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作为二八定律的提出者，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是意大利著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1848年7月15日出生于巴黎，原籍利古里亚，去世于1923年8月19日。他是洛桑学派的主要代表人之一，同时也是瑞士洛桑大学的教授。
1811年，他的祖父帕累托爵士被拿破仑封为帝国男爵，标志着他的家族进入了贵族阶层。特殊的阶层和身份为他后来所从事的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这让他有足够长远的眼光和深刻的洞察力，将目光投向社会财富的分配领域。
1850年前后，在帕累托两岁时，他的家族从法国返回了意大利。学完了传统的中等教育课程后，帕累托在都灵的综合技术大学攻读理科，随后他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固体平衡的基本原则》，并作了一篇出色的答辩。
1874—1892年，帕累托迁居到了佛罗伦萨，开始在铁路公司当一名工程师，后来成为意大利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因为公务的需要，他经常到国外特别是英国旅行。这一期间，他参加了亚当·斯密学会，反对意大利政府的国家社会主义、保护主义和黩武政策的运动。这标志着他成为一名民主主义者，拥护不妥协的自由主义，誓与专制不相两立。他最初想在政坛发展，梦想是当一名出色的能够改变人类命运的政治家，并在1882年参加皮斯托亚选区议员竞选，但是没有成功。
1889年，41岁的帕累托迎娶原籍俄国的亚历山大·巴枯宁为妻，开始了自己的婚姻生活。两年后，他读了马费奥·潘塔莱奥尼的《纯粹经济学原理》，开始对经济学产生兴趣。1892年，瓦尔拉推荐帕累托接替他在洛桑大学开设政治经济学的教职，次年，他就被任命为洛桑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这时，他进入了自己新的职业生涯，并发表相关的作品，比如1896年，他在洛桑大学用法文发表了《政治经济学讲义》。
1898年，帕累托继承了本家族中一位伯父的大笔财富。用这笔钱，他在瑞士的家中接待一些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当时他们正在逃避国内的镇压。他还对政治不死心，总觉得自己应该在政坛有所作为。也正因如此，使他对社会财富的分配规律格外感兴趣，他认为，财富的分配是一切政治的基础。
1901年，帕累托迁居莱芒湖边的日内瓦州塞利涅的“安哥拉”别墅。这时他的思想更趋保守，更加敌视没落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并开始接待大量的反政府异议者。后来他又前往巴黎，在高等研究学院找了一份当老师的工作，每天给学生授课。此时，他的妻子决然离开他返回俄国，帕累托便立即要求离婚。两个人在人生观和社会观的认识上截然相反，帕累托早就有和妻子分道扬镳之意。
第二年，他就与生命中对他非常重要的让娜·雷吉斯同居了，但直至逝世前不久才与她结婚。他人生中的重要著作《普遍社会学》一书就是献给她的。
1901年，他的《社会主义体制》用法文在巴黎发表。1916年，帕累托最后一次系统讲授社会学课程，同时，《普通社会学》在佛罗伦萨出版。1920年，《事实与理论》在佛罗伦萨出版，这是一本主要由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府文辑组成的集子。1921年，《民主制的变革》在米兰出版。
1922年，为了抗议瑞士社会主义者倡议的提取财产税的政策，帕累托在迪沃那儿住了几个月。1922年年终时，他同意出任B·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政府驻国联的代表。1923年，他被任命意大利王国的参议员，并在《等级体制》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表示他归附法西斯主义，但他要求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化。这是他人生的最后谢幕，同年的8月19日，他死于塞利涅，并葬于该地。
纵观他的一生，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主要成就并不在政治领域，虽然他一生都梦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在临终前还做了最后的尝试。他最伟大的理论都是关于经济学，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帕累托运用立体几何学研究经济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发展了瓦尔拉法则的一般均衡的代数体系。他提出，在收入分配为既定的条件下，为了达到最大的社会福利，生产资料的配置所必须达到的状态，这种状态称为“帕累托最适度”。即“生产资源的任何配置已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变好，并使另一个人的处境变坏，已使集合体的效用达到最大值的状态”。
在社会学领域，他属于“机械学派”，他认为阶级在任何的社会制度中，都将永恒存在而不可改变，因而他的学说主张反对平等、自由和自治，认为一个公平的社会是永远不可能出现和持久的。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多半来自于他的学说，就连著名的魔头墨索里尼也受到了他的学说的影响。
