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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昶
在人生中，总有老前辈在给我们教诲、指点、引路。在建社30周年的今天，一些对我社成长、发展做过贡献的老前辈虽已老去，但我们不应忘记他们。
林老
林老，是人们对林焕平先生的敬称。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工作在桂林的唯一的“左联”作家、著名文艺理论家，曾担任广西师大中文系主任，是全国政协委员。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后，得知我校要成立出版社，他不顾年老体弱、视力极差，仍主动要求上北京，为出版社成立去找有关部门申请、汇报，为出版社获批立下了汗马功劳。出版社成立后，他被学校聘为名誉社长，一直关心着出版社的成长、发展。
出版社成立时，学校把我从“三尺讲台”上调来“为他人作嫁衣”。因工作关系，开始与林老接触多了起来，特别是社里准备组织编写、出版大型丛书《桂林文化城大全》后，我与林老联系就更多了。林老是著名学者，是老前辈，当年又战斗在桂林文化城，但他为人谦虚，不摆老资格。每次向他汇报有关丛书编写事宜时，他都鼓励我，让我大胆说出自己的意见。记得一次他和我交谈时，说学校中文系等多个系的教授认为丛书既要“全”，不仅是文化，还应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方面面，还要有史料性，要史论结合，等等，这时他让我说说自己的想法。在他的鼓励下我说了自己的想法：丛书一定要突出学术性、研究性，大胆展示我们研究的新成果、新观点。他听后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说：“说得好，我也是这样想的。这就是我们这套书的最大特点，也是编写出版的目的，也是有别于其他有关抗战文化丛书的地方，是其价值所在。”他还让我转告每位作者，一定要写好每卷前的论述文字，要成一篇两三万字的论文。在大家共推他写的“大全”总序中，也体现了这一特点。他用主要篇幅论述了桂林文化城形成的原因：“一是抗日战争的大形势所决定的”；“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功的结果”；“三是桂系与蒋介石有尖锐复杂的矛盾”。他用一句话就明确地指出了这套大型丛书的特点：“《桂林文化城大全》既具资料性，又具研究性，是在资料性和研究性相结合的原则下编成的。”并将桂林文化城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等等。这些既是林老首次研究提出的新观点、新成果，也是科学的。林老的总序和每卷的前言都是一篇篇研究性的学术论文，受到学界的肯定和好评。之后，我将“总序”作了一定的节选，寄给知名期刊《新华文摘》，该刊认为很好，很快在1993年2月号刊用，林老很高兴。当时我拜访他时，他谈到此事高兴地对我说：“你节选得很好，谢谢你。”这时他非常严肃地对我说：“这是你节选并寄去而刊用的，我要给你写个证明。”林老当时视力极差，几近失明，听后我马上说：“你视力不好，不必写了。”他立即说：“要写的，这是对节选者的尊重。我说你记下就是了。”于是他边讲，我记下了他的话：“刊登在1993年2月号《新华文摘》上林焕平教授撰写的《桂林文化城大全·总序》（节录）是我摘要寄去刊用的。特此说明。王昶，1993年8月15日。”我记下后，他让我念给他听，然后他让我拿来他视力几近失明后用来写字的长方形的木板，在木板上挖空两三厘米的空框内，写下了“是实”两字，并签下名字和日期：“林焕平，1993.8.15”，还拿出私章，让我扶着他的手，将章盖在他的名字旁。从那以后，我每看到这张“说明”，就看到林老这位“左联”老作家、著名老学者的为人态度和治学精神。
贺老
贺祥麟教授是早年赴美留学、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海归”专家，先后任学校中文系、外语系主任，在教学、研究、译著上造诣极高，著述颇丰，是国内知名的外国文学专家，也是被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的三位获奖者之一。他是民进中央常委、民进广西区主委，后被选为广西区政协副主席。出版社成立时，学校请他出任总编辑，因他年纪比我们大得多、德高望重，我们都敬称他“贺老”。当时我负责总编室工作，管理社里的选题，这就与总编辑贺老有了更多的联系。他任广西区政协副主席后长住南宁。他一次回桂与我交谈时说：“选题本来是总编辑的事，现在你、我管了。你大胆工作，成绩是你的，做得不足时我负责。但对那些重大选题，特别是政治性强的‘敏感’选题，一定要及时告诉。”他一说完我马上说：“我记住了，随时向你汇报，谢谢你的信任。”我一说完，他随手从办公桌上拿来信笺纸，要将他的话写下来，作为“授权书”给我。熟悉贺老的人都知道，这就是他的为人风格和说话方式。我马上站起来拦住他，并说：“你这样信任我，不要写了，我相信你。”听我这么一说，他拉住我的手说：“我们互相信任，拜托了，大胆工作，我们多联系。”之后，我把贺老和我的谈话告诉党社长，他听后严肃地对我说：“贺老就是这么认真的人，也总是扶植、鼓励后辈人的。”其实贺老这位总编辑并不是“甩手掌柜”，社里一些大事、一些原则问题他是抓住不放的。每年的选题计划初稿我编好后，都事先报送主管校领导、社长和贺老。贺老总是认真审定，给我打电话谈他的看法，社里每年开选题论证会，他一定安排时间，从南宁回来参加。对一些临时来的重大选题，我一向他汇报，他也会把关。如一次社里一位同志报来一个有关国民党一位领导人“秘录”的选题，认为可出版，我认为这是要专题报批的，属重大的政治敏感选题，立即向主管校领导和在邕的贺老汇报。贺老在电话里明确说：“这种书不出为好。”他的看法与主管校领导的意见是一致的。过了一段时间，区外一家出版社出了该书，受到中央有关部门查处，被摘了牌。
