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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镭
在中国，水平不高的足球运动从未像金牌项目一样负担起正面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任务，国家队2002年偶然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因为三场完败失去正名的机会。而同样水平不高、时隔多年进入决赛阶段的朝鲜队，通过一场对巴西队的小负和恰如其分的个人表演完成了中国队不能完成的任务：在日本长大、接受学校教育，又获得韩国护照的朝鲜球员郑大世，面对朝鲜国旗泪流满面，这一幕经典镜头比罗兰·巴特阐释的《巴黎竞赛画报》上黑人士兵向法国国旗敬礼的画面更直白晓畅，对韩国民众的触动甚至超过了对朝鲜民众，“人民的鲁尼”这一称号不胫而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足球的长期羸弱、“难堪大任”恰恰促成了一系列开先河的体制改革，足球从社会事业转向文化产业，职业化和足球彩票获得巨大商业利益，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体育媒体进入专业复合体时代。在体育媒体的三十年转型中，诞生了各种类型的媒体知识人，他们不同于那些与大众传媒临时合作的公共知识分子，现代传媒本就是他们的工作方式，文化工业的各种弊端并不妨碍其中一部分人思考文化生产与消费所处的社会关系及其历史变动，对改革作出理性判断和实践。
足球媒体的第一个转变可追溯到19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中国女排实现国际大赛的五连冠，已经统治国内棋坛十年的聂卫平作为主将，获得中日围棋擂台赛胜利，而中国足球参与重要国际比赛之后连续失利，与体育塑造的民族复兴形象格格不入。最具震撼性的事件无疑是1985年“5·19事件”，中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主场意外输给中国香港队，赛后在工人体育场周边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其影响远远超出体育范畴。人们在见识过各种国际性常规赛事之后，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在全世界最受欢迎、职业化程度最高的一批项目上，中国人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如果把体育和政治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将如何面对这一落后挨打的现实？对体育职能的反思是体育媒体“去政治化”、走向专业化的开始，足球报道逐渐从综合性媒体中脱离出来，借国际大赛的契机获得了发展的空间。
1985年两篇关于“5·19事件”的报告文学——刘心武《5·19长镜头》和理由《倾斜的足球场》是这一时期足球报道的标志性作品，都来自非专业领域。《5·19长镜头》为刘心武带来的声誉不亚于小说《班主任》，而《倾斜的足球场》获得了1985—1986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尽管都有“去政治化”的意图，这两篇影响很大的作品却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代表了未来足球报道的两种向度。刘心武《5·19长镜头》避免主流的报道方法，组织了宏观、微观两条叙述线索，其主体部分是一位叫“滑志明”的青年工人的日常生活。当时的国内外舆论把“5·19事件”上升到很高的高度，从社会精神文明到“道路自信”等等，而刘心武从这些叙述中抽离，不厌其烦地叙述了滑志明与父亲的矛盾、并不顺畅的恋爱、与路人发生摩擦等琐碎生活，最后过渡到5·19之夜的情绪爆发和卷入骚乱被抓。结尾则是开放式的，在滑志明女友的默默等待中结束。这一叙述方式与几年后《一地鸡毛》《烦恼人生》《离婚指南》等小说所代表的“新写实主义”相似，也容易让人联想起萨特在《恶心》里对洛根丁的描写——四处游荡的洛根丁在孤独和自由中体认着自身，又陷入“恶心”的情绪没有什么解脱之道，只能在咖啡馆的黑人音乐、图书馆的资料里获得片刻宁静，尝试写一本小说来自我拯救。“滑志明”这个人物在当时被认为是刘心武的文学虚构，曾被评价为“一个浑浑噩噩、智能低下的小青年，一个略带滑稽色彩的角色”、“缺乏任何典型意义”
，然而这个人物不但深入人心，而且可能有其原型，正是一位叫华志明的闹事球迷。刘心武在进行“新写实主义”的描写之余，忍不住像萨特一样“介入”：