帕累托对经济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同样也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收入分配的研究和个人选择的分析中，他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并用“无异曲线”发展和帮助了个体经济学领域。但帕累托最著名的理论，无异于他对意大利20%的人口拥有80%的财产的仔细观察，这个发现后来被约瑟夫·朱兰和其他人概括为“帕累托法则”（20/80法则），也就是二八定律，亦被称为二八法则。后来，又被人们进一步概括为帕累托分布的概念。其中，著名的“帕累托指数”是指对收入分布不均衡的程度的度量，详细参见现今通用于各国的基尼系数。
同时，帕累托还提出了精英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帕累托认为：社会分层结构的存在是普遍和永恒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上层成员和下层成员的社会地位是固定不变的，内部上下层之间的流动性始终存在，尽管流动十分困难。
也许你并不认识爱德华·诺顿·洛伦茨（Edward Norton Lorenz，1917—2008年），并不清楚这位美国气象学家对人类的影响，但只要提起蝴蝶效应或者混沌效应，你就一定明白了，原来是这位先生的杰作。没错，爱德华就是蝴蝶效应的提出者，他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爱德华是一个兴趣十分广泛的人，他喜欢越野、滑雪和徒步旅行，直到去世前一周，他还参加过一次徒步活动。尽管他给人的印象是严谨和注重细节，但事实上，他自己的办公室却是一个非常混乱的空间。他的学生就曾经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堆从未发表过的论文和研究报告。爱德华的朋友和学生形容他是个“安静的怪杰”“所见过最有组织的人”，他的同事评价他惜字如金，让他开口说话难如登天，但他们同时也都称赞他是个亲切且谦虚的人。
1917年的5月23日，爱德华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科学——这注定了他将来的道路。他说：“孩提时，我最有兴趣做的事就是关心天气的变化。”后来他考入了达特茅斯学院，于1938年毕业，随后又在两年后毕业于著名的哈佛大学，并且获得了数学专业的学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爱德华作为气象预报员，曾经在美国的陆军航空兵团服役。1943年，他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理科硕士学位。1948年，他进入了该学院任教，从事气象学领域的研究工作。
1963年，他获得了美国气象学会的迈辛格奖，就在这一年，他正式提出了“混沌理论”（Chaos Theory）。这被称作是“对基础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继牛顿之后让人类对自然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伟大理论。
他发现“混沌理论”的过程也是颇具戏剧性效果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混混沌沌中发现的。1961年冬季的一天，爱德华正在电脑上进行关于天气预报的计算，为了考察一个很长的序列，他走了一条捷径——没有令计算机从头运行，而是从中途开始。他把上次的输出直接打入作为计算的初值，然后他穿过大厅下楼去喝咖啡。当他一个小时后回来时，他发现发生了出乎意料的事情，天气变化与上一次的模式迅速地偏离了。
对第一次的计算机运算结果，打印只显示到小数点的后3位：0.506，而非完整的运算结果却显示到了小数点的后6位：0.506127。这个远小于千分之一的差异，造成了第二次的仿真结果和第一次的完全不同。就在短短的时间内，相似性完全消失了。这进一步的计算表明，输入的细微差异，可能会很快成为输出的巨大差别。
于是，爱德华从这个惊人的结果中发现，准确地预测天气只是人类的幻想，他也进而揭示出，混沌现象具有不可预言性和对初始条件的极端敏感依赖性这两个基本特点。爱德华最初使用了“海鸥效应”这个词来形容这种现象，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完全新颖的比喻，因为爱伦·坡曾经声称，人们挥着手可能就会影响大气条件。尽管如此，爱德华却是第一次对此理论进行系统思考并且形成新的理论的人。
1967年，他出版了《大气环流的性质和理论》一书。在本书中，爱德华精辟地阐述了大气环流研究工作的历史发展、现状和展望。1969年，他荣获美国气象学会的罗斯比研究奖章，并在1972年正式提出了“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次年，他便由此获得了西蒙斯纪念金奖，并以巨大的成就在1975年入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1983年，爱德华再次登上奖台，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克雷福德奖（Crafoord Prizes）。这一奖项主要授予研究领域中的，不在诺贝尔奖授奖范围内却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他于1987年退休，1991年获得了地球和星体学方面的基础科学“京都奖”（Kyoto Prize），这是他一生中的最高荣誉，因为评委会称他的混沌理论是“继牛顿之后，为人类自然观带来了最为戏剧性的改变”。2008年4月16日，爱德华因为癌症，在马萨诸塞州的家中去世，享年90岁。他的妻子简死于2001年，两个人留有一子两女。
在他的一生中，爱德华还著有《动力学方程的最大简化》《振荡力学》《大气环流的低阶模式》和《用大的数值模式进行大气可预测性试验》等著作，但没有一样比得上混沌理论和蝴蝶效应对人类生活产生的影响。
在他的“决定性混沌”（Deterministic Chaos）理论中，爱德华认为：人类本身都是非线性的，与传统的想法相反，健康人的脑电图和心脏跳动并不是规则的，而是混沌的。混沌正是生命力的表现，混沌系统对外界的刺激反应，比非混沌系统要快得多。
