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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芒提是个基库尤小男孩，是我的一个佃农家的儿子。我那时和佃农家的小孩们都很熟，因为他们都在农场上为我做工，常在我家周围的草地上放羊，而且坚信这里总会有什么趣事发生。卡芒提在遇到我之前肯定已经在农场上住了好些年，我猜他一定过着某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就像病兽离群索居。
那一天，我骑马穿过农场平原，第一次遇见他，他正在那里放牧族人的羊群。他是你见过的最可怜的小东西，头很大，身子却出奇地瘦小，手肘和膝盖都像木棍上的树瘤一样突出，两条腿从大腿到脚后跟都长满了烂疮。在平原上，他看起来格外渺小，这让你异常震撼，这么多的苦难竟可以集中在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身上。我停下来对他说话，他没有回答，而且好像没看到我。在他呆板却棱角分明、疲倦又无限容忍的脸庞上，一双眼睛没有一丝神采，像死人眼一样暗淡。他看上去活不了多久了，你都能预见到秃鹫们——它们从来都在平原上的死亡附近——高高地在他头顶上方苍白发热的空气里盘旋。我叫他第二天来我家一趟，那样我可以试试给他治病。
对农场的人来说，大多数早晨，九点到十点这段时间，我是个医生。就像所有大庸医一样，我有一大圈病人，那时每天至少有两个病人等在我家门口，多的时候有十来个。
对于意料之外的事情，基库尤人能够自我调节来适应。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白人不同。大多数白人在奋力避开命运的未知和突袭。黑人顺应天命，他一辈子都在命运女神的股掌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就是他的归宿，是草棚里熟悉的黑暗，是塑造他根系的模子。他以巨大的平和面对生命中的一切变数。我相信，黑人在他的主人或医生，或是他的神身上，最渴望也最看重的特质，就是想象力。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偏好，在非洲和阿拉伯人的心中，阿巴斯王朝的第五任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是最理想的统治者；没人能预期他接下来的行为，你甚至都不知道他会出现在哪儿。当非洲人说起神的性格时，他们会像在谈论《一千零一夜》，或者像在讲《约伯书》的最后几章，震慑他们的是同一种特质——想象力的无边魔力。
我自认为我作为医生深受欢迎，名声在外，其实多亏了佃农们的这种性格特征。我初来非洲时，和一个德国大科学家同坐一条船，他带了超过一百只小白鼠和荷兰猪上船，这是他第二十三次试验昏睡病的疗法。他告诉我，他和土著病人间的最大障碍根本不是他们缺乏勇气——面对疼痛或大手术时，他们通常不流露一丝畏惧，而是他们极度厌恶规律的重复治疗和系统的整体疗程。德国大医生无法理解这一点。但当我自己开始了解土著后，他们的这种特性成为我最为欣赏的特性之一。他们拥有真正的勇气：对危险的纯粹爱好。这是创造物对造物主宣读命运的真实回应——当苍穹发语时，大地隆隆回响。我有时会想，他们发自内心对我们的恐惧，其实是恐惧我们的故意卖弄。落在一个呆子手里，他们死不瞑目。
我的病人在屋外平整的游廊里等候。他们蹲在这里——猛烈咳嗽、流着眼泪的男人身形枯槁，斗殴的瘦高个年轻人顶着熊猫眼和肿嘴唇，还有带着病儿的母亲们，那些孩子钩在她们的脖子上，就像枯萎的花朵。我经常要治疗严重的烧伤，因为基库尤人晚上睡在他们草棚里的火堆旁，燃烧的木堆或炭块会倒塌，可能烫到他们身上。有时我的药品库存用完了，会发现蜂蜜倒是治疗烧伤的好药膏。游廊的气氛生机勃勃又高度刺激，像是欧洲的赌场。我出来的时候，活跃不绝的低语会戛然而止，沉默中孕育着无限可能，魔力时刻即将来临。他们通常等我亲自来挑选第一个病人。
