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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政体性质的法律有所了解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关于不同政体原则的法律。
政体的性质与原则是不同的
，政体性质是政体独特的结构，政体原则是人的感情，推进政体发展。也就是说，政体是由性质决定的，是由原则推进的。
法律不仅要与各种政体的性质紧密相连，而且要与各种政体的原则相关联。因此，我们在这一章里所要论述的内容就是探讨一下到底什么是原则。
关于政体的性质我们在前面已经探讨过，共和政体是最高权力掌握在全体人民或是许多个家族手中；君主政体是最高权力由君主掌握，不过在行使权力时必须以确立的法律为根据；专制政体国家的治理则是由一个人为所欲为、喜怒无常地进行。不同的政体派生出不同的原则，如此一来，三种政体的原则也就显而易见了，不用我再费尽心血去论述了。我首先从共和政体开始对民主政体进行一下论述。
君主政体的维护和支持不需要太多的道德，专制政体也是这样。君主政体的一切事务依靠法律来解决和掌控，专制政体的所有事务则依靠君主高高举起的手臂来解决和掌控。而在平民政体中，美德将作为另外一种动力来解决和掌控一切。
我的这些观点不仅与事物的性质相符，而且已经被历史证明过。显然，在君主政体中，法律均由一个人下令执行，这个人认为自己高高地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美德在君主政体中是多余的，与平民政体完全不同。在平民政体中，法律也是由一个人下令执行，可是这个人既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又要对其结果负责，他对此很清楚。
在君主政体中，君主犯了错误，纠正起来并不难，假如法律因为他听信谗言或者粗心大意而出现无法执行的现象，君主只要把枢密院调换一下，或者纠正一下当时的错误就可以了。可是在平民政体中，法律一旦中止执行，国家就会毁灭，因为造成法律停止执行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共和政体的腐朽。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上世纪英国人想方设法要建立民主政体，但只是白费力气，活脱脱上演了一场壮观的话剧。一个人
气度不凡，成功地执掌了政权，他的成功激起了那些没有一点儿德行的国事参与者的雄心壮志。还没有彻底消灭一方的宗派思想，另一方的宗派思想就被推了出来，政府因此频繁地更新换代，人民对此无比震惊，由于寻民主而无果，最后只得寄希望于曾经的那个政体，尽管它已经被废除了。
苏拉
想还罗马以自由，可是罗马已经没剩下多少美德了，而且还在逐渐减少，所以它已经不能接受自由了。罗马人在经历了恺撒、提比略、卡利古拉、克劳德、尼罗、图密善几代皇帝后，不仅没有醒悟，反而越来越处于被奴役的地位。暴君遭受到各种打击，可是暴君制度却丝毫不受影响。
希腊政治家们很清楚，在平民政体中生活，除了美德，没有任何力量支持他们。而现在，制造业、商业、财政、金钱和奢侈则是希腊人跟我们探讨的唯一话题。
当美德消失后，所有人都变得贪婪，有野心的人更加有野心。现在，目标因为欲望而发生了改变：不再喜欢以前喜欢的东西，并拿着以前以遵纪守法换取的自由来对抗法律；以前的规则、章程以及慎重，在现在看来却变成了禁令、桎梏、怯懦；所有公民仿佛都成了从主人家中逃出来的奴隶；被看作贪婪的东西不再是占有欲，反倒变成了俭省；在以前，个人私有财产汇聚在一起成为公共金库，现在却正好颠倒过来了。从此，共和政体只能从许多公民的权势和公众的准许中汲取力量，任何人都来敲诈、勒索它。
任何时候雅典的兵力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在四方光荣称霸时，还是在委曲求全遭受役使时。雅典始终只有两万公民
