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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那河的小港口周围栏杆纵横交错，黄色的吊车林立。爱德华多·普拉尔医生站在那里，凝望着一股浓烟呈水平方向漫卷过来。那浓烟笼罩在城市上空，悬浮在落日的两缕红霞之间，犹如一面国旗上的条纹。普拉尔医生发现，当时的港口上，除了那个在海员大楼外面站岗的水手外，只有他一个人。此时正值傍晚时分。说来也怪，越来越暗的暮色加之周围弥漫着的一种不知是什么植物的气味，竟能使一些人找回童年的感觉以及对未来的希望，而使另一些人回忆起几乎忘怀的往事。
栏杆、吊车、海员大楼——这就是普拉尔医生在他所移居的这个国家所看到的景象。这些景象多年来没有什么变化，不同的只是添加了一股浓烟。他刚踏上这片国土的时候，远在查科省一隅的这个地方的地平线上尚无这股浓烟。冒出这股浓烟的那座工厂是二十多年前他跟随母亲从北方的共和国南下时建成的。那时候，母亲每星期从巴拉圭来这里做一次礼拜。他还记得父亲当年站在亚松森码头小内河船短短的跳板旁边时的形象：他身材高大，面色苍白，胸脯凹陷。他面无表情地以一种乐观的口气向他们保证说，他很快就会回到他们身边的，一个月——也许三个月之内——他所表达的上述希望卡在他的喉咙里吞吞吐吐，支支吾吾，就像一台生锈的机器嘎嘎作响。
他的父亲亲吻妻子的额头时总是怀着某种敬意，仿佛他所亲吻的是一位母亲，而不是与他同床共枕的伴侣。在一个十四岁的孩子看来，这事虽说算不上什么稀奇，却也的确颇不寻常。在那些日子里，普拉尔医生认为自己很像西班牙人，跟他的母亲一样。他的父亲则具有明显的英国人特征。他的父亲具有正当的理由——而不是仅凭护照——属于那个传奇式的冰雪覆盖、雾气弥漫的岛屿，属于狄更斯和柯南·道尔笔下的那个国度，尽管他十岁时就已经离开的那片土地很可能没有给他留下什么真实的记忆。就在父亲乘车离开英国的最后时刻，他的父母买了一本画册——《伦敦全图》——送给他。那本画册父亲至今仍保留着。后来，亨利·普拉尔医生经常翻开那些灰暗的画页给自己的小儿子爱德华多·普拉尔看：白金汉宫、伦敦塔、牛津大街远景图——大街上满是双轮双座马车、马拉出租车，还有手提长裙的女士。普拉尔医生很久以后才知道，原来他的父亲是一个被流放者。这一大片土地是一个流放区。被流放到这里的有意大利人、捷克人、波兰人、威尔士人和英格兰人。普拉尔医生小时候曾读过一本狄更斯的小说。他是以外国人的目光读那本书的。由于缺少别的证据，他只能认为书中读到的一切现在仍然一如既往。这很像一个俄国人。那个俄国人相信，奥利弗·退斯特
还被关在伦敦某处的一个地下室里，怯生生地请求再多给一碗粥喝；而郡长和棺材店老板也还生活在那个时代，仍在干他们的老行当。
十四岁的他无法理解父亲为什么滞留在这个河畔古都的码头上。直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住了好几年之后，他才开始意识到，一个被流放者的生活并不简单——有那么多的文件必须填写，还需要经常去拜访当地的政府机关。简单的生活只属于那些合法出生在当地的人，属于那些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能够逆来顺受的人。西班牙语来源于罗马语，但罗马人是一个很简单的民族。西班牙语的machismo——大男子气概——与罗马语的virtus是同义词，与英语的“勇气”或“坚定沉着”毫无关系。他的父亲选择留在巴拉圭边界的另一边，独自面对日益增加的危险。这一不寻常的举动，也许正是为了模仿“大男子气概”，但他在码头上表现出来的仅仅是“坚定沉着”而已。
