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篇：一路艰辛，一路风景

启蒙者

我是如何走上艺术道路的？有人说从事艺术的人主要靠天赋。如果要说所谓的天赋，那得先从我的父亲谈起，因为他是我美梦成真的引路人，我的启蒙者。

父亲是胶东半岛牟平人。当年家境还算殷实，父亲在山东老家读过私塾，念过小学，1947年参军，后来当了大连市民政局干部。他会拉胡琴，并经常在《大连日报》上以笔名“夏天”发表报道和文章，堪称高产通讯员，在大连市民政史上是值得提及的角色。早在山东老家的村里，父亲就是个文娱积极分子，拉二胡，唱京剧，有时还演地方戏和文明戏（又称新剧，中国早期话剧），加上在烟台念过书，受过城市文明和进步思潮的熏染，在农村算得上是个文化人。陈毅在山东招兵时父亲就参加了解放军，随部队进驻了上海。他在部队文工团搞过戏剧和歌曲创作，曾创作过小话剧，写过歌词，编写过《如何简易识简谱》的小册子。他还自学拉小提琴，是文工团小提琴演奏员兼乐队指挥。听父亲说，当时长影乐团的总指挥尹升山就是他的老师。在师文工团，他还和铁牛、仲星火等人一起工作过。

应该说，我在姐弟五人中更多地继承了父亲身上的文艺细胞。而父亲也把他的理想和对未竟事业的希冀放在了我的身上。严格意义上讲，是父亲把我带进舞台，让我一发不可收地喜欢上了舞台这一方天地。

儿时的记忆至今鲜活。那三层小楼下的大空地，就是观众席；临时用小桌、木板搭建的小舞台，就是我理想驰骋的天地……

父亲经常教我唱《洪湖赤卫队》的主题曲《洪湖水浪打浪》，以及《红梅赞》《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歌，还不时用二胡伴奏。父亲很严厉，我唱不好或不用心时，挨揍也是常有的事。

父亲母亲非常好客，周末家里常会聚一些朋友。父亲要我唱歌，在客人面前清唱一段，以博大人的欢乐。我最乐意的是，唱好了，客人连连夸奖，父亲脸上会呈现出有成就感和十分欣慰的样子，偶尔还会奖励我一根两分钱的冰棍。最不乐意的是，一有客人来就要唱。烦了的时候，我就特意唱走调，让父亲难堪。耍弄这样的小伎俩，必会换来客人走后挨板子的结果。我的手掌被打得生疼，母亲便来护着我，可打总是免不掉的。

邻居都知道我爱唱爱跳，那阵子我也算是个人物。很小的时候我就不怯场，敢于当众表现，在父亲的调教下，我也变得善于表现。当时我就是因为唱歌表演而受到父亲宠爱的，他总让姐姐和妹妹多干一些家务活，我为此沾沾自喜，在姐妹们面前颇有些自傲。

我家住在大连人民广场附近的一幢日式建筑的三层楼上。每逢夏季来临，广场附近便成为一个小小的欢乐港湾，街坊邻居自发地用小板凳和破长条椅支起了一个简陋的小舞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邻居们纷纷举家前来占据最好的位置，一场便民惠民的演出就要开始了。父亲担任总导演兼琴师。母亲则做一些类似剧务、舞台监督兼服务员的工作，她时而催场，时而用大水壶跑前跑后地为大家的大茶缸子里续水。父亲先咳嗽一声，接着琴声一响，表演就算开始了。我走在临时搭建的颤颤悠悠的小舞台上，给大家鞠一个躬，就唱起了“洪湖水啊浪打浪”“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手拿碟儿敲起来”等那个年代最流行的歌曲，并一首接一首不停地演唱。掌声、叫好声一次比一次响，路人驻足围观，场面越来越大。后来，小舞台搬到附近胡同里一座独立的敞开式庭院里，那里就成了那条街上名副其实的“民众音乐剧场”。那时的周末只休息一天，每逢休息日人们便早早吃完了晚饭，占据了最好的位置，等待欣赏这个没有经过任何装饰的小舞台上的“演唱”，演员就是“夏家的五姐弟”。每到这时，整个庭院就洋溢着祥和与温馨、欢乐而惬意的氛围。这台“小晚会”够丰富多彩的了，有独唱、二重唱、京胡独奏、小提琴独奏和二胡演奏，还有京剧选段。最精彩的当属压轴戏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智斗》，我扮演阿庆嫂，弟弟扮演刁德一，父亲扮演胡传魁，我们一下子就把晚会推向了高潮……我居然成了小巷舞台上的“角儿”。

5岁时父亲开始对我进行较为正规的训练，教我识简谱、唱歌。为了让我练好歌，父亲还特意准备了一把小木尺，如果我唱错了或偷懒耍滑了，他就用小木尺打我的手心，以作惩戒。那一下子足以让我刻骨铭心。为了练好《南泥湾》，我也不知挨了多少打，为这事，一向善解人意、从不和父亲吵嘴的母亲竟气势汹汹地和父亲吵起架来。后来父亲又让我学琴，反正学的样数越多，我挨打的次数也越多，以至于每天吃晚饭的时候一见父亲放下碗拎起二胡，我的身子就抖作一团。

我那时年幼，不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打疼了就跑到厕所里把门一关，对着墙壁悄声骂父亲：“坏爸爸，坏爸爸！”气急了，我还会跺着脚再来两句：“坏死了，坏死了！”父亲对子女教育的严厉和偶尔简单粗暴的方法使儿女们都惧怕他。记得有一次我练得实在太累了，就趴在楼上的护栏边观看楼下的小伙伴玩耍，他们玩得那么有意思，那么开心。强烈的诱惑让我忍不住了，索性也溜到楼下去玩，边玩边担心被父亲发现，因为一旦被父亲发现那后果不堪设想。邻居小伙伴都知道父亲的严厉，很仗义地主动到父亲下班回家的路口站岗放哨，一见到父亲的身影便像电影《鸡毛信》里“推倒消息树”一样给我发出信号，我就赶紧往楼上跑，然后扯着嗓子使劲唱。

一般来讲，这种方法倒也奏效。可是有一次，我正玩得起劲，听见有人喊：“冬子，你爸回来了！”我吓得撒丫子就跑，结果刚跑到二楼，就被邻居家门口的垃圾桶绊了一跤，一个跟头摔出去老远。我忍着痛爬起来接着跑，可是刚刚上三楼推开家门，就听到伙伴们在楼下喊：“冬子，快出来吧，整错了，刚才那人不是你爸！”我一听，嘿，腿一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这才看到腿上被磕出个口子，鲜血沾满了裤脚。

9岁那年，父亲带着我到市少年宫参加考试，我唱的是最拿手的歌《南泥湾》。少年宫的一位资深的声乐老师听完后对父亲说：“这孩子音质好，很有发展前途！”他当即收我为徒。更让我欣喜的是，声乐老师不仅让我参加“六一”儿童节演出，还让我担任领唱。