科学家对混沌理论的评价很高，认为“混沌学是物理学发生的第三次革命”，它与相对论、量子力学同被列为20世纪的最伟大发现之一。量子力学质疑微观世界的物理因果律，而混沌理论则紧接着否定了包括宏观世界拉普拉斯﹙Laplace﹚式的决定型因果律。这一理论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如商业周期研究、动物种群动力学、流体运动、行星运转轨道、半导体电流、医学预测（如癫痫发作）以及军事等。
爱德华的“蝴蝶效应”则是指明了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而巨大的连锁反应。这是一种混沌现象，我们在前文提到过：“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会使更多蝴蝶跟着一起振翅。最后将有数千只的蝴蝶都跟着那只蝴蝶一同挥动翅膀，其所产生的飓风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在美国得州发生一场龙卷风。”
洛伦茨最初使用的是“海鸥效应”来形容这种现象。1979年，在华盛顿的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演讲上，他却问道：“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会在得克萨斯州引起龙卷风吗？”于是，“蝴蝶效应”因此得名。
这个理论比喻长时期大范围天气预报往往会因一点点微小的因素造成难以预测的严重后果，也正是因为微小的偏差是难以避免的，从而就使天气预报长期具有不可预测性或者不准确性。然而，广义的蝴蝶效应已经不仅仅限于天气预报，而是一切复杂系统对初值极为敏感性的代名词或同义语，其含义是：对于一切复杂系统，在一定的“阈值条件”下，其长时间大范围的未来行为，对初始条件数值的微小变动或偏差极为敏感，即初值稍有变动或偏差，将导致未来前景的巨大差异，这往往是难以预测的或者说带有一定的随机性的。
无论是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生活，宏观的还是微观的、一切可视的和不可视的社会现象，蝴蝶效应都无处不在地发挥着巨大的威力。
很显然，如果我们要搜集罗列一些对生活影响最广泛的定律，“墨菲定律”一定排名榜首。比如：“任何事情，只要有可能出错，就一定会出错。”这条著名的法则在各个领域内广泛流行，还出了几百种衍生版本，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提出者就是爱德华·A.墨菲。
尽管他洞察人类心理，但爱德华·A.墨菲（Edward A.Murphy）实际上不是社会学家，而是一名空军工程师，1918年，他出生在巴拿马运河地带，家族中年龄最大的5个孩子在新泽西上高中，他去了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并于1940年毕业。同年他加入了一个委员会，从而进入美国的军队，并于1941年在美国空军部队进行了飞行员训练。在“二战”期间，他成为一名空军少校。
1947年，墨菲参加了美国空军技术学院，在莱特空气开发中心——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成为一名出色的研发人员。对于他的性格，墨菲的妹妹碧伊·巴曼是这样描述的：“我的哥哥爱德华是个安静的天才，他从不争名逐利，只是热爱自己的本职，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一个性情沉静的人，对于前途没有什么企望和野心，这保证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研究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正像其他天才所做的那样，只有保持与世俗社会的距离，才能在伟大的领域内展示自己聪明的头脑。
在这里，墨菲开始涉足高速火箭雪橇实验（美国空军项目MX981，1949年），并创造了墨菲定律。但墨菲自己并不高兴——至少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他没有忙着四处做报告、写书或做演讲，而是极为冷静。
发现的过程起始于他在空军MX981项目中担任研究工程师期间，此项目是为测试人体在快速减速过程中对所谓的“G-力”（使物体具有在海平面处重力加速度的力）的承受能力。该试验运用火箭动力，滑橇在铁轨上高速滑行，然后通过一系列液压制动器在轨道尽头猛然减速，“飞行员”就坐在滑橇之中了。
在试验的过程中，有人对测定滑橇飞行员——当时的空军上尉约翰·斯塔普所感受到的“G-力”的精确度提出了质疑。于是墨菲少校依据自己对高速离心过程中产生“G-力”的经验，提议把电子应力传感器连接到斯塔普上尉的安全带上，以获得更精确的测量数据。
墨菲少校的助手便动手把应力传感器的电气接头连入安全带中，测试小组随后进行了一次预测试。这次用的是一只猴子，但是传感器没有显示任何读值。墨菲于是开展检查，却发现原来是助手把传感器的线头接颠倒了。一次失误导致的错误结果，让他陷入沉思。
最后他宣布：“一件事情只要有可能做错，就一定有人把它做错。”“墨菲定律”从此诞生了，想想也是，事情总是这么奇妙，我们在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无论是科学实验，还是其他大大小小的杂事，只要你感觉有可能出错，最后八成就是以一个错误甚至无数个错误结束。
在几个星期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斯塔普上尉把墨菲少校的这句金科玉律“捅”了出去，顿时引起了轰动。一名记者问这名上尉：“为什么这个项目的安全记录如此出色？”斯塔普是这样回答的：“项目组全体成员遵守了‘墨菲定律’，所以我们最好地完成了工作。”他进一步简述了这条定律的内容，以及对他们开展项目工作的积极意义。
随后短短的几个月中，墨菲定律就如野火燎原般风靡开来，成为各种媒体的头版标题了，比如《航空机师简讯》1955年5—6月刊等各种杂志报纸，连续刊载有关文章分析和研究，甚至国家宇航局“水星”号的几名宇航员也在一部海军训练影片中称颂了墨菲定律。
墨菲的论断从此经久不衰，至今充满活力，成为美国空军，乃至全世界奉行的法则。并且，人们对墨菲定律不断做着更深入和更广泛地阐发，使它成为一个庞大的“定律家族”。随此定律风行的，还有墨菲的另一段话：“精心而慎重的准备有助于防止灾难事故，应始终假定最坏的可能性，并据此进行准备。”