在去那个南方共和国嘈杂的大首都的路上，年轻的普拉尔和他的母亲到达这个河运口岸时，几乎也是在傍晚的这个时分（由于发生了政治示威游行，他们出发的时间耽误了几个小时）。他当时看到的景象已作为一种异乎寻常的和平景象的象征深深地印在年轻的普拉尔的脑海里：殖民地时期的旧房子、码头区后面那条街上的一堆灰泥瓦砾——长凳上拥抱在一起的一对情侣——月光下的一尊裸体女人塑像和一尊刻着普通的爱尔兰名字的海军将军半身塑像——一个饮料摊子上方像熟透了的水果似的一串大灯泡。所以，许多年后，当他觉得亟须找个地方，避开那一幢幢的摩天大楼、交通阻塞、刺耳的警车与救护车的警报声、骑在马背上的解放者的英雄塑像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选择回到这个北方小城工作，成了一名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颇有声望的资深医生。关于他这样做的动机，他在首都的朋友以及在咖啡屋里结识的熟人中没有一个人了解。大家都信誓旦旦地对他说，他肯定会发现北方的气候炎热而潮湿，不利于健康。再说，那是个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的小城，连暴力事件也没有发生过。
“不利于健康也许更有利于我行医。”他总是微笑着回答说。但他的微笑毫无意义——或者说是违心的——正如他的父亲表达自己的希望时那样。
在一家人两地分居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收到过一次父亲的来信。信封上写的收信人是他们两个：太太与儿子。那封信不是通过邮局送来的，那是他们来到这里四年之后的一个星期天晚上在住宅门下的缝隙里发现的。当时，母子二人刚看完电影《乱世佳人》从电影院回来。这是他们第三次看那部电影了。他的母亲每逢该电影重映，必看无疑。也许是因为那是一部老电影，又都是老演员，可以使他们在几个小时里觉得南北战争是平静而安全的。多年来的枪林弹雨并未能阻止克拉克·盖博
和费雯·丽
在银幕上频频出现。
信封又脏又皱，并注有“专人手递”字样，但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由谁手递。那封信不是用印有花体字大庄园名字的精美旧信纸写的，而是用的廉价的活页笔记本横格子纸。信中写满了虚无缥缈的希望，就像他离开之前在码头上信誓旦旦承诺的那样。他的父亲写道，“事情”肯定很快就会解决。信上没有写日期，所以，也许信还没有送到，他所说的那些“希望”早就消耗殆尽了。从那之后，他们再没有收到过父亲的来信。他究竟是被关在监狱里还是已经死亡，他们俩连一点消息或者传言也没有听到过。他在信的结尾用西班牙式的俗套说：“获悉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两个人均平安无事，我感到莫大的安慰。爱你们的丈夫和父亲，亨利·普拉尔。”
普拉尔医生自己也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他之所以回到那个内河小港市生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一感觉的影响，即：那里靠近自己出生的那个国家的边界，离埋葬自己父亲的那个国家近些——至于他的父亲到底是身陷囹圄还是已经魂归黄土，他无从知晓——他只需要开车向东北走几公里，目光掠过那个河湾，就可以看到那个国家；他只需要像走私者一样弄一条小划子，就能够……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守夜人在等待什么信号。