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第一次站在真正的舞台上，那绚丽的灯光、宽敞的台口、绛紫色的大幕、高高的合唱台阶……我就像小鸟一样站在高高的枝头上，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激动。那么多的合唱队员，声乐老师竟然让我这个新学员来领唱，幸福感、自豪感在心中油然升起。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对这偌大的舞台充满了特殊而神奇的向往，不仅不惧怕，反而期盼着天天在这样的舞台上唱歌，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事啊。

那次演出之后，我的自我感觉变了，回家后抑制不住激动，对父亲讲述了初次登上舞台的一些感想。父亲发现，一夜之间他的女儿似乎长大了许多，艺术潜质开始彰显，他决定再也不督促我练功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每天早晨五点就自觉起床到楼顶的小平台上练习发声、练习舞蹈基本功……那把曾经令我胆战心惊的戒尺也从此下了岗。

后来学校成立宣传队，我入选了，可父亲不同意，他怕我学坏，因为那时是“文革”期间，社会挺乱的。但我就喜欢参加宣传队的演出，那时不懂什么叫表演，登台演出或练个节目什么的，是真心投入。不吃饭、少睡觉可以，不让我演出绝对不行。有时演出遭阻，我便去哀求母亲，常以多干家务活为条件。母亲心软了就对父亲说：“你把孩子调教得整天唱这唱那，孩子真要去了你还打秃噜，能说得过去吗？”父亲无语了，我就开始哭鼻子抹泪，父亲不答应我就一直哭下去。“叫她去吧！”一听父亲同意了，我顿时破涕为笑，一个高蹦起来：“谢谢爸爸！谢谢妈妈！”

中学时，我身体很单薄，父亲和母亲怕我会下乡插队，因为父亲经常下乡，赈灾救灾是他的工作，他对农村的情况再熟悉不过了。那个时候父亲和母亲一合计，决定带我参加艺考，不论什么地区的文艺团体来大连招考，他们肯定都不会放过，真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

艺考之路

应该说，我的艺考之路一点儿都不顺利，我也不了解干文艺、吃文艺饭会如此艰辛。记得总政文工团、海政文工团来大连招考的时候正赶上强台风在大连登陆。那天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望着窗外的瓢泼大雨，母亲心疼地劝父亲这天就不要去了，可是父亲想了想，最终还是咬牙拖着我冲出了家门。只可惜，总政文工团和其他招考单位一样，虽然觉得我的条件不错，但还是怕我年龄太小没过变声期，一再安慰父亲，说等到我16岁以后再来招我。父亲也只能带着遗憾领我回了家。

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的命运：16岁那年，辽宁歌舞团来大连招独唱演员。我像所有青春萌动的少女一样，也挺喜欢文艺的，尤其喜欢唱歌，心想如果能考上歌舞团当一名歌唱演员该有多好呀。那天我正在少年宫上声乐课，我唱了一首《台湾岛》，少有的女中音音色引起了辽宁歌舞团老师的注意。下了课，我和另外三名同学被留下，参加发声、音域、乐理之类的考核。好一番折腾，第二天又接着参加考试。不到一周时间，那位辽宁歌舞团的老师竟拿出政审表让我填写，我真是喜出望外，回家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爸妈。爸妈接过政审表，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看得出来，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这一年我虽然忙得不亦乐乎，但总算有了结果。

没几天，父亲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说大连话剧团也要招生了。可我觉得没意思，话剧不就是说话吗，只要会说话就能演戏。但是父亲喜欢话剧，他是大连话剧团忠实的观众，他执着地让我报考话剧团。我打小就听他的话，实在没招了只好顺从。父亲便匆忙给我准备了一篇课文让我背，我背得差不多了，他又嘱咐了一番，随后就领我上路了。

当时，大连话剧团在青泥洼桥原动物园对面的艺术剧场，考试内容是朗诵和即兴表演，当场给我的题目是《痛失亲人》。也许是一波三折的求艺路让小小年纪的我感触太深了，谁也没有想到，我话未出口已热泪如雨。这引得考官们颇为惊奇，他们深受感染，大笔一挥，一试通过，让我准备二试。在众多考生中其貌不扬的我竟爆了个冷门。

未料二试我说什么也不干了，原因很简单：那些考话剧团的女孩又高又漂亮，和她们一比，我顿时一点点优越感和自豪感都没了，简直就像一只丑小鸭！一试回到家，我一头栽到床上大哭，父亲母亲见此情景，表现出从没有过的冷静，他们毕竟是过来人。父亲一把拖起我：“还想干文艺吗？”“想。”我哭着说。“想，就继续好好考，不要管其他的！”父亲的口气有点儿要“爆炸”，我惧怕了。母亲在一旁不停地安慰我、鼓励我，还真奏效。我抹干眼泪继续参加考试，二试就这样也通过了，我兴奋得都睡不着觉了。

第三试，剧团领导开始分工负责辅导学生，负责辅导我的是当时话剧团的副团长田奎一。他给我找了一首诗《王大妈的话》，出的小品题目是《报考前夜》。我记忆最深的就是那首诗——《王大妈的话》。田团长先给我讲王大妈的故事，让我体会作品，然后给我排练。他很瘦，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让我有些害怕。他耐心细致，一句话、一个标点地给我指点，鼓励我大胆放声朗读。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父亲不放心了，他怀疑这么晚了我可能排完走了没碰上，就和门卫打了招呼上了二楼办公室。没走到门口就听到了里面琅琅的读诗声，他放慢了脚步。他没有想到，已经晚上十一点了，这么一个权威人士还在给一个初来乍到的小毛丫头尽心尽力地指导。三试这一天，我自信大方地走上了舞台，充满激情地说出了《王大妈的话》，感动了在场所有的评委，三试通过了！

历经近一年的折腾，终于到了最后一关。最后一试，也是决定命运的最为重要的一关——化妆造型，这是选择话剧演员角色类型必考的一关。那天，我一个人坐在化妆间的角落里愣愣地瞅着别人，心里像揣了只兔子，扑扑直跳。忽然，一位老师走到了我的面前，打量了我好一阵说：“夏君，我要把你化得最漂亮，希望你能考上！”

果然，那天我一出场，台下便议论纷纷，考官们交头接耳。我害怕极了，心想这下可完了，近一年的努力全砸了，眼泪顿时涌了出来。就在这时，考官发话了：“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姑娘上了妆貌若天仙，是大青衣的胚子，好好培养，将来是个角儿。”我一怔，暗暗地庆幸，瞬间调整了状态。这一次我表现得从未有过的好，也许正是化妆造型让我找到了自信。后来进了话剧团才知道，这位关键时刻助我一臂之力的是团里资深的表演艺术家刘雪芳老师。

