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藏为用平生重

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与“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等项目的出版

汤文辉

郑炯文先生，图书馆学专家。 生于广东恩平，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毕业后，赴美芝加哥大学师从时任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主攻东亚研究和图书馆学，其后接任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12年。1986年，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1998年，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至今。

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海外最重要的中文文献馆藏中心之一，郑炯文先生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后，主导了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长期合作：将馆藏珍稀文献影印出版，推出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刊及哈佛燕京图书馆书目丛刊。文献丛刊至今已经出版至第15种，近400册，如《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全37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宝卷汇刊》（全7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蒙文文献汇刊》（全68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文献丛刊》（全83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稿钞校本汇刊》（全123册）等。其中，《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获2004年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宝卷汇刊》荣获2013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蒙文文献汇刊》荣获2015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哈佛燕京图书馆书目丛刊目前已出版5种近20册，其中《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2011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第十七届广西优秀图书奖特别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时期图书总目》荣获第十六届广西优秀图书奖一等奖；等等。有的项目本身具有相当规模，比如《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一书，整合了包括哈佛燕京图书馆在内，以及哈佛大学其他图书馆馆藏的中国旧海关文献，出版后有283册之多，为研究中国近代海关史、对外贸易史提供了基本资料，也为研究交通史、产业史、政治史等领域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而且，以上两类丛刊的成果还会在未来一段时期持续体现，大致估算，到郑先生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满二十周年之际，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刊将出版30余种近千册图书。文献出版印数虽远低于大众出版和古籍普及读物，考虑到其可观的基数，其成果将以十万计。化身千百，以此实现；成书万卷，并非虚指。这无疑是项罕见和惊人的成就！

两套丛刊的出版体现了郑先生作为图书馆学专家的核心理念，即如何“化藏为用”。“藏”与“用”，是自古以来文献收藏机构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和侧重，则因时代、理念等方面的原因有所不同。古代藏书机构“收藏”的意义更大，因复制、传播的条件所限，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存。不仅官方机构如此，私人藏书楼亦是如此。近世以来，随着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不必像古代那样担心典籍的散佚湮灭，典籍的保存不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如何充分使用则成为藏家考虑的首要问题。郑先生自工作以来，主持过北美三个大的东亚图书馆，无不将如何让读者充分利用馆藏资源作为工作的重点。他倡导“学术天下之公器”的理念，多次表达：“书是哈佛的，但知识是全人类的。”对国内而言，哈佛研究图书馆不仅积极为哈佛燕京访问学者提供服务，每年还邀请来自国内的研究馆员做访问学者，充分开发利用馆藏文献。郑先生曾说过：“我们图书馆是一个服务机构，我们的观念就是，越多学者来利用我们的资源，我们越高兴、越欢迎。”更进一步，他还积极推动与大陆馆藏界的文化、学术交流，并呼吁相关机构用更开放的姿态服务社会。无须讳言，国内不少馆藏机构仍重“藏”轻“用”，有的仍保持计划经济时代的“衙门”陋习，认为“管住”“藏好”就可以了，甚至秘不示人，只让自己“用”，限制社会“用”；社会要用，还得找关系、“批条子”。当然，近十年来，风气有所改观，与包括郑先生在内的海内外学界的提倡鼓吹不无关系。

哈佛燕京图书馆在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的基础上开展收藏服务工作，首任馆长是裘开明先生，现有馆藏明清人文集、大部头丛书、各地方志、各种经史著作，均是裘先生奠定的基础；第二任馆长吴文津先生重视中国近现代史资料的收藏，在裘先生建立的人文科学的基础上扩充到社会科学，馆藏增加了一倍。郑先生作为第三任馆长，在图书馆定位上明确为学术和研究性质的图书馆，于收藏上集中在与学术研究有关的文献和出版物上，进一步提高馆藏图书的数量和质量；同时顺应时代发展，重视电子出版物和数据库的采购。从哈佛燕京图书馆自身发展规律而言，郑先生尤重“化藏为用”也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成立时的特殊历史时期，收藏有抢救的特殊意义，如无这种集中的抢救性收藏，恐怕不少文献已经毁于战火。而进入和平年代，馆藏的收藏也进入常态，所以，郑先生将思考的重心放在如何“用”好馆藏、服务社会，因此，几代人收藏的珍贵的中文文献如何通过影印出版的方式回馈祖国，实现海外中文文献的回归，服务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是郑先生念兹在兹的心愿。

从通过理解郑先生的理念、经历，以及背景，笔者认为，郑馆长主导的出版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体现在“规模性”“系统性”“自觉性”三个方面。规模之宏大，上文已经说明，以一家馆藏做如此规模的出版，近世以来，尚属罕见。当然哈佛燕京图书馆具备有利的先天条件，即丰富的馆藏，但馆藏数量的多寡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理念和实践。放到一段较长的时期来看，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出版工作体现出了“系统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类型上，有“文献丛刊”的出版，也有“书目丛刊”的出版，以影印为主，也有排印的研究著作；其次，从进度安排上看，项目依难易、大小、进度快慢，依次推出，井然有序；再次，复制出版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服务社会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的组成部分。以上这些特质，又体现了哈佛燕京图书馆出版工作的第三个特点：自觉性。自觉地将出版工作作为服务社会的重点，并通过持续的努力做出令人瞩目的成绩，是哈佛燕京图书馆出版工作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最重要特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合作中受益匪浅，郑先生曾多次说：“广西师大出版社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出版社。”关怀之情溢于言表。哈佛燕京图书馆与广西师大出版社的长期合作，也建基于郑炯文馆长与何林夏社长理念及情怀的高度契合上，一位图书馆学家与一位出版家的惺惺相惜，才能成就这一宏业。但郑先生为人极其谦虚，总是将成绩归功于哈佛燕京图书馆这一机构，以及沈津先生、马小鹤先生、杨丽瑄女士等同事；我常认为，他的谦虚低调的作风、光风霁月的品格，正是一家伟大图书馆甘当绿叶服务社会的典型体现。

今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喜迎三十华诞，回顾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沈津主任等师长二十年来的鼎力扶持，心怀感激，谨以七律一首表达敬意：

有感哈佛燕京图书馆化藏为用嘉惠士林并呈郑炯文先生

海外嫏嬛遗秘珍，

重光再版拂微尘；

贤仁有此二三辈，

典籍因分千百身；

万卷谁成酬壮志？

廿年自任历艰辛；

化藏为用平生重，

启智传文仰北辰。 i/q2hSWXy0UsbTbqHjc3FOXi6YfkKmZ9mM2RFye5Jt45CNpdiRxcNlC6vwSBbN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