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儿童舞蹈事业的一生

我的祖籍是山东，父母结婚后来到大连，父亲在水仙楼学徒，母亲在家主持家务。1945年，我出生了，我之前有三个哥哥因拉肚子被日本人强拉到医院，不治身亡，父亲想让我活得好些，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洪运”。为了要个男孩，我的几个妹妹相继出生。家中子女多，不久父亲干活的酒楼又倒闭了，家里还要赡养奶奶，生活非常困难，全家人睡在一个大炕上，盖一床被子。尽管如此，父亲爱听戏，经常带我去剧场，没钱买票，就到剧场后门扒着门缝看戏、听戏，这大概就是父亲的艺术基因传输给我的开始吧。母亲非常能干，她一边干家务，一边到街道去义务服务，是当时民主街道的妇女主任。1953年，我上了家附近的民主小学。那时正赶上抗美援朝，母亲带领街道的妇女给被服厂加工军大衣，缝扣子，我除了上学，每天还要去接母亲，从被服厂领回来一大包棉大衣加工。记得有一次，人小包大，母亲扔过来的大包一下子就把我压倒在地。虽然跌得很痛，但我爬起来连拖带拉，硬是把大包整回了家。我和妹妹们帮助妈妈剪线头、缝扣子，每天要干到半夜，第二天妈妈再带回服装厂领几个工钱，维持家用。后来在街道的帮助下，我们把家里的一间房腾出来，办了一个托儿所。妈妈人缘很好，对孩子也耐心，左邻右舍十几个小孩被送到了我们家。那时我不但要上学，还要帮妈妈料理家务，虽然如此，我的学习成绩还算可以，还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各项活动。记得一次为慰问军属做红灯笼。爸爸帮我做了一盏宫灯，是全班最好的一个。家中的艺术氛围就这样熏陶着我，虽然家里生活很困难，但日子过得很热闹。每逢过年，妈妈会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们每人缝上一件新棉衣。我到裁缝铺去捡一些绸布条，做几朵小花给妹妹们戴在头上。过年时，我是家里操办过年的主角，舅舅家的哥哥总会给我家里送点儿钱来买年货，我和爸爸一起去买年画、买红纸、剪窗花，还和妹妹们一起收拾家，把家里整得像一个过年的样子。记得我最爱吃的是妈妈包的山东大包子，热腾腾的大包子刚出锅，我和妹妹每人只分得一个，觉得那么香、那么好吃。走油炸菜丸子是一年一次的美差，年二十九，妹妹们围着面板做馓子、做面点，我忙着炸菜丸子，虽然只是用萝卜丝掺一点儿肉末，但炸出来的丸子很快就被趴在旁边的妹妹大饱口福，余下的装在一个小缸里，留着正月十五以前慢慢吃。

后来，妈妈去区幼儿园工作，爸爸去旅顺部队做了炊事员，部队每年都给家里发补助，生活有了好转。妈妈又生了一个小弟弟，奶奶和爸爸喜出望外，总算盼来了一个男孩。全家人觉得弟弟特别金贵，但弟弟身体不太好，老喘、咳嗽，每年都得住医院，妈妈只好从单位退下来照顾弟弟。弟弟一住院，家里的事情就全扔给我了。

1958年，我上中学了，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家里人多粮少，学校组织我们上山摘桲椤叶子，早上6点出发，9点到山沟里，大家疯狂地摘叶子，回校磨成面，带回家做馍馍吃。妈妈吃后便不出来，我们就用手抠。尽管这样，我也把仅有的粮食做成菜饼子让弟弟妹妹们吃。弟弟妹妹围着面板坐一圈，一锅粥，一人一碗就没了。我自己常常是舔碗底，和妈妈尽量把省下来的粮票、布票、油票卖点儿钱给弟弟治病。

1961年，我考入了辽宁师范学院，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使我收获颇丰。除了正常的课程外，最使我着迷的是学校的图书馆，我着了迷地阅读中外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晚上熄灯了，我蒙上被用手电照着看，眼睛累坏了，就此戴上了眼镜。这可能就是我文化底蕴的积淀期吧。半年后学校改制，由原来的四年制改为三年制，学生毕业后由原来的做中学老师改为做小学老师。这对这一届的学生来说是一个打击，但对我这样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并无影响，因为我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跨入这所学校的。我投入了新的学校生活，每天早晨6点起床，有时先去运动队训练，最盼望的是早晨训练完能吃上学校食堂带嘎渣儿的大饼子，肚子饱饱的，支持我一上午的课程。下午课后，我参加各种文体小组的活动，如舞蹈队、运动队（跨栏训练）等。我还当上了美术课代表，我最盼望的是每一学期学校组织的文艺会演和运动会。会演来了，我和同班同学一起编舞参演，什么《夸地瓜》呀，《绣》呀，都为班级赢得了一等奖。运动会上我是绝对的主力，百米跨栏自不必说，四乘一百米接力，我每次都跑第三棒，跑弯道我可是专家，每次我们队都会跑第一名，给班级得分。我因为上乘的表现，入选了学校的舞蹈队和长跑运动队，有了更多的机会在文艺舞台上和运动场上展现自己。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为我后来做舞蹈编导老师奠定了基础。

1964年8月，我毕业了，迈过了我人生的第一个里程碑——成为教师。我被分配到中山区友好小学任音乐兼体育老师。这是一所比较小而且简陋的学校，音乐教室在后楼一间中间有柱子的小屋子里，体育课的场地则是在学校前的马路上，不时会受到干扰。条件虽然差一些，但我每月三十二元的工资缓解了家里的经济窘况。半年后，学校领导通知我编排一个舞蹈参加市里的会演，这是我第一次给孩子们创作舞蹈。这个作品叫《小民兵》，我提心吊胆地带学生去参加演出，却意外地获得了一等奖，这是我创作生涯的第一个荣誉。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领导把学校舞蹈队交给了我，中山区少年之家的领导也经常让我去代课，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步入了少儿舞蹈的教学和创作中来。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校处于两个群众组织的中间，整天不断有枪声响起。学校停课了，学校老师同社会上的人一样，成立不同的群众组织，都戴上了红卫兵的袖标，到校外串联，到北京去看毛主席。我们四个女老师到火车站排了两天队，挤上了开往北京的专列。车上到处都是人，座椅上、椅背上、座中间，连行李架上都坐上了人。想上卫生间根本挪不动，只好等车停站时拉开火车车窗，爬到外面方便一下，真有人火车开了被落下。火车咣当咣当十几个小时，我们又累又困。到了北京，一下车就被部队战士接到了清华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大字报，我们被编为一个连一个连的，在军代表的带领下到北京各大院校看大字报，等待毛主席的接见。

