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尔医生拒绝下第三盘棋,便开车回家了。他住在一幢黄色大楼的顶层,大楼的对面就是巴拉那河。早在殖民地时期,那座大楼就是这个城市里看上去极不顺眼的建筑之一,但年复一年,那种刺眼的黄色已经渐渐地变淡了。再说,只要母亲还活着,他就不可能买得起房子。一个女人在首都花那么多钱买甜蛋糕,真是太惊人了。
普拉尔医生关闭百叶窗的时候,最后一艘渡轮正从河对岸驶过来。他在床上躺下来的时候,听到一架飞机在头顶上慢慢盘旋,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从声音判断,那架飞机飞得很低,好像是几分钟前刚刚起飞。那当然不是从该市上空经过,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或亚松森的长途喷气飞机——无论如何,对于商业飞机来说,这个时候飞行也太晚了。普拉尔想,也许是美国大使的飞机。但他从来也没希望能听到这一消息。他关上灯,在黑暗中躺下,开始考虑起所有那些一招不慎就很容易出错的事情来。此时,飞机发动机的响声渐远,飞机向南飞去了。上面载的什么人呢?他想拿起话筒给查利·福特纳姆拨个电话,但又实在想不出这个时候打扰他的理由。他当然不能问:大使喜不喜欢耶稣会废墟?晚餐会进行得顺利吧?我想,你在省长那里肯定品尝到像样的牛排了吧?他可没有在这个时间跟查利·福特纳姆絮叨的习惯。查利可是个对妻子百依百顺的男人。
他又开开灯——与其忧虑,不如读书。现在他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局,不可能有错。萨韦德拉的书提供了很好的镇静剂。河边已没有多少车辆来往。曾有一辆警车响着警笛驶过,但普拉尔很快就开着灯睡着了。
电话铃声吵醒了他。他看看手表,时针指着凌晨两点整。他知道,这个时间不可能有病人来电话。
“喂,”他问道,“您是哪位?”
一个陌生的声音小心翼翼地答道:“我们的娱乐活动很成功。”
普拉尔问:“你是谁?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什么娱乐活动?我不感兴趣。”他说话的语气既愤怒又惶恐不安。
“我们对其中一个演员很担心。他病了。”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们担心他扮演角色压力太大了。”
过去他们从未在这样一个诡异的时间给他打过电话,说话也从未这样直白过。虽然没有理由相信他的电话线被人安装了窃听器,但他们也没有权利冒一丁点风险。自从游击战开始以来,边境地区的来自北方的难民常常受到宽松的监视,也许只是为了保护他们:确实有人被拖过巴拉那河,拉回家乡巴拉圭处死了。波萨多斯就有一位被流放的医生……由于职业相同,自从他得知娱乐活动计划之后,那位医生的下场就经常在普拉尔医生的脑海里浮现。他们这次把电话直接打到他家里,怎么说也是不应该的,除非遇到了特别紧急的情况。即使娱乐计划的执行者中有人死了,也在意料之中,按照他们的规定也是不应该给他打电话的。
他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拨错号了。”他放回听筒,躺在床上望着电话机,仿佛那是一个有毒的黑色物体,肯定很快就会再次朝他袭来。两分钟之后,电话真的又响了。他只好接听——也可能是一个普通病人的电话。
“喂——你是谁?”
说话的还是那个声音:“你得来一下。他可能快死了。”
普拉尔医生无可奈何地问:“你们想让我做什么?”
“整五分钟之后,我们到街上接你。到时候如果我们没到,那就等十分钟。此后每五分钟去等一次。”
“你的表现在是几点?”