我对行医知之甚少，就是急救课程里学的那点皮毛。我的神医名声因为几次侥幸的治愈而传播开来，却不会因为犯下的灾难性错误而被人诟病。
要是我可以保证每个病例都药到病除，说不定这圈病人会渐渐散去？那样的我会建立一种专业威信——这里确实有一个从沃拉伊亚来的能干医生。但他们还会不会相信神与我同在？因为他们见识过大旱的年份，夜晚平原上的狮子，孩子独自在家时周围的花豹，无名地方飞来田地、途经之处不留一草一叶的大群蝗虫，这一切都让他们了解神。他们也体味过蝗群飞经玉米田却没有停留时那不可思议的美妙时光，或是某年的春雨来得早而充沛，让所有的田地和平原开满花朵，馈赠他们丰渥收成的喜悦时日，他们也了解这样的神。所以当关乎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时，这个很有能耐的沃拉伊亚医生恐怕终究只能是个外人。
让我惊喜的是，卡芒提真的在我们初遇的次日清晨出现在我家门口。在场还有其他三四个病人，他在他们后面，站得笔直，脸色依旧像个死人。看来归根结底，他对生命还是有些依恋的，并且下定决心做最后尝试留住它。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证明了自己是个卓越的病人。他谨遵我要求的时间过来，一点不差，而且当我告诉他是隔两天还是三天复诊时，他对时间很注意，这在土著里不常见。他用某种斯多葛学派的坚忍来耐受我对脓疮的艰难治疗，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病人。他的方方面面都足以让我把他树立成其他病人的楷模，但我没这么做，因为他同时也带给我精神上的极大不安。
难得我能遇上这么一个小野兽，一个极度与世隔绝的人类，而且他带着一种坚定而致命的放弃，彻底拒绝周遭所有生命。我问话，他才回答，但从不主动蹦一个字，也从不看我。他没有怜悯心，当其他病童被清洗包扎时，他带着一丝轻蔑的耻笑，从不为他们的眼泪所动，也从来不看他们。他无意与周遭世界有一丁点的接触，因为他所了解的接触全部太过残忍。面对疼痛时，他的灵魂拥有一种古老勇士的不屈。再糟糕的东西也不会让他惊讶，他的整个生命和人生观都让他做好最坏的打算。
这一切显得庄重古典，让人想起普罗米修斯宣告的信念：“疼痛组成了我，仇恨成就了你。如今你撕裂我：我不在乎。”以及，“嘿，放马过来吧。既然你是无所不能的。”但当这一切发生在这么小的孩子身上，会让人不舒服，让你灰心丧气。我想，上帝面对这么个小人的这种态度时，又会怎么想？
我很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拿正眼看我，主动和我说话的场景。那时我们已经认识了一段时间，而我已经放弃了第一种治疗方式，正在尝试新方法——一种我从书里查到的热药膏。因为我急着把这件事做得彻底些，结果把药膏调得太烫了，我把药膏敷在他腿上轻轻拍打时，卡芒提开口了：“穆萨布。”他说完，狠狠瞪了我一眼。当土著对白人女人说话时，他们用这个印度词语，但他们的发音有点变化，把它变成了一个非洲口音的词，带了种断词的口气。现在这个词语从卡芒提的口中发出，是一声求救，也是一声警告，像是一个忠实好友在阻拦你做某件有失身份的事情。我后来回顾这件事时燃起了信心。我有医生的抱负，而且也很抱歉把药膏调得那么烫，但我还是很高兴，因为这是野孩子和我之间第一缕理解的曙光。这个一辈子都在受苦的人，他除了苦难别无他想，却没想到苦难会来自于我。
