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也谈长乐
聂震宁先生给我的一课

朱京玮

想着单位留的假期作业，翻开书架，拿下一本泛黄的书，呵……《聂震宁小说选：长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巧了。翻开扉页，流畅有力地写着：京玮存正，聂震宁，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那时我来广西出版杂志社在《出版广角》做编辑还不满一年时间。某天，接到邓锟社长电话，说是领导们要去拜访聂震宁总裁，也带我去。心中一喜。积累了一段时间，或许是领导满意我的业务长进，是要让我接触下大人物了。

之前，《出版广角》隶属广西新闻出版局，加之服务于出版大局，工作关系，迫使我对当时出版业的那些名人大家做了不少功课。聂震宁是出版大家，也和广西颇有渊源，因此，对聂先生我是早有耳闻的。巧不巧的，他的小说《长乐》我也认真读过。到了见面的日子，我也带了《长乐》一书。

在去见聂先生的路上，我向邓锟社长讨教着聂先生的经历和成就，边听着邓社长的讲谈，脑海里边勾勒着先生的高矮胖瘦、音容笑貌，一时也没个头绪，只是《长乐》的题记在脑袋里悬而不落——快乐的故事：快乐人人都有，喜恶各有不同。

如何见面，哪个场面见面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先生的平易近人，笑容可掬。刚刚接触出版还很青涩却有点虎劲儿的我，不知高低地向他讨教文学。我说我看过《长乐》，也对其中的一两篇说了自己的读感。显然，他对我这毛头丫头的鲁莽并不厌恶，反而很高兴，说《长乐》是他第一部小说集，说他喜欢写作、喜欢文学。当我从兜里真真掏出一本《长乐》来请他签名的时候，他笑中带着惊讶。

拿到签名，第一感觉是这本书更有收藏价值了，此次没白来，开心极了。又一想：做出版人，是文化人的事情，但当时出版改革已经破晓，到底是怎样的出版人气场，锻造了这样一位文化人，这样一位出版家，亦或企业家？还如此快乐，豁然。以后找个机会，我一定要问问他。

那天，拜别先生后，邓社叮嘱我，在北京，要常向聂总讨教。确实，研究出版，得有领路人。大概学有两法，一是当面请教，二是读其书悟其意。后来的日子，借着各种机会，我时不时地叨扰一下先生，先生也都一一作答，不厌烦。另外，先生的书我是齐全的。若迷惑、若困顿的时候，就拿出来读读，畅快下思绪。

哦，对了，还记得初见先生疑惑的那个问题，后来我问了，先生解答了。意思大概是，要耐得住。简单的答案，让我思量了很久，现在有时还会从记忆中捣鼓出来，自我创新一下其含义。我现在领悟这种“耐得住”大概有几个部分：一是能力的厚积薄发，二是自我的创新突破，三是运筹的审时度势，最最重要的是人格品性的纯粹坚守。当然，“耐得住”中得夹杂着五味，还必须绞合着快乐的心境——长乐。

杂七杂八，还想谈谈长乐。在《长乐》的后记中，第390页，先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长乐》的喜欢，他说：“我不讳言我喜欢自己的《长乐》。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这篇作品我赢得过荣誉和读者。我过于长久地享受这篇不足六千字的作品所带来的快乐……”想想，做出版又何尝不是？

快乐，让人满足，使人坚持。

找准了信念，万事皆是如此。 qnDV7vIVq9VwAb6MHyLwQrYpvTUfKYzGjehl7oadSZfY+fmf17iC4Rp4d9n0zw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