还是听听墨菲的妹妹怎么总结的吧：“这绝不是悲观主义，墨菲经常说，不要指望有什么通断开关为你保险，开关始终处在接通的位置。当你在为生命悬于一线的项目开展设计时，成功之道只有一途。”
无论何事，都需要精心地准备。
1952年，墨菲辞去了他在美国空军的职务，然后返回加州去追求自己的事业——飞机座舱设计，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火箭加速实验。他曾在船员逃生系统的设计中进行了一些非常著名的实验。
在飞机领域，他也有着突出的贡献：包括F-4幻影中，XB-70，SR-71黑鸟，B-1长矛，X-15火箭。在20世纪60年代，他还曾为“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安全和生命保障系统中提供自己的才华。直到他1990年去世，都一直没有停止自己的发明和思考。
“吸引力法则”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由某一个人发现并创造的科学规律，虽然作为一个正式的术语，诞生才不过100多年的历史，但是它背后的精神如果追溯起来，却早在古老的印度人的信仰之中就能发现。在早期的受到印度教影响的通神学著作中，吸引力法则的概念就已经逐渐出现。
1877年，“吸引力法则”作为一个专业的术语出现于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的关于神智学的书《除去面纱的艾西斯》（Isis Unveiled：Secrets of the Ancient Wisdom Tradition）中。两年后，也就是1879年的4月6日，在《纽约时报》上，一篇关于在科罗拉多州淘金热中吸引财富的文章里也提到了“吸引力法则”，这标志着神奇的“吸引力法则”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了大型的报刊媒体之上。
将它引入科学著作的人是“新思维”的杂志编辑威廉姆·沃尔特·阿特金森（William Walker Atkinson），1906年，他在自己的著作《思维波动：思维世界的吸引力法则》（Thought Vibration：The Law of Attraction in the Thought World）的书中介绍了“吸引力法则”。他还著有《激发你的潜能》等作品，均是与吸引力的阐述有关。他首次将“吸引力”与人类自身的潜能结合起来。
但是真正将它系统化总结出来的是布鲁斯·麦克莱兰（Bruce MacLelland），1907年，他出版了著名的《想象力带来富有》（Prosperity Through Thought Force）。在这本书中，他对“吸引力法则”做出了最全面的总结和介绍，并提出了“你是你所想，而非你想你所是”（You are what you think, not what you think you are）的科学化的概念。可以说，麦克莱兰虽不是开山鼻祖，却是这一领域内集大成的大师级人物。从此之后，有关“吸引力法则”的研究就层出不穷，并被贴上了诸如“思维科学”“精神科学”和“新思维”等各色各样的标签，后来者纷纷对它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和阐述，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包括1926年出版的欧内斯特·赫尔姆斯所著的《心灵科学的基本思想》，1949年雷蒙德·霍利维尔博士所著的《让吸引力法则伴随工作》等，但他们均未能从根本上超越麦克莱兰的范畴和高度。
“吸引力法则”从此风靡全球，到了20世纪90年代，杰瑞·希克斯（Jerry Hicks）和埃丝特·希克斯（Esther Hicks）出版了包括《亚伯拉罕的教义》《情绪的惊人力量》在内的一系列著作，由于这些书籍的畅销，“吸引力法则”被推上了更高的高度，广泛地被人们接受，而且在无数的领域内形成了一系列的科学化演义，比如个人励志和企业管理，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到了2006年，一部叫作《秘密》（The Secret）的电影，再一次把“吸引力法则”推向了高潮，让人们更加注意到了自身潜能量的强大作用。
作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管理学家，西里尔·诺思考特·帕金森（Cyril Northcote Parkinson）出生于1909年，既有美国人的幽默感又具备英国人绅士般的孤高自傲。他是英国历史学博士，就读于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先后在皇家海军学院、利物浦大学和马来亚大学执教，为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20世纪60年代，他移居美国，又在哈佛大学任教。
1975年，帕金森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海滨度假时，悟出了著名的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后来他将这个定律发表在伦敦的《经济学家》期刊上，从而一举成名，从此让世人知晓了这个人类社会注定无法摆脱的神奇法则。他的《帕金森定律》一书出版以后，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美国更是长居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在书中，他向人们阐述了机构人员膨胀的原因及其后果：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第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第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第三是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
