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小姐与鼠人

时至今日，我应该不再害怕艾滋病了，因为现在大家已经了解，艾滋病病毒是种脆弱而又不容易感染的病毒，即便感染以后也可以通过药物进行控制，至少对那些有渠道取得药物的人来说是可控的。但强迫思维禁锢了我的想法，让它停留在1991年，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所以我害怕的艾滋病是20世纪80年代所宣传的那种疾病，是种致命的可怕病毒，是不治之症。这种危险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到1986年的时候英国政府不得不向家家户户播放让人胆战心惊的电视广告：一排排墓碑扑面而来，打着醒目的标语“警惕艾滋病：请勿死于无知”。

于是艾滋病理所当然地取代了冷战核危机带来的威胁——“法兰基到好莱坞”乐团的歌曲《两部落》和雷蒙·布利格斯的书《风起之时》曾经让这种威胁家喻户晓——从而成为大众文化中的主要恐惧，渗透了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住在环路角落上的那个人得了艾滋病，”80年代末的一个晚上，母亲这么对我们说，尽管她并不擅长在饭桌上讲笑话，“没错，他两个耳朵都生了艾滋。”

澳大利亚则更甚之。政府上映了一部说实话让人不寒而栗的广告片，在里面艾滋病化身死神，用保龄球把人们一一击倒在地——其中包括一个哭泣的女学生和一个抱着婴儿的母亲——然后将他们的尸体当垃圾一般拖走。

整整一代人为此饱受精神创伤——早在1983年，艾滋病被发现仅一两年后，就出现了艾滋恐惧症的最早病例。这是两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本身都有潜在的精神疾病。他们的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阴性，但却因为自己对这种病的恐惧而陷于精神瘫痪。到了1987年的时候，对艾滋病的非理性强迫思维已经传播得比病毒本身还快，严重的情况使专家们不得不在慕尼黑召开了专题研讨以应对这个问题。

人们对艾滋病病毒的威胁所产生的种种反应证明，强迫思维能够切实地体现社会大众的恐惧和焦虑。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医生就曾报告他们所谓“梅毒恐惧症”的飙升，而在这之前舆论才刚刚对梅毒的危害进行了大肆宣传。到了六七十年代，对石棉的非理性恐惧激增，而此时人们恰恰才刚开始注意到这种物质的危害。到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就成了艾滋病。美国精神病医生朱迪茜·瑞坡坡特在《不能停止洗手的男孩》——这本书让很多人了解了强迫症——中写道，到1989年的时候她治疗的强迫症患者中有三分之一是关注艾滋病的。她说这种疾病显得“如此恐怖，如此非理性，以至于它可以成为强迫症患者最可怕的幻想”。

到了新世纪，人们为自己的强迫思维找到了新的主题。2012年，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发现了关注气候变化的强迫症患者，在这之前还没有先例。气候变化成了新千年的恶灵，像上世纪80年代的艾滋病一样，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危险，威胁着我们所有人，其耸人听闻的细节大多出自于大众媒体的描画。有些患者害怕温度升高后自己给宠物猫或宠物狗盛的水会蒸发掉，于是来回查看水盆里是否还有水。还有一些患者则反复确认水龙头、暖气和煤气灶是否已经关掉，这并非是为他们自己担心，而是害怕由于未能注意保护水资源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会导致自己想象中的巨大影响，甚至于危害整个地球的未来。有个病人的强迫思维则是以为全球变暖会导致自己的房屋倒塌。他强迫自己反复检查家中壁脚板、管道和屋顶上的裂缝并来回开关木制房门以确认气候变化没有导致白蚁虫害的发生。

精神病学家传统上认为强迫症是焦虑症的一种，其病情与恐惧症相似。当然，强迫思维有时候看起来确实与恐惧症如出一辙，因为后者也是夸张而往往非理性的恐惧。强迫症和恐惧症导致的焦虑一模一样，其无助感和无力感也毫无二致，患者也都从某种程度上意识到自己这样的想法有些愚蠢。但是恐惧症患者有强迫症患者不具备的脱身之术：他们常常可以避开导致恐惧的刺激性因素。十分恐高的人可以拒绝站在高桥的边缘以及在悬崖上行走；蜘蛛恐惧症对患者造成的问题只在有蜘蛛出现时才会发生；黑色星期五恐惧症患者只有在13日同时是周五的时候病情才会发作，而这样的巧合一年才一两回而已。对恐惧症而言，其刺激性因素来自外部，而强迫症却是发自内部，来自我们内心的想法。