几天后，一天半夜12点左右，连长通知我们到饭厅去领几个馒头、鸡蛋和咸菜，大家连夜出发了，步行了三个小时，天刚刚亮，我们来到了北京机场，在军代表的指挥下，整齐地排好坐着等待。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我看到周围全是人，一上午过去了，谁也不敢去卫生间，生怕错过那重要的一瞬间。下午3点15分，《东方红》的乐曲响起，在跑道的左前方，一辆敞篷黑色轿车缓缓向我们驶来。“毛主席！毛主席！”人们骚动了，由坐着变为踮着脚尖，只见人群几秒钟之间就站了起来，像潮水一样向前冲去。我被卷入了人浪中，一只鞋被人踩掉了。四排解放军战士臂挽着臂形成一道墙，阻挡着人海的涌动，护卫着中央领导同志的车队顺利通过。人海慢慢地恢复了平静，一群新疆的学生正巧去方便了，错过了这一瞬间，哭着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军代表带着我们往回走，虽然我掉了一只鞋，但是毛主席的伟岸形象不断地在我眼前映现，也没觉得脚痛。第二天一早我们被送上火车，到天津港乘军舰返回了大连，这时我们才知道，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这是我一生最激动、最难忘的时刻。

回到学校，全市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军代表进驻学校，我被选为校革委会副主任，帮军代表处理学校的一些事务。军代表走了，又来了工宣队，这时区革委会成立了红小兵宣传队，让我去当老师。工宣队找到我说，是在学校当主任还是去区小队当老师，你考虑清楚。我选择了后者。七十多双小眼睛给了我创作的激情，于是一台毛主席诗词歌舞表演诞生了。

区小队实行了军事化管理，小演员身穿小军装，头戴用树叶子编的小草帽，背着道具和大鼓等乐器，活跃在工厂、农村、部队。我们演出时大部分是步行前去，经常搞拉练，拉练中模拟遇到敌情时，小演员们会立即隐蔽，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好道具和乐器等。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宣传队，不管是在市内剧场，还是在农村的场院，演出效果都极佳，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名声很响。这段经历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也使我坚定了从事儿童舞蹈教育和创作的信念。

1969年，我被调入中山区宣传站（现中山区文化馆），分管学校的舞蹈活动。为了更好地开展全区活动，取得经验，我去了向阳小学蹲点。当时市文化局在市里定了两个小队——中山区向阳小学宣传队和西岗区育红小学宣传队——作为我市接待外宾的演出队伍，我和几位老师一起创编了一台《友谊花盛开》的节目，演出后获得外宾好评。我们每周要去海员俱乐部或者是棒棰岛演出两到三场，演出之多、任务之重是外人不能想象的。扮演大灰狼的小演员才五岁，牙还没有长全，每次演出我都得像妈妈一样，给他喂饭、化装，演出后还得将小演员一个一个送回家，那时家长没有陪同孩子的。冬天里下大雪，演出结束后，我们踏着齐膝深的雪一个个把孩子们送回家。等送完住在学校后山上的小演员，自己回到家已是半夜了。虽然很苦很累，但看到国际友人向小演员竖起大拇指，看到这么小的孩子也能传播友谊与欢乐，再苦再累也值了。

1971年，我参加了辽宁省文化厅举办的为期半年的文训班，这半年中，我接受了舞蹈、声乐、美术等学科的系统培训。给我们上课的都是沈阳音乐学院的著名教授，全班四十多人中一部分是专业演员，而我是业余出身，学习特别吃力。我记得有一次上民族民间舞课，学下板腰的动作，别人做得都很好，我也做得特别认真，但一下子就躺地上了。老师拍着我一通大笑，连连说，没关系，多练练就好了。晚上别人都休息了，我仍然在教室里反复地练，直到练会为止。集训课是速成的，舞蹈中那些跳、转、翻的技巧都得练习。有些技巧我是第一次接触，比如串翻身，从教室这头翻到教室那头，我反复练习，两只手全是小血点。我按老师的提示，双手举起来靠会儿墙再练，硬是把它练了出来。半年后我带着优异的成绩回到大连，这次文训班使我的业务水平、艺术素质得到质的飞跃，为我今后培训学员、创作作品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我先后创作了舞蹈《从小学做大庆人》《送水》《东海小哨兵》等作品，培训的数百名学生也陆续被输送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朱几文、李彤、董洁）、辽宁芭蕾舞团（董淑君）、辽宁芭蕾舞团舞蹈学校（朱一文）、战友文工团（林立华）、空政文工团（陈淑妹）、中国歌舞团（张静雅）、北京舞蹈学院（李丹）、大连歌舞团（高秀华）等专业院校和文艺团体。

1977年，我怀孕了，但我并没有影响工作，照常上班、排练、组织演出。9月30日早晨，我就破水了，羊水流了半盆，可我手中的票还未发完。我坚持去上班，把票发完，坐上摩托车自己去了医院。别的产妇疼得嗷嗷叫，我也疼但我没有叫，我在病床上写《小小宇宙飞行员》的脚本，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强忍到了10月1日早8点40分，我的女儿降生了，干干净净，白里透红，可爱极了。当时，我没有通知任何人，因为那时我爱人正在火车站组织演出活动。生产完我饿极了，但没人送饭，我的对床给我泡了一碗蛋糕。快11点了，同事来医院打探消息，才知道我生了。三十天的产假后，我又上班了，女儿非常乖巧，长得非常白，特讨人喜欢，人见人爱，不认生，谁抱走就跟谁走，从未影响过我的工作。在文化馆工作十年，我把创作、排练、演出搞得红红火火，特别是我们的小宣传队，在对内对外的演出中表现出色，在全市已经颇有影响。

1979年，我调进大连市少年宫任舞蹈教师。辽宁省舞蹈家协会秘书长胡藻文老师来大连组织开了一个全省少儿舞蹈创作研讨会，我因编导的歌舞《小小宇宙飞行员》而崭露头角。从此，我在胡藻文老师的带领和培养下，舞蹈创作有了长足的进步。1983年《小小宇宙飞行员》被选中参加省少年儿童歌舞比赛，获优秀创作奖，脚本由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1984年，作品录像由省舞协选送参加全国少儿舞蹈录像比赛，获二等奖，并获辽宁省优秀演出奖。

1983年，我参加了著名舞蹈艺术家、全国舞协主席吴晓邦亲自执教的辽宁省舞蹈讲习会。三个月里，吴晓邦老师亲授舞蹈创作理论、方法、技能、技巧。盛洁老师给我们进行了现代舞的训练，让我们结合所学自创作品并演习，老师给予点评，改进后再创作。结业时，我凭借作品《应该这样做》获得好成绩，得到了合格证书。这次学习使我深深体会到艺术来源于生活，大师的教导与期望无时无刻不在鞭策着我，使我的创作再次发生了质的飞跃。

1984年，歌舞《小小宇宙飞行员》获得了辽宁省人民政府优秀文艺作品年奖二等奖。我被选为辽宁省代表，赴南京参加了全国少年儿童舞蹈创作座谈会，在会上发表了论文《浅谈儿童歌舞的创作规律》。