他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最终发现，一个人或不同的人做一件事所耗费的时间差别如此之大：他可以在10分钟内看完一份报纸，也可以看半天；一个忙人20分钟可以寄出一叠明信片，但一个无所事事的老太太为了给远方的外甥女寄张明信片，可以足足花一整天的时间——找明信片一个钟头，寻眼镜一个钟头，查地址半个钟头，写问候的话一个钟头零一刻钟……特别是在工作中，工作总是会自动地膨胀，占满一个人所有可用的时间，如果时间充裕，他就会放慢工作节奏或是增添其他项目以便用掉所有的时间。
帕金森对此举例说：当官的A君感到工作很累、很忙时，一定要找比他级别和能力都低的C先生和D先生当他的助手，把自己的工作分成两份安排给C和D，自己掌握全面。C和D还要互相制约，不能和自己竞争。当C工作也累、也忙时，A就要考虑给C配两名助手；为了平衡，也要给D配两名助手，于是一个人的工作就变成7个人干，A君的地位也随之抬高。当然，7个人会给彼此制造许多的工作，比如一份文件需要7个人共同起草圈阅，每个人的意见都要考虑、平衡，绝不能敷衍塞责，下属产生了矛盾，领导要想方设法解决；升级调任、会议出差、恋爱插足、工资住房、培养接班人……哪一项都需要认真研究，于是工作越来越忙，甚至7个人也不够了，然后人员继续膨胀。
作为时间管理中的一个概念，帕金森定律向人们表明：只要还有时间，工作就会不断扩展，直到用完所有的时间。为了更科学地证明这个规律，帕金森用英国海军部的人员统计数据来进行了证明：1914年，皇家海军的官兵一共14.6万人，基地的行政官员和办事员有3249人；到1928年，官兵降为10万人，但基地的行政官员和办事员却增加到了4558人，增加了40%。
帕金森总结出来的这条定律，深刻地揭示了行政权力扩张引发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官场传染病”。事情还是那些事情，人员却不断增加，而且规模还在变得更大，人员工作效率每天都在下降。这个发现一问世，帕金森定律就成了官僚主义或官僚主义现象的一种别称，被人们转载传诵，用来解释官场的形形色色，甚至被演变出很多别样的阐述，成了一种“处世圣经”，用来解释和剖析官场与职场的种种潜规则。
劳伦斯·J.彼得（Laurence J.Peter，1919—1990年），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现代层级组织学的奠基人，木桶原理的提出者，同时还是一位教育哲学博士。他出生于加拿大的温哥华，1941年成为一名教师，有着丰富的中学和小学教学经验。1957年，他获得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学士学位，1963年，又在该校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
彼得的经历很丰富，基本上一直活动在教育界，当过教师、咨询师、驻校心理辅导员等，做着基层的研究工作，尽管有着天才般的洞悉力，却极少抛头露面，直到他的《彼得原理》一书出版，让他变成了一位畅销书作家。因为此书一经面世，便引起了全美轰动，并荣登畅销书非小说类排行榜的第一名，而且持续蝉联榜首20周之久。作为这项伟大原理的发现者，劳伦斯·J.彼得名噪天下，他的名字也被收入了《美国名人榜》《美国科学界名人录》和《国际名人传记辞典》等辞书中。至今，该书已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累计销量上亿册。
随后，作为管理学家和教育学家的他又发明了木桶定律，他告诉我们，一只水桶想盛满水，必须每块木板都一样平齐且无破损，如果这只桶的木板中有一块不齐或者某块木板下面有破洞，这只桶就无法盛满水。也就是说，一只水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所以木桶定律也可称为短板效应。一只水桶无论有多高，它盛水的高度取决于其中最低的那块木板。
换言之，短板决定人的一生、企业的高度，以此发散开来，木桶定律渗透于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为他功成名就的重头戏，彼得原理的发现与传播是怎么回事呢？在彼得看来，“那是一个非常复杂与艰难的过程”。就像一切伟大的事情一样，原理的发现与总结并不容易，但据我们可以查到的资料来看，提出彼得原理的过程尽管漫长，却充满了轻松和笑料，而且据说一点也不“复杂与艰难”。这取决于彼得的性格，因为他是一个说俏皮话的高手，很像我们今天那些擅长“编小段子”的人，他的发言总是让人处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内，接受他的理论并不困难，且他的表达方式独一无二，让人印象深刻。
彼得有心关注组织中的不胜任现象，为此他收集了几百个事例，然后用幽默、调侃的语言把它说出来。1960年，在一次教育界的研习会上，一些负责教育研究但又不擅长做计划的主管，吃力地撰写他们各自的研究计划，其中有些人——他们只会拷贝一些过时的统计模型，正是彼得原理所嘲讽的那类人。于是彼得向他们介绍自己的这项原理，来说明他们的不胜任困境是如何造成的。这些主管听后，有的表现出敌意，有的嘲笑，其中一位年轻的统计员甚至笑得从椅子上跌下来了——他们虽然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思想上并不愿意接受。
无论他们是如何反应的，彼得始终在这种笑声中继续讲述他的发现，但开始他并没有把它形诸文字的打算。
直到有一次，彼得在剧院里遇到了写电视剧剧本的赫尔（Raymond Hull），赫尔对彼得的发现顿时表现出很强烈的兴趣，想把它写出来，他向彼得提出了这个建议。彼得想了想，说：“好吧，也许你说得对，我应该让它留在纸上，而不是只在空气中传播。”他提供资料，由赫尔执笔，于是一本跨时代的畅销书随之诞生了。
1965年，《彼得原理》（The Peter Principle：Why Things Always Go Wrong）全稿完成了写作。但是出版商的眼光不见得都是高明的，他们中的某些人恰恰就是《彼得原理》中所嘲讽的那部分人，因此他们照样不能逃脱彼得的不胜任原理支配。当有些出版商的主管看到这本书稿时，第一反应就是全身不舒服，像被谁猛击了一棍，再把一面镜子放在他的面前：里面是头无所事事的猪。结果显而易见，这本书稿先后被10余家出版社拒绝。