但是强迫思维和恐惧症所关注的恐惧却可以一模一样。20世纪80年代，安迪·沃霍尔对艾滋病病毒产生了持续的恐惧。这位艺术家称之为“奇幻的疾病”。他不吃其他同性恋男性做的三明治。1984年，他的同性恋伙伴乔恩·哥尔德生了肺炎以后，他吩咐管家把两人的衣物和餐具分开洗涤。考虑到当时世人对艾滋病的了解有限，现在也很难说沃霍尔的恐惧是否真的毫无道理。他自己肯定认为理由充分，而他也并不会为自己的执念感到矛盾。这样看来他应该没有强迫症。

恐惧症和强迫症的交集所针对的可以是更原始的恐惧。利物浦附近的沃灵顿有家精神病医院。20世纪60年代初，那里的临床心理学家诊治了一位美国中年妇女。她总是忧心忡忡，害怕自己被埋葬时其实还活着。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真的发生，这个妇女写了好几张同样的纸条，详细说明自己在死后应当如何切开她的尸体以验证她确实已经死亡。她把这些纸条放在房子的不同地方以便在死后能有人看到。每天晚上她都要强迫性地检查这些纸条，确认一切就绪之后才能入睡。有时候检查这些纸条花费的时间太长，以至于她整晚都没办法睡觉。

她这样的恐惧是非理性的吗？像沃霍尔一样，这个妇女可以说自己的担忧是事出有因。她在报纸上读到，一个男人被放到棺材里下葬，后来却发现他还活着。之后她的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便开始了。有关将活人草率埋葬的故事在过去屡见不鲜，于是人们发明了对策，在棺材里装置响铃和哨子或是使用其他类似的方法，这样里面的人在醒过来以后就可以发出声响，引起外面的注意。18、19世纪时欧洲的很多国家通过了有关埋葬的法令，要求尸体在下葬之前在地面上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以确保未死之人有充分的时间回魂。

乔治·华盛顿和弗里德里克·肖邦也有被活埋的恐惧——它的学名就叫活埋恐惧症。人们常常在遗嘱里写明，要求在他们死后用蜡烛和镜子在尸体嘴边试探是否还有呼吸，有些人则要求在下葬前砍去自己的头颅或是用刀刺穿自己的心脏。炸药的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捐出财产，建立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奖项。他著名的遗嘱最后一段如下：

最后，我明确请求，在死后请切开我的静脉。完成这项要求并由职业医生认定死亡的特征已明确无误后，请将我的遗体置于所谓焚尸炉内火化。

有了焚尸炉，活埋恐惧症就容易解决了。

沃灵顿的那个妇女不但患有强迫症，还有幽闭恐惧症。她无法乘坐电梯、地铁，也不能待在锁住的房间内。心理学家认为恐惧症缓解以后，她的强迫症就能治好。他们分析，如果她不再害怕待在狭小封闭的空间内，那么就不再需要那可怕的说明，也就用不着每天都去检查纸条了。沃灵顿的温威克医院现在已经成了住宅区，在那里可以望见M62公路。在这个医院治疗了几个月之后，她的幽闭恐惧症治好了，好得可以坐在关闭的柜子里。但是她对活埋的强迫性恐惧却依然存在，要是不能确定她醒来以后不会发现自己躺在棺材里，她就还是无法入睡。

看了以上案例，大家可能会以为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不过是种现代病，是由于战后这几代人娇生惯养，因为没什么比关没关煤气更严肃的东西好担心而产生的无病呻吟。但实际上强迫症或类似的病症已经纠缠人类好几百年了。

自宗教、科学及医学权威建立以来，就有人向其求助，希望能解决由侵入性想法引起的、自己又无法赶走的痛苦。但传统宗教、科学及医学并未报之以慰藉。这些声称自己出现奇怪想法的人要么被冠以黑巫术之名绑在柱子上烧死，要么被强迫进行驱魔，要么就是被关起来，对外宣称他们已经发疯，然后给他们服下大量致幻药物，让他们不见天日，抑或是对他们的脑袋施以电击。他们的侵入性想法被认作是反常的——他们是被玷污的灵魂，是魔鬼的作品，是邪恶的心灵或病态的精神作用的结果。人们认为这些想法是畸形的，而有这样想法的人则是变态。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不同的观点。他说强迫症是由于童年时自慰所产生的罪恶感被压抑所导致的。真是感激不尽，弗洛伊德医生。