，无论是在保卫希腊与波斯发生战争时，还是在攻击西西里时，抑或在与斯巴达抢夺帝国时。雅典失去的只有时间，公民一个也没失去，一直保持着两万，当腓力
为了征服希腊重兵压境时
是这样，当德米朗
调查雅典的人口时
还是这样，当时的情形就像在市场上清点奴隶的数量一样。雅典人只是因为腓力憎恨安逸享乐
，所以非常害怕他，并不是因为他讨厌自由。警醒雅典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德摩斯梯尼的作品中有相关论述。雅典城遭受过无数次的惨败，并多次从废墟中东山再起，不过最后还是在经历了喀罗尼亚
战役的失败后土崩瓦解。战俘全部被腓力遣送回去了，可是送回去的都是懦夫，根本发挥不了一点儿作用。雅典的军事力量是很容易战胜的，可是要想战胜雅典人的品性就非常困难了，二者恰好成反比。
无论如何，迦太基
是无法支持了。汉尼拔当上了行省总督后，企图阻止官员们篡夺共和国，这个时候，那些官员不是向罗马人告了迦太基一状吗？这些人真是可怜至极，想当公民，却找不到安身之所，不仅如此，他们竟然试图掠夺毁灭他们的人的财产。没过多长时间，罗马便向他们开了战，在此之前还向他们索取了人质，让交出三百名公民，而且还让他们把武器和船只交了出来。武装被解除后，迦太基又进行了一系列消极反抗，然而并不能挽回败局
。由此可以轻易看出，当迦太基人还拥有兵力时，假如用美德来辅助，根本不会沦落到如此地步。
贵族政体虽然跟平民政体一样，也需要美德，但这种需要只是相对的。
贵族政体中的平民处处受着法律的制约，就好比是君主政体中的臣民一样，对美德的需求没有民主政体下的平民那么强烈。但贵族集团从基本政制的性质来讲，仍然需要美德，因为在贵族政体中，人们不知道该拿什么来制约贵族。有些人想用法律来束缚一起做官的人，可是没过多久，他们就觉得那样其实是在束缚自己。
贵族政体具有一种独特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民主政体所没有的。贵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集团后，便具有了一些特殊权力和利益，他们正是以这些来制约平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的执行是非常顺利的。可是，贵族集团制约他人容易，制约自己就不容易了，二者的难易程度恰好成反比
。由此便可得出基本政制的性质：仿佛要解救所有人脱离法律的制约，又好像要用法律震慑所有人。
贵族集团的性质决定了贵族必须受到两种力量的约束：一是较低层次的品德，为了自保，贵族集团依靠这种品德的力量来约束贵族内部，使之达到平等；二是高尚的品德，为了组成一个庞大的共和政体，贵族集团依靠这种品德的力量来约束贵族，使平民与自己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
从这方面来看，贵族政体的核心就是制约。这里的制约并非以胆怯或是懈怠为基本的制约，而是来自品德的制约。
君主政体的原则并不包含美德，准确地说，是君主政体的动力并非美德。在君主政体中虽有美德，但推动君主政体发展的，却不是它。
如同在一台精良的机器中，高明地尽可能少地进行操作，减少发条和齿轮的使用一样，在君主政体中，人们总是尽量不依靠美德的力量，而以政治处理重要的事务。
热爱祖国、追求荣誉、舍弃自我、牺牲自己最珍贵的利益，再加上古人流传下来的我们只是听说过的所有美德，都无法决定国家的存亡与发展。
在君主政体中，国家不再要求人们具有美德，所有美德都被法律取而代之，美德不再是人们的必需品。在那里，不声不响地做出的事情丝毫产生不了影响。
虽然公罪从性质上说包括所有的罪行，但是，人们还是将罪行分了两类：一种是真正的公罪，一种是私罪。因为私罪不仅损害个人，更损害整个社会，所以才称为私罪。
在君主政体中，公罪对私人的损害超过对国家基本政体的损害，换句话说，公罪具有很多私罪的性质；在共和政体中，私罪对私人的损害逊于对基本政制的损害，换句话说，私罪具有很多公罪的性质。
