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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昶
我们社的首任社长是王炜炘教授，他当时是学校副校长。在学校申办出版社时，他就分工负责申办事宜；申办成功后，他就自然地兼任了出版社的首任社长。从我社20周年社庆时出版的《书之旅》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为我社的创建和艰难起步并走上正道所付出的艰辛、立下的汗马功劳，所彰显的政策水平和智慧与能力。现在“王社长”（当时社里同志都喜欢这样称呼他）已退休多年，是80多岁的老人了，我也退休多年，也年近八旬，但一想到在他手下工作与共事时的一些往事，仍是值得记忆的，因为“那些事”不仅让人难忘，今天仍让我们受到教育、启迪和激励。
我本是出版社一成立党玉敏同志就找到我，要我到社里来的。因为我当时正在上课，一时脱不了身，学期一结束，1987年初我就到社里上班了。后来他告诉我，是区局和兄弟社有关领导告诉他，我1977年“文革”一结束，区人民社（当时全区仅有一家出版社）就通过自治区有关主管部门来函调我去，因过去我出过书，还为出版社审编过书，但因工作需要我没去成。一来到社里，让我负责总编室工作，主要是选题管理和实施。这样和王社长的联系就多了起来。
当时全国所有大学社，不论学科如何、师资与资源怎样、所在区域特点等，国家教委规定的出书范围却是一样的。我认为这是不科学的、不利于大学社发展的，于是在期刊上发表了《“出书范围”的思考》一文。为此王社长也在社里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大学社办社宗旨中有关为教学科研服务的问题。在这方面他有独到看法：为教学科研服务，不仅是为所在学校教学科研服务，还要为当地高校教学科研服务，出版高校教材和科研专著，这是主要的；但作为师范院校的出版社，还应为基础教育服务，要为中小学教师和学生服务，要出版他们喜爱和需要的图书。我记得当时正好中央六部委下文，其中要求各省（区、市）教育行政部门要大力关心、扶植大学社（包括资金上的扶植）。那时我和几位同志陪王社长去南宁，到区教委汇报六部委文件事。我们先去找区教委主要领导，他说文件我们看了，也研究了，你们去找主管副主任，他会具体告诉你们的。我们立即去主管副主任办公室，路上王社长高兴地小声对我说：“有戏。”我们见到主管副主任时，他笑着对我们说：“你们来得真快呀，我们研究过了，没有钱，给你们政策吧。”一听到“给政策”，王社长就笑着不住点头，因为事前我们就想到“给政策”是结果之一，而“给政策”就可能给予出版中小学生用书。果然，这位副主任接着说：“给你们政策，就是让你们出版学生用书，这样就可以以书养书，多出高校教材和学术专著。怎么样？”王社长马上连声说：“好！好！”这是最好的结果。因为给钱就是给“鱼”，而“给政策”就是“授之以渔”，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在市场中“捞鱼”。
拿到“政策”后，王社长征得区教委同意，由他们牵头，先编写中小学各科练习册和寒暑假作业。为协调好与主管部门和区内兄弟社的关系，王社长又主动向区教委建议，这些“书”分别由我们社、教育社、少儿社3家出版，达到了“皆大欢喜”的结果。从此，在自治区人大、教委和主管部门的关怀和支持下，我社开启了出版教辅读物的“先河”。当时王校长多次在社里讲，一定要编写出版好练习册和寒暑假作业，保证质量，让老师和同学喜欢。我还记得在区里召开这两套书的编写会时，王校长有事无法参加，当他知道区教委有关处室要我在会上讲如何编写时，他一再叮嘱我，要讲清讲好目的要求、指导思想、原则方法、量比程度、难易比重等。在3家社的共同努力下，这两套书是编得较好的，较好地体现了广西基础教育的实力和水平。这也体现了我社为基础教育服务的实力，可谓“一炮打响”。