当然，他这样做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动机。有一次他对他的情妇说：“我之所以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想尽可能离我母亲远些。”这话不错，他的母亲确实把自己的美貌放错了地方，整天对失去大庄园抱怨不休，人到中年还挤在混乱拥挤的大都会里生活。那里有什么呢？破败不堪的街道上摩天大楼林立，奇形怪状，杂乱无章，下面二十层被百事可乐的广告牌遮挡着。
普拉尔医生转身离开港口，沿着河堤继续他的晚间散步。此时天已经黑下来，他无法再看清那股黑烟与河对岸的轮廓。连接该市与查科城的渡船逆流而上，缓慢地向南行驶。船上的灯光越来越近，犹如用荧光铅笔慢慢画下一条曲曲弯弯的斜线。三角座高挂在天空，酷似从断了线的念珠上掉下来的三颗珠子——而南十字星座则落在了别的地方。普拉尔医生每十年都要重办一回英国护照。至于什么原因，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每逢这时，他就会突然产生一种欲望：找一个不是西班牙人的伴侣。
据他所知，这个城市里，除他之外只有两个英国人：一个是从未进过大学校门却获得了博士学位的老英语教师；另一个是名誉领事查利·福特纳姆。几个月前他开始跟查利·福特纳姆的老婆睡觉。从那以后，普拉尔医生一见到这位名誉领事，就感到不安。也许是因为原始负罪感困扰着他；也许是因为查利·福特纳姆的盛气凌人激怒了他。福特纳姆对老婆的忠诚颇有信心。谈起老婆怀孕早期的种种麻烦，他非但不急不躁，反而十分自豪，好像这更表明了他“老当益壮”。普拉尔医生简直想对他大喊一声：“可你想过孩子的父亲是谁吗？”
还有一个是汉弗莱斯博士……尽管现在就去他所居住的玻利瓦尔饭店找他还为时过早。
几盏白炽灯照亮了河岸。普拉尔医生在一盏灯下的座位上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来。从他坐的地方可以看见自己停在可口可乐摊位前面的汽车。普拉尔医生随身带的那本书是一本小说，作者是他的一个病人，名字叫豪尔赫·胡利奥·萨韦德拉。萨韦德拉也有博士头衔。他的博士头衔可是名正言顺的，那是他二十年前在首都获得的名誉学位。那本小说是萨韦德拉博士的处女作，也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书名叫《沉默的心》。全书格调沉重而忧郁，充满了大男子气概。
普拉尔医生发现，这本书自己一次只能读几页。拉丁美洲文学作品里的那些高贵而不苟言笑的人物太单纯、太高尚了，现实生活中根本找不到。卢梭
和夏多布里昂
在南美洲比弗洛伊德
的影响更大——在巴西，甚至有一个城市就是以本杰明·贡斯当
命名的。普拉尔医生读道：“胡利奥·莫雷诺常常会不言不语地一坐几个小时。这些天来，不断有海风从大海上刮来，海水里的盐分浸渍了他们那几公顷干涸的土地。稀稀拉拉的秧苗虽然熬过了上一次海风的侵袭，在盐水的浸渍下却未能逃过枯萎的命运。他手托下巴，两眼紧闭，仿佛他只想生活在自己天性的某个隐蔽的走廊里，将自己的妻子排除在外。他从不抱怨。他的妻子会左手端着一瓢巴拉圭茶，长时间地站在他的身边。胡利奥·莫雷诺睁开眼睛的时候，会从她手里接过茶瓢
，连一句话也不说，唯有那紧绷的嘴唇肌肉微微松弛一下。在他妻子看来，那就算是对她表示感谢了。”