贺老在自治区政协任领导，当时还带研究生，任务是繁重的。但他很关心和支持社里的工作，我们请他做什么事，他从不推托，总是尽力去做好。如社里成立不久，从各地新华书店获得广大师生需要英语教学图书的信息，于是决定短时间策划、编写、出版一套初中英语学习图书。我当时负责这项工作，主管校领导要我向当时在桂的贺老汇报，并请他担任主编。我原来还担心贺老这样资深的大学教授、英美文学名家来主编初中生这种“小儿科”英语图书，他是否会同意。但我一向他汇报，他让我谈了我提出的策划方案后爽快地承担了下来，并连声说：“好事，好事。”他让我立即去找时任外语系负责人的刘上扶、陆裕泰两位教授（他们都是回国不久的首批赴美高访学者），向他们汇报策划方案，让他们在系里老师中找好作者。当我找到两位教授一说此事后，他们也很高兴，连声说：“给中学生写书，是我们师范院校老师的责任。”“请贺老当主编，找对人了。”因时间紧，他们建议第二天下午就来出版社开会，全体作者参加。编写会如期举行，并一直开到下午下班之后。大家认为时间虽然紧，但一定要写出高质量的书稿。贺老从始至终参加编写会，不时插话与大家讨论，并反复强调给中学生写书，一定要用对教育、对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来写，要拿出高质量的书稿。还特别指出：书名既然是《初中英语课文英汉对照译注》，“译”一定要准确，既要符合英语语法，又要符合汉语语法规范；“注”要简明，适合学生需要。总之要编写出精品图书。书稿完成后，不仅刘、陆两位教授审定了全部书稿，贺老也在百忙中极尽主编之责，最后审定把关。经社里努力，套书在当年暑假前上市，广西区新华书店获得了创纪录的大额订数，并近20年长销不衰，成为业界公认的一个品牌。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不忘。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经时任外语系主任的陆裕泰教授沟通，与他前几年在美国做高访学者时认识的国际著名语言教育家、世界畅销书《英语900句》作者、美国人小埃德斯·T.柯灵思联系，与我社合作编写、出版《学前英语100句》等系列书。党社长和贺老让我负责这一工作。为做好前期工作，我给多所幼儿园的老师、家长和一些幼教教研员发了1000份调查问卷，请他们写出幼儿平时最爱说、最常说的10句话，一两周后我收到了900多份问卷，经统计、整理，列出了100句3至6岁幼儿爱说、常说的话，并附上了10句备选的话，还加上了多个常用问候句（系列拓展句）。贺老对此非常赞同和重视，他不仅认真审阅了我整理出的材料，并翻看了回收的问卷，还与我反复研究我提出的编写理念：“地道的中国内容，标准的英国英语。”当时我为用“地道”一词还是用“纯粹”一词请教他时，他考虑了好久，并说再翻看一下工具书，最后他还是认为用“地道”为宜。1993年11月中旬柯灵思来社里商谈编写、出版事宜。贺老让我先介绍我们所做的前期工作，由贺老和陆教授负责翻译。柯灵思听了介绍，非常高兴，认为我们做了很好的准备工作，特别对问卷调查大加赞赏，对我们提出的“地道的中国内容，标准的英国英语”的编写理念也极为赞同，并一再说，他与中国多家出版社有过合作，认为我们社的前期工作是做得最扎实的，从贺老和陆教授的翻译来看，我社的英语水平也是最好的。听了他的评价，我想是很公允的，贺老的水平自不用说，就是陆教授也没说的，他做高访学者时，美国大学也请他上课，还一再请他留下来长期执教呢。
因柯灵思邀请我们去他在美国波特兰市开办的文化企业——培士集团公司访问，为《学前英语100句》系列书定稿，同时有与我校结为友好学校的新英格兰学院及4家出版社邀请我们去访问，党社长和贺老带队出访（这也是我社首次应邀出国访问）。我是该系列书编写主持人，因而随行。在新英格兰学院，我们访问了该院的出版社，该社只有“两个半人”，即一位社长，他是专门研究爱尔兰诗歌的教授，一位是他的助教，那“半个”是他带的研究生，半天学习，半天来社里“打工”。社里一年只出四五种书，全是爱尔兰诗歌，别看它社小、人少、出书又少，但很有名气，广大读者要买爱尔兰诗歌，就认该社出的书。访问结束，在回来的路上，贺老问我有何感受，我说：“很有启发，有特色就能创名牌。”他非常认真地对我说：“社不在大小，人不在多少，只要出好书，就能创品牌，办好出版社。”回国后，贺老在他发表在报刊上的出访记中，也专门评述这个“两个半人”的出版社。贺老的教诲，我至今记得，这对我们办好出版社是极有启示的。
钟老
