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莱刘氏志略

刘本钊

编者按： 刘光斗六岁开始在北京城从师习武练功，自然是他父亲刘本钊（康甫）的安排。刘本钊，字康甫，号远哉，早年在老家蓬莱城读书。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前，他与一些人在蓬莱城里建立同盟会组织，并以此为基地，在当地开展宣传、发动工作，为登州起义光复营造内部条件。在一次登台演讲时，被民团枪击，腿部中弹，只好居家养伤。约于1916年，考入北京朝阳大学学习法律，并与凌霄馆主徐彬彬合办小京报。大学毕业后，于1920年前后去朝鲜大学（日办学校）留学。三年后回国，参加全国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及格，安排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任主事，当时的外交总长是顾维钧。这一时期，刘康甫还在北京负责蓬莱同乡会的事宜，担任蓬莱同乡会主办的《蓬莱旬刊》的主编。1928年起，受时任国立清华大学教务长的蓬莱同乡友人杨振声之邀，任清华大学会计科科长。1930年，杨振声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改名国立山东大学）首任校长，刘本钊应聘转赴该校任总务长、会计主任等职务。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辗转到达昆明，担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合并组成）校务委员会秘书。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于1946年复校，受校长赵太侔邀请，刘本钊返回青岛工作，从是年8月起担任山大秘书主任。1949年青岛解放前夕，国民党撤离，刘本钊受迫搭船赴台湾。到台后，应梅贻琦之邀，到新竹的清华大学工作，直至退休。1968年因病在台湾逝世，终年76岁。这篇《蓬莱刘氏志略》，就是刘本钊刚到台湾时所写，从中可以了解刘晩苍的老师刘光斗的家族与身世。

我在抗日战争之初南下时，曾经一度回到蓬莱，探视老母。当时，虽兄弟业已分炊，依然同寓故宅，仍是二十口人的一个家庭。我还是十个儿女的爸爸。抗战胜利后，我回到青岛，不仅一家不能团圆，甚至抗战中死人的数字都无从明确。未几，老母噩耗传来，尤为终身大憾。过去，南北奔驰，只有长女相随；北归以后，仅得见两子与一小女。而战祸蔓延，又从青岛仓卒来到台湾，只剩长幼两女，余均音讯断绝。现战事延绵无期，残躯又复多病，风烛之年，旦夕可虑，刘氏家世不可不急速有所记述。惟我素以善忘著称，所能记述的，也只有斗粟的颗粒，井水的点滴而已。我离青来台时，曾将多年携带的祖谱以及祖、父两代的朱卷托刘寿轩氏转交次儿光鼎，似亦未曾代转，思之惘然！

相传蓬莱刘氏原籍河南开封，以旱灾移民东来，一支在福山，一支在栖霞孟家沟，一支到蓬莱许家沟，分别落户，并早已蔓延达数十户。余家即从许家沟迁入县城的，而其时代早已无可考了。

可怜的我，在今天只能从太高祖略记一鳞半爪。我的太高祖名日学。太高祖母出自蓬莱卢氏，早卒。日学公在东北，续娶盖州焦氏，生元登公。日学公卒于东北，元登公方三岁。焦高祖母正在青年，乃招商店从伙，告以决计送刘氏骨肉回故土，愿将商业奉送诸伙友，只盼予以资斧，俾将来放养有所依据。众伙友欣然以纹银五万两饯送。焦太夫人扶柩越海来到蓬莱，投靠前房卢氏，未两年即行自尽。时元登公方五龄，由卢府教养成人。有“松操画荻”一匾，即旌表焦太夫人的。

元登公以优贡选鱼台训导。任满告归时，以鱼台贫瘠，教官清苦，乃自出资购土地四百亩，捐于鱼台学署。蓬、鱼两县《县志》均有记载。

高祖母孙氏，生曾祖希亮，号顺三。希亮幼年以家业殷实，不事生产，而以诗酒自娱，远游南北，结交天下士，以致所有商业均为同伙侵蚀倒闭，生活遽生问题。幸得友人相助，在京代为纳捐杂职。三年后铨选湖北南沱司巡检，乃尽变余产，始得前赴任所。翌年曾祖母弃养于鄂，越年巡检公又卒于官。巡检公原配袁氏，生伯祖雨岑公，续娶王氏生先祖子珍公。当先曾祖赴鄂任，伯祖及先祖均已早入觷宫，以教读为生涯。先曾祖在鄂临危，请汉阳太守某公函招先祖去鄂迎柩。先祖乃以制钱三千枚，步行离家，经年无音讯，邻里亲友咸为失望。先祖半载以后始抵武昌，彼时灵柩业已改停于寺观，所有余资数百金，又为两仆盗窃遁去。所幸某太守犹在任所，予以张罗，越岁乃得扶灵柩归葬祖茔，乡里惊奇。因有刘孝子之称谓。某太守曾捕获两仆，欲置于法，先祖乃请自作处置，询以先曾祖在鄂两载一切生活状况后，温语安慰，令速远避。先祖一生待人处世，事多类此。