好事成双，就在考上大连话剧团几天后，辽宁歌舞团的录取通知书也发了下来，我被同时录取了。大连话剧团的领导找到我的父母做工作，父母对我也难以割舍，生怕我远离他们，最后决定让我放弃歌唱。就这样，小时候梦寐以求当歌唱家的梦想破灭了。应父母之命，我这个乖巧听话的孩子从此迈进了话剧的艺术殿堂，开始了话剧表演的征途。

我的母校大连第十六中学专门为我召开了隆重的庆功会兼欢送会，我带着幸福喜悦的心情和美好的憧憬，进入了大连话剧团。

冷板凳和大熔炉

剧团对我来说是新奇的，也是枯燥的。进团后我发现自己的年龄最小，身体也没有长起来，还是唯独从学校直接考进来的学生，而其他的哥哥姐姐都来自工厂、农村及其他不同行业。仰脸看着他们，人家要个有个、要样有样，都陆陆续续接到角色上戏排戏了，只有我在学员班里坐了整整一年的冷板凳。除了有时练练发声，练练形体，我只能坐在剧场里看演员们演戏。说实话，头一两年里，我的感觉就和童话里丑小鸭的感觉一样，那种落魄失宠的痛楚，让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偶尔人手不够时，他们也让我跑个龙套，如果机会好的话会给我一两句台词。演话剧不说话那就是一个哑巴，演员不上戏，团里没人搭理你。

细心的母亲看出了我的心事，不时鼓励我：“千年的小溪流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孩子慢慢来，别上火。”父亲见到我情绪低落，有些后悔了，他想起辽宁歌舞团的老师曾说“夏君天生就是女中音歌唱家的料”，也许应该让女儿去那里……当父亲十分郑重地和我商量，试图了解我的真实意愿时，我回答：“不，我要坚持！爸、妈，你们的女儿不会让你们丢脸的！”因为我懂得，我能够走到这一天，走到这一步，有多么不容易。艺考就像大浪淘沙，一批批地考，一次次地被刷掉，最后我们这一批被话剧团录取的只有三个人。我要珍惜，我要刻苦，我要努力。

团里新学员渐渐多了，就正式成立了学员班。我们天天住在剧团里，两位德高望重的老演员王会安老师和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张春莲老师作为我们的班主任，负责日常的形体、台词训练。排戏时大家都要去看，开座谈会时都要谈感受。那时，团里经常邀请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来为我们上表演课、台词课。我是采用笨鸟先飞的路子，一早上班报到之后，立刻就跑到剧场二楼走廊练功。除了绕口令，父亲还给了我一本古诗集让我练，我不管看不看得懂，一气背了近四十首唐诗。我收拢心思，下定决心，几乎每天早来晚走，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辛苦，有时练得嘴和舌头都木了。母亲看我吃饭不得劲，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谎称没事。就这样我的台词基本功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以后表现人物的语言张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老师后来专门表扬我的台词功夫，并撰文称道。

尝到甜头后我没有止步，反而更激励自己刻苦练习研究台词语言。当时我们团的导演有黎军、王成斌和李启昌，王导和黎导都是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艺术学院来华执教的专家培养出来的，他们对演员台词的要求极其严格。团里的老演员的声音根本不用麦克风就能给观众强烈的震撼。即使是嗓音一般的老演员，也能让坐在二楼最后一排的观众听得真真切切。当时人人都羡慕这些老演员，我也深受这些老同志的榜样力量和敬业精神的影响，苦练基本功，从不放弃每一次、每一时的排戏和看演出的学习机会。

第一个角色

参加剧团的第二年，我一下子长高了5厘米，体形也发育得舒展开来。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为了训练学员独立创造角色的能力，团里决定排一部话剧《板仓风雨》，全部起用青年演员进行教学排练。我通过了考试，黎军导演让我饰演女主角杨开慧。

终于有机会排戏了，我兴奋得难以入眠。心性极高的我购置了精美的笔记本，准备记录下导演对角色的分析以及对剧本的阐述。我蓄满了力量记下了几乎一本子的笔记。当我捧着上面写满了角色小传和剧本体会的笔记本交给导演时，他不屑一顾地给出了四个字：“抽象概念。”然后又补充了一句：“重新交作业。”

导演的评价切中要害、一针见血，因为当时我对话剧演员应如何体验角色、怎样有效地开启创作舞台形象的门径，基本上一窍不通。开始时我只是从概念上去理解杨开慧，认为她是个民族英雄，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最后英勇就义等。因此，表现出的形象是一个苍白的空壳：慷慨陈词，腰板挺直，没有潜台词，没血没肉。导演直言这个角色太不鲜活，简直就不是“人”，要求我把英雄人物生活化，在平凡中见伟大。这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创作角色的艰辛和困惑。我非常害怕导演把我换掉，让我失去这个角色，因为坐冷板凳的滋味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心里都酸酸的。

于是我不断地请教老师们，他们也喜欢勤学好问的年轻人。他们从剧本的历史背景、人物类型乃至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倾囊相授。但他们没有手把手、一招一式地教，说是怕我在表演上留下毛病，以后就不好改了。他们在排练中时而为我着急，时而让我转换思路，有位老师急了，就从家里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书籍拿给我看。

这本书让我如获至宝，我以为有了它，表演创作上的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可是书里的内容理论性太强，我急得半夜三更在家里哇里哇啦地边哭边跺脚。楼下邻居火了，上楼砸我家的门，吓得我蹑手蹑脚地从门缝里偷看。父亲满脸带笑，作揖打躬直赔不是。

邻居走后，我以为父亲又要对我发火了，谁知他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有耐心，拿起书看了之后对我说：“你不要死记硬背，要和创造的人物结合在一起。首先要想杨开慧她是人，是有情感的女人，不要去想她是个英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书里有两个字很重要，那就是‘体验’。有了真正的内心体验，然后把它转化融合到外部动作之中……”父亲手捧着书一直给我讲着，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通过一个阶段导演的耐心启发、老师们的细心帮助、排练场上的反复磨合，懵懵懂懂的我终于明白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微妙之处：只有外在形式准确揭示了特定内容的时候，这样的体现才具审美价值。杨开慧不是挺胸抬头的塑像，我开始一句话、一个潜台词地体会，安下心寻找杨开慧的内心轨迹，全身心地体验着一个女人、一位母亲的平实心怀。我的头不那么高扬了，语调也不那么激昂了，形随声走，声随心走。黎导乐了，老师们的心放下了。我这才明白，其实内心层面的东西更为重要。我在体味导演阐述、深刻认识剧本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人物的二度创作。

