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的“记忆之书”

思郁

《被禁锢的头脑》是一本妥协之书。这种妥协不单单是切斯瓦夫·米沃什在书写这些文字时，有意识地对书中那些熟悉的作家进行了修饰与遮掩，更多的是因为他的书完成时身处的尴尬语境。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53年，由巴黎最负盛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这样的写作是一种妥协，因为从1951年米沃什在巴黎避难开始，也就意味着他完全与家乡断绝了关系，此后他的写作变得岌岌可危。在巴黎用波兰语写作，这种生存境况的艰巨性可想而知，他后来回忆到那段生活，比喻成“穷得像教堂里的仓鼠”。多亏加缪的推荐，加上米沃什当时获得了欧洲文学奖，才得以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但是《被禁锢的头脑》的出版之路并不顺利，米沃什回忆说，这本书根本就没有上过书店的书架，他怀疑是负责图书发行的人由于政治原因联合抵制了这本书。也许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在当时的巴黎，欧洲的中心，没人关心另外一个欧洲的存在，也没人在意在这个异乡人身上发生过什么。

在本书的序言中，米沃什这样介绍：“我写这本书，目的在引导读者走入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去。这个世界对我非常熟悉，但对读者可能非常陌生，甚至匪夷所思。我想报道和解释的是：人民民主国家中人民的思想改变过程。”我们首先应该明白，在当时的欧洲文化版图上，第二个欧洲意味着什么。在这方面米沃什和昆德拉有着几乎相同的经验，他们一个来自波兰，一个来自捷克，都先后在巴黎避难，但是他们之间还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不得不向那些巴黎的朋友解释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与遥远的俄罗斯没有关系。很尴尬的是，周围的人都是以共产主义化作为衡量他们国家的标准，很少用地理概念的归属地来判定他们的家乡。事实也是如此，这些国家从来都不是它们命运和边界的主人，昆德拉就此写道：“它们绝少是主体，几乎总是历史的客体。它们的整体性是非意向性的。它们互相临近，既非出于意愿，也非出于好感，也非出于语言上的相近，而是由于相似的经历，由于不同的时代将它们汇集在一起，形成不同的形状，有着变动的、从来都没有确定下来的边界的共同的历史处境。”（《帷幕》）这就是另一个欧洲的奇特命运。

《被禁锢的头脑》这个名字已经很好地诠释出了他们复杂的命运之路。1911年，米沃什出生于立陶宛——米沃什亲切地称之为“诗与谜的国家”——距离维尔诺不远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在这块土地上度过了动荡不安的童年，在维尔诺读书，接受大学教育。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历史镌刻在每一块石头上”，遍布巴洛克式的建筑，拥有许多教堂，被犹太人称为“北方的耶路撒冷”。米沃什回忆到他的童年说能在这样一座拥有历史的城市中接受教育是一种莫大的福气：“在这样一个世界长大的诗人，应该是一名透过冥思来探求现实的人。古老的秩序对他而言应该是熟悉的：教堂的钟声远离他人的压力与永不厌倦的需求、修道院密室的宁静。摆在书桌上的书，必定是在探讨事物最难解的特征——也就是说：存在。可是突然之间，一切都被摧毁了。被那已经具有嗜血之神特性的历史的凶狂作为所摧毁。”

历史改写了诗人的足迹。1941年至1944年之间，立陶宛被纳粹占据，之后又被苏联吞噬，直到1991年才重新获得独立。这段历史夹杂着阴谋与背叛，废墟与希望，杀戮与集中营，流放与妥协。《被禁锢的头脑》正是一份可贵的记忆之书，当我们只知道奥斯维辛，选择性遗忘卡廷惨案时，当我们忙于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大唱赞歌，忽略他们对东欧的蛮横入侵时，当我们忙于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区分敌我之时——正如当时的萨特回应加缪：“是的，加缪，我和你一样，觉得这些集中营是不可接受的；但是，资产阶级报纸利用集中营大肆宣传，这同样也是不可接受的。”阿隆对萨特的说法进行了驳斥：“一条界线将知识分子一分为二，一些知识分子只承认集中营的存在，而另一些知识分子则谴责集中营的存在。正是这两种态度，区分了知识分子的两大阵营。”

米沃什的这本书完成了某种存在者的忠实记录。他选取了几位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或是永远挣扎在道德边缘的小说家，或是彻底虚无主义的诗人，或是变身为一个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者，或是放浪形骸的视一切为虚妄的行吟诗人。通过他们各自不同的经历与命运，我们能看到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如何改造一个国家。这是当时东欧大部分小国的集体命运，而且这种命运的恐怖具有一种致命的传染性。哈维尔就曾在他的文章中说，可以把东欧国家的命运看作是西欧的记事本，可以帮助后者揭示它潜在的趋势。

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中说，就像我们日常的认识一样，诗歌可以定义为突破社会常规的个人气质表现。而在东欧，在斯大林主义的统治的国度下，新信仰的诗歌则定义为通过贬损个人气质来改变社会常规。他最终发现无法服从这种信仰所带来的任何转变。也许他可以很好地生活，暂时拥有自由，但每天都担心重新失去自由。这种恐惧是一种最好的提醒，提醒他不能再做“东方暴政的同谋犯”。虽然他有着一份不错的外交官工作，但最终还是选择放弃一切，选择流亡生涯。他在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领奖词中说，当今诗人之所以会流亡，起因于一种发现：谁掌握了权力，谁就可以控制语言——不单是靠检查制度的恐吓，同时还靠改变文字的内涵。所以唯一能够忠实于自己的记忆与诗歌的，只能是选择带着语言一起流亡。这是那些暴虐的统治者唯一不能剥夺的东西，我们依靠忠实的记忆，朴实的语言，完成自我意识的书写。这是他的历史和记忆，是任何权力都不能攫取的，正如在他的诗歌《礼物》中所言：“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个并不使人难为情/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E7obu83vjY6dqXBZncnh0ESI4HnyE6o469e61YPei+ZBYBRUdkRTFajXbRPWtQ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