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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日的傍晚，夕阳的余晖给滨城大连的街道和屋宇涂上了一抹亮色。
中山公园附近的一条马路上，一个年过四十的汉子骑着辆“大国防”自行车，背后车座上坐着个四五岁的虎头虎脑的娃娃。那个年代，这座城市的人没有现在这样多，车也没有现在这样多，更没有现在这样鳞次栉比的高楼。除了交通主干道，孩子们可以在马路上尽情玩耍：踢足球，跳绳，捉迷藏……
“搂紧我，别光顾看光景……”
汉子一边蹬着车，一边不时嘱咐着身后的娃娃。
坐车兜风的娃娃似乎并未理解汉子的心情，兴奋地嚷着：“快点儿，再快点儿！”
自行车驶过的街道留下了串串铃声和“咯咯咯”的笑声……
振工街有轨电车站附近老式居民院落的一所普通住宅中，汉子盘腿坐在火炕上，眼前放着张小饭桌，桌上摆着一碟花生米、一盘拌黄瓜。娃娃依偎在汉子身边，端着酒盅的汉子一边惬意地呷着“老白干儿”，一边不时往娃娃嘴里塞几粒花生米。屋角橱柜上的收音机传出现代京剧《箭杆河边》中张学津唱的那段【反二黄】，汉子听到兴头时随着收音机里的唱腔打着拍子，悠闲地哼起：“赖子呀，你要好哇好想一呀想……”
“你要好哇好想一呀想……”娃娃眨巴着眼睛，模仿着汉子的模样，稚声稚气地唱起来，还冲汉子摇头晃脑地扮了个鬼脸。
这时，一个中年女人端着热乎乎的玉米饼子和地瓜由外屋走进来，嗔笑着：“瞧你们爷儿俩，一对活宝……”屋里顿时传出一片欢笑。
这个中年汉子，就是我的父亲；少不更事的娃娃，就是我。
像绝大多数大连人是“海南丢儿”一样，我的老家是山东荣成，父亲1958年由老家来到大连，进锁厂做了工人。父亲是个老戏迷，尤其喜欢传统京剧，但母亲生下我几年后，传统戏就成了“四旧”，成了“封、资、修”，被打入另册，戏院和收音机中演的播的全是现代京剧：《六号门》《箭杆河边》《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在那个物质和精神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听被称为“戏匣子”的收音机里面播放京剧，是父亲工作之余的一大爱好。我姐弟四人，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母亲生下大姐九年后才有了我。父亲是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年近四十才得子，对我这个“能接户口本”的自然非常宠爱。父亲喜欢京剧的业余爱好也影响到姐姐，大姐在学校就是宣传队骨干，后来进了工厂也是业余剧团的活跃分子。我后来能爱上京剧、登上京剧舞台，并使它成为自己挚爱一生的职业，或许我的身上也有父辈爱好京剧的基因吧。
虽然我幼年时家境并不富裕，并没得到“排排坐，吃果果”般的物质享受，但从爱好京剧的父亲身上得到了一些粗浅的艺术熏陶。受父亲的影响，我也迷上了京剧，每当戏匣子里唱大戏的时候，我常常守在旁边听得入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