建社初期，学校为了更好地给出版社“把关定向”，制订好选题，联系高层次作者，组好稿，特意由校领导和各系的一些知名专家、教授组建了咨询委员会。钟文典教授时任历史系主任，已著有《太平军在永安》《太平天国人物》等专著，主编、参与编写《太平天国史丛书》《广西通史》等著作多部，发表有关中国近代史、广西地方史等方面论文100余篇，是国内知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地方史学者，学校请他担任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与承担过的所有工作一样，“钟副主任”尽职尽责，为出版社的建设、发展做出了贡献。社里同志和学校老师一样敬称他“钟老”。
钟老特别关心出版社的选题开发和制订。记得在一次咨询委员会的选题审定会上，他特别提出要发挥我校教师和学科优势开掘优质选题，也要发掘广西的地域和民族特色优势去开发新选题。他不仅根据自己的学术特长和广西圩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广西圩镇研究”方面的选题，还在申报国家“八五”社科研究项目规划时，鼓励历史系当年还是中年教师、国内知名宗法研究学者钱宗范教授结合广西各民族宗法展开研究，申报相关项目。钱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经过反复研讨，向当时的国家教委申报了“广西汉族与少数民族宗法制度研究和当代社会”项目，后被国家教委组织全国专家审定列为广西唯一的重点项目。不久得知我正与中文系张葆全教授研究开发有关我国古代诗话词话的选题时，他专门找到我说：“张老师是国内诗话词话的知名学者，你要多向他学习、请教，开发好这方面的选题。”后来我社出版了钟老主编的《广西圩镇研究》、钱宗范和他的研究团队撰写的《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张葆全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诗话词话辞典》，这些学术专著的出版都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一致好评，许多知名报刊也刊发了书评，后《广西圩镇研究》获自治区社科成果一等奖，由于受名额等因素影响，另两部专著获得自治区社科成果二等奖。
有一次审稿会我至今记得。那是当年为配合中央多部门在中小学生中开展读书活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里请钟老主编一套小丛书，用讲述历史故事的形式对读者进行教育。在一次定稿会上，对其中一本书的书名《砥柱中流》产生了不同意见，因“中流砥柱”是成语，成语是汉语中一种特有的固定语言形式，倒装使用是否妥当？该丛书是由社里另一位领导负责组织的，因为是定稿会这位领导让社里派我一起参加。面对不同意见，钟老没有下定论，而是望着坐在他身边的我说：“王老师是学中文的，学有专长，听听他的看法。”我谈了我的看法，并列举了一些例证，说明这书名是可用的。钟老听着我的发言，小声对我说：“我是同意你的看法的。”但是他接着我的话说：“请王老师会后再查查工具书和相关书籍，大家也查查，要绝对准确，要对学生负责，对教育负责。”这就是钟老一贯严谨治学精神的体现。
钟老是国内客家经济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他本身是客家人，从小生活在客家地区，是从年轻时就是关注“客家”的有心人。他从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北大调回我校工作后，就利用一切机会，查阅了大量的典籍史料，并到广西50多个县（市）实地调查，掌握了大量的广西客家资料，长期潜心进行研究，发表了不少论文。近10多年来，又任总主编，由我社出版了大型《客家文化研究丛书》，在国内外，特别是世界各地客家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历经14年撰写出版了第一部广西客家研究的专著《广西客家》更是受到好评。多年前，我曾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钱宗范教授有关宗法文化研究的长篇专访和中文系彭会资教授有关彭祖文化研究的长篇专访。客家文化和彭祖文化研究是当下汉民族文化研究的两大热门话题，但就地域和人数、经济和文化影响而言，客家影响更大。我早就与钟老相约，要和他坐下来好好谈谈，也要写一篇有关客家研究的长篇专访，但一直由于他的忙而未能做成。就在他去世前的那年重阳节，学校组织登山活动时，我与他相见还谈到此事。但不幸的是，这次重阳一见后不久他就因病去世了，成了一生憾事。之后我只能在报上发表书评《广西客家研究的最新成果——读〈广西客家〉》和短文《钟文典教授二三事》来深深怀念他。
三老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但他们的为人和治学，他们的指点和教诲，永远留在我们心里。在建社30周年之时，我们更是怀念他们，我们要用不断办好出版社的业绩来告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