虽然我一直在医他，他的病却并没好转。很长一段时间我坚持给他的病腿清洗包扎，但这个病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他有时会好一点，接着脓疮又在新的地方爆发。到最后我决定带他去苏格兰教区的医院。
我这次的决定要他命了，而且很可能触动了卡芒提——他不愿去医院，但他被自己的人生和人生观羁绊，无法反对任何事情。当我开车带他去教区，把他送进医院大楼时，他在全然陌生和神秘的环境里战栗了。
苏格兰长老会教区和法国罗马天主教会都是我的邻居，一个在农场西北十二英里外，比我们高出五百英尺；一个在农场以东十公里，地势更加平坦，比我们低五百英尺。我本身对教会并不亲近，但和两边的关系都还不错，而且对他们彼此之间长期的敌对状态有些惋惜。
法国神父是我最好的朋友。星期天的早晨，我常和法拉一起骑马过去听弥撒，一是因为想说说法语，二是因为骑马去教会的这段路很宜人。有很长一段路从森林部的老篱笆农场里穿过，合欢树带劲的清新松香在早晨闻起来甜美喜人。
罗马天主教会不管在哪里都能保持氛围，这真让人叹服。神父们在本地会众的帮助下，自己设计并建造了教堂，他们理应为它骄傲。这是一座精美的灰色大教堂，上面建有钟楼，下面是露台和楼梯。它矗立在一片广阔的庭院里，就坐落在他们的咖啡种植园正中，它是殖民地最老的教堂，而且管理有方。庭院的另两边是有拱廊的食堂和修道院小楼，学校和磨坊在下游的河边，要想走教堂的骑道，你得骑马踱过一座拱桥。这座桥全部用灰色石头打造，当你骑马过桥后，眼见它在背景中那么工整动人，就像是横跨在瑞士南部或是意大利北部的某座桥。
弥撒结束后，友善的神父在教堂门口耐心等我，邀请我穿过庭院去宽敞凉快的食堂里喝上一杯。我在那儿听他们讲话，他们对殖民地发生的一切事情，甚至远到最犄角旮旯的地方都了如指掌，真是神奇；他们也会用某种甜蜜和蔼的对话来客套，从你这儿套取你可能掌握的任何消息，就像一小群闹哄哄、毛茸茸的棕色蜜蜂——因为他们都留着浓密的大胡子，为了花蜜死死地叮在花朵上。他们虽然看似对殖民地生活很感兴趣，但还是按老样子维持着自己的法式流放生活，耐心而喜悦地敬重着某种神秘自然的高级力量。你觉得，要不是这种未知的神力把他们留在这儿，他们根本不会留下，也不会有着高高钟楼的灰色石头教堂，也不会有拱廊、学校，或是整洁的种植园和教区其他建筑。当他们传达完解救的福音后，就会留下殖民地的一切自生自灭，像蜜蜂一样急不可耐地杀回巴黎。
我去教堂和食堂的时候，法拉总会牵着两匹小马。在回农场的路上，他会察觉到我的喜悦——他自己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从不碰酒精，但他把弥撒和红酒视作我信仰中的两项规定仪式。
法国神父们有时骑摩托车来农场，留下来吃午饭，他们给我讲法国作家拉·封丹的寓言，并给我关于咖啡种植园的金玉良言。
我不太了解苏格兰教会。那里有极好的视野，能看到周边所有的基库尤村庄，但即便如此，教区还是给我一种“盲”的印象，好像它本身对什么都熟视无睹。苏格兰长老会努力让土著穿上欧式服装，我觉得这怎么说都对土著没什么好处。但他们教区有一家很好的医院，我在非洲期间，亚瑟医生——一位仁慈而聪明的主治医生，是医院的负责人。他们救了农场上很多人的命。
他们把卡芒提留在苏格兰教区整整三个月，其间我见过他一次。我骑马去基库尤火车站时会路过教区，这里有一段路紧邻医院的空地。我瞥见卡芒提在那里，他一个人，离康复期的其他病人有一段距离。这时候他已经好多了，能跑了。他一看见我就跑到栅栏旁，跟着我一直跑到路的尽头。他继续在栅栏的另一侧小跑，像是你骑马经过牧场时吸引的一匹小马驹，他一直盯着我的马，但一言不发。跑到医院广场的死角后，他不得不停下来，我继续骑行，回头看到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头仰得老高，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完全就是一头小马驹的神情。我向他挥了几次手，一开始他完全没反应，然后突然间像个泵枪一样高高地举直了手臂，但他就举了那么一次。