先伯祖名贤声，号雨岑，一生以教读为业。伯祖母无所出，晚年由先祖供养，并为择祖侄毓麟公（原名汪涟，号清之）为嗣。雨岑公性情拘执暴躁，对子珍公向不假以词色，而子珍公也迄不与争，更从无人闻及子珍公谈说雨岑公之性情者。因此，里邻论兄弟友爱者，咸为推重，称子珍公为模范。

先祖子珍公以光绪丙子优贡，朝考一等，以即选知县任用。惟子珍公历年游幕各州县，或掌书院山长，深感州县诉讼，用刑残酷，自感不胜，而一时师友也以不入翰院为可惜，乃纳资改教职，选授郯城县训导。又于庚壬中山东乡试，年已五十有二。彼时弟子辈为大兴陈冠生勉、莱阳王爵生垿兄弟等，或点大魁，或入翰苑，俱已成名，亦复不再图进取功名。在郯任十二年，卒于觷舍。余生于郯，时方八岁，犹记起灵还乡时，当地士人执拂途塞。余年稍长，每忆及此，深讶一教职，何以与地方人士发生若是的情感！先祖归葬后，地方人士议乡谥曰孝达。

先祖母郭氏生二男一女。姑氏名元春，年最长，配同邑经历曹少浦，生曹伯垣、仲华兄弟，瀛滨表妹。吾父居次。有叔氏名赐麒，未冠即卒。余嫡母陶无所出，继母马为孝廉芝圃公之次女，进士公兰圃之侄女，生数妹均早夭，弟本炎年最幼，少余九岁，娶栖霞商人李如山的长女，有子光銮、光铭，女光鎏。

先君子幼年就读于邑中名士吴次白先生，后随先祖读于济垣大兴陈寿卿家，后肄业于泺源书院，极为荣成孙佩南先生所赞许。辛卯中乡试，以大挑二等候选教职，历掌通州、赤源、栖霞各县书院山长。于光绪二十八年选授武城县训导。彼时清廷已决停止科举，先君乃商诸邑侯和在学员生，就书院设立学堂，并聘请名家教课。旋以清室经营东北，徐东海氏任总督，乃以补用知县见召北行，为调查局编纂，派赴各省调查自治情况，参酌日本自治法规，编纂讲义并附规范，设自治讲习所，召集各州县自治会人员入所讲习，成为东北自治规范的端倪。筹备立宪规模初具，调查局撤销，局长李家熬氏迁滨江道，任先君以柳河税捐局长，管辖海龙全境，分布二十余处。先君以一骑各县巡视，昼夜不停，使税收增加一倍。赵次珊总督以为奇迹，乃不拘成例，令再连任。适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东北人民亦复骚动，柳河人民也张旗而起，逐知县，惩污吏，唯对税捐局不曾骚扰。其他各税捐局多观望不解税款，甚至挟款而逃，仅先君亲自解款送省，赵督更为惊奇，备予慰藉。而先君则以国体变革，应以新人办，坚辞回籍。以往柳河一任局长囊以十万计，先君连任两年回籍，仅有小洋不足八千元，亲友均无人置信。先君居家恶衣粗饭，常云：余幼年遭际，还无今日的享受。民国以后，自治取消，地方事情改为绅士制度，遇事由县府咨询，或予建议。先君曾与慕平甫、茹沛沣、杨椿圃四人同时被聘为绅士，遇事力求公道，无赖敛迹，官吏侧目。街谈巷议，都称为是数十年里地方上比较有是非曲直的一段时间。先君于十九年八月弃世，享年六十有九。地方人士议谥曰“敏惠”，以资纪念。