1985年，我创作的作品《福娃娃》和《小小宇宙飞行员》参加东北三省少年宫首届文艺会演，双双获得编导奖。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我不顾女儿年幼，独自去北京舞蹈学院参加了著名舞蹈教授唐淑云亲授的少儿芭蕾舞学习班。为了省钱，我住在离学校一站地的地下室里，每天学习八个小时，很累很苦，但受益匪浅，为以后对学生规范基训和创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业务水平的提高、创作理念的飞跃，促使我产生了新的创作意识，尝试用不同形式创作了独舞《赶海小妞》、群舞《和平小使者》和三人舞《猫耳洞前小兰花》。1987年，这些作品参加辽宁省首届少年儿童文化艺术节，分别获得编导和表演等奖项。同年，舞蹈《福娃娃》又喜获辽宁省人民政府优秀文艺作品年奖。

转年，也就是1988年，我创作的四个舞蹈作品《福娃娃》《小小宇宙飞行员》《和平小使者》《赶海小妞》被省文化厅文艺处处长陈伯庸定为辽宁省少儿艺术团的节目，进京参加国际少儿艺术节的演出。同时，群舞《和平小使者》、独舞《赶海小妞》等被选送去中南海演出，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康克清、赛福鼎·艾则孜、廖汉生、朱学范、屈武、程思远等观看了演出，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品获演出纪念牌，所有演员和编导与领导同志合影留念，并获辽宁省文化厅颁发的贡献奖。

1989年，我被调入大连市青少年宫培训部任舞蹈老师。青少年宫的北面是人民广场，草坪、鲜花、青松、树丛，视野广阔，景色宜人，墙面上“大连市青少年宫”七个大字是国家领导人邓颖超的亲笔题字。这是大连市唯一一处青少年活动基地，是当年市政府的重点工程，我记得当时全市人民都曾为这个艺术摇篮捐款一元钱，我还比别人多捐了一元。踏进这栋大楼，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新楼里没有舞蹈室，领导就将三楼最西头比较大一点儿的房间定为舞蹈室。那是一间空屋子，什么也没有，我们白手起家，简单地铺上地毯、安上扶把就开始招生了，招了六个班。记得开学那天人山人海，各个专业的老师举着牌子把学员引进自己的教室，寂静的大楼从此喧闹起来。我和其他老师一样，早来晚走，为学员们忙活着。开宫的第一批学员大都是幼儿，个个长得乖巧可爱，有的顽皮淘气，每天在课堂上，我是既当老师又当妈妈，不但要教他们跳舞，还要帮他们穿衣服、擦鼻涕、上卫生间时擦屁屁，每堂课都得哄着他们排练。就这样《网星星》这个作品在忙忙叨叨中诞生了，这个作品与独舞《赶海小妞》参加了当年的全国少儿舞蹈录像比赛并双双获奖。同年年底，我在经过六年艰苦努力、利用业余时间参加自学考试后，获得辽宁大学的毕业证书。

1989年，舞蹈作品《网星星》和《贝壳谣》赴沈参加辽宁省两个艺术节，获演出奖。多干活是我的本分，这一年，我被评为大连市劳动模范和大连市优秀教师。1991年，我创作的《夺绣球》等八个舞蹈参加辽宁省第二届少年儿童文化艺术节，全部获奖，共计十二项次，我也因此获大连市三八红旗手和团市委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1992年的5月，我带孩子们为国家主席杨尚昆演出了舞蹈《小花棍》，并同主席合影留念。8月，作为本人艺术成果的总结，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市文联、团市委、市舞蹈家协会、青少年宫等几个单位联合举办了“献给孩子们”陈洪运少儿舞蹈作品专场（共十二个舞蹈、一个小舞剧），并获得成功，完成了市文联及市舞蹈家协会的重点工程。以舞蹈专场的形式向全国推介作者，这在我市尚属首例，当时在全国也属鲜见，因此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送来了贺礼，文化部少儿司副司长申溪，文化部艺术局专员、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贾作光出席了首演式。贾主席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赠送了他亲笔书写的“童心”题字。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白淑湘发来了贺电，副主席游惠海送来了手书的贺联。辽宁省文化厅发来了贺电，省文联领导赵之操亲临现场致贺，省舞蹈家协会全员出动。全国各地专家来连观看演出。市有关领导崔荣汉，书法家于植元、于涛等为专场题了词，市文联各协会、有关部门送来了贺联和花篮。团市委副书记曾维主持了首演式，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董志正出席了首演式并致辞，副市长吴明熙也表示了祝贺。《辽宁日报》、《辽宁文艺》、《大连日报》、《大连晚报》和大连电视台都做了报道与评论。《大连文艺界》双月刊1992年第5期设专场评论专栏，刊出文章六篇（包括领导讲话），对专场的作品和我个人所做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9月，大连市政府、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等再次联合为我举办舞蹈专场，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祝明仁、市文联主席董志正、团市委书记王洪俊及青少年宫主任管荀维、培训部部长杨传仑带队，应邀进中南海为首都小朋友演出，又获成功。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林默涵代表有关方面赠送了锦旗。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中国舞蹈家协会联合召开了研讨会。研讨中，文化部少儿司司长范崇嬿，文艺处处长陈云富，舞蹈研究所所长、《舞蹈》编辑部主编游惠海、资华筠等，对专场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台品位高、艺术性强的少儿舞蹈专场。文化部少儿司司长范崇嬿代表文化部及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肯定该专场是全国少儿舞蹈界仅有的三台国家级演出之一，并代表文化部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中国舞蹈家协会颁发了“为少儿舞蹈创作做出突出贡献”证书，令我成为全国少儿舞蹈最高荣誉的获得者。《北京晚报》、《舞蹈信息报》和《舞蹈》杂志都发表了专门报道和评论文章。中央电视台1992年9月30日晚8点新闻节目中也用较多的镜头对此给予了报道。捧着证书，我浮想联翩。成绩是在大连市委、市政府各级组织和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取得的。特别要感谢的是市舞蹈家协会秘书长张俊英老师，从策划到组织，从节目认定到会议流程，她上下沟通、协调，全身心地投入。还有青少年宫领导的关怀支持和青少年宫这个团体有关同志的通力合作，都令我感念不已。感谢著名词作家李玉珉老师对整台舞蹈脚本文字的组织和报幕词的创作，感谢和我共同创作作品的词曲作者杨传仑、曲致政、郑冰、刘春平、张在超等。这份成绩也是我长期劳作的心血结晶，搞舞蹈创作在专业院团里有专门的编导，有排练者，有演员，有编曲的，有搞舞美的，有设计服装的，有制作道具的，甚至有专业化装的和管服装的，而这一切得我自己去做。一个专场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我天天熬到半夜，每天只能休息几个小时，有时晕倒在录音棚里，有时昏睡在舞台的台阶上。当我拖着疲倦的身体走完两百米长、四十多度的斜坡，爬完一百三十二级台阶回到家时，山下已是灯火阑珊，人们也已进入梦乡。下雪了，大坡的冰像镜子一样，根本无法行走，可一想到工作，我又咬咬牙把着楼梯栏杆一节一节横着脚往下蹭，再赶到宫里。我的拼命精神影响着家长和学生，我带领学生苦战九个月，创作修改出十二个舞蹈和一个小舞剧，带领家长加工出三百多套衣服和鞋（为了省钱，衣服和鞋都是半成品，亮片和花饰都是我带着家长缝上去的），所有的道具、挡板，连舞台上的大纱幕、吊挂、干冰炉子，也全是我和家长们做的。演出的舞台上没有专业人员（除灯光外）拉大幕、升吊挂、放干冰、换景片、化装、换装，全部舞台工作人员都是我训练出来的家长。还有那些热心帮助我的朋友，是他们托起了这个舞台。