“两点零六分。”
普拉尔医生穿上裤子和衬衣,然后把可能需要的东西装进一个手提箱里(十有八九是枪伤),穿着袜子从楼梯上轻轻地跑下来,因为他知道,隔着薄薄的墙壁,电梯的噪音每个楼层都能听到。两点十分,他来到大楼外面;两点十二分他又返回大楼,并关上了门;两点十六分他再次站在街上张望;两点十八分又回到楼内。由于恐惧,他憋了一肚子怒气。他的自由,也许是生命,似乎就攥在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窝囊废手里。这帮人里他只认识两个——他们都是他在亚松森时的同学——而且两个人都像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他已不像上学时那样相信他们的能力了。他们的那个组织原属于巴拉圭的“尤文图德二月”。该组织非但没有发挥过多大作用,还在一次游击队瞎指挥的错误行动中让大多数成员白白丢掉了性命。
说实话,正因为他觉得这个组织是业余性质的,他才入了伙。他从来就不相信他们的计划,之所以听他们指挥,纯粹是一种友好的表示。当他问他们遇到意外事件会如何处置时,他们的回答冷酷无情,在他看来简直像是演戏。(在学校排演《麦克白》时,他们三人都在其中扮演过小角色——但译成散文体后并未能使该剧显得更合乎情理。)
现在,他站在黑暗的大厅里,两眼紧盯着夜光手表的表盘。他意识到,他一时一刻也没有相信过他们最后真会采取行动。即便是在他应他们的要求提供了有关美国大使的活动的准确情报(有关细节是他趁查利·福特纳姆去厕所大便时获取的),并向他们提供了所需的药物之后,他也仍然不相信真会发生什么事。直到他那天早上醒来,听见莱昂的声音说“演出正在进行”时,他才想到,这些业余杀手毕竟很危险。莫非莱昂·里瓦斯现在快死了?要不就是阿基诺?
两点二十二分他第三次走出去。一辆汽车绕过大楼停了下来,发动机没有熄火。他看见有人向他招手。
他借着仪表盘的灯光看看,发现自己不认识站在车轮边的那个人。不过,尽管他的伙伴站在暗处,他还是能够凭借他下巴上稀疏的络腮胡须猜出那人是谁的。阿基诺是在被关在警察局的地下室时开始留胡须的,也是在那时候开始写诗的。也是在那个地下室里,他开始痴迷上了用木薯淀粉做成的“奇巴”面卷。那是一种只有在半饥不饱的时候才适合品尝的食品。
“出什么事了,阿基诺?”
“汽车发动不起来,化油器里有灰尘,是这样吧,迭戈?后来来了一个巡警。”
“我是问谁快死了?”
“但愿没有人。”
“莱昂?”
“他很好。”
“那你们为什么要打电话?你们答应过不把我牵扯进去的。莱昂答应过的。”
要不是因为莱昂·里瓦斯,他才不会答应帮他们呢。自从他和母亲乘船出境之后,他一直很想念莱昂,简直就像想念他的父亲一样。他认为莱昂的话始终是可以相信的,尽管他说过的话后来看起来是食言了,因为普拉尔听说他后来做了神父,而不是做了像佩里·梅森 那样为穷人和无辜者辩护的无所畏惧的律师。上学的时候,莱昂收集了大量佩里·梅森的著作。那些著作都被翻译成了生硬的古典西班牙语散文。他借出这些书时十分谨慎,每次只借一本,而且只借给关系不一般的朋友。佩里·梅森的秘书德利娅就是第一个唤起普拉尔性欲的女人。
“是里瓦斯神父要我们来接你的。”那个名叫迭戈的人说。
普拉尔医生注意到,尽管莱昂已经第二次违背诺言,离开了教堂,而且结了婚,但迭戈仍然管他叫神父。普拉尔对他第二次食言并不介意,因为除了陪母亲去首都(他很少去首都)的那一次之外,他从来不去做弥撒。在他看来,莱昂在经历了一场失败之后,正挣扎着回归最初对穷人许下的诺言。那个诺言他从来也没有打算违背。他最终还是想做律师。
他们先拐进图库曼,然后又拐进圣马丁。在那之后普拉尔医生竭力避免向车窗外看。不知道车往哪儿开也好,一旦最坏的情况发生,在接受审讯的时候他想尽可能少暴露些情况。
车开得很快,容易引起人们注意。他问道:“你们就不怕巡警吗?”
“莱昂把哪里有巡警全都在地图上标出来了。他研究一个月了。”
“但今天夜里——肯定有点特别。”
“他们会在巴拉那河上游找到大使的汽车;他们会搜查边境地区的所有房子;他们会对乘坐‘化身’号渡轮过河的乘客发出警告,并在通往罗萨里奥的道路上设置路障。所以,这里的巡警人数肯定已经减少,被抽调到别处去了。省长正在家里等着送他去机场呢,他们绝对不会来这里找他。”
“但愿你是对的。”
有一会儿,当汽车转弯,车身倾斜时,普拉尔医生下意识地抬头朝车外观望,看见人行道上的一把折叠帆布躺椅上坐着一个健壮的老女人。他认识那个女人,也认识那女人身后敞开着的小门道——她的名字叫桑切斯太太。不到最后一位客人离开,她是从不睡觉的。她是城里最有钱的富婆,或者说人们相信她是城里最有钱的富婆。
普拉尔医生问:“省长的晚餐会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等了多长时间?”他能够想象出当时的混乱场面。否则,不会有人给一群废物打电话的。
“我不知道。”
“你们肯定派人警戒了吧?”