弗洛伊德的名气和声誉有一大部分要归功于他在强迫症领域所做的工作。当然，这里指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强迫症。当时他更倾向于使用“强迫性神经症”这个字眼。而即便是他这样一个对人类奇思怪想已经司空见惯的人也觉得这样的病情是怪诞的。有一次他写道：

这是一种疯狂的疾病，确然如此……我觉得即便是精神病人最离奇的臆想也产生不了类似的东西。要不是每天都亲眼看到这样的病情，我们自己也都难以置信。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类的头脑是由体验和动机交织而成的，是一团不断变化的流体。这些体验和动机有些对个体来说是可见的，有些则不然。心理冲突——常常是出于童年时对性欲或排泄本能的压抑——会在潜意识最阴暗的角落里腐臭生脓。他认为人们后来生活中出现的心理问题都源自于这最初的精神障碍，是埋藏于心底某处的痛苦所发出的心理警报——即便它们的外在表现迥然有异。弗洛伊德的结论是，要治疗这样的神经症患者，医生必须通过精神分析找到被埋藏的精神创伤，将其暴露出来并令其缴械投降。医生必须和病人讨论他们的童年，他们的性经历和他们的父母，以缓解被埋藏的创伤，让它浮出水面。病人躺在精神病医生的沙发椅上可以获得的帮助一般来说就是如此。

1907年10月1日，弗洛伊德在自己的沙发椅上接待了一名29岁的奥地利律师，病人同时也是帝国军队的预备役军人。这人个子不高，八字脚，黑头发，褐色的眼睛，尖鼻子，下巴是椭圆的。他住在维也纳，名叫恩斯特·兰泽博士。兰泽的案例曾轰动一时，但病人的真实身份为世人所知却是将近80年后的事情了。当时人们所知道的是弗洛伊德的同事给兰泽的阴郁人格所取的代号。这个代号暗示了他那一团乱糟糟的侵入性想法，正是这些想法将他拖入了强迫症的世界，拖入了弗洛伊德的候诊室中。恩斯特·兰泽就是鼠人。而很不幸，鼠人的情况非常糟糕。

兰泽告诉弗洛伊德自己已经被荒诞的想法折磨得筋疲力尽。他时时都担心会无缘无故地拿起刀片割断自己的喉咙。他害怕自己（已经故去的）父亲身上会发生可怕的事情。更不堪忍受的是他的头脑里充斥着虐待狂的场景，他想象自己所爱的人臀后会被拴上无处可逃的老鼠，这些老鼠被迫一边咬噬一边钻入他们的肛门。

兰泽的这些有关老鼠的强迫性思维开始于一次在加利西亚的军事演习。那是一个夏天，一位军官向他描绘了一种出自东方的古怪刑罚。历史学家已经把这个故事的源头追溯到了一本当时很流行的书上。这本书是奥克塔夫·米尔博所著，名字叫《酷刑园》。在书中一位中国的职业施刑人描述了自己最中意的刑罚：

找一个青壮年男人，越年轻强壮越好，肌肉要很有弹性……把他剥光……让他背脊弯曲跪在地上，脖子、手腕、小腿、脚踝都用铁圈箍住，铆在链条上固定好。

然后拿一个大罐子，底部穿一个小孔。罐里放上一只大肥老鼠，当然最好先饿上个一两天，这样它就会更加凶残。把这个罐子扣在受刑人的屁股上，用牢实的皮带紧紧系在腰间，就像是个拔罐用的大罐子……拿一根铁条，在熔炉的火上烧红以后插进小孔里搅动。这样老鼠就会为了躲避红热的铁条而开始四处逃窜了。

说到这里兰泽情绪激动，语无伦次。他告诉弗洛伊德自己无法驱除侵入性的想法，脑海里总是浮现女朋友和（死去的）父亲被施以这种刑罚的场景。为了对付这种强迫思维，他会进行一些强迫反应，一般都差不多：他会对自己说“但是”，接着做弗洛伊德称作“断绝关系的手势”，然后说“无论你怎么想”。他说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可以把那恐怖的场景从眼前赶走。他向弗洛伊德保证，有关酷刑的念头绝不是自己想要的，他很厌憎这样的想法。