受文化部的委派，应台湾新学友基金会的邀请，1993年7月，在文化部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纪燕茹（团长）带领下，我和吕道义老师率十五名小演员，带着十个舞蹈和部分声乐节目，随春苗少儿艺术团飞赴台湾，辗转高雄、台中、台北，进行了十二天十七场的访问演出。演出场场爆满，掌声经久不息，获得了轰动效应。当我们飞赴台湾的飞机到了宝岛的上空，美丽的宝岛映现在我们眼前。首次赴台，旅途虽然很累，但这是大家盼望已久的时刻。飞机在高雄漂亮的小港机场降落，大厅里传来了热烈的欢呼声，前来欢迎的人亲切地和我们唠了起来，血浓于水，大家简直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新学友基金会廖俊荣董事长安排的随行人员负责我们的接待工作，十二天的访问演出可累坏了他们，尽管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但他们毫无怨言，日程安排得井井有条，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生怕小演员们过得不快活。有位叫李美芳的先生发现有的小演员吃不惯他们那里的饭菜，便半夜赶回家里，早晨4点多起来煮大米粥，带上小咸菜，赶两个小时的路，7点前送到宾馆。他们除了协助我们演出，还负责带我们参观游览，相处得像一家人。

记得演出的头一场，我们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剧场，烈日下，剧场门前的广场上排着长龙般的队伍，有大人也有孩子。随行的郭先生说，他们都是来看演出的，其中还有没票的。我心里好激动。

演出开始了，台下座无虚席，连过道都坐满了人，演出中掌声不断，最后一个节目音乐刚停，一群手持鲜花的人就冲上台来，和小演员们合影留念。台下的观众久久不肯离席，特别是那些老爷爷、老奶奶们，一个劲地问谁是自己家乡的人，无论湖南人、北京人、东北人，只要碰上一个老乡，立马就要领回家做客。一位七十多岁的张爷爷知道大连来了小演员，便从一百公里以外驾车给家乡的孩子们送来饮料、小食品。有些我们记不清的董事长、经理、企业主也热情地想请小演员们吃饭。随行人员看到我每天要照顾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到深更半夜，演出中马不停蹄地化装、抢装、修道具、整服装，又从团领导那里知道所有舞蹈都是我编导的，服装道具也是我设计的，惊讶地说整个台湾也难找我这样的老师，感动得自发向观众宣传。主持人面对台下一千多名观众采访了我，并邀请我向观众讲话。最后一场演出结束时，一位女士带着全家人，含着泪花对我说：“你们的演出太棒了，我们全家从高雄到台中又到台北，共看了八场演出，可惜你们要走了，真希望还能看到你们的演出。”演出取得了轰动效应，台湾的报纸和电视台多次给予报道，我们的节目誉满祖国宝岛，给台湾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和回忆。时间真快，一晃我们该回去了，和台湾同胞就要分手了，大家彼此都恋恋不舍。我和小演员们刚过检票口，送行的人群一下子拥到只有一层玻璃的过道墙边，隔着一层玻璃与我们手对着手、脸贴着脸，眼泪夺眶而出，个个哭成了泪人，拼命地向我们挥手告别。飞机飞上了云霄，我回头望着美丽的宝岛，心潮澎湃。我为发展两岸的文化交流、增进两岸的了解做出了努力，因而深感欣慰。这段经历，将是我宝贵的回忆和荣耀。

刚回来的第二天，我又接到去大连棒棰岛为国家领导人演出舞蹈《小花棍》、歌舞《歌声与微笑》的任务，当《歌声与微笑》演出结束时，国家主席江泽民高兴地走上舞台，和全体演员们合影留念。这一年我被辽宁省人事厅批准为中学高级教师，被授予大连市三八红旗手称号，获市总工会“为建设北方香港立新功，为辽宁省第一次创业做贡献立功竞赛”活动标兵称号，并记大功一次。

1993年12月，为纪念毛主席一百周年诞辰，共青团大连市委、大连市老干部局联合举办了大连市老少两代同声歌唱“毛泽东颂”大型文艺晚会。我担任了晚会的副总导演，从晚会的策划、脚本的确定、舞美的构思、灯光的设计到节目的设置和组织都竭尽了全力，尤其是我还担任了舞蹈总编。这是继专场和访台演出后又一次挑战，从序曲、三个乐章至尾声七个大群舞，表演者是六到十岁的孩子，仅有五十天准备时间，连累带上火，我身体虚弱得有时站都站不起来。我凭借毅力战胜了种种困难，在合排不到十天的情况下，最后硬是在五十天（都是业余时间）编排了七个大群舞，演出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大连电视台12月26日向全市播放。因在国内有了些影响，经文化部推荐，我被编入了《中国文艺家传集》。

1994年5月，我荣幸地获得了大连市文学艺术界最高奖、大连市政府终身奖“金苹果”奖，不久受文化部少儿司委派，8月随中国少儿艺术团参加在罗马尼亚举办的1994年国际“金孔雀”杯青少年艺术大赛，并顺访西欧五国。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由十八名小演员以我创作的舞蹈为主，辅以陈德才老师编排的武术和刘春平老师排练的器乐节目组成的艺术团，由文化部路录（团长）、团市委副书记吴继华（副团长）、青少年宫主任管荀维（副团长）带队，先赴英国首都伦敦访问演出。大使馆陈参赞和商会会长杨先生负责我们的接待工作。我们在皇家剧院的首演获得了成功，接着又参加了在巴比肯艺术中心的一个国际儿童艺术盛会，首次同西欧的孩子们一起演出。我们的节目格外受欢迎，当地电视台在黄金时间做了四十分钟的专题播出，商界华人争抢着让我们去参观、演出。当时大使馆参赞有意要留下我在伦敦搞幼儿舞蹈教学，我婉言谢绝了。杨会长七十高龄了，一直陪伴孩子们左右，给小演员们零花钱，带他们参观游玩。有一个小演员丢了钱包，杨会长立刻给补上。小演员过生日，杨会长去自己的蛋糕厂亲自做了一个半米高的多层蛋糕。虽然演出很累，但在大使馆参赞和杨会长的关照下，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在英国的访问演出。