“我们当时太忙了。”
他回到了业余游击队员中间。在普拉尔医生看来,这个情节若让萨韦德拉写,会写得更好。这些人如果不是缺乏大男子气概,显然也是缺乏智谋。
“我听到有飞机的响声。是大使的飞机吗?”
“如果是的话,也肯定是空着飞回去了。”
“看来你真是孤陋寡闻,”普拉尔医生说,“谁受伤了?”
汽车突然猛一刹车,停在一条肮脏的小路边上。“我们就在这儿下车。”阿基诺说。普拉尔医生下车后,听到汽车又向后倒了几码。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好让眼睛适应黑暗的环境。后来,他终于能够借助星光看清了他们带他来的这个地方。那是一个临时搭建的简陋棚户区的一部分,位于市区与巴拉那河的河湾之间。那条土路几乎跟城市里的街道一样宽阔。他所看到的只是一座用干泥巴糊成的棚屋。鳄梨树的后面藏着几个旧汽油桶。随着视觉越来越清楚,他开始分辨出,还有几座草屋像伏兵一样隐藏在树林里。阿基诺领着他往前走。医生的两脚时不时地会陷进过踝深的稀泥里。即便是吉普车,在这里也得慢慢爬行。如果有警察来袭,他们有很多预警措施。别看是业余的,他们还是有些灵性的。
“他在这儿吗?”医生问阿基诺。
“谁?”
“啊,天哪!树林里可没有扩音器。我问的当然是大使了。”
“是的,他在这儿,可打了一针他还没有醒过来。”
他们在泥泞的路上尽快往前赶,途中经过了好几座黑暗的草屋。四周万籁俱寂,极不正常——连小孩子的哭声也没有。普拉尔医生停下来喘口气。“这些人,”他压低声音说,“他们肯定会听到你的汽车声。”
“他们不会说话的。他们会以为我们是走私的。反正你能想象出来——他们跟警察可不是朋友。”
迭戈领着他拐上一条岔路。那里的泥更深了。虽然已经有两天没有下雨了,但在这个穷人的聚居区,不到旱季地上就短不了泥巴,因为下雨后水没地方可排。普拉尔医生很清楚,居民们想找到一个提供饮用水的自来水龙头,须得跑一英里的路。孩子们——他为这里的许多孩子看过病——由于缺乏蛋白质而得了大肚子病。也许他曾经多次走过这条路——这条路跟其他路没有什么区别;他来这里出诊时,总需要有个向导。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沉默的心》又回到了他的脑海里。为一个女人与他人拔刀相拼,以捍卫自己的荣誉,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是一个荒唐而又过时了的世界的事。只存在于萨韦德拉那样充满浪漫想象的作家的头脑里,现实生活中已经不复存在。对于那些饥肠辘辘的人来说,荣誉什么也不是。属于他们的则是更加严酷的为生存而进行的战斗。
“是你吗,爱德华多?”一个声音问道。
“是的。你是莱昂吗?”
有人举着一支长长的蜡烛,一直把他送到门口。他一迈进门槛,门就在他身后迅速关上了。
烛光下,他看到了那个他们仍称之为里瓦斯神父的人。莱昂穿着T恤衫和牛仔裤,看起来就跟边界那边那个国家他所认识的一个男孩子一样瘦小而幼稚。一双棕色的大眼睛与他那张小脸极不相称;两只大耳朵几乎呈直角长在脑袋两边,活像一只在穷人集居区里乱窜的小杂种狗。他的目光里仍保留着原有的温柔与忠诚;两只招风耳也显得那么脆弱。虽说他年龄已不算很小,但仍可能会被人误认为是一个腼腆的神学院学生。
“你这么长时间才到,爱德华多?”他温和地抱怨说。
“问问你的司机迭戈就知道了。”
“大使仍在昏迷。我们只好又给他打了一针。他拼命挣扎。”
“我告诉过你,打第二针非常危险。”
“什么事都有危险。”里瓦斯神父轻声说,仿佛他是在听忏悔时告诫某人要提防亲近关系的诱惑。
就在普拉尔医生打开手提箱的时候,里瓦斯神父又接着说:“他呼吸很急促。”
“如果他完全停止了呼吸,你怎么办?”
