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听读者说

沈伟东

龙子仲先生谈到编辑的境界，大凡有三层：

有工的、有匠的、有王的。所谓工者，是将自己的编辑工作只浮于字词的层面，解决的是错别字与病句之类的问题。所谓匠者，好了一点儿，是在解决字面问题之外并对知识上的纰缪有所辩正，或者更进一步，给予知识上的充实。所谓王者，则是在解决字面与知识问题之外，更深入一层，对书稿的观点、结构、风格等提供更高明的主张。王者之境，是编辑的最高境界。

而出版事业的境界，我以为大约也有这样三层：

有工的、有匠的、有王的。所谓工者，能按照基本的出版规范出版图书。这样的出版机构谈不上对读者的引导，其出版人多为出版商，出版经营容易为眼前的利益而迎合跟风。所谓匠者，能够中规中矩之外，注重选题的创意，能够在某些领域出版一些好书，形成良好的出版品牌。所谓王者，则通过出版传承文明、传播理想，能够引领学术研究的风气，引导社会大众的阅读风尚，其形成的文化品牌成为一个时代特定文化领域的风向标。在同一个出版机构里，编辑的三种境界往往并存，出版事业的三种境界也多是从下而上逐步上升的。

有什么样的编辑，就有什么样的出版社；有什么样的出版社，就会有什么样的读者。而读者，是出版社最核心的出版资源之一。我们出版社在成立二十周年时，出版了一本书：《思考出版：人心即市场的彼岸》。“人心”即是读者之心。读者的书评，是读者的心声。开启民智、传承文明是我们向往的出版事业的第三种境界，在通往这一出版境界的道路上，有千万读者与我们同行。可以说，读者的选择与阅读是我们完成出版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读者的选择、阅读与评议，也是我们完善出版工作、启发出版创意的重要依据。“听读者说”，倾听读者的声音。读者是我们传播文化的合伙人。

我们出版人在行进道路上并不孤独。

2005年的10月，我在出差旅途的火车上，遇上一群旅客在激烈地讨论一本书。乘火车时讨论一本书，是件有点儿奇怪的事情，而且争论得很激烈。我一留意，看到一位旅客手里拿着的是一本我熟悉的书：《思考中医》。这几位旅客是贵州防疫站的，到上海参加一个专业培训。一路上，他们都在讨论阅读《思考中医》遇到的问题。一位年长一些的大哥从《思考中医》谈到贵州乡野的名医草药，从而引发出对医疗制度的讨论；一位年轻人谈到中医教育，觉得自己读了五年中医科，还没有入门；还有读得深入的几位，谈到《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是黄帝时代还是战国时期，争论不休……他们还谈到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真不错。我忍不住插了一句，我就在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工作。

他们都惊奇得睁大了眼睛。

我聊到这本书的由来，作者、责任编辑、读者的关系。这本原名为“伤寒论导论”的书稿，本是一本专业性很强的学术专著，作者曾经投稿到另一家出版社。后来，书稿转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通读以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加以编辑加工，以中国传统图书批注和评点的方式列出要点和问题，并把书名变更为“思考中医”，副书名提炼出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对自然与时间的生命解读”。从读者接受来说，“思考中医”，隐含着思考时空、思考生命、思考健康、思考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意思，这本书既是中医学术图书，也是传统文化图书，还是人文社科图书。编者的评点和内容摘要，在编辑过程中责任编辑可谓字斟句酌，把书稿的思想线索用气韵生动之笔绘制出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编辑在做阅读引导的同时，随时通过问题来提示思考，以思考作为阅读的钥匙。

这本学术图书出版十多年来，重版多次，累计发行达到40多万册。《思考中医》的编辑实践阐释了“在解决字面与知识问题之外，更深一层，对书稿的观点、结构、风格等提供更高明的主张”——编辑的“王者之境”。在互联网时代，读者个体的声音更容易得到传播，《思考中医》的出版，推动了全社会对中医及相关学术领域的关注，引发中医文化图书出版的热潮。这本书出版之后数年间，中医成为社会文化的热点话题。这本书的读者有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影响深远。正因如此，在火车上，我能够偶遇这样一群交流阅读心得的读者，也因为是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的编辑而被读者尊重，读者纷纷要我留联系方式，给我分享贵州牛肉干，邀请我去贵州考察民间医药，去他们那里组稿。

