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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人作嫁衣裳”，既是出版工作者的职业性质和特点，又是出版工作者应有的一个重要修养，更是对出版工作者奉献精神的礼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对出版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要求更高，更要发扬“作嫁衣”的精神，为出精品、创名牌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编辑只做“案头”工作是不够的。编辑要了解市场、了解读者、适应市场、适应读者、主动出击，敢于走进名家，策划组稿，这样制作出的“嫁衣”，才会是精品、名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美学界历经了两次大讨论，带来了学术上的两次大繁荣、大促进。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第二次大讨论，涌现、形成了许多不同的美学流派和名家，他们潜心研究，著述颇丰，发表了许多反映自己学术研究成果的论文，其中不少是属争鸣性的。我多年来关注我国美学动态，和我国一些知名美学学者有交往，并多次参加一些全国性的美学会议和活动，深感美学学术专著出版的匮乏。世界美学界对我国美学发展现状知之甚少。为了更好地反映我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让世界美学界更好地了解我国当代美学发展状况，促进我国美学界走向世界，我构想组织编辑出版一套有关我国当代著名美学家反映各自美学观点的学术专著丛书。我的想法得到社领导的积极肯定和大力支持。为了做好这一工作，我向我国近20位有影响的老、中、青美学学者说了我的想法，并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得到他们的赞同和支持。并定名为“中国当代美学流派名家论丛”。为搞好这套丛书，我提出了具体的构想：1. 组稿对象是我国当代不同观点、流派的美学名家；2. 收作者近5～10年来发表的代表自己最新美学观点的论文结集，形成专论性的学术论集；3. 统一要求，统一装帧设计、印制，成为有统一风格的学术丛书。之后，我走近名家，主动向他们组稿，得到他们的支持。目前已出的论集有：我国美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原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学会顾问、复旦大学博导蒋孔阳教授的《美在创造中》，论集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美学“第五派”——蒋先生的以实践论为基础、以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说，即是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的思想为主论的主要依据，从人与现实（自然）的审美关系的历史形成入手来揭示美和美感的诞生及本质的学术思想；现任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世界美学学会执委、中国社科院原常务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汝信研究员的《论西方美学与艺术》，展示了作者从西方哲学史研究跨入西方美学研究，并“尝试用另一种方式去研究美学，那就是通过人类创造的卓越艺术作品，结合个人鉴赏的体验进行美学探索”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副会长、实践美学的主将、武汉大学刘纲纪教授的《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展示了作者从哲学切入美学研究、联系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美学研究的成果；中国美学学会原常务理事、世界美学学会原执委、“美是和谐”的倡导者、山东大学博导周来祥教授的《再论美是和谐》，展示了作者“从‘美是和谐’这一抽象规定开始，不断地向理性具体提升，进一步探讨了它的哲学方法论基础，探讨了这一抽象规定展开的逻辑中介和历史环节，以及美学范畴辩证发展的过程”的研究成果；等等。
这些论集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称赞。在多次全国性的美学学术会议上，与会者都高度评价这套书的出版：“这是对我国美学界做的一件大好事，有助于美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去年汝信同志携带他的《论西方美学与艺术》参加世界美学会议，与各国美学界同行交流，受到他们的好评：“从精美的图书中看到了中国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我国传媒也对这套丛书的出版做了报道。《中国图书评论》载文指出了这套美学丛书出版的价值；《中国教育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刊登了书评和论集的序等。近几年来，我社先后出版了我国老、中、青学者20多种美学教材和专著，形成了我社的出书特色，受到了学术界和出版界同行的称赞。
近年来，有人提倡“编辑要学者化”，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就要求编辑在新时期做好“案头”工作、练好“案头”功夫的同时，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使专业知识造诣达到尽可能高的程度，了解相关专业的研究动态和现状，参与专业学术活动，结交相关专业的学者名家，使自己逐步成为“学者型”编辑，这样才能走进名家，策划、组到高水平的书稿，出版好学术专著。“中国当代美学流派名家论丛”就是这样做的一个结果。
在新形势下，有人提倡“编辑要研究”，成为“研究型”编辑。这就要求编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多参与学术研究活动，早介入、早参与，与作者一道共同培育出高品位的学术图书。我做责任编辑的《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一书，就是早介入，全程参与作者的学术研究活动，共同制作出的光彩照人的“嫁衣”——一部“民族宗法文化研究的创新力作”。