普拉尔医生是他的父亲用狄更斯和柯南·道尔的作品哺育大的，所以他发现豪尔赫·胡利奥·萨韦德拉的小说很难读。但他把读他的小说看作是自己医疗责任的一部分。按照惯例，再过几天他就要跟萨韦德拉博士在民族饭店共进晚餐了。他必须耐着性子读下去，届时好对萨韦德拉博士的这本书发表一些评论，因为他在赠送他这本书时，热情地在书上题写道：“谨将我的第一本书赠送给我的良师益友爱德华多·普拉尔医生，以此向他表明，我并不总是一位政治小说家。对于一位密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他展示我的灵感的第一份成果。”事实上，萨韦德拉博士远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普拉尔医生怀疑他把自己看成是未能如愿的莫雷诺
了。他给莫雷诺起了个基督教名字，也许这倒是挺有意义的……
在整座城市里，普拉尔医生从未看到过还有人在读书。他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也只看到图书被囚禁在玻璃柜里防潮。他从未碰见过任何人在河边读书，甚至在某个城市广场里也没有碰见过——只是偶尔能碰到有人在读当地的报纸《海岸报》。那些地方有时会有恋人坐在长凳上，也有提着菜篮子购物的疲倦的老太太或流浪汉，但就是没有读书的。一个流浪汉会洋洋得意地独占一条长凳，没有人愿意跟一个流浪汉同坐一条凳子。所以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可以伸开腿躺在凳子上。
普拉尔医生在户外读书的习惯也许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他的父亲去干农活时也要随身带一本书。离开自己的祖国之前，普拉尔医生在弥漫着柑橘香味的旷野里读完了除《圣诞故事集》以外的狄更斯的所有作品。人们第一次看到他坐在凳子上翻开书读的时候，都用十分好奇的目光瞧着他。也许他们认为那是外国医生特有的习惯。确切地说，虽然算不上是女人味的行为，却也算得上是外国味。这里的男人们更喜欢站在街角处聊天，或者坐下来边喝咖啡边聊天，或者从窗口探出身来聊天。谈话过程中，他们总要时不时地碰碰对方，以强调某一点，或者仅仅表示友好。普拉尔医生在公共场合没有碰过任何人，他只碰自己的书。这是一个符号，就像他的英国护照一样，表明他将永远是个异乡人，永远也不会被完全同化。
他又开始读起来：“她自己则一声不响地干活，无可奈何地承受繁重的劳役。在她看来，这就像碰上了天气糟糕的季节。自然法则如此，有什么办法呢。”
萨韦德拉博士在首都时曾有过一段广受欢迎的大红大紫时期。后来，他开始感到评论家们冷落了自己——更糟糕的是，连那些太太小姐、报纸记者也冷落了自己。于是，他便来到了曾祖父曾经当过省长、人们对他这位来自首都的著名小说家颇为敬重的北方，尽管那里真正读过他的书的人很可能寥寥无几。奇怪的是，他来到北方之后，他的小说的精神地域并没有随之改变。无论他选择在哪里生活，他的小说里所描写的始终是他年轻时生活过的那个神话般的地区，也就是他曾经度过假的那座海边小城。那座小城在遥远的南方，靠近特雷利乌。他从未邂逅过一位莫雷诺式的人物，但他能够清晰地想象出一天晚上他在一个小旅馆的酒吧间里看到的情景：一个男人郁郁寡欢，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喝闷酒。
这一切都是普拉尔医生在首都时从这位小说家的老朋友兼妒心如火的对手那里了解到的。他来为萨韦德拉治病时，还了解到了他的一些有价值的背景资料。这位病人的躁狂抑郁症经常不定期地发作。他的所有小说里总有同一个人物反复出现。人物的经历略有变化，但其强烈的悲哀色彩与沉默性格却始终未变。那位朋友兼对手曾经陪同年轻的萨韦德拉进行过一次海上探险航行。他轻蔑地大声对萨韦德拉说：“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他是个威尔士人，威尔士人！谁听说过威尔士人有大男子气概？那些地方威尔士人多着呢。他喝醉了，如此而已。他每星期都要从那个国家来这里买一次醉。”
