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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也谈长乐
聂震宁先生给我的一课

朱京玮

想着单位留的假期作业,翻开书架,拿下一本泛黄的书,呵……《聂震宁小说选:长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巧了。翻开扉页,流畅有力地写着:京玮存正,聂震宁,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那时我来广西出版杂志社在《出版广角》做编辑还不满一年时间。某天,接到邓锟社长电话,说是领导们要去拜访聂震宁总裁,也带我去。心中一喜。积累了一段时间,或许是领导满意我的业务长进,是要让我接触下大人物了。

之前,《出版广角》隶属广西新闻出版局,加之服务于出版大局,工作关系,迫使我对当时出版业的那些名人大家做了不少功课。聂震宁是出版大家,也和广西颇有渊源,因此,对聂先生我是早有耳闻的。巧不巧的,他的小说《长乐》我也认真读过。到了见面的日子,我也带了《长乐》一书。

在去见聂先生的路上,我向邓锟社长讨教着聂先生的经历和成就,边听着邓社长的讲谈,脑海里边勾勒着先生的高矮胖瘦、音容笑貌,一时也没个头绪,只是《长乐》的题记在脑袋里悬而不落——快乐的故事:快乐人人都有,喜恶各有不同。

如何见面,哪个场面见面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先生的平易近人,笑容可掬。刚刚接触出版还很青涩却有点虎劲儿的我,不知高低地向他讨教文学。我说我看过《长乐》,也对其中的一两篇说了自己的读感。显然,他对我这毛头丫头的鲁莽并不厌恶,反而很高兴,说《长乐》是他第一部小说集,说他喜欢写作、喜欢文学。当我从兜里真真掏出一本《长乐》来请他签名的时候,他笑中带着惊讶。

拿到签名,第一感觉是这本书更有收藏价值了,此次没白来,开心极了。又一想:做出版人,是文化人的事情,但当时出版改革已经破晓,到底是怎样的出版人气场,锻造了这样一位文化人,这样一位出版家,亦或企业家?还如此快乐,豁然。以后找个机会,我一定要问问他。

那天,拜别先生后,邓社叮嘱我,在北京,要常向聂总讨教。确实,研究出版,得有领路人。大概学有两法,一是当面请教,二是读其书悟其意。后来的日子,借着各种机会,我时不时地叨扰一下先生,先生也都一一作答,不厌烦。另外,先生的书我是齐全的。若迷惑、若困顿的时候,就拿出来读读,畅快下思绪。

哦,对了,还记得初见先生疑惑的那个问题,后来我问了,先生解答了。意思大概是,要耐得住。简单的答案,让我思量了很久,现在有时还会从记忆中捣鼓出来,自我创新一下其含义。我现在领悟这种“耐得住”大概有几个部分:一是能力的厚积薄发,二是自我的创新突破,三是运筹的审时度势,最最重要的是人格品性的纯粹坚守。当然,“耐得住”中得夹杂着五味,还必须绞合着快乐的心境——长乐。

杂七杂八,还想谈谈长乐。在《长乐》的后记中,第390页,先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长乐》的喜欢,他说:“我不讳言我喜欢自己的《长乐》。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这篇作品我赢得过荣誉和读者。我过于长久地享受这篇不足六千字的作品所带来的快乐……”想想,做出版又何尝不是?

快乐,让人满足,使人坚持。

找准了信念,万事皆是如此。 KCquk9q+OQulcPCgcz+sbq0uV3/BOImS/TDvtiaq4Xh2UEKQX2odNN4RwuSJ0s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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