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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按照大连艺术学校中专的预定期限，我们这一班毕业了。这一年，我十六岁。此时，我和我的同学们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
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被尘封多年的传统戏重新走上了舞台。而我们在校五年，绝大多数学习、接触的是现代戏，传统戏对我们来说几乎是空白，只是在临毕业前一年学了几出传统折子戏，完全是急就章。京剧艺术博大精深，在它二百多年的历史中继承了千百年来中国戏曲的优秀传统，“唐三千，宋八百”的丰富剧目和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段绝大多数体现在传统戏中，可以说，缺了这门课就不能够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京剧演员。何况当时大连京剧团不同年龄段的演员很多，四代演员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人人想得到展示，个个想登台唱角儿。由于论资排辈、论势排辈、旧科班的帮派、“文革”中的派别以及多年积累的矛盾和积怨的影响，年轻人可以崭露头角的演出机会少之又少，艺术发展的机会不多。
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为了使我们能健康地成长，使我们能够补上传统戏这一课，市领导做出了一个现在看来非常英明的决定：艺术学校1977届京剧毕业生留校，整体不解散，以这个班为基础成立实验京剧团，边演出实践，边继续学习。
就在我和同学们按部就班地继续留在艺校跟着老师们练功、学戏、补充传统京剧知识时，命运却给我带来一次无情的打击。1978年7月，我的父亲因病去世。父亲的离去对我们这个原本并不富裕的普通家庭来说，真像天塌下来了似的。父亲一走，只剩下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子女，我成了一家五口中唯一的男子汉。母亲是刚强的，悲恸中的她当着我们姐弟四人的面从不显露出过度的悲伤，而是用她柔弱的肩头挑起了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担。然而，在夜深人静时，我不止一次看到母亲独自一人躲在角落悄悄落泪……
父亲的去世使我仿佛一夜间长大了，为了不让母亲忧郁的目光更加忧郁，为了不让母亲肩上沉重的担子更加沉重，我杨赤必须发奋，必须拼搏，必须闯出一番天地。我决心挺起自己的腰板和家人们一起迎接命运的挑战。我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干出个样来，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母亲到剧场来看排戏中的我
从那时起，我练功、学戏更用功了，一门心思想让自己掌握更多的本领，争取将来成为舞台上的角儿，彻底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以大连艺术学校为基地，保留1977届毕业生原班人马成立的青年实验京剧团存在了七年。可以说，这七年对我及我们这个班是至关重要的时期，实际上这是让我们又坐了七年科。正是在这期间，我及我们班的同学奠定了腾飞的扎实基础，为我们将来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在这七年中，我们除了抓紧学习骨子老戏，苦练传统戏需要的大量唱、念、做、打基本功，以及学习传统京剧的化装、服装、道具等方面的知识外，还排演了《雏凤凌空》《杨门女将》《红灯照》等大型新编历史剧。
京剧是口传心授的艺术，需要“活体传承”，不是通过书本就能学到的。非常难得的是，当时除了跟艺术学校的老师学戏外，学校还为我们从全国各地遍请名师。这些京剧前辈现在看来，许多是大师级、国宝级的艺术家。在那个时期，这批令人尊敬的艺术前辈们不计报酬，不辞辛苦，唯一的信念只是为了京剧的传承，为了让十年动乱中遭受毁灭性的打击的传统艺术得以复苏，让我们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优秀民族艺术接过来、传下去。
在这里，请让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说出那些曾经为大连的京剧艺术，来连或通过各种方式为我们这个京剧班传艺授课的令我们受益终身的部分前辈艺术家的名字：
袁世海、关肃霜、厉慧良、魏莲芳、李紫贵、郭汉城、郑亦秋、刘秀荣、萧德寅、云燕铭、李长春、李家载、李鸣盛、梅葆玖、文涛、张春孝、刘长瑜、李光、沈健瑾、王晶华、王梦云、蔡英莲、张蓉华、宋长荣、萧润德、汤小梅、吕东明、朱福侠、管韵华、黄正勤、蔡正仁、杨梅访、李师斌、孙瑞春、李刚毅、张正芳、钳韵宏、安云武、叶蓬、胡芝风、张四全……
因为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年代久远，肯定还有一些为我们传艺的前辈的名字未能列上，但他们泽被后人，他们的贡献、他们的恩泽，还有其他众多京剧前辈们对我们大连京剧艺术做出的无私奉献，我们会永远铭记在心的。
在这七年间，我除了恶补传统戏基本功和多方面知识，向本校的老师们学习外，还先后向文涛、方荣翔等京剧名家求教。这一切都丰富了我的艺术积累，令我对净行的铜锤花脸、架子花脸、武花脸的基本常识和规律也有所掌握，充实了我的艺术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