接下来弗洛伊德进行了一系列精神动力学分析——查问兰泽早期的性经历，与父亲的尴尬关系等等——看起来似乎行之有效，至少弗洛伊德是如此认为的。他后来声称自己向兰泽解释了他有关老鼠的执念的象征意义，并通过这种方法使兰泽的正常人格得以完全恢复。解释中包括了啮齿类动物与金钱、父亲的赌博嗜好、婚姻以及儿时兰泽咬了别人后被惩罚之事的关联。弗洛伊德的结论是，鼠人对父亲很生气，因此在潜意识中想象与他发生肛交。对这个念头的压抑导致了强迫思维。医生声称兰泽意识到这一点以后最终赶走了这个强迫思维。

到1908年的时候兰泽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了稳定的工作，1910年结了婚，1913年他完成了为时6年的学徒期，成为了执业律师。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兰泽的结局却并不美好。1914年8月，一次世界大战打响以后他被征召入伍，仅仅三个月之后，在11月21日，他被俄国军队俘虏，4天后就死去了。

而此时弗洛伊德的声誉正蒸蒸日上。1908年春，他在萨尔茨堡召开的第一届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上讲述了兰泽的案例，以及自己是如何治愈他的。这个马拉松式的报告在大会开幕时呈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与会的英国心理学家欧内斯特·琼斯后来写道：

（弗洛伊德）描述了自己对一个强迫性思维病例的分析，后来我们都称之为“想老鼠的人”。会议桌很长，他坐在一端，而我们分坐在两旁。他用自己一贯低沉、清晰、聊天式的语调开始讲话。他开始报告的时候是大陆时间早上八点，我们听得全神贯注。到十一点的时候他停了下来，向我们示意讲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但是我们完全被他说的东西所吸引，一致要求他继续讲下去。于是他一直讲到了下午一点钟左右。

之后历史学家不断质疑弗洛伊德是否真的成功治愈了兰泽（这位著名医生的原始笔记只有关于这个案例的保存了下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弗兰克·萨洛威重新整理了弗洛伊德的作品。他的结论是：“不管鼠人最后是否治愈，他的案例显然是被弗洛伊德作为样板来使用的，其目的是为了推动早期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后来写的东西和他的原始笔记显然是有出入的。兰泽的治疗似乎只持续了几个月，而不是弗洛伊德在报告中声称的一整年。而且对于弗洛伊德坚称的兰泽已经完全治愈的说法也有很多疑点。这些疑点无从证实，因为兰泽过早死去，无法进行任何后续的长期观察和研究。弗洛伊德做不到，其他人也不可能。

弗洛伊德绝非第一个记录非理性和强迫性思维及行为的医生。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对这种反常思维发生了兴趣，并已经在自己的报告中开始探讨普遍症状。开启新时代的第一个医学案例——强迫症的零号病人——并不是鼠人，而是一位法国的年轻女性，生活在19世纪早期，代号F小姐。

据这位小姐回忆，她的奇异行为开始于自己18岁那年。我们不知道周围的人是否注意到了她的情形。她的奇怪行为也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无非是去阿姨家里的时候不穿围裙罢了。但她并非是忘记穿围裙，以前她每次去都是穿着围裙的，但是那天她特意把围裙留在了家里。

她奇怪的想法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那是她上次去阿姨家的时候。那一次我们则可以肯定没人注意到她的异常，因为直到回家的路上这个想法才突然毫无征兆、毫无原因地出现。要是自己偷了阿姨的东西该怎么办？要是赃物被无意间藏到了自己围裙的褶层里该怎么办？解决的方法，她后来回忆到，是显而易见的。她不再穿那条围裙就行了。

这些奇怪的想法和行为阴魂不散地持续着。这位小姐是个高挑的女人，一头红褐色的头发，蓝眼睛，职业是会计。她一贯为人正直、工作勤奋，但她现在却开始有意无意地担心自己会坑害客户。准备账目和发票的时间越来越长，因为她强迫自己一遍遍来回检查金额和数目。她的担心愈演愈烈，这让她不愿意再经手财物，生怕点过的钱会被指头扣留下来。要是指尖不知怎么地把硬币和纸币的价值给吸走了该怎么办？那些人信任她，难道她却要用这种歪门邪道来欺骗他们吗？这是非理性的忧虑，她自己也知道，但她却决定，最合理的办法就是辞去工作。