“5·19事件”既单纯又复杂，既复杂也单纯。单纯，在于这是一种超国家、超民族、超政治、超道德的全人类共有的竞赛狂热的大发作。复杂，在于它其中又糅杂着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沉淀，我们近三十年来政治经济变动的心理投影，我们因“文化大革命”而造成的一代人文化教养的惊人低落，我们社会生活中所提供的情绪发泄渠道的贫乏，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所诱发出的个性解放的势头以及对这种势头缺乏分析研究所派生的简单化的逆向压抑……
刘心武既不愿意赋予“5·19事件”过多的政治意义，又试图追寻其背后的心理根源和社会文化变迁。另一位以报告文学见长的作家理由则采用了较为正规的体育报道语言，这篇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的《倾斜的足球场》恰恰“文学性”更弱，有超出其作家身份的专业性，详细叙述了球迷最希望了解的战术安排、人员调配等情况，记录教练、球员、球迷、解说等各种角色的语言和活动。作家简洁地表达了“去政治化”的愿望：“体育的功能被抽象也被夸大了，离开它本来所追求的团结、友谊、和平的精神。而且这种趋势不是中国所独有，正在全世界可怕地蔓延。”理由的报道尽量控制在体育范围之内，其足球本身的学术性似乎在告诉人们：一场令人难以接受的滑铁卢既有其客观规律性又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研究把握这种竞技运动的规律，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提升我们的水平避免重蹈覆辙。《倾斜的足球场》假如不是刊登于《人民文学》，而是发表在《足球》《中国体育报》这些专业报刊上，也不会有太大问题，这种专业性后来成为了体育报道的主流语法。专业性受到体育迷欢迎，是树立体育媒体人权威的方法，把这一类知识人与传统的声音区别开来。关于体育本身的知识、资讯和理解分析成为了媒体赖以生产的资本，体育迷进行文化消费的主要内容。
中国体育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融入奥林匹克家庭，在另一个角度推动着体育报道的“去政治化”。央视体育制片人师旭平多次讲述著名记者毕熙东的故事，后者80年代供职于《中国青年报》，对洛杉矶奥运会进行报道并获奖。但在体委工作会议上，体委副主任向毕熙东等人转告了国际奥委会的意见：中国记者的报道不大符合奥林匹克精神。同样的结论还发生在李陀编剧、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的《沙鸥》上，影片的一段情节描写中国女排在某次比赛中未能夺冠，主人公沙鸥在客轮上把银牌扔进大海。1981年已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何振梁转告了国际奥委会对这一情节的看法：扔掉银牌并不符合奥林匹克精神。这些碰撞改变着师旭平、毕熙东这样的媒体人对体育本质的认知。
如果把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赛事看作是一项世界范围、大洲范围的文化生产，中国包括足球、篮球、排球在内的各项目都逐步纳入了其生产体系，需要大量媒体报道，从形式上催生了专业队伍。央视1983年成立体育部，《体坛周报》1988年在湖南诞生，这时的足球报刊基本都是国家体委、地方足协下属媒体，《足球》在80年代中期还只是一份发行量不大的地方报纸，报头有“广州日报”字样，但它们已经开始培育第一批专业媒体人，不再仰仗刘心武、理由这样的“客串”式报道。
中国足球从19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又经历了一系列打击，特别是1990年国庆之夜在工人体育场爆冷输给泰国队，凭借东道主之利夺取亚运会冠军的计划失败。承受巨大压力的足协终于在高层领导支持下，于北京西郊召开“红山口会议”，筹备中国足球的职业联赛。这是中国体育改革的一个起点，尽管1994年职业化以后的中国足球仍然落后于日韩等亚洲主要对手，却对体育产业和体育媒体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足球专业媒体获得了黄金的发展期，职业足球联赛的一举一动都在媒体注视下进行。同时，随着90年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市民闲暇增加，地方对体育赛事和城市公共文化的需求增大，各地的都市媒体都开始设置专门的体育板块，成立体育部。
