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851年，在水晶宫在伦敦拔地而起的同时，在东北方向110英里的地方，在一座古老的乡村教堂旁边，在诺福克辽阔的天空底下，怀蒙翰集镇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盖起了一栋小得多的建筑物：一栋没有特色、布局凌乱的牧师寓所。上面，屋顶没有规则，有着封檐板山墙和很漂亮的烟囱，是仔细按照哥特式风格建造的。底下，正如维多利亚时代深受欢迎的多产小说家玛格丽特·奥利芬特在她的小说《主持牧师》里描述这类房子时说的，是“一栋蛮大的房子，非常舒适，足以过上稳定、体面的生活”。

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们将离不开这栋房子。它是由艾尔沙姆的一位名叫爱德华·塔尔的建筑师为很有教养的年轻牧师托马斯·J.G.马香设计的。我们将会看到，那位可爱的建筑师缺少普通的才华。马香29岁，是一种制度的受益者。那种制度为他和他那样的其他人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而又几乎不要求多少回报。

1851年，当我们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英国圣公会共有17621名神职人员。一位乡村教区长只要照管大约250名信徒，便可享受平均500英镑的收入——差不多相当于像博览会的幕后人物亨利·科尔那样的高级公务员的收入。投身神职工作成了贵族和绅士们的年轻儿子所走的捷径之一（另一条是从军），因此他们往往还带着家里的财富赴任。许多教士的俸金里还要加上从教区土地或农田征收来的大量地租。那些土地或农田是和任命附在一起的。连那些最没有特权的教区牧师一般也过着小康生活。简·奥斯丁 是在汉普郡斯蒂文顿一个她认为是寒酸不堪的教区长家里长大的，但就连那个家也有客厅、厨房、接待室、书房和图书室，以及7间卧室——算不上是一个艰苦的职位。最高的教士俸金是在剑桥郡的道丁顿，有38000英亩土地，每年为那位幸运的牧师带来7300英镑的收入——相当于今天的500万英镑——直到1865年那个地产被分解为止。

英国圣公会的神职人员可以分为两类：教区牧师和教区长。在教会里，二者差别不大，但在经济上，二者差别很大。在历史上，教区牧师是教区长的代表，但在马香先生的时代，那种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一名神职人员究竟是叫作教区牧师还是教区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传统。然而，在收入上依然存在差别。

神职人员的薪金不是由教会支付的，而是来自租金和捐税。捐税有两种：大捐税来自主要作物，如小麦和大麦；小捐税来自菜园、喂家畜的饲料坚果以及其他次要的干饲料。教区长收取大捐税，教区牧师收取小捐税。这意味着，二者当中，教区长往往要富裕一些，有时候要富裕得多。捐税是造成教会和农民之间关系长期紧张的根源。1836年，即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的前一年，决定把事情简化一下。之后，农民不是把作物的规定部分交给当地神职人员，而是按照土地总的价值每年给他一笔固定的钱。这意味着，即使农民歉收，神职人员也可以拿到他的份额。而这又意味着，对于神职人员来说，年年都是好年成。

乡村神职人员的作用是不大明确的。虔诚不一定是个要求，甚至不一定是大家所期望的东西。在英国圣公会里，一个人被授予神职，需要大学学位，但大多数牧师攻读古典文学，不研究神学，因此在如何做祷告，如何提供精神鼓励和慰解，或在其他方面提供有意义的基督教义支持，他们没有受过训练。许多牧师甚至懒得组织布道材料，而只是买一大本现成的布道材料，每个星期照本宣读一篇。

虽然谁也没有想到，但结果却产生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非常有钱的人。他们有的是空余时间。因此，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自然而然地开始干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历史上从来没有哪批人从事过比他们更广泛且能给自己带来荣誉的活动。而实际上，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这都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请看下面几位神职人员：

约克郡的偏远地区有一位教区牧师，名叫乔治·贝尔顿。来他那里做礼拜的人太少，他就把教堂的一半地方改成了鸡舍，而他成了一位自学成才的语言学权威，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冰岛文词典。在不远的地方，约克附近有一位教区牧师，叫作劳伦斯·斯特恩，他写出了几部很受欢迎的小说，尤其有名的是《商第传》。莱斯特郡的乡村教区长埃德蒙·卡特赖特发明了动力驱动的织机，使得工业革命真正工业化，到举办博览会的时候，仅在英格兰就有25万多台这类织机在使用。

在德文郡，杰克·拉塞尔牧师培育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猎犬，而在牛津郡，威廉·巴克兰牧师是对恐龙进行科学描述的第一人，绝非偶然地成为世界上粪化石的主要权威。在萨里郡，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写出了《人口论》（你应当从小学时代就记得，该书提出，从数学的道理来解释，粮食供应的增长永远也跟不上人口增长），从而创立了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达勒姆郡的威廉·格林韦尔牧师是近代考古学的创始人，虽然在垂钓者当中可能更记得他发明了“格林韦尔的光荣”，即一种人们最喜欢用作钓饵的假蝇。