到了这个时候，这位小姐满脑子充斥的奇思异想已经不再是秘密了。她的朋友开导她。他们说，要是她偷钱的话，自己肯定会清楚的，指头碰到钱币是无法改变其价值的。而这位小姐则会回答，没错，我的这种执念确实很荒唐，毫无道理可言，但我就是没办法不这么想。不再工作以后，这种忧虑突破了原先的界限，泛化到她的日常生活中来。她把所有裙子的下摆都剪得一干二净，鞋子则尽拣最小的穿。她双脚肿胀，两侧的皮都被挤到鞋面上，这样她就没法把偷来的东西藏进去了。走路的时候她犹犹豫豫，把衣服提得老高，唯恐拂过门板或家具。她像调查犯罪现场一样细细查看窗户和衣柜的钥匙、手柄和把手，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转移到自己身上。

很多年过去了。亲友的劝导越来越无济于事，她自己的理智也丧失殆尽，沮丧和恼怒牢牢地扎下了根。她的恐惧和自己用来抵抗恐惧的行为有时候会消失一段时间，但它们总是会卷土重来。在她第一次抛下围裙之后又过了差不多16年，这位小姐开始感到精疲力竭，不知所措。1834年，她来到巴黎，把自己交给著名的精神病医生让·埃丁涅·多米尼克·埃斯基洛看护。

夏朗东精神病院是一家有数百年历史的疯人院，坐落在塞纳河岸上，作家和浪子萨德侯爵就曾被关在这里。埃斯基洛是这家医院的院长。他出身于图卢兹的一个富裕家庭，曾在巴黎中部著名的萨伯特医院从事研究，他还曾在这所医院的餐厅里开设过有关精神病的课程。除了夏朗东精神病院的职务外，埃斯基洛还开了个私人诊所——是家疗养院，就在附近的伊夫里村。富人患者每天花10到15个法郎在这里疗养。1827年，巴黎的一家报纸曾如此形容埃斯基洛的诊所：“看到疯人院的要价居然这么昂贵，我们不禁要认为精神错乱也成了一种特权，要不是身为官僚或者资本家，还是别发疯为上。”

关于F小姐的情况埃斯基洛在治疗她两年之后开始写道：

……从来都非常理性；明白自己的病情；清楚自己的不安从本质上来说是荒诞的，知道自己的预防措施毫无意义；常常为这些想法和行径而哭泣并自嘲。想到这些东西她就会悲从中来，有时会哭哭啼啼的。

即便是在疗养院中，这位小姐依然对自己所恐惧的偷盗行为严阵以待。“每次起床以前，”埃斯基洛写道：

……她都要花十分钟时间揉搓双脚，以便去除那些居心不良地潜藏在脚趾间和趾甲下面的任何东西。之后她会把自己的拖鞋摆来摆去，然后摇晃它们，再把拖鞋交给侍女查看，让她们在自己仔细检查过后再帮着验证里面没有藏着任何值钱的东西。出于同样的原因，梳头也要进行无数次。每件衣物都要一一细查，不厌其烦地反复彻底检查，上面的所有褶皱和皱纹都要进行检查，还要很认真地抖。在所有这些预防措施完成之后，她就开始用力甩自己的双手，一只一只来，接着开始揉搓手指。对指部的揉搓速度非常快，并且重复多次，每次完成后都要大声数出，直到她相信没有什么东西留在上面为止。病人每次都如临大敌，兢兢业业地完成这些琐碎的查证工作之后她已经满头大汗，被折腾得几乎筋疲力尽了。要是因为出了什么事情而无法采取这些措施的话，她就会一整天都坐立不安。

这个女人有时会去剧院，有时也回家见一下亲人。她吃得好，睡得香，从很多方面来讲她都可以算得上是疗养院的活力和灵魂所在。每天晚上她都会在休息室和别人聊天，她“活泼、幽默，有时甚至还有点儿淘气”。内心的折磨只有在她不得不交换座位，或者是在无意间触碰到自己的头部、衣服或是别人的椅子时才会发作。因为她马上就会开始揉搓和猛甩自己的手指。