按照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划分，足球媒体从业人员由记者、编辑、体育科研人员和退役运动员组成，似乎只是保守的、专业分工明确的大众知识匠人。中国的足球媒体知识人既要在专业领域受制于体育管理部门，在新闻报道上服从宣传部门指导，同时还要服务于文化产业的投资者。然而，他们面对着中国足球长期落后的现实和球迷对资讯的需求，又必须研究、剖析老旧的足球体制和十分幼稚、还充满各种各样问题的联赛。职业联赛的火爆和日益突出的假球、腐败等问题，催生了一个足球评论的黄金年代，出现一大批个性鲜明的足球记者、体育评论员、解说员。
职业化初期活跃的评论者主要是在上一个十年积累报道经验、来自综合性媒体和地方报纸的记者、编辑和少数科研人员，在《足球》等老牌报刊上形成评论专版，既没有官方体育评论的刻板，也保持一定的思想深度，对职业化初期的改革起到助益作用。90年代后期，新一代跟随队报道的专业记者活跃起来，围绕《体坛周报》产生了很大影响。足球媒体知识人掌握的文化资本主要有四种类型：首先是关于中国球队的一手资讯，在网络尚未普及的时代，球迷了解这些信息的主要渠道就是记者报道，资源甚至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例如米卢蒂诺维奇担任国家队主教练的时期，他只信赖自己熟悉的一两位记者。其次是海外记者采访或译介的欧美联赛信息，当中国足球裹足不前、欧洲联赛像好莱坞电影一样取得绝对优势的时候，这些信息就成为球迷消费的主要内容产品，以此为发展思路的《体坛周报》在这一时期迅速壮大并取代《足球》成为中国最大的体育报纸。再次是对足球规律、联赛运行规律的研究和对中国足球的监督批评。90年代后期，体育媒体的监督批评功能受到抑制，记者马德兴甚至因此丢掉了在中国体育报社的职位，然而这一时期中国足球的问题也累积得越来越多，到下一个十年不得不依靠司法介入来治理足球腐败。最后是审美化的解说和评论。除体育报刊上风格各异、为球迷代言的文字评论之外，黄健翔的出现也有标志性意义。1994年进入央视的黄健翔通过解说1996年美洲杯迅速崛起，其带有诗化色彩的语言、富于激情的解说、对足球规律的思考和把握，都与传统播音员式的解说大异其趣。
这一足球评论员的黄金时代在中国队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之后开始下行。2002年以后，体育媒体的过度扩张和同质化竞争导致一批报刊消亡。同时最为关键的是互联网渐渐普及，球迷不再满足于安静等待比赛日第二天的体育报道和媒体评论，不再满足于被媒体知识人代言，而是走入各种网络媒体、论坛，在第一时间与敌对球迷展开论战，第一时间分享胜利的喜悦或是发泄对中国足球的怒火。足球评论的大众时代已经来临，没有判断这一趋势做出应变的体育媒体将面临困境。南方报业集团2000年创办的《南方体育》采取了“雅皮化”办报思路，在足球报道中加入大量的外国文学、电影、摇滚乐、美食、美女等内容，提出“以有趣对抗无趣”，形式上则追求华丽版面设计，向时尚杂志的装帧靠拢。《南方体育》团结的媒体知识人有相当的才华，所撰写的报道和评论也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但这份都市体育报的中产阶级趣味过于浓厚，类似西方所谓“波布族”文化(Bobo culture)，经济上富裕的布尔乔亚阶层在文化上反过来追求波西米亚风格。与其说创办了一份体育报纸，不如说是把足球变成了“波布族”菜单上的一道主菜。无论中国是否拥有这样一个数量可观的社会阶层，中国足球的文化气质都无法与之对接，因为不管是工人体育场里的北京文化，还是被戏称为“圣鲁迅公园球场”的虹口体育场里的海派文化，都是极其本土和底层的，《南方体育》五年后以停刊告终。
足球媒体知识人并不是文化资源的独占者，任何普通球迷和关心中国足球、欧洲足球的人都有可能掌握少量的原创性文化信息：有人喜欢去基地观看球队训练，有人与球员有私人交往，有人热衷于翻译欧美体育媒体的报道和球迷的言论，有人喜欢做学术性的技术总结，有人愿意搜集、剪辑体育视频……在过去，球迷掌握的信息很难变成媒体的一部分，网络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改变了这一切。在专业体育论坛、俱乐部论坛和其他网络媒体的讨论区里都活跃着众多资深爱好者，随时向同好提供资讯，通常也不要求直接的物质回报，如果说有收益的话就是在球迷群体里的威望、信息交流和娱乐本身，这部分球迷在网络时代释放了惊人的文化生产力，把网络论坛变成最大的体育信息互动平台。同时，球员教练们也把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变成自媒体，越过编辑直接与球迷对话，把过去跟队记者掌握的一些东西呈现在大众面前，随时可以对自己的公众形象进行塑造。今天的体育记者反而要到球迷论坛和球员教练的社交媒体里蹲点获取信息。