面对这种情况，彼得和赫尔只好先在杂志上发表“豆腐干”文字，将书稿中的部分精彩文字拿出来连载，受到了读者的好评，这才打动了唯利是图的出版商，使得该书终于在1968年正式出版。这本书成了红极一时的畅销书，成了与《帕金森定律》齐名的作品。紧接着，彼得很快又推出了续集：《彼得原理再探》（Why Things Go Wrong：Or, The Peter Principle Revisited）。
按照彼得自己的说法，他只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并非人们普遍认为的管理学家，但是他创立了“层级组织学”（hierarchiology）。所谓“层级组织学”的核心内容，就是他的彼得原理。对于彼得原理的核心要义，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层级组织中，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而且组织有足够的级别，每个员工最终都会晋升到不胜任职位，并一直待在这个职位上。进一步的推论是：每一个职位最终都会由那些对工作不胜任的员工把持。
彼得对此指出，在一个层级组织中，员工要想获得晋升，最起码的条件是在现职位胜任或基本胜任。不管是什么组织，不管晋升有多少标准和条件，有一点是毫无例外的，就是必须在现职位上工作称职。所以，只要称职，就具备了晋升的可能性。然而，任何组织都不会对不称职者继续晋升。所以，组织中晋升的一般规律是：只要胜任，或迟或早就会晋升；在上一层级依然胜任，那么还会晋升；而一旦晋升到不胜任的岗位，这个晋升过程就会终止。有些人得到晋升后依然称职，这只说明还没有完成晋升过程（也就是说不称职的时间未到）；还有一些人已经升到组织最高层依然称职，这只说明该组织的层级不够多。这样，一个人在晋升的阶梯上最终停顿下来的地方，肯定就是他不称职的地方。
彼得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员工是如何升到不胜任位置的。例如，一个优秀的汽车修理工被提升为工头，但他不会指挥别人，只会自己修车，这个人只晋升了一级就不称职了。于是，他就停留在不胜任的工头位置上。一个工程部的员工，由于称职被晋升为领班，他善于交往，在领班的位置上依然称职，所以，工程部主管退休后就接替了主管。但他不善于决策，当主管就不称职了，于是就停留在不胜任的主管位置上。某位著名的将军，直率豪爽，不拘小节，曾经率领部队打过很多漂亮的胜仗，后来晋升为陆军总指挥。这时与他打交道的不再是士兵，而是政客与盟军高官，但他不讲礼仪，不会客套，经常与政客们吵架，无计可施时借酒浇愁，表现出不称职，这是到组织顶端才表现出不称职的例子。不管是谁，按照组织的直线晋升规则，即逐级晋升，在正常情况下，总会达到晋升的极限。至于停留在什么地方，很显然，在哪一层级表现出不称职，就停留在哪一级。
任何组织，总会有工作要完成，总会有事业要推进。既然每个人都最终会到达不称职的位置，那么，组织中有价值的工作是谁干的？彼得对此回答说，真正在组织中干活的，是那些还没完成晋升过程的员工。这样，根据晋升过程的进展情况，一个组织中的人员，可以分为5类：过分不胜任者、不胜任者、基本胜任者、胜任者、过分胜任者。过分胜任者和过分不胜任者都会被组织迅速淘汰，胜任者会获得常规晋升，基本胜任者会放慢晋升速度，不胜任者会停留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胜任者会越来越多。
有一点需要我们指出的是，在彼得看来，“晋升”（promotion）和“提拔”（pull）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晋升是按照组织的需要逐级地向上走，而提拔则是人为地加快晋升的步伐。所以，提拔要靠“贵人”（patron）的相助，在关键时刻推他一把。提拔的实质是拔苗助长，所起到的作用，不过是大大缩短了到达不胜任位置的时间。
所以，彼得忠告说：“如果能坐，绝不要站着；如果能开车，绝不要走路；如果能找到贵人提拔，绝不要奋发进取。”
从本质上来看，彼得原理告诉我们，晋升就像一把爬不完的梯子，总有人掉下来，但大多数人一直在向上爬，而且他们总是一些不胜任的人；不适合的人占据着不适合的位置，既轻松又沉重。说它轻松，是因为它充满了幽默；说它沉重，是因为它具有深深的忧虑。所以任何管理学家，都应该重视彼得的告诫。对组织等级结构与人员称职情况关系的研究，在任何时候都是管理学的重要内容。就像他的木桶定律一样，尽管人们都知道短板决定了我们的容量和高度，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人们都在拼命地加强优势，完全忘了那个其实很容易弥补的短板，造成同样的失败在人们的麻木中屡次上演。
直到现在，现实仍然不幸地被彼得言中，不胜任是那么的普遍。在大公司的高管层，他们无力驾驭“利维坦”式的巨型怪兽；具有强大力量的政府机器，也被刻板的官僚力不从心地操纵着；甚至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人们也在为不胜任和“不想付出胜任的代价”而发愁。人类的管理学发展到今天，还远远不能把不称职消灭在萌芽状态。对此，劳伦斯·J.彼得做出了足够的警示和鞭策。
彼得既然研究出了关于不胜任的问题，并且意识到了“短板”无处不在而且极为可怕，他当然不愿意自己也掉进去，同时他也希望自己能够不被它所限制。这时，彼得的幽默又发挥了作用，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座右铭：
身为人类家庭中的一名优秀的成员，我发誓要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并透过言语或行动实践我的主张。
我发誓我个人的一举一动或所有决定，都将朝着提高生活品质的目标迈进，而不是向上攀升到自己无法胜任的地位。我发誓常和自己保持亲密的接触。
另外，彼得的主要著作除了《彼德原理》外，还有《彼德计划》《彼德处方》及《彼德金字塔》《彼德语录》《彼德的人民》等，另外，还有《幽默大处方》《名人的惊人之论》等通俗著作，均拥有大量的忠诚读者，可谓涉及面极广。
松毛虫与羊群效应