这个戏的排练让我初次品尝到了话剧演员的不容易，真的不是会说话就能演话剧。后来演了几个戏以后，我才逐渐明白，话剧演员创造角色是依据自身的感受来找寻人物感觉的。所以，我那时面对角色创造总有无数个问题和疑惑向老师们请教，慢慢地再通过排练反复磨合，有时如梦方醒，有时也叫导演批评得“体无完肤”，心里就想这活也太难干了，还不如当初上辽宁歌舞团，兴许就不用遭这个罪了。有时人物感觉一下子找对了，导演表扬一番，我的心情顿时为之开朗，又由衷地对导演产生感激之情。

这个戏让我在剧团的学员队伍里“小荷才露尖尖角”，也使我懂得了演员的基础理论及基本功的重要性。“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古训，成为我的行动指南。

严师指路

随之而来的是《定点》《中流击水》《小站》《万水千山》《占领颂》等剧目的排练演出。对我而言，这是使我获得锻炼提高的难得机遇，我被选入这些剧组，未必是因为我有多大优势，而是我肯下苦功钻研、加倍付出的努力得到团里老师们的肯定。我前进路上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受到呵护、培养的结果。我特别想念已故的导演、艺术家王成斌老师，大连市戏剧创作室曾为王导出版了一本纪念专辑《追寻艺术之光》，我在书中写了一篇文章——《我是王导的学生》。

我是王导的学生。当我用这句话作为怀念王成斌导演的文章题目时，有朋友对我说这个题目太浅白，没有文学性，我却笑着摇摇头。我的心告诉我，虽然王导只在两年间给我排了三台戏，但是这三台戏的经历却够我享用和怀念一辈子。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王导就离开了我们，我无缘再接受他的教诲，然而他对我的教诲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他是我一辈子的老师，我是他一辈子的学生。

感谢《板仓风雨》，它让我有幸结识王导。记得演出时，我要多紧张有多紧张，演出结束了，黎导笑呵呵地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你知道谁表扬你了吗？王导也来看戏了，他说你有潜质，好好发展吧。”

听了黎导的话，我在心里惊叫了一声。王导和黎导一样，都是我们剧团的大导演，省内省外都有名气。黎导为人特和蔼，见谁都是笑眯眯的。王导可不这样，他素以严厉著称，导戏永远不离开那把藤椅。他把藤椅放在艺术剧场大舞台中间，佝偻蜷曲在里面，远远望去像一尊雕像。别说他给我们排戏，就是远远地望着他，我们都大气不敢出。团里的老演员都有些打怵他，更别说我们这些学员辈的小演员了。听说他表扬我了，我心里除了惊讶竟没有多少兴奋的感觉，我可不敢想象王导如果给我排戏，我会是什么样子。

令我万万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王导就让我进了他的剧组。那一年话剧团全力以赴排重头戏《太平庄》，准备到省里参加汇演。王导安排我做了《太平庄》B组的女一号——一位农村妇女玉梅，为的是让我向A组的老演员们学习。

那是1978年初春，王导到底要给我排戏了。我紧张得中午连饭都吃不下，晚上回家对父亲说了这事。父亲笑了，他说这有什么可怕的。我说：“我们这出戏满台子都是大演员，那些大演员都怕王导，我如果上了台，还不叫他吓死呀。”说完这话我眼泪都流出来了。父亲更乐了，他说：“严师出高徒，你就跟着王导好好学吧！”

回到剧团走进排戏大厅，我心里一直发怵，不敢正眼看王导和其他老师们，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站了半天，才找了个犄角旮旯坐下。王导看出我胆怯的心理，瞪着大眼睛对我说：“这出戏老演员不少，你要好好跟他们学，说不好这台戏公演时我真就叫你上！”“我的妈呀！”我在心里又惊叫了一声，“王导呀，你可别忽悠我！”

实际上，我很快就将这出戏的台词背得滚瓜烂熟，王导在排戏的时候我就在台下认真地看。饰演玉梅的是黄老师，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是一个著名的演员。我把她表演的一招一式都记在心里，甚至把她台词重读的地方也记在心里揣摩，没事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悄悄地练，躲在二楼走廊练。

不敢想象的事情发生了。一天，黄老师家里有事没来，中午剧务老师走到饭堂找到我说：“夏君，下午上戏，王导通知的。”说完二话没说就走了。我吓了一跳，立刻一粒米都咽不下了。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让一点儿心理准备都没有的我更蒙了，支支吾吾地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

舞台上有一个临时搭建的农村小土台，玉梅躲着自己的丈夫走过来，这是她第一次亮相。我从边幕条那边上来，心想一定按着黄老师那样演，可是事与愿违，我一走上台，两条腿就软了，脚也不好使了，平素所练的东西也忘得一干二净。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停顿了几分钟。就在此时，我自己也弄不清是什么样的心理支撑着我，让我半睁半闭着眼，一点点地挪到了土台子上。我想停下来，可立马想到，在王导的排练场上，王导没叫停下来，谁也不准停，有天大的事也必须继续演下去。我只好继续在土台上走场，两条腿也继续瘫软着。好不容易王导叫了停，我呆在台上等着挨批，王导却叫大家休息。大家都有说有笑地休息了，我却还在台上发呆，两条腿一个劲地哆嗦。

这时，场记上来小声对我说：“王导对你的表现可满意了，他说玉梅就是你啦！”“怎么可能？不是你听错了吧？”场记说：“没错，王导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的表演一点儿毛病也没有，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画。”老天爷，万万没有料到我竟歪打正着，导演说我的状态就是这个戏规定情境下的人物状态。紧接着一次又一次地重来，重来，重来……反反复复十几遍，一句台词都没有，就是默默地上场亮相。现在我知道了，这是导演在帮我确立人物形象，感觉找准了，状态对了，人物就出来了。一点一点我开始放松了。

话剧作为一门艺术，真是深不可测。王导所说的潜台词、行动线，我一概不懂。但是，王导一直对我说：“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就怎么演。”我也不管自己想的对不对，怎么想就怎么演。后来一位老师表扬我说，王导看中我的也就是这一点，我就是怎么想的就怎么演，不会不懂装懂，更不会装出很会表演的样子。

其实我对人物的认识、对人物和人物之间关系的分析并不具体，所以更多的时候是被王导严厉地说来说去。他这样教我，我还搞不明白，王导就火了：“你是一块大海蜇啊，你没有自己的主心骨吗？你就任着别人把你摔来摔去，摔得粉碎吗？”听到这样的话，我在台上委屈得哭了，更多的时候，则是在休息的时候躲在厕所里偷偷地哭。戏总算排到第三场了，我仍然在台上煎熬着……

最后一场是玉梅觉醒的戏，也是全剧最具震撼力的一场戏。王导对我这时候的表现非常不满意，他忍不住大吼。结果他越吼我就越进不了戏，越进不了戏就越不自信，只有任他说来说去，我的表演就是上不去。他着急，我更是上火，天啊。

一天，我们又排这场戏，侯永生老师扮演的邵明泉怕我被丈夫——“四人帮”的爪牙陈家耀开枪伤害，他冲到台上张开双臂用身体来保护我。但他太入戏了，上台时有一股子冲劲，一下子把我带倒，我掉到了台下。