我们坐火车直达罗马尼亚。一出火车站，我们的小演员就被罗马尼亚的爸爸妈妈“抢”回家，欧洲人看惯了大眼睛黄头发的本地人，冷不丁看到中国小朋友，感到又甜美又可爱。第二天我们去参加赛事活动，第一项是广场巡游展示。我一下子就蒙了，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有此项活动，出国前没准备。别的国家都是乐鼓手现场奏乐，舞蹈演员翩翩起舞，一个队比一个队强，都在展示自己国家的舞蹈。怎么办？我们又不能不参加。我灵机一动，把演出舞蹈《金孔雀》的大裙子让小演员们扯起来，跳起孔雀舞，《扇鼓舞》的小演员敲起太平鼓，跳起满族舞，武术演员挥舞刀枪，场面别具一格，受到沿街观众的热烈欢迎，掌声此起彼伏，沿街楼台上的、窗户上的外国朋友热情地招手喊着：“China！China！”到了广场（展示中心会场），我们临时组织的节目因具有东方特有的色彩，受到了热烈欢迎。第二项是剧场比赛。经过团部研究，舞蹈《福娃娃》、《扇鼓舞》、《歌声与微笑》和武术、器乐节目参加比赛，我现场将三个舞蹈与武术、器乐节目组合成一个团体节目。到了现场我们又傻眼了，别的国家都是乐队现场演奏，可我们用的是录音带，比赛现场没有放录音的设备，怎么办？团领导管荀维去商店买了一台录音机，对着麦克放响了舞曲。小演员们很争气，克服了不利条件的影响翩翩起舞，帅气的满族小阿哥，美丽的满族小格格，福气洋溢的福娃娃，飞舞的刀枪棍棒，激昂的《十面埋伏》琵琶曲，热情洋溢的《歌声与微笑》，激起了阵阵掌声，我们全团拼尽了全力。在颁奖仪式上，当听到“China，团体一等奖”时，所有的小演员一下子跳到椅子上，情不自禁地高呼：“China！China！China！China！”什么是爱国主义？这就是现实中的爱国主义。当捧起金孔雀杯时，我的泪水唰的一下落了下来，惊心动魄的两天终于有了成果，我们为祖国争光了。当时我嗓子就哑了，说不出话来，而且发起了高烧，可我不能倒下，身边有那么多孩子等我带，还有三个国家的访问演出。毅力支撑着我带病来到了南斯拉夫。市长用最高规格的礼节接待了我们，在市政院请我们吃了盐和面包，带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市政厅后，安排我们去了几个城市演出。当时接送我们的专车司机是一个特别高大的中年人，看我嗓子哑了，又发着高烧，还要带学生演出，就给我买了特效感冒药，每次都抢着拿道具箱子。箱子很重，我们都得两人扛一个箱子，但他却一手一个，一直到我们演出结束。每到一个地方，演出前，演出的队伍都必须先进教堂，再沿街巡游到演出场地，虽然很辛苦，但我们的节目每到一处，都非常抢眼，东方艺术的魅力折服了西方观众。最后一天，我们去了咱们中国大使馆，在大厅里给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演出了一场。大使馆工作人员看到祖国的孩子们感到格外亲，边看边流泪，手掌都拍红了，演出结束后都抢着把小演员带回自己的住处。大使和夫人看到孩子这么小，演出那么好，高兴地带领大使馆工作人员为孩子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宴，全是中国饭菜。孩子们天天吃西餐，早盼望能吃上中国饭。当我和孩子们来到了餐厅时惊呆了，这么多中国饭菜，还有中国酒、红葡萄酒，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和这些异国他乡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幸福地品尝着中国餐，干杯，祝福，一些小男演员们都喝醉了。

随后我们又顺访了马耳他。马耳他是一个美丽的旅游胜地，我们去的城市很小，坐上大巴二十分钟就能从这边跑到那边，马路上只有一个红绿灯。在使馆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古城堡、电影基地，并在广场舞台上做了四场演出，观众人山人海。

当演出舞蹈《福娃娃》时，马耳他总理来到后台，仔细查看孩子们的红手绢，看有什么机关没有，怎么转得那么好。发现都是孩子们自己转起来的时，他竖起大拇指，夸小演员们了不起。在西欧五国历经二十三天，演出二十七场，为传播东方文化，为增进各国友谊，我们做出了艰辛的努力。

回到祖国第二天，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北京参加1994年中国国际少儿艺术节，舞蹈《扇鼓舞》获得了编导奖和辅导奖，我受邀与国家有关领导合影留念。

这年我获得了大连人民政府授予的1992年至1993年度大连市特等劳动模范称号，获得了辽宁省总工会授予的优秀创业者称号，同时也获得了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

1995年，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祝明仁为团长，以市青少年宫常务副主任杨传仑、书记张呈为副团长的中国少儿艺术团，赴新加坡访问演出。我是舞蹈总编导，十九名小演员都是新挑选的，节目都是重新排的。我赶排了《小雄鹰》等十三个舞蹈，加上陈德才老师编排的武术节目和刘春平老师编排的器乐节目，一起赴狮城访问演出，在嘉龙剧场等地演出了十三场。舞蹈小演员都是八九岁的孩子，访问、参观、彩排、演出都由我负责，特别是化装、抢装，节目与节目之间也就是三到五分钟，每个节目都要为十几个孩子换装，幸好走之前我给孩子们做了培训，小演员们总算没有误场，演出还算顺利。每次出访演出都是一样，每天早起5点多钟，我都把演出带倒好（那时是录音带）再叫孩子们起床、梳洗，吃早餐后，赶往演出地彩排、演出，演出后回住地，安排孩子们洗漱就寝。每次带孩子们出去参观，首先是注意孩子们的安全问题，实际上我基本上没看什么光景，就是走马观花。特别是坐车、坐飞机，我们的压力更大，因为都是孩子，不安全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发烧啦，拉肚子啦，照相机丢啦，到公园玩跑上跑下啦，都是事，连尊敬的团长祝明仁先生在公园里都陪着发烧的小演员。直到回连把孩子们安全地交给家长，这颗心才能放下来，才算走完了紧张的旅程，圆满完成了出访演出的任务。

1996年6月，《妞妞上学》等三个作品参加辽宁省少年儿童文化艺术节，分别获编导一、二等奖。10月1日，我获得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奖，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1月，舞蹈《扇鼓舞》又获辽宁省第六届“群星奖”优秀编导奖、优秀表演奖。我被辽宁省政府授予特级教师称号。

1997年，为迎接香港回归，大型舞蹈《钟声》参加了大连市在星海湾举办的迎接香港回归的大型演出，当年又参加了“我们爱祖国，我们爱香港”全国少年儿童舞蹈会演，获金奖。尝试创作的双人舞《风雪路上小伙伴》，在此次会演中也获金奖。

