进化论，并认同人类与其他哺乳动物有亲近的血缘关系。事实上，已有明显的解剖学、生理学、行为学与情绪科学的研究证据表明，人类与其他哺乳类动物具有相同的大脑结构以帮助个体存活，所以我们对于致命威胁有相似的反应。因此，我们可以从观察动物（特别是哺乳动物和更高级的灵长类动物）对致命威胁的反应中获益，学习他们是如何回归正常生活并在威胁过后恢复平静的。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与生俱来的恢复与自愈能力已被大多数人遗忘，这使我们面对创伤时变得异常脆弱。

然而，直到1978年，我的观察研究才步入正轨。那时，我一边在位于加州山景城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一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展我的身心疗法，并挤出业余时间泡在生物学研究图书馆。1978年12月的一个雨天，我照常去图书馆查找文献。在那个谷歌和个人电脑还没有诞生的年代，我的研究方法是，带着午饭来到图书馆，在书海中一页一页地查找相关文献。虽然这种方法看起来曲折且低效，我却发现了高科技搜索引擎可能无法帮我找到的、极为有价值的文献。这些扎实的文献积累工作为我倾注心血的终身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

后来，我偶然读到一篇令人大开眼界的文章，作者戈登·盖洛普（Gordon Gallup）和杰克·马斯（Jack Maser）在实验室用控制变量的方法描述了动物的瘫痪行为是如何被触发的。 7 这篇文章（第4章将讨论这篇文章）加深了我对和南希有类似症状来访者的理解，也让我开始思考某些由恐惧驱使的生存本能与创伤本身及治愈创伤的关系。由创伤引起的症状在20年之后被正式定义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并被当时的文献形容为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令人庆幸的是，当时的我并没有用20年后的视角理解创伤。

天缘凑巧，世事循环。几年前，在位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医学院的精神病学系的一个题为“心理治疗前沿”的研讨会上，我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讨论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位充满活力且略显淘气的男人跳了出来自我介绍道：“嗨，我是杰克·马斯！”我将信将疑地摇着头，然后开怀大笑起来。我们简短地聊了一下，之后一起吃午餐时，他告诉我他很开心看到自己在动物身上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心理咨询中实现了临床应用。可以说，他就像是我在科研领域的教父一样。

2008年，杰克·马斯向我推荐了一篇他与史蒂文·布拉查合写并刚刚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向传统主流的精神病学诊断标准发起了挑战，指出“紧张性僵直”这个概念对理解创伤至关重要。 8 这一大胆提议令我目瞪口呆。《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以下简称《手册》）是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用于诊断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疾病的百科式手册。（目前《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第4版修订本是最新的版本。）理想情况下，下一版，也就是第5版，在内容上将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在上一版《手册》中，对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标准的说明非常谨慎，并没有提及任何理论来解释精神创伤对人脑和身体上的影响。这种谨慎首先出于学术上的考虑，因为提出一个理论意味着向读者暗示出了治疗和预防该心理障碍的原理。其次，曾经对心理学领域具有绝对统治力的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依然势力强大，这也是上一版《手册》中对理论的回避和对分类学依赖的原因。我相信，学术界与实践派的有机结合将会带来心理疗法上真正的创新。怀有开放态度的跨学科合作，能够帮助我们筛选出行之有效的疗法，最终使饱受心理疾病煎熬的人们获益。

杰克·马斯和史蒂文·布拉查合著的这篇生气勃发的文章，对第5版《手册》的编写者们提出了一个挑战。他们大胆地假设，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成因可以从进化（动物本能）的视角被解释，而这种视角也完全可以解释在1969年南希是为何康复的。可见这篇文章对我的研究生涯是多么的重要。1977年，盖洛普和马斯关于恐惧和动物的瘫痪行为的研究，启发我从全新的视角解释南希的症状。如今，马斯和布拉查写下一段令人心潮澎湃的话，作为他们发表于2008年这篇文章的结束语：

我们迫切建议第5版《手册》的编写者，寻找收集相关实证研究与理论，从而用动物进化的视角理解精神病理学。在未来，这个领域将会更多地涉及生物学，也将诞生许多精神病理学新概念，从而有助于临床医生发展出更多切实有效的行为疗法。 9

这是多么令人欣喜振奋啊！我不由得好奇，我在圣迭戈医学研讨会上的报告是否从某种程度上激发了马斯和布拉查发起这项提议。在走过了不少弯路后，仅仅是想想我的科研成果有可能推进对创伤的精神病学诊断（或者至少能影响相关的讨论）就令我无比兴奋。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创伤诊断的简要历史吧。 JoMjDFJhGwhRmr2B3Qx0/a7ZPOTSVYFGZE94mFuiHvBHZ7W4KyDHedJAmq4/Jn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