之后，在王社长的倡导、关心和支持下，社里陆续又编写、出版了一些“双效”兼佳、在读者中有影响的读物，这当中要特别说到的是我社长销一二十年的“英汉对照”和“重点难点”两套书，而这两套书的编写、出版都与王社长有关。（这两套书的由来和编写、出版，在我和其他同志已发的文章中已有叙说，在此不再重述。）在此我想说的是，在社里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和民营书店负责人参加的“重点难点”套书推介会上，王社长不仅亲自参加，而且在会上谈了套书的编写经过等，并让我和北京来的作者代表着重介绍了套书的编写目的、特色、功用和作者情况，从而促成了套书的“一‘会’走红”。从此，也开启了我社在全国首先和民营书店良好合作的先例，也促成了后来在图书市场上影响极大的民营书店“教育图书联合发行体”的形成，这对我国出版业和图书市场的发展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也为我社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当我社迈上正轨、开始发展之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闻出版报》等多家中央媒体组成联合报道组来广西，来我社访问后作了报道，影响很大。不久，中央电视台又将我社出版的“重点难点”中的“高中语文”改为系列讲座，进一步扩大了我社的知名度，甚至有“学生要买品牌学习书，就找广西师大出版社”的说法广为流传。此时新闻出版署刘副署长来广西调研，首先来到我们社。在申办建社时，王社长在北京曾向他做过汇报，他们已认识。这次王社长又在社干会上向他做了详细汇报，会后，我荣幸地听了他们会下的交谈。刘副署长对王社长说，区局的领导对我说过，你为社里出谋划策，办了许多实事，迈出了可喜一步；也听多所大学社领导说，你是大学校长中“兼”社长“兼”得最实在的。接着他又告诫王社长说，你们坚持大学社的办社宗旨是好的，我们办出版社的目的就是要多出好书，出那些在书架上立得起、在社会上流传得久远的书；社里有了钱就要用在出好书上，富日子时一定要想到穷日子，经济上一定要管紧。之后在全社大会上，在肯定社里的成绩后他指出，你们讲自己是小社、新社，我认为你们“小”得出“新”，接着他又把告诫王社长的话又说了一遍。这次刘副署长的调研是有指导性的，当时王社长又组织社里多次研究落实，因而便有了《抗日战争史》丛书等一批拿大奖、在全国有影响的图书的出版，也有了社里更好地制定和规范各种规章制度，还有了当时支出1万元要经社里集体研究、参加研究的人要在决定记录本上签名的规定。
王社长虽然是兼社长，但他对社的管理是很严的、很细的。当时我负责选题工作，他对每年的选题计划都认真审查，并一再说，多出好书，也不能出有问题的书，选题是关键，一定要抓好；对重大选题，特别是那些政治性强的敏感选题一定要第一时间报给他。一次一位社领导交给我一位国民党领导人“秘录”的选题，并可包销×万册，可先付款，他有可出之意。我一看就认为是政治性强的敏感选题，于是马上报给了王社长，也同时打电话给在南宁的贺祥麟总编。王社长一看选题马上坚决说：“这类选题不能出，是要砸牌子的。”并批评了那位社领导。贺总编接我电话时就明确指出，这类书不出为好，并让我把他的意见转告王社长。不久，外省一家人民社出了该书，被中央主管部门摘了牌，这是后话，也说明王社长和贺总编的决策正确。
我每次随王社长出差南宁，不管是办事或开会，他都要和我抽时间（特别是晚上）去看望区有关主管部门领导（包括退离休的老领导），而且不带任何礼物。王社长告诉我，这是对领导部门的尊重，建立真正的“同志关系”，今后好办事。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得，是中央有关部门下文查处有关“以书代刊”乱象事。区局召开各领导会，此事是会议内容之一，当时不了解内情的人，说《东方丛刊》是以书号出的。王社长和贺总编对区局的会一向是重视的，总是尽量安排好时间参加的。这次他们和党副社长参加，并让我也去，因为从一开始《东方丛刊》就是由我负责的，要我在会上代表社里发言，讲明“丛刊”宗旨、目的、社会反响等，他们要我好好准备。在会上我着重汇报了“丛刊”宗旨、稿件来源、用稿标准、作者情况、学界评价、社会反应等，并着重说明“丛刊”是“繁荣东方研究”的学术图书，与“以赢利为目的的地摊刊物”有本质的不同。我的发言在会上得到大家的肯定。会议休息时区局两位领导立即找到我，告诉我他们知道《东方丛刊》是好的学术书，要我在会上发言，是让其他社也多出好的学术书。由于王社长一直尊重主管部门领导，经常去拜访、看望，得到他们的肯定，我多次听到一些退下来的老同志对王社长说：“你们真是没有‘人一走茶就凉’。”多年过去了，我至今认为王社长这种建立“同志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今天，我们都是退休老人，我不时到他家看望他。我们谈论往事，而出版社一直是我们交谈的一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