一艘渡船向对岸朦胧的灌木丛和沼泽地驶去，后来又返回这里。普拉尔医生发现，他很难集中精力揣摩胡利奥·莫雷诺沉默寡言的心态。莫雷诺的妻子最后离开了他，跟他庄园里的一个临时工私奔了。那个临时工年轻英俊，能言善辩。但她在那个海滨小城里过得并不幸福，因为她的那位情人一直找不到工作，不久又养成了在酒吧酗酒的习惯，喝醉酒后躺在床上喋喋不休地胡言乱语。她怀念起原先那长期沉默的生活和干旱盐渍的土地来，于是便又回到了莫雷诺的身边。莫雷诺一句话也没说，做了一顿粗茶淡饭，餐桌边给她留了个位置。饭后，他坐在常坐的椅子上，两手捧着下巴，一声不吭，而她则手端着茶瓢站在他的旁边。读到这里，书还剩一百页，尽管在普拉尔医生看来，故事到这里完全可以结束了。然而，到此为止，胡利奥·莫雷诺的大男子气概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所以，当他用最少的语言向妻子表明他决定要去特雷利乌市的时候，普拉尔医生几乎可以肯定那里将会发生什么事：胡利奥·莫雷诺将会在城里的一个酒吧间里遇上那个临时工，接着两人便会有一场刀战，获胜者当然是那位年轻人。莫雷诺离开家的时候，难道他的老婆就没有从他眼睛里看出来，“他的表情就像一个精疲力竭的溺水者，不得不向无法逃脱的命运黑潮屈服”？
不能说萨韦德拉博士写得不好。他的行文风格具有浓郁的音乐感，似能随时听到命运的鼓点声。但普拉尔医生有时总想对他的病人大喝一声：“生活不是这样的。生活既不高尚，又不尊贵。即便是拉丁美洲人的生活也如此。世上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生活中有意想不到的事。生活是荒诞的。唯其荒诞，才总有希望。啊，说不定哪一天，我们甚至能找到医治癌症以及普通感冒的办法。”他翻到最后一页。果不其然，在特雷利乌市的那个酒吧里，胡利奥·莫雷诺的鲜血在破裂的地板砖缝隙里慢慢地流淌着。他的妻子（她怎么这么快就到了现场呢？）就站在他的身边，但这一次她没有端茶瓢。“在他最后闭上眼睛，告别疲惫不堪的一生之前，他那紧绷的嘴唇肌肉松弛了一下，对她的到场表示欢迎。”
愤怒的普拉尔医生啪的一声合上书。南十字星座呈十字架形挂在繁星密布的夜空。地平线上漆黑一片，看不见街市，看不见电视天线，甚至看不见亮着灯的窗户。如果他这时候回家，也许还会有人给他打电话？
当他终于看完最后一个病人——财务秘书发烧的太太——时，他下定决心等天亮时再回家。他想避开电话，直到人们觉得打非求医电话太晚的时候再回去。就在这一天的这一时刻，还有一件麻烦事可能会发生。他知道，查利·福特纳姆正和省长共进晚餐。省长需要为他尊贵的客人——美国大使找一位翻译。而现在，查利的妻子克拉拉也已经不那么害怕打电话了。她很可能会趁她丈夫不在家时随时打电话来要他去陪她，而他呢，其他随便哪天都行，就这个星期二夜里不想见她。他的性欲已被焦虑弄麻木了。他还知道，查利很可能出乎意料地早早回家，因为这种晚餐会迟早肯定会被取消的。至于取消的原因，他是无权预先知晓的。
普拉尔医生打定主意，还是在外面躲到半夜为好。到了那时，省长的宴会肯定已经结束，查利·福特纳姆也肯定会在回家的路上了。我不是一个具有大男子气概的人，普拉尔医生悲哀地想，尽管他也很难想象查利·福特纳姆会掂着一把刀回家。他从凳子上站起身来。到这个时候，去找那位英语教授肯定也太晚了。
果然不出所料，在玻利瓦尔饭店他没有找到汉弗莱斯博士。汉弗莱斯博士住在底层有一个装有淋浴器的小房间。窗外是一个庭院；庭院里有一棵落满灰尘的棕榈树和一个已经不出水的人造喷泉。他出门时没有锁门，这也许表明他对安全很有信心。普拉尔医生记得，在巴拉圭的时候，他的父亲夜里连房子里的房间、卧室、厕所，甚至闲置的客房的门都要上锁，不是为了防贼，而是为了防警察、军人和职业杀手。当然，即便门上上锁，也挡不住那些人多长时间。