排练场的台子差不多有两米高，这下子我摔得可不轻，膝盖都破了，好疼啊，头上鼓起了鸡蛋大的包，半天也没爬起来。当时关宝廷和侯永生老师正演对手戏，很投入，谁也没注意到我从台上消失了。我在台子侧面看不到舞台前方，只听有人在台边悄声喊：“快爬上去！夏君，导演还没叫停啊。”“我站不起来！”说时迟那时快，黑影中不知是哪两位老师冲了过来，一个抱起我，一个让我踩着他的肩，我用尽全身力气连爬带滚地骨碌了上去。这时候我的委屈再也忍不住，哭出声来，导演没叫停，我仍然一直哭。令我愤怒的是，王导竟然无动于衷。我只有继续往下接戏，到了高潮处，我连哭带叫地撒着泼喊出了台词。当时是身上最疼的时候，也是我感受到玉梅心头滴血的时候，加上满腔的怨气，一股激情从心底迸发。“血！血！！”血红的大手举过了我的身体，似阻止不住的洪水在奔腾，“我瞎了眼……我对不起乡亲，对不起……”控诉的声音在山谷轰响，荡气回肠，王导在台下说了一声：“好！” 我还在疑惑着，王导又说：“夏君，你演得好，好就好在你是用心在演。大家休息一会儿！”说完他离开了排练场。

这时候，我呆在台上，同志们围过来对我说：“这场戏你演得不错呀，王导一般不表扬人的。”我却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因为我浑身就像是被电击了一样，麻木，除了麻木，还是麻木！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感觉。

但是有一点我心里很明白，刚才我在台上说的是玉梅的台词，表达的却是自己的心境，难道王导常说的“借鉴式的情感经验”就是这样？王导排戏的时候常对我们说，要从生活出发，从自我出发，如果自己没有这种生活经历，可以借鉴其他的经历。

从生活出发，我能领会，但什么是借鉴？王导对我们说：“你们在台上要认真体验，要保持住自我，这个自我是第二自我。”我认为这更是一个玄而又玄的课题，但是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个舞台上，在持久的麻木中我突然顿悟：我刚才在台上的表现，不就是第二自我的表现吗？我那么痛快淋漓地表现了第二自我，我感受到心灵的一种律动，这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我开始更信服王导了。

我知道，在我摔下台的一瞬间，王导也提着一颗心，他怕我有什么闪失。当他知道我没受重伤后，就期待我在这样的心境下打开表演奥秘的这扇窗户。事情果然如他所料，我的这扇窗户就这样打开了。但是王导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一句话没多说就离开了。接下来的戏排得顺利多了。

王导不仅要求我继续深刻分析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对我在舞台上的形体也给予足够的关注。我在台上揭批丈夫陈家耀时，内心格外痛苦，我哭得很伤心，身体都佝佝起来。王导说：“舞台上人物的刻画是需要随着剧情发展而定表达方式的。这段戏你不要哭出声来，你要把哭咽下去。”把哭咽下去？怎么咽？我试着咽，把唾液都咽下去了。王导眼尖，他说：“我叫你把哭咽下去，你怎么把唾沫都咽下去啦？要把眼泪咽下去，要含着泪演完这段戏。还有，不要佝佝着身子哭。是，生活中人们伤心了多半会这样，但是我们在台上还有个艺术加工的问题，哭也要哭出美来。现在，你虽然很悲伤，但是你扮演的玉梅已经摆脱了坏人的束缚，身心得到了解放，因此你要把身子展开，哭，也是仰着头哭。”我试着做了，很快就找到了玉梅在那一刻最美丽的一面。后来当我看到了这段戏的剧照时，我很喜欢那张照片，我惊奇地发现，原来人的情感表达可以千万种，还有这样一种更深刻的心理世界外化的体现方式。这个时候，我对王导就不再是害怕，也不再是一般的信服，我开始崇拜王导了。

1978年4月，《太平庄》同大连观众见面了。过了不久，剧组又到沈阳参加辽宁省文艺汇演，一炮打响。我们的戏受到大连观众、沈阳观众的热烈欢迎，也得到众多专家的好评。专家们对王导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同时也对我的表演寄予了赞许。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领导和导演想把我调到他们剧院去，他们的提议被王导拒绝了。被王导拒绝的事大概就是无法再办的事，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我当时是茫然的，虽然我感受到表演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震撼，开始喜欢上这个事业，但我觉得自己还笼罩在浓浓迷雾之中，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认为自己在演员这个行当中只是一个小学员，我对自己的前途没有任何奢求。父亲告诉我，老老实实地学下去吧！

排过《太平庄》后再见到王导，我不像以前那样躲之不及，而是想接近他了。但是，我又害怕，总是处在矛盾之中。

又一件令我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完成《太平庄》演出不到半年，王导通知我参加《于无声处》剧组。我的心又开始怦怦地跳了起来，除了有几分激动之外，更主要的依然是害怕。

王导决定排《于无声处》时身体已经不好了，气管炎、肺气肿折腾得他一天比一天瘦。团里领导和同志们都劝他好好休息休息，可是他不听，一心一意地要排这出戏。领导和同志们也都理解王导：是一种责任感驱使他这样执着地要排这出戏。我又进了剧组，不少人都羡慕王导竟然能为我连着排两出戏，并且我都是主要角色！一些人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我说，什么关系也没有！同志们也都信我的话，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同志们都看到王导选择演员时从不搞歪门邪道那一套，他要是选中哪个人，肯定有他的原因，肯定是从剧组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我本来是一只“丑小鸭”，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学员，王导为什么会看重我？他看中的是我的哪一点？我自己也不理解。这一次宣布名单后，我只是感到幸运，至于这幸运的背后是什么，我没有心情去想，因为我对王导还是有着强烈的恐惧心理。这一次，我能轻易过关吗？

排练《于无声处》时是1978年的冬天，这一年的冬天好冷！我们的排练场在一座小二楼的二层，当时取暖设备普遍很差，排练场又比普通的房间大得多，就显得格外冷。我们这些身体健康的年轻人都受不了，王导体质那么弱，他怎么能受得了呢？但是我们看到，王导只要进了排练场，只要宣布排练开始，他立马就精神起来了，外人根本看不出他的病已经很重了。每当我躲在一边搓着自己几乎被冻僵的双手时，都会望着坐在椅子上瘦弱的王导，我开始心痛了。以前我只对父母才有这种感情，现在我对王导也有这种感情了。我暗下决心，一定认真排戏，决不让王导累着。我是这样想的，可是还是有许多时候让王导把精力花费在我的身上。