在多塞特郡，有着一个生气勃勃的名字的奥克塔维厄斯·皮卡德-坎布里奇成为世界上研究蜘蛛的主要权威，而和他同时代的威廉·谢泼德写出了一部淫秽笑话史。约克郡的约翰·克莱顿牧师首次展示了实用煤气照明装置。曼彻斯特的乔治·加勒特发明了潜艇 。开花的醉鱼草属植物是以埃塞克斯郡的植物学家兼教区牧师亚当·巴德尔的名字命名的。伯克郡的约翰·麦肯齐·培根是热气球运动的先驱，空中摄影的创始人。萨拜因·巴林-古尔德撰写了赞歌《前进，基督战士们》，更出人意料的是，他写出了第一部描述狼人的小说。康沃尔的罗伯特·斯蒂芬·霍克牧师写出了漂亮的诗歌，连朗费罗和丁尼生都非常喜欢，虽然他总是戴着一顶粉红色的毡帽，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吸着鸦片，令他教区里的居民有点儿吃惊。

汉普郡西威尔德地区的吉伯特·怀特成为那个时代最受敬重的博物学家，写出了通俗易懂、至今还很受喜爱的《塞尔本地区自然史》。在北安普顿郡，M.J.伯克利牧师成为真菌和树木疾病研究方面最杰出的权威；不大走运的是，他似乎要对许多有害疾病的扩散负责，包括在所有家庭园艺植物枯萎病中最致命的白粉病。德比郡的一位教区长约翰·米歇尔教会威廉·赫谢尔怎么制作望远镜，后来赫谢尔用那种望远镜发现了天王星。米歇尔还想出了一个称地球重量的方法，这可以被认为是整个18世纪最聪明的科学实践。但是，那个方法还没有付诸实施他就去世了。那个实验最后由亨利·卡文迪许在伦敦完成。卡文迪许是帕克斯顿的雇主德文郡公爵的一位很有才华的亲属。

最不同寻常的神职人员也许要算是来自肯特郡滕布里奇威尔斯的托马斯·贝斯牧师。他生活在大约1701年到1761年。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他是个十分腼腆、毫无前途的牧师，但却是个出色的数学家。在某个时候——到底什么时候不大确定——他发明了一个数学等式，那个等式后来被称为贝斯定理。它是这样的：

懂得这个公式的人可以用它来解决牵涉到概率分布（有时候也称作反概率）的各种极其复杂的问题。这是一种根据部分信息得出数据可靠的概率的方法。贝斯原理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在贝斯自己在世的时候，这个原理没有被实际使用过。你需要计算机才能完成必要的计算。因此，在贝斯的年代，那只是一种有趣而又毫无意义的活动。贝斯对自己的原理显然不大重视，因此也懒得把它公之于众。1763年，即贝斯去世后两年，一位朋友把它交给了伦敦的皇家学会。皇家学会把它刊登在该学会的《哲学学报》上，并起了个不大显眼的标题：《论用可能性学说来解决问题》。实际上，这个原理在数学史上是个伟大的里程碑。今天，贝斯原理用于模拟天气变化、预测股票市场动向、使用放射性碳测定年代、解释宇宙里发生的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只要在解释概率是个问题的地方——这都要归功于18世纪一名英国牧师留下的富有创见的笔记。

许多别的神职人员没有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却生出相当伟大的子女。约翰·德莱顿、克里斯托弗·雷恩、罗伯特·胡克、托马斯·霍布斯、奥利弗·戈德史密斯、简·奥斯丁、乔舒亚·雷诺兹、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霍雷希亚·纳尔逊、勃朗特姐妹、艾尔弗雷德·洛德·丁尼生、塞西尔·罗兹以及刘易斯·卡罗尔（他本人也被授过神职，虽然始终没有干过那一行），他们都是牧师的后代。你可以在电子版的《牛津国家传记词典》上做一下词汇搜索，便可以了解一点神职人员那非比寻常的影响。输入“教区长”一词，你就能获得将近4600条提示，输入“教区牧师”可以再获得3300条。而输入“物理学家”只能获得338条，输入“经济学家”只能获得492条，输入“发明家”只能获得639条，输入“科学家”只能获得741条，这和神职人员相比肯定是比较少的了。（有意思的是，这类人的条目，比之输入“玩弄女性者”、“杀人犯”或“疯子”等词所出现的条目多不了多少，却远远地落在“怪人”这个有1010条搜索结果的词后面。）