“那我们就得改变策略。”
“怎么改变?”
“我们就得宣布他被处决了。为了革命的正义,”他又不高兴地咧着嘴加上一句,“求求你,请你尽最大的努力。”
“我当然会。”
“我们不想让他死,”里瓦斯神父说,“我们的工作是救人。”
他们走进唯一的另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床,是用一个长木箱子临时拼凑起来的——他看不清是什么样的箱子——上面铺着几层毯子。普拉尔医生听到了那个被注射了麻醉剂的人急促而不稳定的呼吸声,仿佛一个人正挣扎着要从噩梦中醒来。他说:“把灯拿近点儿。”他俯下身来仔细观察那张通红的脸,很长时间他都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到的情景先是令他震惊,接着他便哈哈大笑起来。“哎呀,莱昂,”他说,“你选错了职业。”
“你什么意思?”
“你还是回教堂去吧,兴许能干得不错呢。你天生就不是搞绑架的料。”
“我不明白。他要死了吗?”
普拉尔医生说:“不必担心,莱昂,他死不了。可这个人不是美国大使。”
“不是……”
“这是查利·福特纳姆。”
“查利·福特纳姆是谁?”
“我们的名誉领事。”普拉尔医生用汉弗莱斯博士惯用的讥笑语调说。
“这不可能!”里瓦斯神父惊叫道。
“查利·福特纳姆血管里流的是酒精,而不是血。我给你的吗啡用到大使身上作用不会这么猛烈。大使害怕酒精。所以今晚的晚餐会他们得提供可口可乐。这是查利对我说的。过一会儿他就没事了。让他睡一会儿就过去了。”然而,还没等他离开房间,木箱子上的那个人睁开了眼睛。他盯着普拉尔医生看,普拉尔医生盯着他看。不妨趁这个机会弄清楚他是不是被认出来了。
“送我回家,”福特纳姆说,“回家。”然后,他的身子歪向一侧,睡得更熟了。
“他认出你没有?”里瓦斯神父问。
“我怎么知道。”
“如果他认出了你,事情就麻烦了。”
* * *
有人在外间点起了第二支蜡烛,但没有人说话。下一步怎么办,似乎人人都在等待从别人的眼光里捕捉到某种建议。最后阿基诺说:“这样的话,‘老虎’是不会高兴的。”
“想起来,事情真有点滑稽可笑,”普拉尔医生说,“我听到的那架飞机肯定是大使的。他就在上面,在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途中。没有翻译,不知道省长的晚餐会是如何进行的。”他环视周围的一张张面孔,没有一个人对他报之以微笑。
房间里有两个人他不认识。他还第一次注意到,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有一个女人躺在地板上睡觉——他一直以为那是谁丢在那里的一件披风。那两个他不认识的人,有一个是黑人,一脸麻子;另一个是印第安人,此刻正在说话。他听不懂他说的什么——不是西班牙语。“他说的什么,莱昂?”
“米格尔认为,我们应当把他丢在河里淹死。”
“你怎么说的?”
“我说如果警察在三百公里以外的一辆汽车里发现一具尸体,他们会很感兴趣的。”
“这种想法太荒唐了,”普拉尔医生说,“你们不能把查利·福特纳姆弄死。”
“我也在竭力不那么想,爱德华多。”
“难道杀人对你来说只是个语义学符号,莱昂?我记得你的语义学一直学得很好。过去你经常给我解释什么是三位一体。但你的解释比《教理问答》还复杂。”
“我们不想杀他,”里瓦斯神父说,“可不杀他又能怎么办呢?他已经看到你了。”
“他醒来后不会记得的。他一喝醉酒总是把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普拉尔医生又补充说:“你们究竟是如何犯了这种错误的呢?”
“我一定会搞清楚的。”里瓦斯神父回答说。然后,他又开始讲起瓜拉尼语来。
普拉尔医生拿起一支蜡烛回到里间的门道里。查利·福特纳姆躺在木箱子上,看起来睡得非常平静,就像睡在自己家里那张大黄铜床上。他习惯于向右侧卧,靠近窗户。而爱挑剔的医生本人和福特纳姆的老婆克拉拉在那张床上睡觉时,总是选择向左侧卧,靠近房门。
自从他认识查利·福特纳姆以来,福特纳姆的脸总是有点发红。他患有高血压。而且又酷爱喝威士忌。他虽然已经年过六十,但他那稀疏的头发仍像小伙子的一样柔软而鲜亮。在外行人看来,他的脸色给人一种健康的假象,就像一个经常在户外活动的人,就像一个农夫。他的确有一个庄园,离城大约五十公里。他在那里种了些谷物和茶树。他喜欢开着自己称之为“福特纳姆的骄傲”的旧越野车在田间慢慢巡游。“飙车去,”他总爱这样说,边说边挂挡,“走了!”
