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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民
1948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写出了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该小说写了一个虚拟的大洋国，党的领袖“老大哥”借助于被称为“电幕”的高科技视屏器来监控每一个人的生活和交往。如发现有可疑思想与行为者就监禁、审问、拷打、清洗。这是一个泯灭人性、践踏个人隐私、钳制思想而又生活极度贫乏的恐怖社会。尽管小说出版前后，世界也出现了极权主义国家，但由于“电幕”毕竟是科幻，极权者心有余而力不足，美梦并没有成为现实。
但在60年代之后，由于信息技术进步，电脑数量呈几何级数增加，实现了数据革命，从而“老大哥”美梦成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尤其是小布什政府的“万维信息触角计划”，使这种监控在技术上完全可以实现。因此，有人把《1984》电影海报“老大哥在看着你”中的“老大哥”换成了布什。
当然，信息技术进步引起的这种监控每个人的可能仅仅是当代数据革命一种可能的前景，另一种正在实现的可能则是数据革命促进了政治民主化，提高了管理效率，并大大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涂子沛先生在《大数据》一书中既说明了数据革命对人监控的技术可能性，又展现了数据革命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已实现的利益。
2008年，奥巴马总统上任的第一天签署了5个文件。其中一份总统备忘录案是《透明和开放的政府》，第二份总统备忘录案是《信息自由法》。奥巴马这个举动表示，他要实践“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真理，让公众利用数据革命监督政府。这表明数据革命也可以成为民主的推进器。
抛开政治，数据革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美国统计学家、管理学家爱德华兹·戴明的名言是“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如今他所说的数据已不是简单的统计数字，而是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是大数据。这种数据革命全面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美国联邦政府是一个拥有200多万员工、有许多错综复杂部门的机构，它运用数据来管理这个庞大的国家。各部门运用数据来决策、管理、创新，这就大大提高了管理水平。就交通部门而言，用数据来管理交通，大大降低了死亡率。美国的汽车是中国的三倍，但车祸死亡人数仅仅为中国的一半，这就有数据革命之功。此外，还出现了以数据为工具，减低犯罪率的警务管理模式。甚至还运用数据发现了福利的滥用。当然，数据革命更多还是用于商务、经济和其他方面。可以说美国人今天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一项能离开数据革命。
数据革命是成为“老大哥”实行专制的工具，还是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关键取决于一国的政治制度。如果是专制国家的“老大哥”控制了数据革命，那就是“电幕”的科幻变为现实，控制每一个人在技术上毫无困难之处。如果是民主国家实现了数据革命，就存在后一种可能。
我们说民主国家仅仅为数据革命促进社会进步提供了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要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仍然需要经过斗争去争取。这就在于，任何政府（包括民主国家的政府），或者出于管理好国家的善良愿望，或者出于对敌对势力的防范，或者出于掩盖自己错误与缺点的想法，或者仅仅出于人要控制其他人的本性，总想保守自己的秘密，并能监控公民。他们希望的是自己拥有更多信息，并对公民封锁信息的信息不对称。在专制国家中，政治制度保证了这一点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在民主国家中，实现这一点则有制度上的困难，但政府总要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实现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公民的态度。如果他们听任政府摆布，政府就能使信息极度不对称，并用不违法的借口来监控人民。如果公民能运用法律赋予的民主手段进行抗争，政府也会被迫走向民主化。即使有了民主制度，有了法律保护，真正的民主也是靠自己争取的，而不是任何人恩赐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句话对民主国家也适用，政府和总统不会自动成为慈善的上帝。在《大数据》中，涂子沛先生讲述了美国公众争取数据革命向良性发展的斗争。
美国没有专制的传统，从建国起就是民主立国的。《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指出，“信息之于民主，就如货币之于经济”。然而从一百多年来看，政府的信息公开程度还是政府说了算。由于言论自由是美国的立国原则之一，所以，记者和编辑一直在推动信息公开。二战后美国报纸编辑协会成立了以著名编辑沃尔特斯为主席的世界信息自由委员会。在该委员会历任主席和众议员约翰·摩斯的推动下，终于在1967年通过了《信息自由法》，以后又通过了《信息自由法修正案》，1976年又通过了《阳光政府法》。这才基本实现了政府信息公开。这个进步并不是政府主动推进的，而是由公民的力量推动的。要政府愿意主动去公开信息恐怕比让狼吐出口中的肉还难。
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实现了数据革命之后，联邦政府实施大数据战略，所控制的数据数量激增，速度加快，且丰富多样。政府当然不愿意全部公开这些数据，而且，这也为政府监控每一个人提供了工具。因此，数据革命之后，公民的斗争就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让政府公开全部数据，二是如何保护个人隐私。这是数据革命时代民主和人权的核心问题。即使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这些权利也不是政府自动给予的，而是公民争取来的。
1980年，为了规范、控制联邦政府的信息收集工作，国会通过了《纸面工作精减法》。该法规定了收集法则是减负，使用法则是保护个人隐私，发布原则是免费，管理法则是保证质量。但任何法律都不可能一劳永逸。所以，此后在公众的推动下又对这个法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而法律的实施则是一个更为艰苦的斗争过程。
斗争的一方面是如何避免政府利用信息技术来侵犯个人隐私。早在1965年，当电脑还处于第一阶段——主机时代时，就出现了这种担心的端倪。1966年，联邦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中央数据银行”的方案，引起社会强烈反弹，终于使这个计划流产。在保护个人隐私的斗争中，是否统一身份证号始终是一个争论的焦点。统一身份证号为统一管理提供了方便，但也使政府更容易监控个人隐私。因此，克林顿政府在九十年代的统一医疗服务号就没有通过。9·11以后，小布什政府以反恐的名义向左转，想实施“万维信息触角计划”，但最终没有实现。在这一过程中保证公民胜利的是民主制度下公民的权利，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等公民组织斗争的结果。
斗争的另一方面则是让政府公开信息，即数据开放。政府早已把公开信息写入法律，做了承诺。但一旦涉及政府的利益，法律条件变为现实也不容易。这就由社会活动家、公益组织的活动促使这个法律得以实现。典型的例子是公开白宫访客记录。奥巴马一向以支持数据开放著称，但他却遇到一个来自民间草根组织的挑战。在关于医改的争论中，民间公益组织华盛顿责任道德公民中心，要了解谁在访问白宫，谁在影响政策的制定，但白宫拒绝了。然而这个组织并没有放弃，而且得到其他许多人的支持，最后奥巴马终于让步了。
这不是公开信息的最终胜利。2010年西弗吉尼亚上大支矿29名矿工遇难，再一次波及数据公开。公众要求公开矿难的相关数据，尤其是政府对这个矿山风险管理的数据，这些数据全反映出政府疏于管理的事实。有关政府机构不愿意公布，但在公众的推动之下，最后仍然公布了。每当数据涉及政治利益时，政府的自然反应是不愿意公布，以各种借口来回避。好的结果是公众斗争的结果，在以后的数据公开中永远如此。
数据化管理是未来不可改变的趋势。如何让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进步，给人类带来福利，而不是使“老大哥”的美梦一步步实现，关键是政治制度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一切追求数据革命的国家都要从建立民主制度开始，技术是工具，政治制度决定了它使用的方式。《大数据》讲的是美国的事，但现在正在或以后会发生在每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