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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朝阳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堪称民国第一种在现代学制之下的国文课本，由庄俞、沈颐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商务印书馆出版。几位大师级的人物联手，堪称绝配，因而这种小学教材，不可复制，是空谷足音。如今100年后重排出版，使我们得以窥见20世纪的小学教育的面貌，令人深思。确实，这种图文并茂的教科书，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想必我们想象不到这100年前的小学课本，能达到这样的高度。语言通俗易懂，插画稚拙可喜，即便当前电脑时代的儿童看到，也鲜有不喜欢的。
民国初年的教材，完全是一种草创，因为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但是这些教材表现出来的水平之高，却令人震惊。晚清政府在1905年将科举制废除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科举没了，意味着整个教育体制就必须改变。因为新学开办，与之相适应的新教材的编纂，便成为当务之急。所以，无论是《共和国教科书》还是《开明国语课本》，都是面向新时代的教材改革的产物。从此，“四书五经”等建立在东方专制基础上的为封建王权服务的传统教育日渐衰微。而面向新时代的，着眼于公民个体培养的，带着新文化的体温的教材，崭露头角。笔者觉得我们需要在这个高度上，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上来看待这些民国教科书，才可能得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正如编者在《新国文编辑大意》里说的，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智人格为目的，唯所有材料，必求“合于儿童心理，不为好高骛远之论”。
叶至善先生在回忆他当时所读的国文教材时，曾引用父亲叶圣陶的话说：“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但这还不够，小学生还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须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这段话是非常高明的，立足在语文的教育，但不局限于语文本身，而是有一个更大的关怀。而这种见解，在当时恰是共识。《共和国教科书》编者在编辑大意里也提到这句：本书文字力求活泼，以引起儿童之兴趣。我们看到《共和国教科书》循序渐进，不急不躁，可见编纂者深谙“教育是慢的艺术”这一道理。
这套教科书在笔者看来，高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充分尊重孩童的主体性，遵循孩童认知的特点。这至少说明两点，首先是编写者有足够的儿童心理学的知识；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他们能有足够的尊重，去尊重孩子的世界，尊重这个万物有灵的美好存在。就课文本身来看，低幼阶段以绘画为主，生字出现极少。第一课，仅是一个“人”字，配画则是一家三代。人，构成家庭，而家庭则是社会的基础。这个设想，有着中国文化传统中家庭伦理的基础。既尊重传统，又面向现代，编纂者之立意，由此可见。
这里最为出色的便是浅显的半文言白话文和充满童趣的绘画的结合。比如，第一册第十八课是“池中鱼，游来，游去”，共7个字，而鱼游之乐可见，令人想起庄子的濠梁之辩。第二十二课则完全是童趣，“散学，回家，青草地，放风筝”，只有10个汉字，而游戏之乐，呼之欲出。现在我们通过理论的学习，知道游戏是孩子们的天性，游戏本身就是一种学习，这套书将很多篇幅给了孩童游戏，可贯彻“寓教于乐”之原则。
在每一课中，每一幅画与文字之间有紧密的逻辑关联，而编排的每一课之间也有逻辑关联，形成一个自足的整体。在低年级的课文中，总是插画多于文字，这是照顾到孩子的形象思维的特征。而插画的杰出在于，画的本身就能传达无穷的意味，引发孩子们的兴趣。
二是教育建立在真实的生活之中。这里的生活首先指日常生活，其次则指生活的真实性，没有成人化的矫情地拔高。大概当时的中国仍处在农耕文明之中，整本书多数地方跟农业有关。这同时也非常符合小学生的由近及远的认知规律。第一册第二十七课是“竹帘外，两燕子，忽飞来，忽飞去”，内容很简单，似乎缺乏诗意，但这种白描的手法，只给出直观形象，却正好符合孩子们善于联想的心理特征。有童谣，朗朗上口，体现汉语的音韵之美。有动物，有植物，有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雨、种田、小鸟、荷花，以及母亲的劳作，这都是孩子们日常生活中的要素，现在，在课本中得以重现。这就是艺术。尤其是，我们能感觉到，编写过程中，编纂者总是放下身段，跟孩子们在同一层面展开对话，从来没有什么说教以及居高临下的指导，像跟几个孩子在一起商量一般，娓娓而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需要润物细无声。这里面，包含着的，是爱，爱孩子，爱生活。
三则是教育视野的开阔。课文内容上，生活、游戏、自然、科学、商业、劳作、群体等等，天上地上，现实与梦想，都能以最恰当的方式进入课文。体裁上，则多是童谣、童话、寓言、故事等等，切合孩子的兴趣。正如编纂者所言，本书包含理科及天文、地理、历史学科之常识，如政治、法律、军事等，也都有关注与收录。初小部分，按照学习的时间，甚至大体有一个按照季节的编排顺序，可见编写者的良苦用心，是在教孩子们对大自然、对整个社会和时代的一种热情。在当时的教育者的眼中，他们早已经看到，要提供给孩子们一个广泛的可以自由选择的知识背景。这在当时或许仅仅是基于生活常识的一种考虑，在当下，却得到了现代教育思想的回应。
何以民国的教材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呢？原因之一在于，民国时代编纂教材的，都是当时的一流人物。这些一流人物，做小学的事情，最基础的事情，他们不会觉得大材小用，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看来最浅近最简单的文字，却是最重要的文字。民国史研究者傅国涌先生则在一次谈话中说，小学教材是奠定一个民族的精神底线的东西。“在底线的意义上，我们的国民是由小学教科书塑造的。小学教科书担负的责任，比任何一个阶段的教科书都要重大。如果你在小学阶段读的教科书是高品质的，代表一种文明的最好的常识教育，那么你即使不读中学，不读大学，也能够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健全的人。”（傅国涌《小学语文，一个民族的文明底线》）因为当时的一流人物都对这一点有深切的了解，所以他们能放下身段，从基础做起，从而教科书从小教给了人看待世界、看待自然、看待人生、看待社会的基本尺度。冰心，多年以后有人问她，对她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她回答是小学教科书。
还有一点，民国初年是一个自由的、多元的时代，政府对教育的干涉是很少的，不存在一个渗透到教育每一环节的集中的行政权力，学术环境的自由使得各种教育理念也得以尽情表达和实验。教育部仅限于制定大的方略，而教科书的编纂，课程的具体设置，各地各校均有足够的自由度。整个民国时代，各种教育实验遍于国中，呈现丰富多彩之面貌。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如风起云涌，如春花烂漫。我们现在回顾的教科书，都是由民间出版社自发组织人马进行编订的，他们在编纂时，唯一的指导便是自己的教育理念，没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干涉。加之民营出版的竞争本身，又促使教科书的编纂不断向良性发展，这是出版业本身健康的表现。
随着白话文学的成熟，这种文体的进步也体现在教材的编纂上。比如民国初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内容诚然十分丰富，而语言仍有半文言的残留。到开明版的教材1932年出版时，就已经是叶圣陶明白晓畅的现代白话文了。这也是白话文学的成就在教育上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