卡芒提在复活节的星期天早晨回到我家，交给我一封医院的信，信上宣称他好多了，他们觉得他已经完全康复。他肯定已经知道了其中的一些内容，因为在我读信的时候，他一直专注地盯着我的脸，却不肯参与讨论，他脑子里打着更大的算盘。卡芒提一向有种镇定自若，或者说矜持的骄傲，但这一次，他竟因为强忍住的欢喜而神采奕奕。
所有土著都强烈地热爱戏剧效果。为了给我一个惊喜，卡芒提把他的腿缠上了旧绷带，一直缠到膝盖。他显然看出了这一刻意义重大，不是因为自己运气不错能够康复，而是想无私地把这快乐传达给我。他很可能仍记得我因为治疗的屡屡失败而心烦意乱，而且也知道医院治疗的效果惊人。随着他慢慢地把从大腿到脚后跟的绷带拆除，下面露出了完整光滑的双腿，只有一点灰色疤痕依稀可见。
极其平静地见证了我的惊喜后，卡芒提宣布了一条更震撼的消息——他现在是个基督教徒了。“我和你一样。”他说。他补充说觉得我应该给他一卢比，因为耶稣在那天复活。
他跑回自己的家探望。他的妈妈是个寡妇，住得离农场有点远。我后来从她那里听说，卡芒提那天破天荒地向妈妈敞开了心扉，说到对那些陌生人的印象，以及他在医院里是如何接受治疗的。但他去过妈妈的草棚后就回我这里来了，好像理所应当地觉得，自己就属于这里。此后他开始服侍我，直到我离开这个国家——大概十二年。
我第一次遇到卡芒提的时候，他好像只有六岁。但他有个兄弟看起来有八岁，并且两兄弟一致认为，卡芒提年龄大些，所以我猜他肯定是被长期的病痛影响了发育，他那时很可能有九岁了。现在他长大了，看上去却还是像个侏儒，或者说像个残疾人，尽管你没法确凿地说出他到底哪里不对劲。他棱角分明的脸庞渐渐变得圆润，走路和行动也都更加自如，我倒不觉得他难看，但很可能我是带着造物主的眼光看他的。他的腿一直像木棍一样细，外形也一直很怪异，又滑稽，又像是魔鬼；只要稍微改动一点，他就可以坐在巴黎圣母院钟楼上俯瞰众生。他身上有种鲜明的特质和活力，要是放在一幅画里，可以成为最强烈的色块，因此他让我家变得别致。他的脑子总是不太对劲，至少如果有个白人像他这样，你会说他极度古怪。
他是一个思考型的人。也许因为遭受过那么多年的苦难，他养成了回顾事物的习惯，而且对什么见闻都有自己的见解。他一辈子都特立独行，茕茕孑立。即使和其他人同做一件事，他也有不同的做法。
我为农场的孩子开办了一所夜校，找来本地老师教书。我的老师们都是从教会里找来的，而且我一度同时请了三个教会的老师——罗马天主教、英国国教和苏格兰长老会。这个国家的土著教育严格遵循宗教教义，据我所知，除了《圣经》和赞美诗歌本，没有其他书籍被译成斯瓦西里语。我在非洲期间，曾计划为土著们翻译《伊索寓言》，但一直没时间实行。不管怎么说，学校是我在农场上最心仪的地方，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中心。我在那座铁皮老仓库里度过了快乐的夜晚时光。
卡芒提会跟我一起去，但他不会和小孩们一样坐在学校的长凳上，而是和他们保持距离，好像有意识地对那些愿意入学的小孩子们的学习和他们无知的欢欣充耳不闻。但在私密的厨房，我见过他凭着记忆，一笔一画地、荒谬地临摹那些从学校黑板上看来的字母和数字。我认为，即使他愿意，他也无法和其他人友好相处。在他生命的早期，有些东西被扭曲封存起来了，现在可以这么说，他的不合群再正常不过了。他用真正侏儒特有的、傲慢自大的灵魂来认知自己的孤立，当发现自己与全世界格格不入时，他认为扭曲的是世界。
卡芒提花钱很精明，他开销极少，而且和其他基库尤人做过好几笔划算的山羊生意。他年纪轻轻就结婚了，结婚在基库尤人的世界里可是一件花钱的大事。同时，我听过他清晰地而独创性地从哲学上推论出金钱的无用。他与生命整体关系独特，他可以掌控生命，却对它不予好评。
