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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颐
亨利·查尔斯·李（1825—1909），美国著名历史学家，1903年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他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个欧洲中世纪历史方面的专家，尤其精通社会制度、法律和宗教史。其代表作有《迷信与暴力》《中世纪宗教裁判史》以及《西班牙宗教裁判史》等。
据中文版译者说明，为撰写《迷信与暴力》，李从欧洲购买了数量惊人的古籍、文献和手稿等资料，现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的亨利·查尔斯·李分馆珍藏。在丰富翔实的原始资料基础之上的旁征博引，正是本书的最大特色。为了尽可能地展现原著特色，中文版保留了原作者的全部注释，其研究价值毋庸多言。正文夹杂大量注释的方式可能打断了我们习惯的阅读连续性，作为一个深深被本书吸引的普通读者，我的建议是，第一遍可以跳过注释直接读正文，有空时再随手翻阅那些有趣的注释，它们不光是专有名词，还有很多趣闻轶事、掌故八卦，不读太可惜了。
中世纪所使用的法律程序，很多都如同未开化的原始部落一般落后。本书分成四大部分：誓言断讼法、决斗断讼法、神判、酷刑。作者援引了大量的实际案例，讲述这四大类司法程序的起源与规则。以我们今人的眼光去看，它们显得如此荒谬、野蛮、匪夷所思。比如神判中列举的十几种方法，沸水神判、赤烙铁神判、火焰神判、冷水神判……让疑犯将手深入沸水，或者手持烧红的烙铁，诸如此类的方法，如果毫发无伤，就证明疑犯是无辜的，受到神灵庇佑。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上帝的精神在起作用。很显然，这种审判方式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说：“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相一致的正确的理性：它普适、恒常、永续……去改变这种法律是一种罪过，也不允许试图限制它的任何部分，而完全废除它则是不可能的……（上帝）是这种法律的制定者、颁布者和执行长官。”在漫长的中世纪，法律被当作从远古以来就存在的传统的风俗习惯，但人们渐渐意识到了，古老的法律并不一定适用当下的生活，如果环境变了，法律也应该改变。西欧各国的法律制度吸收了罗马法的特定原则，从自然法中延展出“天赋人权”，并且关注自然正义和约定正义的区别。这些都为后来英国的大宪章运动、法国的启蒙运动埋下了思想的种子。从十三世纪开始，国王们开始审慎地制定新的法律。世俗权力的扩张对于教会是一个挑战，因为统治权之争引发的各种类似“叛国罪”的司法案例，也是本书的一项很重要、很有意思的研究。
当代法律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至今仍然保存着大量中古时期以来教区基层的档案文献，这些档案文献相当详细地记录了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状况与法律关系。通过对这些档案的研究，我们能够相当准确与精微地了解到中世纪司法的转型与发展。比如，宗教裁判给我们的印象都是恶名，但对于中世纪的人们来说，宗教法庭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异端免受暴民的攻击。它试图提供一种比较公正和合理的程序，允许证据的呈递，规定拷打只能被使用一次，而且在用刑之下的认罪必须在后来的场合自愿地被复述。这让我们注意到了秩序的建立，虽然这种秩序本身尚且芜杂，并经常被秩序建立者因为各种利益需求而破坏，但比起古老的免罚宣誓、旧式的神明审判或胡乱的民众暴力，它多少是一种努力。
酷刑的合法化及其相关的人道限制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一方面有感于各种酷刑的残虐，一方面又看到医生建议刑罚安排在晨间实施，据说这样会减少损害受刑者的健康。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中世纪司法的暴力做法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正义。当我们对法律这样的社会机制进行评价时，我们通常想对其进行如实的不带价值判断的描述与分析，但事实是法律很难避免情境式的氛围渲染。法律的条条框框用于匡扶正义，但也要理解究竟什么对于人们而言是真正的善。本书撷取的案例不仅限于欧洲，还包括近东、中亚、北美等世界各地，在这些地方，旧俗和迷信始终根深蒂固地发挥作用。而这对我们现在的司法工作者也是难题，特别是那些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一方面要避免公众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要兼顾习惯法的认同。
现代文明诞生于过去的幽暗动荡，通往现代司法的道路充满了坎坷，甚至不时途经一段段扎脚的石头小径。法律自古以来似乎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漏洞，执行人的公正性也经常引发质疑，关于是非对错，能否存在一个客观的可确证的标准呢？凝视《迷信与暴力》封面的西弥斯形象，正义和法律女神一只手抓着一把剑，另一只手拿着一架天平。剑象征着占据司法职位者的权力，天平则象征着中立和不偏私。西弥斯的眼睛被蒙了起来，象征着正义无视外物，法律拒绝任何压力或者影响，这应该是所有司法者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