以《思考中医》的出版为契机，出版社陆续推出系列中医文化图书。随着这些图书的版权输出，台湾地区繁体字版、韩国韩文版等陆续出版。中医文化图书成为出版社图书出版的一个规模不大但有国际文化影响力的板块。

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是龙子仲。

读者的声音能够通过各种渠道使出版社编辑和读者之间进行多向交流。我觉得，读者的声音是出版传播过程中值得我们出版人静心倾听的声音。这样的交流随着出版社图书出版渐成规模，我经常遇到。

2007年，我在上海中医药大学读研究生。在一次公共课上，讲课的教授谈到博士研究生必须阅读的一些学术著作、需要关注的学术出版动态。教授谈道：“有一个让我感到奇特的出版社，不在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甚至可以说地处边远，但是出版的社科人文图书能够引领学术思想，而且书的品相相当好。我买了好多这家出版社的图书，没有让我失望过。这个出版社值得大家关注。”教授说：“要是能在这家出版社出版一本书多好啊！”教授微笑着说，这个让她心仪的出版社就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她随口点评了几本她正在阅读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我的同学们在课堂上指着我说，咱们博士研究生中间就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我们这位老师走下讲台，向我致意，让我讲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站起来，同学们鼓掌。那一刻，作为出版人，我感到编辑职业的荣光。教授在课堂上无意中谈到出版，谈到出版社，评点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这就是读者的声音。

读者通过图书认同出版社，认同出版社的文化传播品牌。很多读者跟我讲，只要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就能放心买。这样的信任让作为编辑的我既感到欣慰，又感到沉甸甸的压力：如果不出好每一本书，怎么对得起信任支持我们的读者！15年前，一位居住在东北边远小城的退休语文老师，我素未谋面，他读过我担任责任编辑的《发现藏经洞》。这位读者业余时间醉心研究西域文化，阅读了大量的敦煌文献。他看到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关于《西域考古图记》的编辑手记和书评，就买了《西域考古图记》的选辑本《发现藏经洞》来读。让我感动的是，这位读者阅读后寄回给我一本，每一页都用钢笔仔细地做了读书笔记，标出错漏的地方，希望我们再版时作为参考。他在来信中说，他买了两本《发现藏经洞》，一本用于收藏，一本就是为了批注后寄回给我。他在来信中还对这套书的装帧设计提出一些意见，认为应该在设计时增加敦煌壁画的审美元素，壁画部分不妨参考经折装。他还提议印一些敦煌壁画的黑白线条画，让读者填色，让读者参与到敦煌艺术欣赏和实践中来。这位读者还建议我们出版甘肃歌舞剧院《丝路花雨》赏析性的画册。我想，如果出版社20年前，就从敦煌学高端学术研究逐步向学术普及图书出版延伸，或许敦煌研究和普及的图书已经成为出版社的一个板块。这位读者的一些建议，我在随后的编辑工作中作为参考，接受了。也有一些现在看起来很好的建议，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没能在编辑工作中得到采纳落实。这位读者一直默默关注着我们，直到我离开文科编辑室，还能收到他评点我们出版的图书的信。这样的读者的声音，让我感动。

有时，读者的声音或许只是不经意的几句话，就能给出版人很多启发和鼓励。2003年10月，在纽约公立图书馆，我跟着一群出版社的编辑参观中文部，中文部的负责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学者，得知我来自广西桂林，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便拉住我的手，请我去看满满几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献图书，让我看电脑里的读者借阅的数据。老学者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文化积累和传承上做出的工作赞许有加。他对一些文献图书进行了评点，恳切希望我们能够坚持做珍稀文献出版工作。作为研究者，为表示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敬意，他特别邀请我吃了工作餐。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倾听读者声音的传统。

18年前，我在文科编辑室当编辑，大约是因为我是刚进入编辑行当，需要更多的学习，时任社长的党玉敏先生便把读者来信交给我回复。从对我们出版的图书字斟句酌写出几万字校勘笔记的老年读者，到还不会写字，画来图画表达自己阅读感受的幼儿读者，各种各样的来信读者都有。除了筛选出由相关图书责任编辑回复的读者来信之外，我每周回复十封信左右。记得一位四川的读者写信来评析我们出版的一本关于巫术研究的学术图书，有理有据，分析得鞭辟入里。这些读者来信回复起来需要用心，由对书的评论谈到出版社的学术价值的判断和取向，也会涉及图书出版过程中的心得体会。一来一往，既是读者书评，也是编辑书评。我因承担这一读者来信的复信工作，也交到了很多朋友。