大家可能会对我的这段话不满意，可是所有历史都可以为之做证明，所以我恳请大家不要不满意。我只是想说，君主政体中的平民是难以具有美德的，尽管有很多君主具有美德
。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曾有过悲惨的经历，每个国家的有关人士都曾谈论过佞臣们卑鄙恶劣的性格，每个时代的史学家都曾记载过宫廷史实，这些都不可能是猜测和推断出来的，大家可以去阅读一下、思考一下。
在我看来，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大臣大多具有以下性格：痛恨真理、溜须拍马、卑鄙下作、言而无信；对公民义务充满了歧视，希望国君懦弱无力，唯恐君主品德高尚；无所作为、妄自尊大；一心想发大财，甚至一直耻笑美德，不仅如此，他们还粗俗龌龊、懒惰成性，又具有着狼子野心。假如某个国家的重要人物都是坏人、骗子，而他们的手下又都是好人，情愿上当受骗，那么这类事情就相当困难了。
枢机主教黎塞留曾隐晦地劝说过君主，不要使用平民中那些值得怜悯的厚道人
，此言论出现在他的著作《政治遗言》中。如此一来，平民中如果有这样的人
，他将何去何从呢？有一个真理就是君主政体的源泉并不是美德。然而，美德虽然不是君主政体的源泉，但这种政体并不摈弃美德。
为了不让别人觉得我在嘲弄君主政体，我将加快前进的步伐。其实，君主政体还是有一个源泉的，这个源泉就是任何人、任何阶层都具有的思想，即荣宠。荣宠可以鼓舞最高尚的行为，它无时无刻不代表着美德，替代了我所提到的政治美德。如果以法律的力量辅佐它，它就能达到政体的目标，就跟美德那样。
一个人如果想做好人
，必须从思想上做起
，而且不能为自己而爱国，而要为国家而爱国。所以，在秩序安定的君主国家里，好人是非常少的，不过差不多所有人都是好公民。
卓越的地位、显耀的门第、尊贵的出身是君主政体的象征，这一点我们已经提到过。荣宠之所以能在君主政体中占据一定的地位，是因为它具有追求厚遇和地位的性质。
在君主政体中，野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共和政体中却没有好的效果。在君主政体中，野心接连不断地受到制约，所以它没有危险性，这是它在这个政体中的一大优势。
宇宙体系中，不仅存在着离心力，持续地让所有物体离中心远远的，又存在着重力，拉着所有物体围绕在中心周围，或许你会认为君主政体也与此相同。政治集团的各个部分在荣宠的作用下既连接在一起，又各自运动着。如此一来，所有部分都聚集在公共利益周围，他们还以为自己在追求各自的利益呢。
指引国家各个部分的荣宠虽然从理论上说是不真实的，但是，正如真正的荣宠对那些得到它的人非常有利一样，这种不真实的荣宠对公众却非常有利。
人们被逼迫着去做很多费劲而且非常困苦的事情，却得不到一丁点儿报酬，只是可以在公众面前出名，这的确让人很为难。
在专制政体国家中，人人平等，谁也不能自以为比他人强大，荣宠绝对不是这类政体国家的原则。在这种政体的国家中，任何人都不会比他人优越，包括所有方面，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人的奴隶。
另外，荣宠强硬而为所欲为，拥有自己的规则和法律，一向不为他人所动。因此，荣宠没有自己的地位，除非在基本政制确定和法律确实可信的国家里。
荣宠一向自诩看不起生命，而专制君主却因为能把人逼入绝境才拥有了强大的权势，他们怎么可能忍受荣宠的存在？专制君主是没有一点儿原则的，冲动之下能把他人的任何想法摧毁掉，而荣宠不仅有固定的规则，而且还有连续不断的欲望，它又怎么可能忍受得了暴君的存在？
在君主政体中，荣宠得以生存，并把生命赋予任何政治集团、法律和美德。而专制政体却对荣宠的概念
一无所知，通常连这个概念如何表达都不知道。
如荣宠是君主政体的必需品，美德是共和政体的必需品一样，恐惧则是专制政体的必需品。荣宠在专制政体中具有很大的危险性，而且这种政体压根儿不需要美德。
专制政体中，君主委托一些人执掌权力，并把自己的全部权力交付给他们。君主们必然会用恐惧来使所有勇敢消失，把他人的野心扼杀在摇篮之中，因为那些受托之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或许会起来犯上作乱。