他突然抬起一只手来挥了挥。他的眼睛闭着。他在做梦。也许他认为他是在向他的老婆和医生挥手告别,把他们留在游廊里,让他们去处理那些枯燥乏味的医疗问题吧。“女人的五脏六腑,”有一次查利·福特纳姆说,“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哪一天你得给我画一张图看看。”
普拉尔医生迅速回到外间。“他没事了,莱昂。你可以安全地把他扔到路边什么地方,让警察能找到他就行了。”
“我们不能那么做。他可能认出你了。”
“他睡得死死的。再怎么着他也不会说害我的话。我们是老朋友。”
“我想,我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了,”里瓦斯神父说,“你给我们的情报——在一定程度上是准确的。大使坐汽车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在路上过了三夜,因为他想看看这个国家。他跟省长吃过晚餐后,大使馆又派飞机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接他。所有这些细节都准确无误。可你从未告诉我们说你们的领事会陪他一起去参观废墟。”
“我也不知道。他只告诉我要共进晚餐——仅此而已。”
“他连大使的汽车都没坐,否则我们至少会把他们俩一起抓来。他肯定是在大使四周溜达的时候,开着自己的车离开了。我们的人只想着会有一辆车经过,那辆车经过时我们的前哨用手灯打了信号。他看到了车上插着的旗子。”
“他看到的是英国国旗,而不是美国的星条旗。美国的国旗连插的权利都没有。”
“天那么黑,谁也看不清。还有人预先告诉过他,汽车上挂的是外交牌照。”
“那是CC,而不是CD。”
“在黑暗中看,又是在奔跑着的汽车上,这两个号码看上去差不多。你不能怪前哨。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躲在黑暗中——很可能很恐惧。换上你我,也会是这样。命该如此。”
“也许警方还不知道福特纳姆出了什么事。如果你赶快把他放了……”
面对周围的人们一言不发、洗耳恭听的表情,普拉尔医生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在法庭上答辩的律师。他说:“把查利·福特纳姆扣作人质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
“他是外交使团的成员。”阿基诺说。
“不,他不是。名誉领事不是真正的领事。”
“英国大使会出面干预的。”
“那当然。他会向国内报告。任何一个英国人被绑架他都会向国内报告。假如你们绑架了我或者老汉弗莱斯,情况也会大致如此。”
“英国人会要求美国人向驻亚松森的将军施加压力。”
“可以肯定,美国人绝不会做这种事。他们干吗要那么做呢?他们不想为一个查利·福特纳姆而得罪他们的将军朋友。”
“可他是英国领事啊。”
普拉尔医生竭力想说服他们查利·福特纳姆是多么无足轻重,可现在他开始泄气了。他说:“他连在自己的车上挂CC牌照的权利都没有。他过去就曾因为挂外交牌照遇到过麻烦。”
“我想,你对他很了解,是吧?”里瓦斯问道。
“是的。”
“你喜欢他?”
“是的,在一定程度上。”莱昂说到福特纳姆时已经开始使用过去时了,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很抱歉。我能理解你现在的感受。对付生人总是要容易得多。就像在忏悔间里一样,如果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我总是很讨厌。对待生人严厉要比对待熟人严厉容易太多了。”
“你扣住他不放,又能得到什么呢,莱昂?”
“我们越过国境来这边做事,如果什么事也没干,我们的很多人会灰心丧气的。我们的处境要求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即便是绑架一个领事,也总算干了一件事。”
“名誉领事。”普拉尔医生纠正他说。
“这对那些更重要的人物是个警告。也许他们会把我们的下一次威胁当回事了。在一场持久战中,这也算是一次小小的战术性胜利吧。”
普拉尔医生说:“这么说,你是准备先听听这个陌生人的忏悔,然后赦免他,最后再杀死他。对吧?你要知道,他是个天主教徒。临死之前床边能有一位牧师为他祈祷,他会很感激的。”
里瓦斯神父对那个黑人说:“给我一支香烟,巴勃罗。”
“有你这样一位结了婚的牧师在身边,他会更高兴的,莱昂。”普拉尔医生说。
“你过去可是心甘情愿帮我们的,爱德华多。”
“如果你们绑架的是大使,那我还是一如既往。他的生命不会有任何危险。他们会让步的。无论如何,一个美国人……他就是一个斗士。美国人在南美洲杀的人够多了。”
“你父亲就是一个努力帮助我们的人——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我可不知道他是否会喜欢你们的搞法。”
“不是我们要选择这种办法,而是他们逼着我们这样做。”
“你们究竟能拿查利·福特纳姆交换什么呢?也许能换一箱纯正的苏格兰威士忌?”