当时的文科编辑室主任龙子仲先生和我聊到书评，他认为“评”者，平也，从文字学角度看，平因气而成，气之舒为平。所以，“评”有秉持公论的意思。他认为，真正的书评所评的即是书，不是简单的专业评论，如诗评、史评之类，所以宜从书的综合形态考虑。所谓综合形态，内容方面当然是主要的，但其编、校、装帧、版式、本事、逸事等等，也都有可评。子仲认为，许多书评，往往只评书的内容所涉的专业范畴，容易与其他学科评论相混杂。他认为，书评的功能首先是为读者选择读书提供真实的信息指南。这既是书评的基本特征和功能，也是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的纸质媒体时代的书评的核心价值。互联网时代，作者、出版者、读者都有跨越时空发出自己声音的交流互动的平台，书评的信息指南功能无疑在弱化，专业评论、阅读体验和思想即时交流的功能在书评中得到加强。在众声喧哗的传媒背景下，如何倾听读者冷静的批评，分享读者的阅读感受，值得出版社探索。

除了传统的书评发布渠道之外，出版社通过媒体融合平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分享阅读体验。比如，“魔法象”童书的出版发行，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是通过在线的阅读分享会，在分享会上，编辑、作者、读者可以分享与这本书相关的故事，分享阅读的心得，这让出版人与读者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而这样的交流，通过无限互联，共建、开放、共享，也改变了图书评论的生态。这样的共建、开放、共享，是图书评论的新模式，也将引发图书出版发行模式和思想文化传播模式的改变。

每一位读者，通过购买出版社的图书，与出版人和作者结缘，而购买同一本图书的读者之间，也通过这本书结缘。每一位读者都有关于这本书的故事：在哪家书店，什么因缘促成了购买这本书；在阅读这本书时有什么样的环境，有什么样的心情；在读者的生活中，因这本书，发生了什么事情……读者能分享这样的关于书的故事，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想，是不是能建一个网络互动空间，就叫“读者说”，让更多的读者有表达观点、交流思想的平台？这样一个平台可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组建，让读者说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讲述与师大版图书相关的故事；也可以以更加开放的格局来做无界平台，只要是和图书有关的话题都可以交流。这个平台既是读者交流的平台，也是读者信息资源库。从国家文化传承的大处着眼，这样的平台和信息资源库能够真正反映一个时代动态的国民阅读大数据，对推动全民阅读具有重要的价值；从出版社读者阅读数据采集的小处看，对出版社新选题的开发、原有选题的优化、出版质量的提高、出版服务的完善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传统的出版文化中，图书评论除了读者阅读图书后自发写作交流之外，还出现了对出版专业和出版动态了解甚深的书评人，他们能够在专业的书评图书、书评期刊、书评报纸上发表具有专业水平的书评。20世纪80年代以后，还出现了由书评派生出来的书评研讨会、书评协会，组织读者开展读书、评书活动，在社会上形成阅读文化氛围，形成书评文化。当前，出版的图书品种和图书总量在急剧上升，而全民阅读的质量却并没有上升，书评文化的呈现方式由纸质媒体向移动互联媒体转移。在这样的传播背景下，参与阅读的读者面越来越广泛，而深度阅读的意义也越来越彰显出来。如何形成出版者、作者、读者的多方互动，有效传播是出版社面临的问题。一本具有文化传承价值和开启民众智慧的图书在社会大众中的广泛传播和深度阅读，犹如在社会大众广袤的文化土地上种下一棵树。这样的树种多了，就会形成社会文化的小气候，进而形成令人欣悦的文化生态系统。出版社的工作就是种文化之树的工作。

在这本《读者说》里，有专业的学术书评，也有社会大众读者的书评，120多篇，可谓琳琅满目。被评论的这些图书，对于30年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近两万种图书和目前每年新出的1200多种图书而言，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阅读起来，大家也大致可以窥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传承文明，大众出版开启民智的出版理想。

翻开这本《读者说》，我看到的是读者眼中的图书，读者眼中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每一篇书评都在分享阅读的愉悦，分享阅读带来的思想的启迪。同时，也让我看到了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我们的读者：在出版传播的事业中，他们也是我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仁。

翻开这本书，听读者说。 RNkcLo9QZ2UWozVBxAfRI+DPTYeiQPjqmn3SmXPX28LFWCCg37wvTJ8+uDDT5h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