作为现今应用极广的羊群效应，成系统地出现，最早应该是作为股票投资中的一个专业术语，主要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学习与模仿的现象。盲目地效仿别人，不加分析跟从在后，从而导致他们在某段时期内买卖相同的股票，将成败的控制权拱手交予他人。
但是更早，羊群效应的表达就已经开始。其中在拉伯雷的《巨人传》中有一个故事，讲的便是盲从之众如何输掉身家性命：巴奴越受羊贩邓特诺诟辱，乃购其一羊驱之入海，群羊见之均起而效尤，纷纷投海，卒至羊贩邓特诺于抢救时亦溺死海中。巴奴越绵羊的行为便是羊群效应的绝佳体现。
以科学实验的模式将羊群效应总结出来的人，是法国昆虫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和文学家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1823—1915年），他被世人称为“昆虫界的荷马”“昆虫界的维吉尔”。1823年，他出生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圣莱昂的一户农家。此后的几年里，他是在离该村不远的马拉瓦尔祖父母家中度过的，在当时，年幼的法布尔已经被乡间的蝴蝶与蝈蝈这些可爱的昆虫所吸引，并有了投入昆虫界的志向。
1829年，法布尔在圣雷恩开始上学，儿时的岁月一直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他很珍惜那段回忆，这也向我们表明了一个人所遵循的事实：儿时的经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于人生的选择。1833年，法布尔一家来到了罗德兹，他的父亲靠经营一家咖啡馆维持全家的生计。1837年，他们一家人又移居到了图卢兹。在这里，法布尔进入了神学院，但他中途退学，出外谋生。这段时期，他曾经在铁路上做过工，在市集上卖过柠檬。后来，他总算通过了阿维尼翁师范学校的选拔考试，获得了奖学金，并且在3年的学习后获得了高等学校的文凭。
毕业后，19岁的法布尔在卡本特拉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所教授的课程就是自然科学史。1849年，他被任命为科西嘉岛阿雅克肖的物理教师。岛上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物种，燃起了他研究植物和动物的热情。阿维尼翁的植物学家勒基安向他传授了自己的学识。此后，他又跟随莫坎-唐通四处采集花草标本，这位博学多才的良师为法布尔后来成为博物学家、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53年，法布尔重返法国大陆，受聘于阿维尼翁的一所学校，并举家迁进了圣-多米尼克街区的染匠街一所简朴的住宅里。1857年，他发表了《节腹泥蜂习性观察记》，这篇论文修正了当时昆虫学祖师莱昂·杜福尔的错误观点，由此赢得了法兰西研究院的赞誉，被授予实验生理学奖。这期间，法布尔还将精力投入到对天然染色剂茜草或茜素的研究中去，当时法国士兵军裤上的红色，便来自于茜草粉末。1860年，法布尔获得了此类研究的三项专利，这是上天对他付出的回报。
后来，法布尔应当时的公共教育部部长维克多·杜卢伊的邀请，负责一个成人夜校的组织与教学工作，但其自由的授课方式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群起而攻击他。于是，他辞去了工作，携全家在奥朗日定居下来，一住就是10余年。在这10余年里，法布尔完成了后来长达10卷的《昆虫记》中的第一卷。其间，他多次与好友一同到万度山采集植物标本。此外，他还结识了英国哲学家米尔，但米尔英年早逝，使两个人先前酝酿的计划“沃克吕兹植被大观”因此夭折。
他给我们留下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他做过的一个著名的“松毛虫实验”。他把若干的松毛虫放在了一只花盆的边缘，使其首尾相接成一圈，在花盆的不远处，又撒了一些松毛虫喜欢吃的松叶，松毛虫开始一个接一个绕着花盆一圈又一圈地走。这一走就是7天7夜，饥饿劳累的松毛虫尽数死去。可悲的是，只要其中任何一只稍微改变路线就能吃到不远处的松叶。这便是羊群效应通过实验的全程体现。
动物是如此，人也不见得更加高明。当这个实验出现以后，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一现象，很多社会心理学家随后通过研究发现，影响从众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持某种意见的人数多少，而不是这个意见的本身。也就是说，意见的正确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对此意见投赞成票的人有多少。人多就有说服力，就会吸引更多的人跟随身后，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于是很少有人会在众口一词的情况下还坚持自己的不同意见——哪怕他的意见是最正确的。无论大多数人的意见有多么错误，仍然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义无反顾地往前冲，成为坚持错误的一员。
现实中岂非如此呢？法布尔本想表明松毛虫的可悲行为，但羊群效应出来之后，陷入其中无法自拔的反而成了我们人类。就像在职场、在一些竞争激烈的行业，很容易就会产生这种效应，比如看到一家公司做什么生意赚钱了，所有的企业都会蜂拥而至，投入这个行当，直到行业的供应大大增长，生产能力饱和，供求关系失调，大家一起倒霉。在这个狂热的行为中，大家都热衷于模仿领头羊的一举一动，大部分人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更没有对自己喊“停”的关键的思维决断力。