“扣押的要是美国大使,我们会要求他们释放二十名囚犯;扣押了英国领事,我们的要价会减一半。这要看‘老虎’如何定夺了。”
“你们的‘老虎’到底在哪儿?”
“行动结束之前,只有罗萨里奥的人能跟他联系。”
“我想他的时间安排容不得出错,连人之常情的错误也不能出。将军可以按你们提供的名单把所有人都杀掉,然后说那些人几年前就死了。”
“这个问题我们争论好多次了。如果他们把那些人都杀掉,下一次我们的要价会更高。”
“莱昂,你听我说。如果你能确定查利·福特纳姆什么也不会记得,难道……”
“我们怎么能够确定?你又没有能够抹去记忆的药物。他对你就那么重要吗,爱德华多?”
“他就是我在忏悔间里辨别出来的那个声音。”
“特德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里间喊他,“特德!”
“你瞧,”里瓦斯神父说,“他认识你。”
普拉尔医生没有理睬这位审判员,转身走进里间。“哎,查利,”他说,“我在这儿呢。你感觉怎么样?”
“糟糕透了,特德。出什么事了?我这是在哪儿?”
“你的车出事故了。没什么大问题。”
“你要把我送回家吗?”
“现在不行。你得安静地躺一会儿。现在是黑夜。你有点脑震荡。”
“克拉拉又该着急了。”
“别担心,我会告诉她的。”
“你绝不能让她烦恼,特德。她怀着孩子……”
“我是她的医生,查利。”
“当然,老伙计。我蠢透了。她能来看我吗?”
“过几天你就能回家了。”
“过几天?你身边有酒吗,特德?”
“没有。我想给你一种更好的东西——能让你睡觉。”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特德。外面都是些什么人?你怎么用手电筒呢?”
“停电了。等你醒来天就亮了。”
“你会来看我吗?”
“当然。”
查利·福特纳姆静静地躺了一会儿,然后大声问了个问题,外间的人肯定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这并不真是什么事故,特德,对不对?”
“当然是事故了。”
“太阳镜……太阳镜怎么了?”
“什么太阳镜?”
“那是克拉拉的,”查利·福特纳姆说,“她很喜欢那副太阳镜。我真不该问她借来。我自己的那副找不到了。”他把双膝曲蜷到胸部,然后长长地叹了口气,侧卧下来。“重要的是分量。”他说。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那姿势活像一个怎么也生不出来,慢慢老死在娘肚子里的胎儿。
在另一个房间里,里瓦斯神父双手交叉,托着下巴,双目紧闭。普拉尔医生边从里间往外间走边想,里瓦斯可能是在祈祷,也可能只是在认真地听查利·福特纳姆说话,就像过去喜欢在忏悔间里听陌生的声音,以便决定采用什么样的救赎措施一样……
“你们这些冒失鬼,”普拉尔医生指责里瓦斯说,“真是太业余了!”
“我们这边都是业余的。警察和军人才是职业的。”
“一个名誉领事,酒鬼,竟然被你们当成了大使。”
“不错,查利像游客一样拍照,还把照片到处散发。起码我们这边的人谁也没有照相机,也没有人记日记。我们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
“你得让你的司机送我回家。”普拉尔医生说。
“行。”
“我明天再来……”
“不需要你了,爱德华多。”
“也许你不需要,可是……”
“在我们做出决定之前,最好别让他再见到你……”
“莱昂,”普拉尔医生说,“关于这个人,老查利·福特纳姆,你可不能当真……”
里瓦斯神父说:“他的命运不掌握在我们手里,爱德华多,而是在政府手里;当然,也是在上帝手里。你注意,我没有忘记过去说过的哗众取宠的废话,但我从未看到过任何迹象,表明我们的主干涉我们的战争或我们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