我与该书的主要作者、我国第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著名的宗法文化研究专家钱宗范教授结交已有10多年，从他那里我学到了有关宗法文化的知识，了解了该学术领域的研究动向，并试着撰写、发表了一些评述宗法文化研究的文章。1992年下半年，钱教授跟我谈到申报原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的事。我们认为，钱教授和他的研究群体，以宗法文化研究见长，而在全国从事宗法研究的人不多，领域不开阔，而钱教授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历经20多年潜心研究并撰写成的《周代宗法制度研究》一书，刚获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专著二等奖，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以钱教授为首的研究群体所在的广西师大被学术界公认为我国宗法研究两个基地之一。为此，决定还是申报有关宗法文化研究的课题。为了选好方向，我们征询了我国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钟文典教授等学者的意见，他们的史学研究要结合广西、联系现实的意见启示了大家。大家认为，学术界过去对宗法文化的研究，往往局限在古代和汉民族中。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汉民族的宗法制对少数民族是否产生过影响？如果少数民族有宗法，其形态又是怎样的？这些宗法是否发生过变异？特别是像地处祖国南疆的广西各民族是否存在宗法？等等。这都是过去宗法研究中尚未涉及的领域。于是1993年就决定以“广西汉族与少数民族宗法制度研究和当代社会”为研究课题，申报原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由于其研究的开创性和视角的新颖，经组织全国专家审定，原国家教委不仅将其列入规划，而且定为广西唯一的重点课题。在当年的课题会上，我征得钱教授和社里同意，提出了如下意见：1. 为了搞好课题研究，既要查阅典籍、史料，又要实地调查研究（利用两个假期进行）；2. 课题中期成果，要撰写成论文发表；3. 敢于提出自己学术观点，敢于争鸣，敢于联系实际，该肯定就肯定，该否定就否定；4. 课题研究成果，约50万字结集由我社出版（签订合同），但书名要简明、突出学术性，并提出以《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为书名，请大家认定。从1993年起，5年来，钱教授为首的课题组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以广西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深入实地调查和查阅典籍史料，搜集了2000多份资料，逐一研究广西汉、壮、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仡佬、水12个民族宗法的具体表现和特点，通过广泛联系和比较，探索广西各民族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进一步研究其产生的原因和社会影响。其间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浅论中国宗法文化的研究》等论文共14篇，其中《中国宗法制度论》、《广西各少数民族封建宗法概论》、《试论近代广西宗法文化的变异性表现及其批判继承》等5篇论文分别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1997年初，他们将这些丰富的科研成果撰写成洋洋50多万字的学术专著——《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由我社于当年11月出版。在他们撰写前和撰写中，我协助钱教授拟定了撰写方案、全书提纲初稿，参加了提纲讨论和最后拟定；参与了全书的统稿和通改工作，其间我又提出了第二编标题的修改意见和就书稿中近50个问题与主编、作者研讨（特别是涉及第三编“广西各民族宗法的改造与当代社会”的问题），从而保证和促进了书稿质量及学术性的提高。该书出版后，我又与钱教授一道做好与学术界同行的联系和图书宣传工作。该书出版时间虽然不久，但由于视角新颖、体系严密、史料翔实、新见迭出，建构了民族地区宗法制度研究的新体系，开拓了民族地区宗法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展示了宗法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是一部高品位的学术专著，受到学术界的充分肯定和赞誉及传媒的好评。不少学术界的知名学者，如古代史老前辈、北师大国学所所长、博导赵光贤教授，博导彭林教授；历史学家、上海市社科院杨善群研究员，《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辑苏双碧编审，史学家、北京大学博导吴荣曾教授，民族史专家、中南民院（现中南民族大学）博导吴永章教授，原国家教委历史学科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大学原副校长、博导乔幼梅教授，东北师大原副校长、博导詹子庆教授等，读到该书后，纷纷来函称赞：该书“是广西社科界80年代以来最突出的学术著作之一”；是“目前所见研究少数民族历史上宗法制度的第一部著作”；“该书建构了民族地区宗法制度研究的新体系，填补了国内民族地区宗法文化研究的空白，从而把我国传统的宗法文化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钱宗范教授的研究群体“近年来能另辟蹊径，利用广西各少数民族中的宗法制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横向比较的方法，这不仅有助于广西民族史的研究，同时对弄清先秦宗法制也会有极大好处。前人、别人从未做过类似的工作，这一成果具有开创意义，完全可以肯定”；“该书别开生面，言人所未言”；“为史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大家从中可以得到启发”。《光明日报》、《中国出版》、《学术月刊》、《中国教育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文汇读书周报》等10多家有影响的报刊已发表了近20篇书评评价该书。《光明日报》的书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力作》指出：“这部专著对广西12个民族古近代的宗法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填补了我国民族地区宗法制度研究的空白。”“本书提出了一些学术新见，开拓了民族史和宗法制度史研究的新领域。”《中国出版》的书评《研究宗法文化的开拓性新作》指出：该书“是一部高品位的学术专著”，有四个特点，即“开拓宗法文化研究新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学术观点”、“丰富和深化了宗法文化研究的内容”、“联系现实，提出了对宗法文化的批判继承问题”。