我们都记得关于破窗效应的那个经典的故事：一条干净的街道，只要有人砸坏了一扇窗户，并且长时间不去修复，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窗户被砸坏。但你知道这个效应是被谁发现的吗？它的创造者就是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Claude Frédéric Bastiat，1801—1850年），一个到了40多岁以后才开始写作经济学的法国人。但他在思想、气质上更接近于英国人，大概是因为他曾经试验的失败和从商的经历，让他偏离了法国唯理主义的思想传统，尤其是当时鼓吹自由贸易的曼彻斯特学派。所以尽管他后来火透了全世界，但在他的祖国却没有几个人对他感兴趣。
巴斯夏出生于1801年，去世于1850年，他生存的时代，是一个正发生巨大改变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期，工业革命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世界。他的家境不错，有庄园，同时开有工厂，这一切都为他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条件。
在他25岁那年，祖父去世了，他便继承了庄园住宅，里面有三块出租地。带着年轻人的热情和对理性的狂热，他曾经在这里进行过新型的农业试验，希望搞出一些发明创造，结果却失败了。兴致全无的他，只好由着那些农民按照习惯去耕种了。
在巴斯夏最著名的文章《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的第一节，他讲到了破窗理论，不过他是以批判者的角色出现的：调皮的小孩打破窗户，房子的主人可能心疼，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是好事，因为玻璃工厂、玻璃装修工都有生意可做了，从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总量。
当时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是件好事，但在巴斯夏看来，主张这种破窗理论的经济学家，都属于“坏”专家，简直是人类社会的垃圾，因为“有很多事情，当时的后果看起来很不错，而后续的结果却很糟糕。”“坏经济学家总是为了追求一些当下的好处而不管随之而来的巨大的坏处，而好经济学家却宁愿冒当下的小小的不幸而追求未来的较大的收益。”他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批判当时经济学家的谬误，为此写了很多有趣而且机智的文章，展示他在经济学理论方面的严谨、写作的机智与雄辩。他的文章中充满了有趣的寓言、辛辣的反讽、机智的辩论。因此，阅读他的文章本身，就是一种视觉和精神的双重愉悦。
他用了很多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告诉人们一旦窗子被打破，不但不会有什么好处，反而会破坏整个有序的秩序。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虚构故事：看到某个商人从比利时进口低价铁，巴黎的某个铁加工工厂主大为生气，如果他自己全副武装跑到边界线上阻止进口交易，就会遭遇商人个人的抵抗，甚至被投入监狱，这位苦恼的工厂主想到了巴黎的法律工厂，于是他跑到巴黎向议会讲了一套歪理，然后，国会就通过法律手段，对国产铁实行贸易保护，于是，就动用国家机器来限制那位商人从比利时购进低价铁，而只能购买国产的高价铁。
破窗理论发生作用了，但政府确立的垄断虽然给某些行业带来了好处，却损害了整个社会的效率。这是巴斯夏要批判的，因为当政府扩大开支以刺激经济的时候，同时等于减少了民间更有效率的投资。巴斯夏说：“国家不是，也不可能只长一只手。它总是长着两只手，一只手管拿，另一只手管送，也就是说，国家有一只粗暴之手，也有一只温柔之手。为了干第二件，必须先得干第一件。”他因此认为，国家不可能自己创造出财富，他用来帮助一部分人的钱，总是出自另一部分人的腰包。而且，由于政治过程的本质，往往是从穷人、弱者腰包掏出来，装进富人、强者的腰包，即使在民主国家也不可能例外。
巴斯夏在当时就具备了这种远见卓识，一眼就看穿了所谓经济学家的把戏。其实，只不过是因为他掌握了破窗理论的根本规律罢了。谬误的东西和正确的东西一样都是永恒的。他看透了人类的宿命，并敢于提出批判，这是他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作为发现“暗示的价值”的伟大学者，罗森塔尔是一位出色的美国心理学家，他的主业是心理学，但他的这个发现却已经广泛应用到了企业管理、家庭教育以及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罗森塔尔效应作为一种对暗示力量的总结，是出于他在1968年做过的一个著名实验。他们在一所小学，从一至六年级各选3个班的儿童进行了煞有介事的“预测未来发展的测验”，然后将认为有“优异发展可能”的学生名单通知给了教师，并请求他们一定保密。
实验就这么开始了，其实这个名单并不是根据测验结果确定的，而是随机抽取的。罗森塔尔什么都没做，甚至没有去看一看这些学生都长什么样。他是以一种“权威性的谎言”暗示教师，从而调动了教师对名单上的学生的某种期待心理。
在8个月后的再次智能测验的结果中发现，名单上的学生的成绩普遍有了提高，教师也给了他们良好的品行评语。
这个实验取得了奇迹般的效果，可是在罗森塔尔看来，却是十分正常的。因为教师在得知“确定结果”的前提下，对待学生的心理便受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使学生取得了教师所期望的进步。当这个发现公之于世后，人们经过无数的检验，最终发现他的理论完美无缺，无懈可击，暗示的力量的确存在，而且让我们难以抵御，无论在管理和教学中，还是在家庭教育的每一个细节中，他都让人们掌握了一种有效的激励工具。
所以，人们便将这个发现称为“罗森塔尔效应”。当然，很多人在习惯上也称之为“皮格马利翁效应”。这是因为在历史上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与期待的力量息息相关，故事讲的是古希腊神话中塞浦路斯的国王皮格马利翁，他对一尊少女塑像产生了爱慕之情，希望与她结为夫妻。他强烈的渴望最终使这尊雕像变为一个真人，两个人终于因相爱而结合，实现了这个神奇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