我在戏里扮演何芸，剧本上说这一天我正在家里弹钢琴。我坐在钢琴凳上，背向观众弹奏那台钢琴道具。我弹着弹着，王导说话了：“你在那儿撅着屁股干什么呢？我怎么看不出你在弹钢琴呀？”他又问我：“你会不会弹钢琴？”我回答说不会。王导说：“不会？不会就去学！作为一名好的演员，他的每一根手指头都要有戏，每一个身体关节都要有表现力。所以你的背部也要表现出在弹奏曲调，好好学吧！”

尽管他的话在我听来是那样尖刻，让我很难受，但我还是赶紧利用休息时间到歌舞团找金梅子老师学弹钢琴。当然，我不能像小学生一样从基本功学起，而是跟金老师学弹了一首曲子《我的祖国》。在排练场上，我就按照学习这首曲子时弹奏的样子弹起来，形体也随着乐曲的音符流动起来。还别说，当我这样弹奏的时候，人物的感觉好像对了，戏也很顺利地排了下来。在第四场戏里我饰演的何芸已经认识到“爸爸”对梅林阿姨的迫害，已经知道“爸爸”是“四人帮”的帮凶了。这时，我站在楼梯上，义愤填膺、理直气壮地呵斥“爸爸”。王导叫了停，他问我：“你的‘爸爸’现在不是你的‘爸爸’了吗？”我愣在台上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王导用一根手指把压在他头上的帽子往上顶了顶，露出吓人的大眼球，又问：“你前两场戏里跟‘爸爸’那种父女之情说没有就没有啦？你和你爸爸之间的感情也会像这样说没就没了吗？”我心里咯噔一下，我知道王导最后一句话说的我和我的爸爸，是现实生活中的我和我的爸爸。我在自己的心里嘟囔着：“我和我爸爸的感情才不是这样呢！”我这样嘟囔本来是对王导的一种“反抗”，但是在嘟囔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表演上的错误。此时此刻，何芸和她的爸爸还有着浓浓的父女情，她想和爸爸断绝关系，但是谈何容易！哎呀，我真是太无知了！在接下来的表演中，我就把握住何芸此时极为复杂的情感，把她那极为矛盾的心理表现出来。这出戏最终得到观众的好评，全国有多家剧团前来观摩学习，这令我们感到兴奋。

更值得兴奋的是，《于无声处》的演出被上海戏剧学院负责招生的老师看到了，演出一结束他便到后台来找我，让我第二天上午八点半到东方饭店去考试。我兴奋得几乎一夜没睡，第二天早早起了床，匆忙收拾了一下，七点半就来到指定的考试房间。我一眼认出了电影《苦恼人的笑》里的男主演李老师，由他来主考，我心里多了几分紧张。还好，除了朗诵和增加的单人小品外，他没太为难我。可能我多少有了点儿舞台经验，考得比较顺利，负责招生的老师当场就把我留下了，问我家庭住址、来团时间、演过什么戏等。没过几天，录取通知书就下来了，我高兴得蹦蹦跳跳跑回家，把这个人人羡慕的大好消息告诉了父母，并洋洋得意地把录取通知书往他们面前一放：“爸爸，妈妈，我要去上海读书了，这可是咱们国家的戏剧最高学府啊！”我太激动了，又拿起通知书手舞足蹈地跳开了。

不料想，这样的大好事不仅没让他们兴奋起来，他们反而冷言相待：“一切都听从团里的安排，不要私心作怪，以工作为主。”这是父亲坚定的语气。我不敢相信这话出自父亲之口，抓着父亲的手问：“爸爸，您说什么呀，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可是我自己考的，多么不容易啊。难道上大学不是好事吗？”我哭得稀里哗啦。但无论怎么哭、怎么闹，父母脸上都是一副坚定的神情，这对我打击太大了，令我痛苦万分。

后来我才知道，话剧团团长康桂秋老师提前到我家找过父亲母亲。康团长怕我闹情绪，没过多久也找我谈了话。她说在团里实践机会多，这些年培养一个年轻演员不容易等。我不再说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心情渐渐平息。

与四凤结缘

俗话说：“好事不连三。”然而，这样的事情居然出现在我的身上。《于无声处》的演出刚刚结束，王导宣布成立《雷雨》剧组，我的名字又出现在大名单上，这次我要扮演四凤。

又一个难题摆在我面前。我那时刚刚知道曹禺，这位大师笔下的人物活在每一个戏剧人心里，活在每一位观众心里。多少前辈艺术家演过《雷雨》，他们所创造的人物形象熠熠生辉，在观众心里享有盛誉，而我是剧团里唯一一个没有排演过此剧的年轻演员，我所承担的压力真的像天一样大。

“呀！呀！”我同父亲谈起这件事时首先用了两个“呀”字。“爸爸，你就看剧组都有谁吧，王会安老师、大康老师、李佩琳老师……哪一个不是大名鼎鼎？整个剧组里，就我一个小年轻，我还是一个学员哪！这些都不说，还让我演四凤，我可吓死啦！”父亲听了我的话只是笑笑，但我从他的眼神中感受到了他的心情，他好像看见女儿长大了，出息了，笑眯眯的眼神里透出无法抑制的喜悦。我依旧向父亲撒娇：“爸爸，你不知道，我又要遭罪啦……”他依然笑着，并不多说什么。

宣布角色的第二天剧组就成立了，我早早地坐在艺术剧场的后台，不安地看着剧本。不一会儿铃声响了，全剧组的人都围坐在长方形办公桌的边上，王导开始了第一天的导演阐述。当他对每一位演员提出角色要求时，我无意间抬起了头，但马上又低下了。天啊，除去演员不说，从场记到舞台监督，再到化妆老师、道具老师，清一色全是老同志，唯有我是初出茅庐的新人。我再也不敢抬眼看任何人了，只是记呀，不停地记。忽然，导演的话语和表情仿佛让我有了信心，因为他老人家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这是他对年轻演员抱有的极大的期望，他愿意为我们年轻人做一块铺路石。

1979年3月2日，《雷雨》剧组开始工作了。在第一天的集合会上，王导说：“1961年我们曾经排过这出戏，并且取得不错的成绩。这次我们重排，有几位老同志还要扮演年轻时曾经扮演过的角色。为什么要重排？因为观众需要这出戏。我呢，还有另外的想法。一是希望我们演员队伍恢复过去的好传统，恢复过去的表演功力。在刚刚过去的十年‘文革’里，我们很多演员的表演功力退步啦。第二就是年轻演员要迅速成长起来，我们要利用经典剧目的排练培养年轻人。演员创作的依据是剧本，但是光研究剧本还不够，特别是年轻演员。”说到这里，王导又用大眼珠子盯着我：“夏君，你们年轻演员没有剧本里那种生活经历，你们要找一些间接的生活材料，找那个时期其他的文学作品看看，找曹禺的其他作品看看。要了解作家的世界观和艺术风格，要多学点儿历史，多学点儿文化。”听了王导的这番话，我脑瓜子嗡的一声涨得老大，我才刚上初中哪！可是我必须照着导演说的做，寻找剧本，寻找生活，一本书一本书地啃起来。