1998年8月，群舞《欢天喜地》应邀进京参加“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获优秀作品奖。中国舞协主席白淑湘，副主席贾作光、游惠海，文化部少儿司副司长申溪等领导，亲切地接见了老师和小演员，并合影留念。

兢兢业业地干活，老老实实地做人，为孩子们多创作作品，让孩子们在娱乐中受到真善美的教育，令我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学员家长的尊重与喜爱，这一年我被授予大连市巾帼建功标兵称号、大连市校外教育工作者标兵称号，而且特别荣幸的是，我获得了教育部授予的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1999年，为表达对山区贫困儿童的关爱，我创作了舞蹈《压岁钱》，参加“手拉手共同奔向新世纪”全国少年儿童校外艺术交流活动，获创作一等奖；应中国艺术研究院邀请，参加共和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五十周年研讨会，获一等奖。年中宫里接到访日演出的任务，我和武术老师陈德才、声乐老师任冠杰、器乐老师刘春平组织了一台节目，以张丽杰为团长的大连少儿艺术团组成了。当我们赶往机场，才知道签证还没有下来，登机的时间就要到了，拿到签证的李春燕老师飞奔到机场，才使我们得以顺利登机。我们团是为参加庆祝大连与北九州市建交庆典而被邀请访问的，北九州市市长接待了我们并同市民一起观看了我们的演出。大连和北九州两市演员共同演出的节目像朵朵鲜花盛开舞台，欢呼声、掌声充满剧场。演出结束，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北九州市市长亲切地接见了全团领导、老师和小演员们，还安排小演员们游览了迪斯尼乐园。

9月，我作为组委会副主任和中国舞蹈家协会共同组织了由大连市青少年宫承办的1999年全国少年儿童舞蹈创作研讨座谈会，并为会议又创作赶排了一台作品晚会，《贺》《小雄鹰》《鸡鸡丫丫》等九个舞蹈受到与会专家和同仁们的好评。青少年宫获“硕果累累”奖杯。我撰写的论文《浅谈少儿舞蹈在新时期的社会功能》在研讨会上发表并获一等奖，后由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收入全国少儿舞蹈艺术论文集《美的寻觅》在全国发行。

龙年到了，电视台导演邀请我排一个节目参加2000年大连市春节电视晚会。我和文继良老师经过两个月的抢排，将《龙娃嬉珠》呈现在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珠光闪闪，龙娃飞舞，喜庆吉祥，观众和龙娃一起抒发着龙年的幸福与向往。8月，应天津国际少年儿童文化艺术节组委会的邀请，《龙娃嬉珠》《压岁钱》参加比赛，同时参加了第二届“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龙娃嬉珠》在开幕式上作为开场节目演出，获金奖，《压岁钱》获银奖，并获2000年天津国际少年儿童文化艺术节奖。这一年我被评为大连市三八红旗手。

2001年7月，应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的邀请，我和小演员代表大陆少儿艺术团参加“友谊使者·相聚神州”丝路专列活动，共被选中七个舞蹈进入人民大会堂演出。这座神奇的殿堂是商讨国家大事和领导人开会的地方，是接待外国首脑的厅堂，演出的级别可想而知。经过认真的彩排，演出开始了，观众是这次参加丝路专列活动的我国香港地区和澳大利亚等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童子军。节目获得了阵阵的掌声。最后一个节目是我特别为这次活动编导的互动舞蹈《全世界儿童手拉手》。台上的小演员们跳了一段舞蹈后，各自跑下舞台，邀请台下各国的小朋友、大朋友一起上台手拉着手跳起舞来，大会堂里沸腾了，晚会达到高潮。童子军的领导和全国共青团书记祝贺演出成功，我们获得了最佳节目奖杯。第二天，丝路专列起程了，小演员们被分到各国童子军的队伍里开始了丝绸之路的旅程，游览了西安兵马俑、敦煌莫高窟、沙漠月牙泉、新疆天山坎儿沟后，回到首都北京，一路欢歌笑语，友谊使者相聚神州，回味古迹，向往着未来。

8月末，我们又赴省城参加第二届“小舞蹈家”杯少儿舞蹈比赛，我创作的独舞《小其其格》获创作三等奖。

12月，我又应邀作为内地唯一代表，随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游惠海赴澳门参加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少儿舞蹈艺术专家研讨会，获贡献奖。

2001年，我被大连市委、大连市人民政府授予大连市优秀专家称号。

2002年4月，我受文化部少儿司的委派，带作品随中国少儿艺术团赴德国弗赖堡参加Jugend Yanzt 国际青少年舞蹈大赛。我编导的《中国结》《青青草》《金孔雀》参加大赛，从组织参赛队伍到编排节目，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十三个小演员都是十一岁左右的小女孩。出发时，孩子们的护照都办了下来，只有我的护照没批下来。家长在火车站知道了孩子们由两个老人带着先去德国，我得到北京拿到护照再去时，非常不放心，有的家长就不想让孩子去了。宫领导的意见是，去还是不去，由家长和我定。火车检票已经开始，只差十分钟就要开了，我毅然决定去，我们飞奔上了火车。到了北京，因我的护照日期比起程时间晚一天，孩子们由我和宫里同志护送到机场，跟随老人先去德国。我去办护照处的楼梯间等了一个下午，护照才到，我急不可耐地赶到机场，乘机赶到德国。从孩子们离开我时起，我的一颗心就悬着，直到我到达弗赖堡见到了孩子们，我心里的大石头才算落地了。第二天，我们跟随团向导（中国人）来到比赛现场，三十九个国家的数千名小舞蹈演员共同参加角逐。我们语言不通，德语又不懂，只能在向导带领下按号去参加预赛，然后到剧场门口等待决赛号序的公布。《中国结》和《青青草》的号码出现在决赛名单上，我当时的心情紧张而又喜悦，难以言表。我们的住地是街道旁高坡上的一个旅馆，虽小却很干净，而且很安静。我们随团的领导——青教办姜副主任、宫副主任、张丽杰副团长等人，也随后赶到了。包括翻译和记者，第二天全团二十二人一起赶到了决赛的剧场，我们在剧场外大厅认真排练，鼓励孩子们一定为国争光。决赛太激烈了，《中国结》音乐已经响起，演员还没有上场，一个小演员鼻子突然蹿血，血流不止。主持人把孩子带到卫生间，用冰块敷在脖子上才止住了血，小演员坚持上了台。到《青青草》时，音乐又放不出来，小演员们被定格在舞台上，过了一段时间台下响起了喝倒彩的声音。我的第一反应是录音带放反了，立马示意放音的女士，她立即把带倒了过来。可爱的小演员没有被吓着，随着音乐的响起，完成了舞蹈的表演。当舞蹈一结束，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给我们开车的德国夫妇从座位上跳起来，眼泪汪汪地喊叫起来。一位韩国的评委站起来为小演员们鼓掌。比赛结束，开始颁奖了。主持人依次公布成绩。由于一直没听到我们节目的名字，孩子们绝望了，没想到最后，倒数第二个公布的是《青青草》，最后一个公布的是《中国结》，孩子们和我惊呆了，原来他们是最低的奖项先发，最后发最高奖！等我们反应过来，场上已响起“China！China！”的欢呼声，小演员们跑上领奖台，捧起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奖杯，同世界各国获奖的小朋友一起欢庆这难以忘怀的时刻。