余妻董琳，字德玉，为董西桥先生（号绶若，又号不觉子）三女。岳母张世娟为同邑巨室名士张香海先生（捻军作乱时，殉难于四川酆都县任内）庶出幼女。妻兄董瑚、董珪俱早流离他乡。大姨为前房所生，嫁某氏早卒。二姨董珊为邑中名女士，以作画著称，后嫁商人徐环五，生一女三子，抗战时期，全家已迁居天津。

余妻多产。抗战之初，夫妻最后离别时，尚有三子七女。长男光斗，长女光裕，即筠实，次光运、光荣、光耀、光礼、光仪，八、九男性为光鼎、光鼐，十女光昆。我到大后方的湖南川滇，只带光裕一人前往，由于她是国立艺专图书馆的职员，当时在北京。而蓬莱则发生重大的变化。敌伪更迭占踞，荣、耀等适在乡教书，乃相继参加地下工作。光斗以学武术，适归乡里，敌伪即藉口兄妹同谋，严刑拷问，几次死去。德玉闻变，孤立无援，乃以安眠药自杀。光斗出狱，受刺激过甚，神经失节。幸表兄曹伯垣旅京，收留光鼎到故都读书；徐姨收留光昆于津沽；光仪则为友人张禹山氏收留于烟台读书。此后，光斗妻陈铎又不安分，变产而去，光斗亦失传闻。惟光鼐在家，形同乞丐，无以为生了。

自从先君子弃养，先母即嘱令兄弟分炊。先母亦以女佣老沙独自生活。抗战胜利，余于翌夏回抵青岛，曾多方探询返乡探母之途径而不可得。传闻老母已无以为生，而汇兑又复梗塞，只光鼐为人带出，以黄金一两赎之。复从天津招来光昆，而光鼎更中学毕业，考取山东大学。正以一家团聚有日，忽传老母以旧病弃世。终天之痛，真无涯岸，而交通阻塞，连二三十年的女仆老沙，亦不知如何生存，更复无法予以接济。乱世家庭，真可谓欲哭无泪了。惟尚有两男两女在左右，稍解苦闷。未久，光鼎即以山大初创，主张转学北大，更以青岛中学不佳，劝以携弟回北平读书，在势无可阻止，相率而去。不意战事蔓延，青岛退却，余又仓卒来台湾，只剩长幼两女，其他消息俱早断绝，生死莫卜。更惨的则是光斗生有一子一女，俱为陈氏售于他人。我这一生遭际若此，可谓孽障重重，罪通于天了。毫无应付乱世的才具能力，以致左支右绌，怪事丛生，还是举世少见的一个家庭离散的惨剧。

至于我这下辈的情形，他们知道的比我更多得多，他们如有聚首重逢的一天，当可互相记述。唯有一事，不能不于此有所记述，就是刘氏祖先的坟墓问题。我家是从高祖日学公才营葬于蓬莱县城附近。太高祖乃葬于离城六十里外的许家沟附近的小邱山中麓。我只十数岁时前往瞻拜过一次，是经清之先叔携同前往指示的。地若十余亩，坟墓以百计，亦称为老茔，以与各户的新茔作分别。更有百十坟墓，均无碑记，而可以一一指认，某为某世祖的坟墓。先清之叔曾云，各家轮流于每年春秋两季上坟，值年需预备午饭，辈行高和年过五十以及外村来者，在家庙设席有座，余者都在街心，以门板为桌，席地进餐。古风可真令人向往，惜余未能参加。

余家靠县城的茔地，一在西关，一在芦家夼。西关之墓地约仅亩余，上坡微高。光绪初年忽发现坟墓一座，而于春季上坟时，彼此相遇。先祖子珍公询之为某姓，伊跪地哀求，谓代人酿酒为生，母死无葬处，不得已而葬于此。子珍公即嘱速另觅地迁移，不可侵占。伊叩头而去。先君子于民初上坟时，见该地已一排密接起了九个坟堆，且亦无地再葬。乃一笑置之。此家经商业成殷实，已购得太平街阳宅，整理一新。余家此一坟地，只有先高祖父葬于此，后又附葬吾叔。先曾祖颇谙阴阳地理之术，常去城看地寻穴，在离城七里之芦家夼看地一处，购作自用坟地，所以先曾祖、先伯祖、先祖及先父俱葬于此地。余以老残而苟且偷生，亦只希望大乱平息，得归故里，瞻拜祖茔而已。但是，时局为此，亦不知朽骨终将葬身于何处？ WeT4hTES8VSS2F18ysjWHq1empJjTE+KnV1ov8jPU2gcXvsaChNpAxKqD+oYaw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