埃斯基洛说她的症状是偏执狂，是种不完全的精神错乱。偏执狂是他提出和宣扬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头脑会由于某一条思路的影响而产生紊乱。偏执狂病人的精神是错乱的，至少部分来说是这样，但他们自己也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大脑只有一部分受到影响，因此也只有某种具体功能发生了紊乱，其余部分都与常人无异。

偏执狂的概念被诠释为一意孤行地要达成某种想法，在这之后很快便让公众浮想联翩——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相关的描写比比皆是，由此可见一斑。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1847）中的希斯克利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1866）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两个令人记忆深刻的阴暗角色就被描述为偏执狂。最为人所熟知的偏执狂形象也许是出自于赫尔曼·麦尔维尔笔下的船长阿哈伯。在《白鲸》（1851）一书中，这个角色一心一意地沉浸在追杀大白鲸的疯狂执念中无法自拔。

偏执狂有很多种。埃斯基洛和他的追随者使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反社会违法行为。受影响最大的是执法领域。埃斯基洛等人感到社会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承认，因此便开始使用偏执狂的概念来左右法国法庭中评估被告精神状况的法医检测程序——在当时经常是有一个朋友或邻居突然冒出来说自称精神错乱的谋杀嫌疑人平时看起来毫无反常迹象。

就这样，法国精神病医生以偏执狂为杠杆，将19世纪初巴黎发生的几个可怕的谋杀案搅得甚嚣尘上，从而跻身为公众谈论的对象。比如说在1828年，有个叫亨里特·科尔尼耶的年轻女佣突然无从解释地谋杀了雇主幼小的孩子，因而受到审判。辩护方召来的医生声称科尔尼耶属于偏执狂冲动杀人，因此应当被法庭认作精神错乱。

同样的辩论越过英吉利海峡，又在伦敦重现。这次是一个年轻的法国人，叫路易斯·波迪尔，他被法庭认定谋杀了自己的女友，因此被判绞刑，于1867年10月在马贩巷监狱执行。当时英国依旧公开处决某些死刑犯。而设在马贩巷监狱门楼顶上的绞刑架比其他许多刑场的都要更引人注目。1849年在这里处决一对夫妇的时候，查尔斯·狄更斯就曾对当时的场景感到触目惊心——据说当时有三万人聚集观看——因此他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著名的信以抗议死刑。

再过几天波迪尔就要被套上绞索了，此时英国医学心理学会名誉干事哈灵顿·图克医生在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封慷慨激昂的求情信，称波迪尔是一个偏执狂：

对其执以绞刑即是对精神病患者施以极刑，此乃耸人听闻的荒诞残酷之举。同时这也将不公正的耻辱加诸其亲属，使其背负冷血故意杀人犯家人的恶名。

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图克医生指出波迪尔在法庭上听取陪审团有罪裁定及法官死刑宣判的时候“面无表情”，对自己两个小女儿的哭泣置若罔闻，只是无动于衷地离开了被告席。

呼吁没有改变结果：波迪尔在一周以后受刑被绞死——这是在马贩巷监狱公开执行的最后一例死刑。然而在他死后，有关他精神状态的争执却依然继续了下去。新门监狱就在泰晤士河的对岸。在那里就职的一位外科医生对图克的信做出了回复——图克之前对他进行了批评——这是两周之后的事情了。这位医生说，波迪尔在审判过程中的表现不能证明他是精神错乱，其实他连偏执狂都算不上：

当大女儿出现在证人席上时，他的头垂得很低，整张脸都藏了起来，好让所有人都看不到，看起来他无法承受女儿的注视，而且也不敢回看她一眼。

女儿的注视终有一天也会对我至关重要。

当我发现仅靠自己无法赶走对艾滋病的非理性念头以后，就花了很多时间给国内艾滋病求助热线打电话。我们六个人在大学二年级以后就搬进了另一所房子。每次我都会穿过一条繁忙的街道，到房子对面的电话亭去打这个热线电话。我会告诉他们自己担心病毒已经在体内扩散，还会告诉他们我脑袋里有个念头，把种种染上艾滋病的途径讲给我听。把这些东西讲出来的感觉真好。把它们从脑袋里释放出来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让我感到无比舒畅。那要是我踢球的时候在粗糙的人造草皮上擦伤了膝盖会不会有染病的危险呢？因为有人可能会在同一地点受过同样的伤，而因此在同一块草皮上留下了感染病毒的污血，毕竟这种可能还是存在的。不会，他们会这么回答，您不用担心，感染的风险非常小。