5月7日返回大连后，我们又重新组建起一个少儿艺术团，受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会的邀请去巴西参加国际艺术节。新团的组建只用了三个月，演员是另选的一拨，从零开始，排练全是业余时间，时间紧迫，任务重，我硬是赶排了七个舞蹈，器乐老师刘春平也排出了器乐节目。由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会宗介华（团长）和团市委书记方建伟（副团长）、宫主任管荀维（副团长）带队，8月我们又踏上了飞南美洲、赴巴西的飞机。在转往巴西的机场，我们迷路了，孩子们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已经很疲倦了，我们只好安排孩子们在机场座位上睡会儿。因为我们不懂葡萄牙语，机场又大，我们找不到转机口，直到机场工作人员找到了我们，因为飞机缺了我们整个团队无法起飞。我们像百米冲刺一样上了飞机，终于来到了国际艺术节的举办地，分散住在巴西人的家中。他们非常热情周到，照顾我们的吃住，这是他们第一次接待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孩子。他们觉得中国孩子好看，觉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是最美的，商场里张贴着我们“眯眯眼”小演员的照片。艺术节盛大而隆重，上午是每个国家的演出队伍都去当地最大的教堂集中，举行仪式，开始巡游，下午和晚上在体育馆里举行艺术节演出。我们的节目排在西欧几个国家的后面，在晚上8点以后，其他国家参演的都是成年人，只有我们中国参演的是孩子。我们的节目上场了，独特的东方艺术一下子镇住了观众，尤其是孩子，乖巧的舞姿、美妙的器乐曲获得了阵阵掌声，欢呼声、口哨声震耳欲聋。小演员的演出获得了观众们的喜爱，演出达到了高潮，第二天当地的报纸报道了我们演出的盛况，刊登了我的照片，巴西观众还让他们的孩子学跳中国舞，说：“你们的孩子跳的舞蹈太美了。”还有人找到了刘春平老师，要买笛子学着吹。接着我们去了几个城市演出，每天上午11点左右出发，坐大巴去另一个城市，下午三四点钟到达后彩排，晚上演出，半夜再坐大巴赶回来。其间组委会安排我们去了农庄，进行艺术交流，表演具有特色的民间舞蹈和欢快的桑巴舞，两国的大艺术家、小艺术家陶醉在友谊的花园里，尽情地跳啊，舞啊。尽管我们很累很累，但我们还是随着桑巴舞的节奏，圆满地完成了艺术节的演出任务，组委会主席特地为我们全团演职员颁发了巴西国际艺术节的获奖证书。上飞机前，我们游览了黄金海岸，随即乘机回国。同年，我获得了“爱爱杯”首届全国儿童舞蹈家突出贡献奖。

2003年8月，我率团赴北京参加由文化部文学艺术委员会组织的“新苗奖”全国儿童舞蹈大赛，舞蹈《中国结》获创作、辅导、表演、服装设计金奖，作词、作曲银奖，同时我被评为全国十佳儿童舞蹈专家。

2004年，我和文继良老师带着新创作的群舞《手拉手》和舞蹈《中国结》，由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唐红（团长）、青少年宫副主任张丽杰（副团长）带队，随中国少儿艺术团赴澳大利亚珀斯参加国际青少年舞蹈大赛。有来自十多个国家的两千五百多个舞蹈节目参赛，群舞《手拉手》是作为现代舞参赛的。现代舞国际大赛中我们是首次亮相，现代舞对于外国小朋友又是强项，上场前我心里是七上八下的。这是第一次尝试用现代舞的方式创作的作品，我的心快跳出来了。当孩子们聚齐各国旗帜、齐步弹踢向前时，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最终，这个节目获得了三等奖，《中国结》作为民族舞参赛，获得了特别奖。各国小朋友纷纷涌向后大厅，争抢着和我们合影留念。外国的舞蹈专家特别喜欢我们的服饰，对我设计的金色靴子特别感兴趣，提出要买下来。

我们载誉归来，又马不停蹄地赴省城参加辽宁省文化艺术节，舞蹈《童心结》获辽宁省文化艺术节“群星奖”金奖。

2005年，青少年宫承担大连市国际儿童节庆祝大会的演出任务，我创作的大型舞蹈《和谐的家》和群舞《妞妞俏》《手拉手》为晚会增添了色彩。同时在晚会排练期间，我挤出时间为大连电视台少儿频道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大型晚会创编了大型开场舞《七彩斑斓》，为这场晚会开了一个好头，创编的舞蹈《太阳花》也增添了晚会的看点。

6月中旬，这些舞蹈都参加了亚洲青少年艺术盛典，小演员们获得了最佳表演奖，我获得了最佳辅导教师奖。8月赴辽宁省参加第四届“小舞蹈家”杯少儿舞蹈比赛，舞蹈《妞妞俏》获编导、表演一等奖，《青青草》获编导、表演二等奖。此年，我获得了中国儿童歌舞学会2005年中国优秀儿童歌舞工作者称号，并获大连市舞蹈家协会颁发的业绩奖。

2006年春节到了，我接到了为大连市委、市政府组织的2006年大连市各界人士迎新春团拜晚会创作儿童舞蹈的任务，我尝试着把武术融入舞蹈中来，同舞蹈老师文继良、武术老师陈德才、器乐老师刘春平一起创作了大型舞蹈《狗娃旺春》 ，获得了满堂彩的效果，得到了副市长贺旻等市领导的表扬。演出结束，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上台同小演员们合影。

从2006年下半年我退休至今，是我人生的又一个里程碑，我自主创建了大连洪运舞蹈艺术培训学校。自己创业，一切都得自力更生。从租房到装修，从办执照到招生，从教学到管理，一切的一切，处处坎坷，步步艰难，要想生存下来谈何容易。十年来学校搬了两次家，每次搬家都得扒一层皮，历尽了艰辛和磨难，从寻找校址到重新注册，从控制学员的流失到重新组建教师团队，从减少资产的损耗到增加经费的来源，都要考虑。尽管如此，全校员工、老师培训的学员已有五千多人次获得国家级特长生资格和舞蹈考级一至十级证书；创作的作品和培训的学员获国家级、省级、市级奖两千多人次；五十余人次考入北京舞蹈学院、上海舞蹈学校、辽宁省舞蹈学院、辽宁省芭蕾舞学校、大连艺术学校。学校成为北京舞蹈学院和上海舞蹈学校的生源地和招生点，成为辽宁省大连地区的考级点。其间我为学校舞蹈团创作的作品还参加了大连市的大型活动和中央、省、市电视台大型晚会演出等。我获得了中国音乐艺术家研究院授予的全国艺术特长生认证考官资格证。诚信办学，质量第一，学校现已被社会认可，并小有名气。这十年是我一生中最具挑战性的十年，自主创业难，坚守事业更难，千头万绪，要想潜下心来搞作品还真不容易。