为了排好这出戏，让演员们集中精力，我们搬到了原来歌舞团大院的排练厅。王导排戏严谨，一丝不苟。我从来不敢接近王导，除了舞台上听他调度，台下总是远远地坐在一个角落里。

记得这台戏排到中期时，一天王导把我叫到他身旁，第一句话便问：“小夏，你喜欢吃猪肝吗？”我点了点头。“你等着我给你买。”我愣了，王导怎么知道我愿意吃猪肝呢？旁边的老师都乐了，排练场的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小夏，你不要紧张，王导是想让你放松，不要怕他！”想不到第二天中午王导真的拿了一大块猪肝让场记递给我。我双手接过猪肝，心头涌出暖意。从那以后，我再见王导，就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

王导排戏有一个特点，他总是给演员留出很多时间做准备。在我的记忆中，王导让我们读书、讨论剧本、排小品的时间少说也有二十天。二十天过后，他来看我们的小品，没有出息的我又紧张起来。不出所料，王导对我们的小品给予了尖锐的批评。我的第一个小品是和李健仁老师一起排的四凤和鲁贵的片段。王导看过之后，马上发出一连串的提问：“你们的感觉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你们的方法对不对？这个片段的目的是什么？像现在这样走下来，对后面的戏会产生什么作用？”

这一连串的提问把我问得晕头转向。“夏君，你好好听着。你们要走的第一步是正确理解剧本，包括对剧本整体的理解、对要扮演的角色和相关角色的理解，这是前提。现在要你们做片段，就是要检验你们对剧本的分析、理解对不对。这种检验不只是由我来进行，你们自己也要有审查能力。不会检验自己就不会创造角色。”听了王导的话，我脑子里好像一会儿明白，一会儿又成为一团糨糊……

《雷雨》的开场就是四凤和鲁贵的戏。我在炉前给太太煎好了药，此时我半侧面背对观众。可就这样导演都看出我在抖动。全剧的第一句台词是李健仁老师的，就一句“凤儿”，他说了几十遍不止，导演还一遍一遍要求重来。我的妈呀，一个字都不放过，我还有那么多台词，怎么说呀？正担心着，王导说：“往下接戏。”我紧张得手抖得更厉害了，话没出口，药碗一下子落在地上摔了个粉碎。我吓蒙了，立即俯下身子去捡碎片，等着王导的呵斥。不料，王导不发脾气，也不生气，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说了一句：“你记住现在捡碗的心理感觉和动作，一会儿蘩漪上场周朴园逼她吃药的一段戏里，蘩漪碗落地，四凤去拾，就是这样的心理感觉。”王导对演员紧张心态的了解简直到了骨子里。他又把声音提高：“四凤和鲁贵的这段戏，你们两人下去后要好好研究研究。你们要研究每一句话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说出来的，你要怎么说才适应这场戏的戏剧情境。”说完这些话，王导又加了一句：“你们要努力。”我感觉王导这句话就是对我说的，当时差点儿掉下泪来。王导在排练场上说出这样温柔的话，我是第一次听到。

下来后，我和李健仁老师商量着该怎么做。随后，我们对自己的小品又做了修改，反复走戏，王导又来看，很难得，他表扬我们了。他说四凤、鲁贵的初排戏尽管还不行，但是总算有了进步。接着，他又说了几句让我印象十分深刻的话：“你们的方法还是不对，我现在就是设法让你们走上正道，演员的路子不能走歪了。在舞台上演员要找到感觉，自己的感觉很重要。”这么大的一出戏，哪一段是谁占了上风，哪一句话谁压住了谁，导演处理得非常讲究。王导排戏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让演员自己找到感觉，并有自己的分析，而且要具体，要有逻辑，要准确。王导还说：“自己的每一句台词是怎么来的，把这个问题搞准确了，把自己的感觉找出来，戏也就有了。”这句话让我印象十分深刻，我突然悟出来这样的道理：演员在舞台上，排第一位的不是什么演技，而是感觉。你在台上如果没有找到剧中人物的感觉，任你有再高的演技也是没有用的。感觉和体验是第一位的。这是这些年来我在创作中最受益的一点，我当终生铭记。

第二幕是四凤和大少爷周萍的戏：二人海誓山盟。在这场戏里，周萍向四凤表示真心喜欢她，他也想说服父亲能让他把四凤接出去，但由于二人地位悬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导演提出，这段戏一定要表现出四凤是真爱周萍的，也要表现出周萍是真爱四凤的。所以开始时周萍一上场，看到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就在栏杆处往楼上看，然后又走上台阶窥探。一个影子闪过来，周萍吹了一个口哨，四凤迎面走来。王导一直对我和“大少爷”的表演不够满意，他说：“你们为什么选择在这间屋子里约会？你们要完成什么任务？对这些你们都要分析，分析是体验的前提。刚才你们走了两遍，却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你们所选择的房间虽然僻静，但是最不方便，戏剧性就在这里。你们不要忘记，你们的会面是很危险的，你们是在火山口边玩火，是在狮子嘴边谈情，规定情境是不能忘记的。”

王导又特别提醒我：“四凤，你们是在这里谈终身大事，是关系到你一生的大事，这时候你为什么要见大少爷？一会儿你妈就要来了，所有你不希望发生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规定情境是非常尖锐的。你要好好想一想这种情境。你们先做一些给自己打掩护的营生，特别是四凤，你要让大少爷拉住你。”我照着导演的要求做了，可是这段戏让我好为难。当“大少爷”（谢子祥老师饰演）来拉我的手，想顺势把我拥入怀中时，我一下子跳戏了，一把推开了他。王导急了：“你太年轻了，爱情、婚姻的事你都不懂，快找《红楼梦》，看不看得懂都得读一读。”

我赶紧叫父亲给我买《红楼梦》。父亲说，不用买，家里有。晚上，父亲就把书送来了。我打开书，刚读几页就把书合上了。这是天书啊！全是繁体字不说，还是竖排的。过了几天，王导问我看没看，我含含糊糊地说看了，看了。今天想起这个情景，我突然抑制不住笑出声来。那个时候，年轻的我呀真是什么都不懂，连家里有《红楼梦》这部名著都不知道，书找来了，竟然读都读不懂。但那个时间段，我还真就在父亲的指导下读完了《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尽管中间有些章节读不太懂，可这对我的创作帮助甚大。

就这样，我这个涉世不深、所知甚少的女孩子，一再得到王导的提携和教诲。他见我很难做好那些表现爱情欲望的戏，就教我如何做一些“掩护性的营生”。他让我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四凤和大少爷见面时做掩护性动作符合戏剧的规定情境；另一方面也是让我稍微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给自己不到位的表演遮一下丑。