在信息化时代，足球评论员的地位大大下降，观点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在过去两个十年获得较高知名度的媒体知识人，其专业资讯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对体育的个人见解也每每获得大量反对意见。通过论坛、即时通讯工具和社交媒体，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大众“渴望打破传统媒体的‘中心化’结构，渴望打破信息传播的垄断壁垒，获得向世界发言的权力，并以此改变公共领域的话语格局”。与这一“去中心化”体育评论氛围相伴随的是，传统报刊、电视台的内容产品失去了优势，体育的新媒体与传统报刊相比，不仅负载传播的信息量大大增加，其内容形式也日趋娱乐化和多元化。
如果说体育媒体“去政治化”和足球职业改革是媒体知识人的第一次分化，形成了专业体育媒体的话，那么正在发生的变化似乎是一个瓦解的过程。前两个时期获得知名度的媒体知识人，多少带有一些学院派和研究型色彩，其中一些人外语出色、有着长期驻外报道经历，一些人还有着准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随着传媒的技术进步和专业复合体扩大，这些在“专业性”大旗下汇聚的媒体知识人发生着分化，不再依赖原有的记者、编辑、解说的生产模式：一部分人向管理型知识人转变，《足球》《体坛周报》《足球周刊》等报刊和体育台的骨干记者、编辑、评论员纷纷离职，转入体育和非体育类的新媒体，担任总编、经理人、策划人；一部分人转入广告、娱乐、财经、体育版权交易、周边产品制造等类型的企业，有的直接进入职业俱乐部的管理层；还有一部分人仍然留在传统体育媒体担任重要角色。相对于前两个时期，中国足球的发展环境正在改善，受到司法介入、国家政策倾斜、房地产商投资足球的狂潮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足球在亚洲俱乐部赛事中已经收获成绩，批评的声音有所减少，球迷开始享受俱乐部层面的胜利。过去活跃的一些足球媒体知识人正在退居幕后，而补充进来的新一代知名媒体知识人并不多，网络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深度报道相对匮乏，对体育事件的系统梳理和分析水平较低，提供的资讯较为碎片化。
体育传媒永远处于发展之中。我同意伊格尔顿的说法，体育在今天已经是人民的“鸦片”，部分实现了宗教功能。体育包含了具有象征意味的地域和团体之间的对抗，忠诚与背叛，传奇与丑闻，史诗般的战斗，仪式化的加冕，肌肉对撞和精神熬磨，最后是强烈的归属感和对体育明星——尼采式“超人”的崇拜。体育是“鸦片”，因为在这种无法由普通影视娱乐节目制造的参与感中，在诗的狂喜之中，人们忘记了自己原本是渺小卑微的生物。
在网络新媒体时代，足球乃至整个体育传媒仍然需要强有力的知识人，既熟悉新媒体和职业体育这两项文化工业的运作，又保持着研究的热情和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能够从更大的社会文化角度来看待体育发展。在这一轮足球媒体知识人分化中有一些有趣的案例：黄健翔离开央视之后进行了许多娱乐化主持的尝试，其影响力却远不如央视时期，他个人的知识分子气质并不“娱乐化”，与社交媒体时代挑战权威的议论氛围也不合拍，以至于早早地关闭了微博评论功能。黄健翔的足球影响力仍然要依赖四年一度的世界性和大洲级别比赛，在新媒体的直播间正襟危坐、“带着镣铐跳舞”的时候，他有深度的解说又一次跟主流话语(官方的、民间的)产生张力，恢复了魅力。另一位从《体坛周报》转入新媒体的著名记者颜强同样保持着知识分子立场，对职业足球正在发生的变革和足球资本的疯狂涌入有着审慎态度。作为留洋英国、报道英超起家的记者，他并不赞赏曼联、切尔西的俱乐部模式，质疑阿布拉莫维奇的投资来自对前苏联国有能源产业的掠夺，反而是赞赏西班牙的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俱乐部的会员制，把职业足球变成全社会参与的非盈利性社会公共机构，其存在价值就在于“代表俱乐部会员们的共同意愿，去实现足球乃至更大的社会梦想”。足球媒体知识人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去协调自己的多重身份，弥合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裂隙，当然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在新的高度重新整合。
(陈镭，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博士、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