汉弗莱斯博士的房间里能勉强放下一张床、一个梳妆台、两把椅子、一个澡盆和那个淋浴器，人在里面走动起来得花很大气力在这些家具之间辗转腾挪，就像走在人满为患的地下通道里一样。普拉尔医生看到，汉弗莱斯博士新近在墙上贴了一幅画，那是从西班牙文版的《生活》杂志上剪下来的。画面上，英国女王骑着马从表演军旗敬礼分列式的士兵面前走过。选择这一幅画并不一定是为了表达他的爱国之心或思乡之情。房间的灰泥墙壁上不断出现一片片潮湿的痕迹，汉弗莱斯博士便随手拿来一幅图画盖在上面。他的这一选择也许确实表明，他愿意一觉醒来看到墙上是女王的面孔，而不是尼克松的面孔（尼克松先生的面孔肯定已出现在了同一期《生活》杂志上的什么地方）。小房间里很凉爽，但即使这种凉爽也是潮湿的。塑料布帘后面的淋浴器带有一个出了毛病的洗涤器，滴滴答答地直往地板砖上滴水。那张狭窄的单人床是对拼起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那皱巴巴的床单很像是曾被匆匆拉过来遮盖尸体。一张绑在床上方的蚊帐好像一片乌云，预示着大雨即将来临。普拉尔为这位自封的文学博士感到惋惜。现在的环境不允许任何人随心所欲——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人存在的话，那他就是选择等死。他深为忧虑地想：如今，我的父亲肯定也到汉弗莱斯这把年纪了。也许他还在更为糟糕的环境里苟延残喘呢。
汉弗莱斯的镜框上塞着一个字条——“去意大利俱乐部了。”也许他预料可能会有学生来找他，所以才没有锁门。意大利俱乐部就在马路对面，是一座威严的殖民时期的建筑。那里有一尊名人半身塑像，也许是加富尔
的，也许是马志尼
的，但石头上坑坑洼洼，铭文已模糊难辨。塑像矗立在房子的正前方，面对大街。房子的每一个高大的窗户上方都有一个石刻花环。从前，这个城市里曾住过许多意大利人。如今，俱乐部仅剩下了一个名字、一尊塑像，以及用罗马数字标示着十九世纪日期的雄伟壮观的大楼正面了。俱乐部里有几张桌子，你可以在那里吃些便宜小吃，无须交预定费。那里仅剩下一个意大利人，即那位孤单的男招待。他出生在那不勒斯。厨师是匈牙利血统，除了匈牙利红烩牛肉，别的也做不出多少花样来。选择做红烩牛肉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因为这道菜很容易掩饰原料的品质，因为最好的牛肉全都沿河而下，运到八百公里以外的首都去了。
汉弗莱斯博士坐在一张靠窗户的桌子边。窗户是开着的。他那磨损了的衣领里塞着餐巾。无论天气多热，他总是穿着套装，套着马甲，打着领带，俨然一副维多利亚时代佛罗伦萨文人的形象。他戴一副金属框眼镜。很可能是因为多年没有重新验光，所以他的头低得几乎是趴在红烩牛肉上看着吃。由于尼古丁的作用，他的白发里仅仅夹杂着一缕缕原始颜色；餐巾上也沾染着几乎是同样颜色的红烩牛肉的污渍。普拉尔医生说：“晚上好，汉弗莱斯博士。”
“啊，你看到我留的字条了？”
“我本该先来这里看看的。你怎么知道我会去你的房间找你？”
“我不知道，普拉尔医生。但我想着会有人去找我，某个人……”
“我去找你是想邀你一起去民族饭店吃饭。”普拉尔医生解释说。他的目光在饭馆里扫视一圈，想找找那个男招待，但却没有丝毫令人高兴的迹象。他们两人是这里仅有的食客。
“谢谢你的好意，”汉弗莱斯博士说，“改天吧。如果你能给我个美国佬所说的‘邀请继续有效’的保证。虽说这里的红烩牛肉不错，常吃也会腻味。但至少能够让人吃饱。”他是一个很瘦的老人，给人的印象就像一个人花很长时间拼命吃东西，希望填满一个无望填满的无底洞。