他从不懂得赞美。他能认可也赞赏动物的智慧，但我认识他那么久，只听过他赞许过一个人有头脑：这是个年轻的索马里女人，几年后才来到农场住下。他的笑声带着一丝嘲弄，任何时候他都这么笑，但主要还是嘲笑其他人的自信满满或豪言壮语。所有土著的血脉中都流着一种恶意——尖酸地取笑出错的事情，这对欧洲人来说很伤人，而且让人厌恶。而卡芒提将这种特质发挥得登峰造极，甚至连自己都不放过，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的失望或灾难，他都能从中发现笑点。
我在基库尤老妇那里也遭遇过同样的心态。她们在火里煨烤过无数次，与命运女神血水交融，无论何时与她直面，都能像对待自己的老姐妹一般，感同身受地坦然接受她的讽刺。过去在农场，我会在周日早晨让仆人给老妇人们分发鼻烟粉“汤贝可”——土著们这样叫，我自己则赖在床上。因此，星期天会有一堆古怪的客人围着我家，气氛就像个养鸡场，挤满了又老又皱、瘦巴巴的秃毛鸡。她们咯咯咯的笑声压得很低——土著很少大声讲话——钻进我卧室敞开的窗户。一个特别的周日早晨，斯文而生动的基库尤交谈细流突然升了个调子，激起了欢乐的涟漪和瀑布。我把法拉叫来，问他那里正发生着什么特别好笑的事情。法拉本不想告诉我，原因是他忘记买鼻烟粉了，所以老妇人们今天山长水远地走过来却一无所获——用她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布里”。这件事后来成了基库尤老妇们娱乐的段子。有时我在玉米田里的路上遇见她们当中的谁，她就会在我面前站定，接着用弯曲而骨感的手指戳戳我，老巴巴的黑脸庞融化成一片笑声，然后所有皱纹都被一条隐秘的细绳一扯，通通挤成了一团。她会提醒我那个周日，她和姐妹们为了鼻烟粉，走啊走，走到我家，却发现我忘记买了，连鼻烟粉的影儿都见不着——哈哈，穆萨布！
白人常说，基库尤人不知感激。不管他们怎么说，卡芒提从不忘恩负义，他甚至会表达他的责任感。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好几年后，他多次热心地帮我，甚至为我做我没开口的事情。当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时，他说，如果不是我，他早就死了。他也用其他方式来表达感激，用某种特别仁慈、助人为乐的态度来对待我，或许更准确的词是容忍。可能他一直记得和我有同样的宗教信仰。我想，在他看来，这个满是傻瓜的世界里，我比其他人更傻。从他开始服侍我、将我俩命运相连的那天开始，我就察觉到他落在我身上警惕而洞察的目光，我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受到他明确而不偏不倚的批判。我相信，他从一开始就觉得我怪得无可救药，愿意揽下给他治病这个大包袱。但他一直对我有极大的兴趣和同情心，也尽己所能引领我穿越巨大的无知。有好几次，我发现他为了解决某个问题殚精竭虑，并且做好了准备要阐述教诲，以便让我更容易理解。
卡芒提在我家先是遛狗，后来变成了我的医务助理。从那时起，我发现了他的一双手有多么灵巧，尽管从外形上来看无法想象。于是我把他派进厨房，跟着我的老厨子艾萨打下手，做厨房学徒。艾萨后来被杀了，死后卡芒提接替了他，和我一起的日子里，卡芒提一直是我的厨子。
土著通常对动物没有感情，但卡芒提不是，就像在其他方面他也与众不同一样。他是个很有威信的遛狗员，而且把自己和狗视同一体，会跑来跟我说狗想要什么、缺什么或它们在想什么。他照顾的狗身上没有跳蚤——一种非洲的害虫，好多次在深夜里，他和我被狗的怒嚎叫醒，一起就着防风灯的光线给狗一个个地挑走跳蚤。凶残的大蚂蚁——“西亚福”——会过来，一路上把所有跳蚤吃光光。