组织、编写、出版《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一书的实践中，我更认识到，在新形势下，编辑在做好案头工作的同时，成为研究型编辑，就是要多研究，多参与研究活动，了解学术研究状况，与作者一道研究，早参与，早介入，从课题提出、选题确定、拟定提纲、写作直到出书后的宣传全程参与，是确保出好高品位学术著作的关键一环，也是在新形势下给编辑提出的新课题。
按过去的理解，编辑“为他人作嫁衣裳”主要是出好书。在新形势下，编辑的职责发展了，内涵扩大了，为作者服务，不仅要出书，而且要出人，促进人才的成长，为繁荣学术做出贡献。特别是作为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这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新时期编辑职业道德的重要体现。早在1986年由原国家教委、原国家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大学出版社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提出“鼓励中青年教师总结教学经验与学术交流，著书立说，加快培养中青年教师的步伐”为大学出版社的主要任务之一。出书出人，繁荣学术，是新形势下出版工作者一项新的、重要的职责。出书出人，就是要多出中青年作者的书，多扶植经修改有出版价值的中青年作者的书，多出在学术上有价值但有争议的中青年作者的书。在新时期这样做，是一个出版工作者应有的职业道德修养，是应有的胆识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的体现。
我在工作中是逐步认识和有意识这样做的。近几年来在与我国一些美学学者的交往中，在参加一些全国性的美学会议时，我听他人介绍，并深深感到，我国有一批正在成长、正在冒尖的中青年学者。特别是当学术界的同仁看到我社组织编辑、出版的“中国当代美学流派名家论丛”，给予高度评价和赞誉时，也谈到近10年来，随着我国美学学术活动的发展，涌现了一批在学术上有建树、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应组织出版一些他们的论集，其中不少人谈到了杨春时教授。杨春时教授是位中年学者，现为厦门大学教授。他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于80年代初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致力于美学和文学研究的，他建构的学术思想体系——生存（超越）美学和文学主体性的学术主张在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较大反响。他的学术道路是以美学为起点的，而他建构的美学思想体系又是超越实践美学的结果。80年代中，他在美学研究中，意识到当时我国主流美学学派——实践美学的先天缺陷，于是从生存而不是实践范畴出发，推演出美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审美超越现实的结论。特别是他吸收并发展了弗洛伊德、荣格、皮亚杰等人的理论，做出了人类意识结构模型。这个意识结构模型，特别是关于非自觉意识与自觉意识的划分，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后来国际美学评价协会对此做出评价：“杨春时教授在心理学和美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认为他的这一成就与S.弗洛伊德和J.皮亚杰的成就的水平相当。”并认定他是“第一流的有开拓性的教授”。之后，他相继发表了《超越实践美学》、《再论超越实践美学》等文章，对实践美学进行了全面的批评。他指出，实践美学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它以实践范畴作为逻辑起点，把美作为实践的产品，强调了其群体性、物质性、理性、现实性，从而与审美的个体性、精神性、超理性、超现实性本质相悖。进而提出以生存作为哲学起点，生存的本质是自由和超越，审美是自由的生存方式与超越的解释方式——这就是他致力于建设的生存（超越）美学的要义。生存（超越）美学的提出，引起了全国美学界的关注和争论，并举行了全国性研讨会。虽有争论，但说明新一代美学正在崛起，是我国美学摆脱前苏联美学模式，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转折点。其间，他又参与发起了我国文学主体性争论，为此他发表了许多论文，其中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论文艺的充分主体性与超越性》一文，被广泛转载、评价，被认为是争论的“代表性文章”，国外学术界对这一争论也有反应，该文也被国外学术刊物转载、评述。对于像杨春时教授这些有思想、有造诣、有建树，但又有争议的中青年美学学者的论集要不要出呢？新时期的出版工作者就要促进新的学术思想的发展，扶植新人，促进学术繁荣，因此我是倾向要出的。杨春时教授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国家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全国政协委员，说明国家对他的学术成就是肯定的。这几年来他已出版了《系统美学》及其姊妹篇《审美意识系统》和《艺术符号与解释》、《中国文化转型》等专著和发表了大量论文。为此，我征求过一些美学界人士和社领导的意见，得到他们的赞同和支持，认为这样做，是对新人的扶植，反映我国学术界的现状，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可以有选择地出版一些中青年学者的论集，但不列入“论丛”。刘少奇同志说：“编辑工作是高级创造。”（《刘少奇选集》下，186页）这个“创造”，就包括学术的创造和人的创造。于是，我主动向他约稿，并和他一道选出生存（超越）美学和文学主体性方面代表性论文结集出版，并定名为《生存与超越》。该书出版以后，受到美学界的重视与好评。杨春时教授去年赴美讲学时，带去该书与外国同行交流，他们称赞该书：“从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同行的又一新的美学思想体系。”之后，我社还出版了一些反映我国中青年美学学者新的美学观点的论集，如山东大学《文史哲》副主编陈炎教授的《积淀与突破》，集中展示了他也是有争议的关于“积淀说”和“突破学”的新观点。目前我正在编辑的还有复旦大学博导朱立元教授的《美学与实践》， 这一论著反映了这位我国学术界公认的有成就的中年学者在新时期对实践美学的继承和发展的最新科研成果。
出版中青年学者的论集，虽然会引来一些争议，也有一定的学术“风险”，但有助于新的学术思想的发展和新人的成长，有助于学术的繁荣，这是新时期出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看着这些中青年学者新作问世，我们心里也是极欣慰的。
原载区局、区版协编、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职业道德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