由于导演的启发方式科学，我渐渐地放松下来。半个多月的排练让我渐渐找到了四凤的感觉。

第三幕，四凤和周萍在离家出走之前，四凤的母亲让她起誓不再和周家人来往。被逼无奈，四凤双膝跪地向妈妈起誓。这段戏是这一幕的高潮，可是我的表演却总不到位，戏也总推不上去。王导一遍一遍地给我讲解，我一遍一遍地练，一遍一遍地演，他就是不点头。他不说停，我就得不停地练；我不停地练，王导还是不满意。王导火了，他说：“夏君，你给我站在台上的落地钟跟前，好好琢磨琢磨！”

我只好当着众人的面，站在那里琢磨。这种情境使我感到十分窘迫，一侧过脸泪水就流了出来。王导当然能看见我哭了，但是他就像没看见一样，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少顷，他喊了一句：“预备，开始！”我这时想起王导说的一句话：“演员要创造人物，要表现人物，而不是表演人物。刻画人物要有真情实感，没有真情实感，就不会有创作的冲动。”那一刻我就想，四凤热恋着大少爷，她还怀着大少爷的孩子，可是她又不愿伤妈妈的心，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心境啊！因此，我在舞台上开始哀求、乞求“妈妈”，“妈妈”不心软还叫我起誓，我的心都要碎了。我越想越难过，最后我感到舞台上的自己就要发疯了！王导说：“好。今天的戏就排到这里！”我的表演总算通过了。

过后我想，王导的严厉是有道理的。正是他的严厉使我永远不能处于满足之中，正是他的严厉使我逐渐掌握了挖掘角色心灵深处的本领。说到这里，我还想起一点，王导是很少为演员做动作示范的。他很少做，不等于不做，他有时也为一些表演总不到位的老同志做示范动作。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没为我做过。他宁肯让我在台上难堪得落泪，也不为我做。我今天明白了，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充分调动我自身的能量，让我在这种折磨中学会独立创作，掌握演戏的本领。他，用心良苦。

在第四幕，四凤在风雨中跑了大半夜，她精疲力竭地来到周公馆，一进门，一个停顿后一下子就全身心地扑到大少爷怀里。就为这样一个动作，我上场不止二十次，怎么都通不过。我觉着我心里是有感觉的，而且上场前为了找到雨中的感觉，还让老师们用水把我的衣服和头发都打湿了，然后泪流满面地就上了场。但一看到“大少爷”，我就有些跳戏，心理障碍很大。王导最后有些无奈地开玩笑：“小夏，你快结婚吧！”天哪！我羞得满脸绯红，我还没有对象呢！

王导把我叫到跟前，耐心细致地为我讲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以及封建大家族之间的许多故事，并再一次向我重复那句话：“要爱心中的艺术。”我再次走上台来，感觉真的不一样了。导演又给了我新的舞台行动：我见到“大少爷”后，一个拥抱，身子瘫软。这一形体动作，充实了我对角色的心理体验和行动体现，以往不好的表现情绪不知不觉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接下来的戏一环扣一环，一步一步往上推，高潮迭起，扣人心弦。

这出戏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李佩琳老师那双白色圆口的高跟鞋。她塑造的是蘩漪，这双鞋对人物心理世界的塑造作用太大了。王导对蘩漪这双鞋的处理真叫绝！我和李健仁老师父女之间的戏刚演完，蘩漪就要登场了。舞台上，我扮演的四凤刚刚听了“闹鬼”的故事，心中忐忑，端着药要往楼上送，迎面蘩漪正要下楼。只一抬头，我心里咯噔一下，看到一只白色高跟鞋悬在空中。停顿，一个大停顿，这只白色高跟鞋在楼梯的半空中很艰难地向下滑落，滑落……蘩漪脸白得怕人，美丽中透着憔悴、虚弱、忧伤。我心中一惊，手抖了一下。这个下意识的反应，让我瞬间找到了人物的感觉，四凤与太太的关系也自然而然地理顺了。李佩琳老师那忧郁的眼神、憔悴的面容、被束缚压抑着的心理、让人可以感受得到的潜台词，以及多变的行为方式，把那个年代几乎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同时又极具“雷雨性格”的蘩漪刻画得入木三分。那双白色高跟鞋在半空中停顿的瞬间，在我的心里已成为永恒的记忆。

导演排这段戏时，对我的表现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四凤此时知道了蘩漪与周萍的关系，蘩漪又发现了周萍和四凤的关系，鲁贵又知道蘩漪和周萍的关系，这一切纠葛在一起，使得蘩漪更仇恨周朴园，嫉妒四凤。我当时的表现就是把给太太端的药碗紧紧地靠在胸前，不敢抬头看蘩漪的眼睛，因为我知道四凤见到太太时内心是极端复杂的，形体表现是很紧张的，必须把这样的心理充分表现出来。这段戏最后被导演认可了。而我之所以有了这样的感觉，真的得益于李佩琳老师的“给予”。她让我明白，舞台上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演员的判断、适应，都是从对方的感觉中获取来的。

我从王导的教诲中领会到，感悟、体验是话剧演员提升表演的最主要的技能。通过排练《雷雨》，我把握角色的能力大有长进。当然，话剧表演的技能是多方面的。在排《太平庄》时，王导教我形体表现的技巧；在排《于无声处》时，王导让我学钢琴，使我身上多一些本领；在排《雷雨》时，我总也表演不到位，王导教我做一些小营生，这些动作既是人物的、戏剧的，又掩饰了我表演上的一些欠缺；王导还特别教我台词重音读法，使我受益匪浅。在第三幕里，四凤向妈妈起誓后，在滚滚的雷声中痛苦地喊出：“让天上的雷劈了我！”王导让我将“劈”字拉长，和雷声一起滚上几拍。我这样做了，奇怪了，“劈”字拉长的一瞬间，人物的所有感觉都喷涌而出，我的泪水也随之而流，戏一下子达到了高潮。

王导排戏异常细腻。《雷雨》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话剧的魅力是那样不可阻挡。老演员们的表演让我如醉如痴，舞台上人物交流碰撞出的火花让我心潮澎湃，一切如开闸之水，奔涌而出。

其后几年间，我又先后饰演了《曙光》中的岳菱姑、《仲夏的早晨》中的夏舒茵、《幽兰晚香》中的何兰、《魂牵万里月》中的珍妮等角色，它们让我接连获得大连市、辽宁省、东北三省的各种艺术奖项。特别是《大红楼》里的一枝花，这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在高杰导演新戏剧观的开拓创新中，让我在首届东北地区话剧节中荣获了一等奖。

但我并不满足既有的成绩。此时的我，已把“准星”定位在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标靶上。 ElWnRs1Gz5zg0Jmg4UQuvfP9Fved8Xk0P2I1IdcXcvF50oSZlyAV1+jih4WBLV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