他在教会医院时一定也曾留心偷师，就像他一直以来那样，不带一点敬畏，也不着迷，因为他曾给一位足智多谋又异想天开的医生当过助理。他离开医务助理这个职位后，有时还会从厨房里钻出来，参与某个病症的处理，给我非常合理的建议。
但他做厨师时，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无法被归类。这是他的天性，直接跳过了才干或禀赋这些基础词语，厨房里的他神秘而令人费解，就像以往你和天才们打交道时的情形一样。在厨房，在这个烹饪的世界里，卡芒提就是个天才，甚至逃不过天才的命定悲剧——个人对自身力量的无能为力。如果卡芒提生在欧洲，能投身一位良师门下，他很可能会成名，会成为史上风头无二的丑角。但在非洲，他也为自己赢得了名声，像大师一样对待自己的作品。
我本身就很爱厨艺，第一次回欧洲的时候，我师从一位著名餐厅的法国大厨，因为我觉得，要是能在非洲做出美食会很有趣。出于我对这项艺术的热爱，大厨白赫谢先生那时曾邀请我加入他的餐饮行业。现在我有卡芒提在身边，就像有个一同下厨的小精灵，这种热爱再次攫住了我。我们在一起工作会很有前景。我想，野蛮人对我们的烹调艺术竟有天然的直觉，真是不可思议。如果有人因为颅相学家给他展示了“神学雄辩之术”在人脑中的位置，而重新找到对神的信仰，那么我觉得我就像他一样：如果“神学雄辩之术”的存在可以被证实，那么神学本身的存在就被证实了，最后，也就证实了神的存在。
在厨艺的各个方面，卡芒提的动手能力最为惊人。厨房里高明的花哨技巧在他黝黑弯曲的一双手里都是小儿科，这双手天生就知道关于煎蛋卷、千层塔、调味汁和蛋黄酱的秘密。他有种让一切变得轻盈的特殊天赋，就像传说中的幼年基督用黏土捏出鸟来，就能让它们飞。他鄙视一切复杂工具，好像无法容忍它们的过分自主，我给他打蛋器，他把它放到生锈，直接用我修草的除草刀打散蛋清，打出的蛋白像轻盈的云朵一样高高叠起。作为厨师，他有洞察力和极富灵感的眼光，可以从整个养鸡场里挑出最肥的一只，他用手煞有介事地掂掂鸡蛋，就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下的。他仔细斟酌来改善我的伙食，而且不知道他用的什么沟通办法，从他一个远方为医生工作的朋友那里给我搞来一种极好的生菜种子，我自己苦找了好多年都徒劳无获。
他对食谱有高超的记忆力。他不会阅读，也不懂英语，因此烹饪书对他没用，但他根据某种自创的系统分类法——我永远搞不清是什么，把我教他的一切都储存在了他并不好看的脑瓜里。他用当天发生的事件来为菜式命名，所以他有“闪电劈到树”酱汁和“灰马死掉”酱汁的说法，但他从不会混淆任何两样东西。只有一件事，我没法成功让他牢记，那就是一餐中的上菜次序。有客人来赴宴的时候，我就必须给他画好一幅图画菜单：先是一个汤盘，然后是一条鱼，接着是一只鹧鸪，或一颗洋蓟。我不大相信这个缺陷是因为他记忆力有问题，我反而觉得，是他打心眼里认定万事万物都有个尺度，这种完全不重要的事情不值得他浪费时间。
跟小魔怪一起工作很让人激动。名义上，厨房属于我，但在我们合作的过程中，我觉得不单是厨房，甚至我们身处的整个世界，都移交到了卡芒提手里。因为他透彻地理解我对他寄予的期望，所以有时他在我话还没讲明之前，就帮我把愿望完成了。我没法解释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或者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有人竟可以如此擅长一件事，却对它的真实含义一无所知，甚至除了轻蔑以外没有一丝感觉，这实在太奇怪了。