因为没有更好的东西可点，普拉尔医生也要了一份红烩牛肉。汉弗莱斯博士说：“看到你我很吃惊。我原以为省长会邀请你……今夜的晚餐会，他肯定需要一个会讲英语的人。”
普拉尔医生明白了他为什么要在镜框上塞那个字条。省长的安排可能是在最后时刻出了点纰漏。这种事过去就发生过。汉弗莱斯博士曾经被召唤去……毕竟只有三个英国人可找。他说：“他邀请了查利·福特纳姆。”
“啊，那是当然的，”汉弗莱斯博士说，“他是我们的名誉领事嘛。”他用一种辛辣而贬低的语调强调了“领事”前面的形容词。“这是一次外交聚餐。我想，名誉领事的妻子由于健康原因不会去赴宴吧？”
“美国大使还没有结婚呢，汉弗莱斯博士。那是非正式聚餐——只有男人参加的聚会。”
“那邀请福特纳姆太太出面招待客人，可是再合适不过了。她肯定已经对只有男人参加的聚会习以为常了。可省长为什么不邀请你我参加呢？”
“公正点儿，博士。你和我在这里都没有官方职务。”
“但我们对耶稣会废墟的了解要比查利·福特纳姆多得多呀。根据《海岸报》报道，大使来这里是看废墟的，而不是品茶看茶园的，尽管这看起来简直不可能，因为美国大使通常都是商人。”
“新任大使想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普拉尔医生说，“表明自己对艺术和历史感兴趣。他不能让人怀疑他是来招徕生意的。他想表现出对我们省的学术兴趣，而不是商业兴趣。财务秘书就没有受到邀请，尽管他也会讲点英语。不然，人们就会怀疑他是来借款的。”
“大使呢？他不是能用西班牙语祝酒，讲几句客套话吗？”
“他们说他的西班牙语进步很快。”
“你知道得真多啊，普拉尔。什么都知道。我就知道《海岸报》上说的那些事。他明天就要去参观废墟了，对不对？”
“不，他今天去过了，今晚乘飞机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
“这么说是报纸错了？”
“官方的活动安排有点不准确。我怀疑是省长怕出事。”
“在这里出事？亏你想得出来！我在这个省住二十年了，也没见出过什么事。只有科尔多瓦才会出事。这里的红烩牛肉还不错，对吧？”他满怀希望地问。
“再差的我也吃过。”普拉尔医生说。他并未打算回忆是在什么时候吃过。
“我发现你一直在看萨韦德拉的书。觉得怎么样？”
“很有天赋。”普拉尔医生说。跟省长一样，他也不想出什么事。他看得出来，由于一生大大咧咧，汉弗莱斯博士早已不知谨慎为何物了。如今，活在老人心里的怨恨正在他的胸中涌动着。
“那样的东西你真能读？你真相信所谓的大男子气概吗？”
“我读的时候，先把不相信的东西放在一边。”普拉尔医生小心翼翼地说。
“这些阿根廷人——他们都相信他们的祖父骑着马与加乌乔牧人
一起放过牧。萨韦德拉身上的大男子气概和查利·福特纳姆差不多。听说查利快有孩子了，是真的吗？”
“是真的。”
“那个幸运的父亲是谁？”
“查利呗，还能是谁？”
“他那个老酒鬼会有那本事？你是他老婆的医生，普拉尔。给我透点实情。我只要一点点儿。”
“你干吗总想知道实情呢？”
“跟传言相反，实情总是滑稽可笑的。人们想象或编造出来的只会是悲剧。如果你真知道这红烩牛肉里加进了什么东西，你会哈哈大笑的。”
“你知道吗？”
“不知道。人们总是合伙对我隐瞒实情。连你也对我撒谎，普拉尔。”
“我？”
“说到萨韦德拉的书你对我撒谎，说到查利·福特纳姆的孩子你又对我撒谎。看在上帝分上，但愿是个女孩儿。”
“为什么？”
“要是女孩儿，那就很难从五官上看出谁是她的父亲了。”汉弗莱斯博士开始用一块面包擦盘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老是饿吗，医生？我吃的不好。可我也吃过很多所谓营养食品呀。”
“你要是真想知道原因，我愿意为你检查检查，做个X光检查……”