谢啦，我一边说一边长吁了一口气——真是谢天谢地。但是还没等我挂上听筒、离开电话亭，心里就又开始疑神疑鬼起来。等等，什么叫非常小？感染的风险非常小，就是说还是有风险啦。糟糕，可能我根本就没解释清楚具体的情形，他们误解了我的意思。要是他们知道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可能就会觉得风险比较大了。我要再打回去确认一下。就这样我每天都要打几十个电话。有时候他们还没答话我就又把电话给挂上了。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头脑总是转不出这个圈子，为什么那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感觉是如此可望而不可即。

很快我就得出结论，同时在国内艾滋病求助热线工作的大约有6个咨询员。我对他们的声音耳熟能详，要是有新员工接了电话我就会满怀期待——这个人肯定能让我信服吧。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也开始能听出我的声音来了，对我恐惧的情形也渐渐了如指掌。这可不太妙。他们会直接说之前已经答复过我的问题了，我需要接受他们的解答。我才不要听这些，我要的是万无一失的答案。请斩钉截铁地告诉我，我没有被感染！于是我又制造了新的情景，和真实的情况大同小异，这样在他们排解的时候我也能感到一丝熟悉的慰藉。而且，在这里我要向1991到1992年在国内艾滋病求助热线工作的咨询员说声对不起，因为我当时还伪装了自己的声音。我甚至还换着说各种不同的口音。我肯定你们对此是知情的。这样做其实也无济于事，安慰和冒犯一样，都要在接受以后才能起作用，而我偏偏无法接受这样的安慰。

每天晚上入睡前，我念念不忘的最后一件事总是艾滋病。每天早起我想到的第一件事也都是艾滋病。起床和入睡两者之间我想到的也差不多都是这同一样东西。在这个苦恼产生以后我就基本记不得有什么别的事情了。几个月前还对我举足轻重的东西到现在我已经漠不关心了，音乐、书籍、电影都无法再引起我的注意。我也再不关心别人身上发生了些什么，因为我已无法认同其他人那微不足道的疥癣之患。就算这个电视剧里的角色真的伤了自己的腿那又怎么样？如果我生了艾滋病又跌断了腿，即便他们把我的腿医好我也还是没办法逃出艾滋病的魔掌。在我的脑海里老有个喋喋不休的声音跟外面发生的事情唱反调，它说的东西听上去可比外面世界的所有一切都重要多了。

于是我决定去献血，这样他们就会给我检测艾滋病毒了。针头刺穿皮肤的时候我一下子紧张得要命。但接下来，我注视着那黏稠的红色液体从手臂上汩汩地流出来，成为了架子上塑料袋里的一团橙红色浆液。我突然再也不害怕了，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狂喜。嗨，我早该这么做了。我血里肯定是什么都没有嘛，根本没什么病毒在吞噬我的细胞，我的梦想和未来还都完好无缺呐。他们接下来会告诉我一切都没有问题的，而这一回我会心服口服的。

护士把装满我血液的塑料袋拿了出去，顺便给了我一块饼干。我听见窗外雨滴打在玻璃上的声音。世界又恢复到强迫思维第一次出现之前的样子了。我看到机遇与希望在向我招手，看到了地平线以外的无垠天际，我笑了。这种如释重负的快感强烈得无以复加。然后，我走出去的时候随手抓起了一份传单。我为什么没事儿手欠去拿那份传单呢？

这份传单就放在献血站门口的塑料架上，是无数份中的一张。上面说他们对血液进行的测试不是针对艾滋病毒的，而是用来检测免疫系统是否生成了艾滋病毒抗体。而这些抗体要在艾滋病毒进入体内三个月以后才会出现。三个月！就是说现在的检验根本不作数！即便现在什么也查不出来，三个月后我照样会得艾滋病。我读着传单，心里对上面的字词生出无比的仇恨。无论谁说什么，他们都不能打包票。那些念头、恐惧、凄凉和绝望又洪水般涌回到我心中。刚刚才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堤坝一下子土崩瓦解。我现在进退两难，吃了一半的饼干被扔到了路面上，我就眼瞧着它慢慢被雨水冲得稀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