卡芒提不知道我们的菜肴到底是什么滋味，他虽然改变了信仰，也和文明建立了联系，但他打心底还是个正统的基库尤人，植根于部落传统和对传统的信念中，把这些看作生而为人唯一值得的生活方式。确实，他有时也会尝尝自己做的食物，但马上一副怀疑的嘴脸，像个从自己的大坩埚里啜了一小口的巫婆。他坚持吃祖祖辈辈一直在吃的玉米棒子。即使智慧如他，有时也会出错，他会给我送上基库尤的美味——一个烤红薯或是一块肥羊肉，就像个跟着人类生活很久、训练有素的狗会在你面前的地板上放上一块骨头作为礼物一样。我觉得，他一直以来都默默地把我们费尽心思吃饭这件事看作精神失常。我有时试着从他那里套话，想知道他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尽管他在很多话题上都直言不讳，但在另一些话题上却缄口不言，于是我们只能一声不吭地并肩在厨房里工作，不再提烹饪的意义。
我把卡芒提派到穆塔伊加俱乐部去学艺，要是我在内罗毕哪个朋友家里吃到新奇佳肴，也会让他去向厨子请教。当他以学徒身份毕业时，我家在殖民地已经以美食闻名了。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快乐。我渴望有观众欣赏我的艺术，也乐意让朋友们来和我一起用餐，但卡芒提根本不关心任何人的赞美，只是仍然牢记每个常客的口味。“我要用白葡萄酒为伯克利·科尔老爷煎鱼，”他很严肃地说，好像在谈论一个神经病，“他亲自给你送来白葡萄酒，就是给你煎鱼用的。”为了了解权威的想法，我邀请内罗毕的一位老朋友——查尔斯·巴培特先生——来赴宴。巴培特先生是老一辈了不起的旅行家，比《八十天环游地球》的斐利亚·福克还要早一代。巴培特先生走遍了世界，尝尽各地最好的美味，只要还能尽享当下，他根本不在乎什么未来。五十年前的运动和登山书里写有他当运动员时的壮举，还有他在瑞士和墨西哥登山的故事。另外有本书关于著名赌注，叫作《易来易去》，从里面你能读到他是怎样为了一个赌注，穿着燕尾服、戴着高顶礼帽游过泰晤士河的；更加浪漫的是，紧接着，他就效仿希腊传说中海洛的情人利安德和拜伦男爵，游过了达达尼尔海峡。我很高兴他能来农场和我面对面吃一顿晚餐，亲自下厨招待一个喜欢的人会有种特别的喜悦。作为回报，他告诉我他对食物，还有世界上许多其他事物的见解，他说，这是他吃过的最棒的晚餐。
威尔士亲王也来农场吃过晚饭，这让我感到莫大荣幸，他盛赞我的一味坎伯兰调味酱汁。这是卡芒提唯一一次兴致勃勃地听我复述别人对他厨艺的称赞，因为土著非常看重国王，很喜欢谈论他们。几个月后，他渴望再听一遍，他像一册法语读本一样提出问题：“苏丹王子喜欢猪肉料理的酱汁吗？他都吃完了吗？”
在厨房事务以外，卡芒提也处处向我表达他的善意。他想用自己对生活中优势和危险的见解来帮助我。
一个晚上，已经过了午夜，他突然拎着防风灯走进我的卧室，沉默不语，好像在执勤。那时他应该才来我家不久，因为我记得他很小。他像一只在房间里迷路的黑色大蝙蝠一样，站在我的床边，大耳朵张得开开的，或者说像一小丛非洲鬼火，因为他手里拿着灯。他十分严肃地对我讲话。“穆萨布，”他说，“我觉得你最好起床。”我困惑地坐起来，觉得如果真有什么要紧事发生，那也应该是法拉来叫我，当我又一次让卡芒提离开时，他还是不动。“穆萨布，”他又说一遍，“我觉得你最好起床。我觉得上帝来了。”我一听马上下床了，问他为什么这么想。他严肃地把我领到朝西面山的饭厅，这时，我透过门上的窗户看到了异象。山那边有一团草场大火正在熊熊燃烧，从山顶烧到平原，一路上的草全烧着了，从房间里看去就像是一条垂直线，看起来确实像个巨人的身影正走向我们。我站了一会儿，看着它，卡芒提也站在我身边看，然后我开始向他解释。我本打算安慰他，因为我以为他被吓坏了，但是解释好像对他并不起作用，他显然觉得叫我起床的使命已经完成了。“那好吧，”他说，“可能是你说的这样。但我还是觉得你最好起床，万一真是上帝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