“啊，不不。我只想知道有关别人的真相。别人的真相总是滑稽可笑的。”
“那你为什么要问我呢？”
“谈话的策略嘛，”老头回答说，“用来掩饰我吃掉最后一块面包的尴尬。”
“他们这里还计较我们吃多少面包吗？”普拉尔医生隔着几张空桌子喊道：“招待员，再来些面包！”
那个唯一的意大利人慢慢腾腾地朝他们走来。他手里端着个面包筐，筐里有三个面包。当他看着三个面包顷刻间只剩下一个的时候，又是生气，又是焦急不安。他很可能做过黑手党里的低级成员，因为违背了上司的命令才跑到这里的。
“你看见他做的手势了吗？”汉弗莱斯博士问道。
“没看见。”
“他伸出两根手指头，用来抵御‘恶毒眼光
’。他认为我的目光是‘恶毒眼光’。”
“为什么？”
“因为我曾经就意大利女人发表过一通不敬的言论。”
“等你吃完饭我们下盘棋如何？”普拉尔医生问。他得找个远离住所，远离床头电话的地方消磨时间。
“我已经吃完了。”
两个人又回到了玻利瓦尔饭店那个东西挤得满满的小房间。饭店经理在庭院里看《海岸报》。他裤子上的拉链敞开着，仿佛这样能凉快些。他说：“Doctor
，有人来电话找您。”
“找我？”汉弗莱斯激动地叫道，“是谁？你怎么说的？”
“不，是找普拉尔医生的，教授。一个女的。她猜想医生可能跟您在一起。”
“她要是再来电话，”普拉尔医生说，“不要跟她说我在这儿。”
“你就没点好奇心，不想知道是谁吗？”汉弗莱斯博士问。
“啊，我能猜到她是谁。”
“不是病人吧，啊？”
“不，是一个病人。不是急诊。不必担心。”
普拉尔医生发现自己不到二十步就被将死了，便不耐烦地开始重新摆棋。
“不管你说什么，你是在为什么事担心。”老汉弗莱斯说。
“你那个该死的淋浴器，滴答滴答滴答。怎么不找人修修呢？”
“那有什么坏处？它能使心情平静，能像催眠曲一样哄我入睡。”
汉弗莱斯博士以王前兵开局。“KP4，”他说，“就连卡帕布兰卡
有时也会使用这样简单的开局。”接着，他又加了一句：“查利·福特纳姆新买了一辆卡迪拉克？”
“对。”
“你的那辆本地产的菲亚特开了几年了？”
“四五年了。”
“当领事很上算，是吧？每两年允许进口一辆外国车。我猜想，他一试过车，就去找一位将军在首都替他排队买下了。”
“很可能。该你走了。”
“如果他能让他老婆也当上领事，两个人每年都能进口一辆车。那可是一大笔财富啊！领事工作有没有性别歧视？”
“我不了解规定。”
“你认为他花了多少钱弄到了那个任命？”
“那是谣言，汉弗莱斯。他一个子儿也没花。那不是我们外交部门的做法。一些非常重要的客人要参观废墟。他们不懂西班牙语，而查利·福特纳姆让他们过得非常愉快。事情就这么简单。也算他走运。他的茶园生意做得不怎么好，但两年一辆卡迪拉克可就大不一样了。”
“是的，可以说，他结婚靠的就是他的卡迪拉克。一辆微型莫里斯肯定也能搞定吧。”
“我有失公允了，”普拉尔医生说，“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照顾皇室成员照顾得好。那时候，这个省里有很多英国人——这你比我清楚。有一个人在边界上处境非常狼狈——当时，游击队正好越过边界——而福特纳姆知道当地解决问题的窍门，给大使省去了不少麻烦。还是那句话，该他走运——一些大使比别人更感激他。”
“这么说，如果我们遇上麻烦，也得仰仗查利·福特纳姆了？将军！”
普拉尔医生只好用自己的后交换对方的象。他说：“有些人比查利·福特纳姆倒霉。”
“你现在就遇上了大麻烦。他救不了你。”
普拉尔医生迅速从棋盘上抬起头来，可那老头揪住这盘棋不放。“再将，”他说，“将死了。”他又补充说：“那个淋浴器坏了六个月了。你可不是总这么轻易输给我的。”
“你的棋艺见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