一个政体假如相对宽松平和，危险就不会在那里发生，因为它如果愿意，可以缓和一下自己的压制。这样的政体是依靠法律和力量维持生存的。然而，在专制政体中，如果君主不一直高举着自己的手臂，不能迅速快捷地使那些身居显位的权臣臣服
，那么任何事情都做不成了。因为，恐惧是这类政体的源泉，源泉都消失了，谁还来保持人民呢？
在伊斯兰国家中，假如法官们的权威受到苏丹
的诺言或起誓的束缚
，那么法官们就不用再遵守诺言或履行义务了，这是土耳其的部分法官们的看法。很明显，这些法官正是在此书上节内容的基础上才产生这种看法的。
这种政体是非常可怕的，君主的一时冲动制约着权臣，法律制约着平民，处于最底层的平民不应该担心丢掉脑袋，而省督们却应该时刻担心被砍头，人们一谈到这些，都会心惊肉跳。波斯国政府在被征服前就已经覆灭了，米利维伊斯刚刚罢黜了波斯国王，之所以这样，正是因为波斯国王的血流得不够多
。
犹如河岸的一边被洪流冲毁，反倒使另一边免于破坏，远处还有许多草场隐约可见，同样，省督们被图密善
那可怕的恐怖行为吓得心惊胆战，如此一来，在他任职期间，平民才稍微有机会喘口气，稍事休息
，这些都是从史书上得知的。
专制政体国家的性质是绝对的服从，君主无论下达任何圣意，都必须像玩掷球游戏一样，一个球击中另一个球，马上就会产生显而易见的成效。
专制政体中，君主颐指气使，人们只能服从，不能提出任何平等的或者更理想的谏言，协调、改进、让步、情意、平等、商讨、谏言等在这种政体中是完全不存在的。
在这种政体中，人们只有本能、服从和惩罚，就跟牲口没什么两样，不但不能忧虑未来的人生，在倒霉的时候还不能抱怨命运不公。
人们只管听从命令去做事就可以了，完全不必去考虑什么感情，比如孝顺父亲、宠爱妻子和孩子、荣耀的准则、身体状况等，想这些也是白想，一点儿好处也没有。
假如波斯国王宣判了一个人的罪行，哪怕这个命令是在喝醉酒或是精神模糊的时候下达的，命令还是得照样执行
，任何人都不能向国王再谈论这个人，更不能帮他求情。国王的命令如果没被执行，就等于否定了国王本人，而否定国王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在那里，这种想法已经产生相当长的时间了，当初亚哈随鲁因为无法收回已经下达的毁灭犹太人的命令，只得允许犹太人以反抗来保护自己。
不过，有的时候，对君主的一些旨意，可以用宗教来抵抗
。假如国王命令一个人丢掉或是杀死自己的父亲，他必须执行；但是，他坚决不会喝酒，就算国王下达这样的命令。因为，不论是臣民还是君主都要受到宗教的约束，宗教法则是最高级的人们必须遵守的生活规则。但是，因为在人们看来，君主并不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如果是针对自然权力，就不是这样了。
无论是君主政体还是宽和国家中，政体的动力制约着权力，在此我想说一下荣宠，不管是百姓还是国王都受到荣宠的约束，在这里荣宠就跟国王一样，朝廷众臣知道自己如果向国王推荐宗教法则必定是非常可笑的，所以他们从来不会这样做。人们只是不断地把荣宠的法则推荐给国王，这样做肯定会导致服从产生了一些改进。荣宠原本就具有产生怪异偏向的特点，而服从则会紧跟着荣宠的步伐发生改变。
在这两种政体中，虽然服从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其权力却是相同的。君主得到的永远是服从，他的方向决定着天平的倾向。这两种政体的区别在于，君主政体的君主比较聪明，就大臣们的机智和老练程度而言，专制政体的大臣要比君主政体的大臣逊色很多。
以上内容就是三种政体的原则，不过，我们只能说共和政体中人人都应该具有美德，而不能说那里的人们都有美德。荣宠和恐惧也是一样的，君主政体中人人都应该具有荣宠，而不是说人人都有荣宠；在专制政体中，所有人的心里都应该存在恐惧，并不是说人们的心里都存在恐惧。否则，这个政体就不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