神职人员中有那么多的杰出人物，于是我们就很容易忘记，这些人实际上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更像我们的马香先生。他们即使有什么成就的话，或者说，他们即使有什么雄心壮志的话，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马香先生跟名望最沾边的地方，是他的曾祖父罗伯特·马香创立了物候学，即跟踪季节变化的科学（如果这么叫不太过分的话）——树木最早什么时候发芽，春天布谷鸟最早什么时候叫，等等。你也许会觉得这类事人们反正自然而然地会去做的，其实不然，至少不会很系统地去做。在马香的影响之下，观察季节变化在全世界成为一种非常流行、非常被看重的娱乐活动。在美国，托马斯·杰斐逊就是一位虔诚的爱好者。即使在当了总统以后，他还挤出时间来注意华盛顿市场上37种水果和蔬菜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出现；他还让在蒙蒂塞洛的代理人在那里做类似的观察，看看两地在相同的日期在气候上有什么大的不同。如果现代气候学家说春天苹果花比以前早开了3个星期等等，他们往往使用罗伯特·马香的记录作为原始资料。这位马香还是东英吉利最富有的地主之一，他在诺里奇附近那个有着奇特名字的“没有稻草的斯特拉顿村”有个很大的庄园。1822年，托马斯·约翰·戈登·马香就出生在那里并在那里度过大半辈子，然后才走出大约12英里路来到我们的村里担任教区长。

对于托马斯·马香在那里的生活，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是，恰好有一位牧师做了记录，因此我们对那个伟大的乡村牧师时代里的乡村牧师的日常生活了解得还不少。那位牧师生活在附近的威斯顿龙维尔教区，就在田野以北5英里的地方（从我们教区长寓所的屋顶上恰好看得见）。他叫詹姆斯·伍德福德，比马香要早50年，但生活情况不会有多大变化。伍德福德并不是特别专注，也不是很有学问，更谈不上天资聪明、才华横溢，但他能享受生活，连续45年写下了很生动的日记。日记作者对一位乡村牧师的生活有着特别详细的观察。这部日记被遗忘了200年，于1924年被重新发现，并以缩写本的形式出版成书，书名是《一位乡村牧师的日记》。它成为一本国际畅销书，尽管有一位批评家说它“不过是一个贪吃的人的流水账”。

18世纪餐桌上的食物丰富得惊人，伍德福德差不多把每顿饭都做了认真和详细的记录。下面是他在1784年坐下来吃的一顿典型正餐的内容：蚝油多佛尔鳎鱼、童子鸡、牛舌、烤牛肉、汤、小牛肉丝炒蘑菇、鸽肉馅饼、杂碎、仔鹅炒青豆、杏子酱、干酪饼、炖蘑菇等等。他描述的另一顿饭的内容是：一盘丁鱥鱼、火腿、三碟禽肉、两碟烤鸭、猪颈肉、梅子布丁和梅子馅饼、苹果馅饼以及各种水果和坚果，都用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啤酒及苹果酒送进肚子。丰盛的饭菜是风雨无阻的，任何外界的干扰也挡不住。

他妹妹死的时候，伍德福德在日记里记下了他由衷的悲痛，但还是腾出地方来写道：“今天的正餐是一顿美味的烤火鸡。”美国独立战争几乎没有提到，但1789年巴士底狱陷落的时候，他注意到了那个消息，但他用了更多的篇幅来记录早餐。真是恰当不过，他最后一篇日记记录的也是一顿饭的情况。

伍德福德是个正派不过的人——他时常把食品送给穷人，过着无可挑剔的生活——但是，他那些年的日记里没有任何内容表明他用片刻时间考虑过编写布道材料，或者对他的教区居民有什么特别的感情，除了提到要是有人邀请他吃饭，他会很高兴地和他们一起用餐。即使他不代表典型的情况，他也肯定代表了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至于马香先生在哪些方面符合这种情况，那完全说不清楚。如果他的生活目标是尽量不在历史上留下痕迹，那么他做得很出色。1851年，他29岁，依然未婚。这种状况他一直保持终生。他的女管家，很有意思，她有个不同寻常的名字，叫伊丽莎白·沃姆 ，她跟着他40年，直到1899年去世，因此至少她觉得他是个合得来的伙伴，但别人跟他是合得来还是合不来，那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有个令人鼓舞的小线索。1851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英国圣公会做了个全国调查，看看那天实际上有多少人去教堂做礼拜，结果令人大吃一惊。英格兰和威尔士有一半以上的人根本不去教堂，只有20%的人去做圣公会的礼拜。无论他们怎么聪明，有本事创立原理，或者能编出冰岛文词典，神职人员对于社区来说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重要。幸好，在马香的教区似乎还没有出现上述迹象。人口普查记录显示，那个礼拜天，有79名信徒参加了上午的仪式，86名出席了下午的仪式。那差不多相当于该教区70%的居民——这个结果比全国的平均数好得多。如果那个情况代表了通常前来听他布道的听众数量，那么我们的马香先生似乎还是个挺受尊敬的人。 XaKlxlcC3U/M213ku+CR2Hw3ra1XZiD76NEyf51TjJ/MFLeXeJ3odzpkt0kGbG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