2006年，我创作的大型舞蹈《大长今》参加了大连电视台承办的大连国际服装节闭幕式，小演员们和著名的小童星阿尔法、著名主持人曹启泰同台演出。

2007年，我创作的大型舞蹈《猪娃嬉戏》呈现在大连电视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似一幅年画，可爱的猪娃、幸福的福娃在烟花飞舞的节日里，为全市人民拜年，展示了盛世中华幸福安康的景象。同年此舞蹈赴深圳参加第四届“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获“小荷之星”奖和“小荷园丁”奖，并被受邀赴香港参加“庆回归两岸四地少儿舞蹈大联欢暨新苗嘉年华”大型演出，在伊丽莎白体育馆作为开场舞上演，并获金牌奖。

2008年，由大连电视台承办的第十七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式上，在由电视台《久久合家欢》栏目总导演柏成建总体策划、导演的大型晚会中，我参与编排的舞蹈《小贵妃》和京剧团共同完成了与著名演员李玉刚、著名舞蹈家金星合排的大型节目《新贵妃醉酒·游园惊梦》。李玉刚优美的唱腔，金星娇美的舞姿，金星现代舞团帅气豪放的红扇舞，京剧团国粹艺术出色的表演，我们《小贵妃》精彩的舞蹈，令人惊艳。特别是张晓丹和陈静精心设计的《小贵妃》的舞蹈服装随风飞舞，令整台节目画面醉人、气势壮观、美轮美奂、妙不可言，受到了中外来宾、领导和观众的称赞。中央电视台、辽宁电视台、大连电视台同时播放了这台晚会。同年，舞蹈《和谐的家》获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六届教学成果展演奖和优秀辅导教师奖。我也被中国舞蹈家协会授予优秀少儿舞蹈教师称号。

建校以来，我培训的学员和创作辅导的作品参加过全国各级赛事活动，获国家级、省级奖十四项次。

2009年，我参加第九届青少年优秀艺术人才选拔赛，获辽宁地区舞蹈专业辅导奖，并获“祝福祖国”第五届全国青少年展评活动优秀指导老师奖。

2010年，我获“蒲公英”第十届中国青少年优秀艺术新人选拔活动园丁奖，获“和谐中国”青少年艺术展评活动优秀指导老师奖。为大连市六一国际儿童节晚会编排的歌舞《快乐的节日》和舞蹈《太阳花》，为晚会增添了色彩。

2011年，我赴省城参加第七届“小舞蹈家”杯少儿舞蹈大赛，获节目辅导一等奖和三等奖。

2012年1月，我被辽宁省舞蹈家协会聘为中国舞蹈家协会辽宁考区考级委员会副主任。

2013年8月，我又带学校部分学员、老师赴省城参加第八届“小舞蹈家”杯少儿舞蹈比赛，光我自己培训的学员和节目就获得八个奖项。我还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电视文艺晚会编排了序曲歌舞《为梦想歌唱》和尾声歌舞《放飞梦想》。

2014年，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大型电视文艺晚会“成长的季节”编排序曲舞蹈《春之歌》，我构思了一个多月。为了把这个序曲舞蹈编得更好，我和女儿、丈夫一起去了旅顺英歌石看花，体验一下春天的感觉。那天，风有点儿大，我和全家在大风中游览了整个大花园，站在花丛中，欣赏着绿色的草坪里的花和景色。那些郁金香黄的、红的、粉的、白的花随风摆动，似一群美丽的女孩在春风里舞动。牡丹花瓣在风中闪动，像是对春天的问候，一簇簇，一片片，似云朵，似彩虹，争奇斗艳，竞相开放。孩子们在花丛中追逐嬉闹，姑娘在赏花照相，一派盛世花园的幸福景象，这不就是春的序曲吗？回来的路上，我的创作思路一下子打开，很快脑中就有了舞台的画面，基本动作、情节逐渐成形。六一儿童节当天，《春之歌》完美地展现在舞台上。

2015年，我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大型电视文艺晚会“梦开始的地方”编排了第二场舞蹈《大地》。接到这个任务时，我开始很迷茫，因为这是一个表现古时候人类生活的节目。经和电视台导演、晚会总编导薛思文、张国利反复推敲，我初步拿出了一个思路，凭着对古代历史的点滴理解展开想象，以大地为主体，表现苗儿出土、成长到成熟以及人类文化的进步……为了更好地表现从一片绿苗到一片金黄的丰收景象，我们设计了舞台上瞬间服装由绿变黄的情节，根据这个需要我们来设计和制作服装。说起设计服装，每次我和女儿张晓丹都费了不少功夫，从设计、选料到网上订料，再到服装制作，有时料到了却效果不佳，只好重买，哪一次都没轻折腾。由于是大型舞蹈，人数多，当然钱花得也多，有人提议让家长掏钱，可我们没有那样做。说实在话，从建校以后，每次创作新作品都触及这个问题——经费问题。对于学校来说，这是一个很难的事，但为了让作品更好地展现在舞台上，我们一贯坚持再苦再难也要投资，哪怕是自己掏钱，一切为了作品的效果，为了晚会的成功。这个舞蹈的服装设计还是非常成功的，在舞台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使作品很好地体现出创作的意图，为晚会增添了看点。

2016年6月，我又为大连电视台少儿频道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大型文艺晚会“童年，你好”编排了大型歌舞《春暖花开》，在全市播放六次，反响很好。

自传撰写至此，我发现自己一生就干了一件事，就是教孩子们跳舞，好听点儿说，是全身心地扑在少儿舞蹈事业上。为了这个事业我放弃了很多很多，权位、利益、家庭、孩子，有汗水、泪水、辛酸和痛楚，也有收获和快乐。我虽已老暮，但童心未泯。每当看到跟我学舞蹈的孩子们，看到电视台播放自己为孩子们创作的舞蹈时，我的心情是欣慰的。我这个“金苹果”还在继续努力着。

回顾七十年的历程，我从一个天真的孩子成长为一名资深的儿童舞蹈工作者，获得了大连市政府终身奖、大连市文艺最高奖“金苹果”奖，是党、政府、人民赋予了我这个平台，是各级组织、领导、专家、同仁、亲人的关怀培养了我，在此谨表示最衷心的、最诚挚的谢意。我愿终生为“金苹果”增光添彩！ oSPqirfVjmuT7LnibE9L+bq5Gq795QrxG5BWdLSec2/k3dRgtF8D54Pd0IYD5F9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