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弗莱几乎走完了整条福尔街。他走过那家倒闭了的沃尔沃斯零售店，一个坏老板开的肉店（“那人会打老婆的。”莫琳说），一个好人开的肉店（“是他老婆不要他，离家出走了。”），还有钟楼、废墟和《南哈姆斯公报》的办公楼，直到最后一家店铺。每走一步，哈罗德小腿上的肌肉都扯一下，呼吸也越来越急促。他身后的河口在阳光下仿佛一块闪闪发光的锡片，远处河面上的小船已化成白色光点。哈罗德在旅行社前停下，假装浏览窗子上贴着的超值旅行计划，想趁路人不注意稍作休息。巴厘岛、那不勒斯、伊斯坦布尔、阿布扎比，他母亲曾经用最梦幻的语言给他描述过这些地方：那里的土地长满热带植物，那里的姑娘头上都戴着花……以至于他从小就对自己不了解的世界本能地充满了怀疑。和莫琳结婚后，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多少，后来戴维又出生了，他们只是每年去伊斯特本同一个度假营待两周。哈罗德深深地呼吸几下，定一定神，继续往前走去。

店铺变成了民居，有些外墙是用粉灰色德文石铺的，有些是粉刷的，还有些贴着石板瓷砖。玉兰开得正好，一朵朵白色的星形点缀在叶子上，闪闪发亮，像假花一样。已经一点了，邮差肯定已把今天的信收走了。他打算买个小点心填饱肚子，然后找下一个邮筒。又过了一个交通灯，哈罗德往加油站走去，那里连房子都没有了，只剩下大片的空地。

有个小姑娘坐在柜台前打哈欠。她在T恤衫外面罩了一件红色马甲，上面别着一只“很高兴为您服务”的襟章；头发油乎乎地挂在脑袋两边，露出两只耳朵；脸上有些痘印，肤色苍白，好像长时间关在室内没有见过阳光一样。刚开始他问有没有小点心的时候，她甚至没有听懂。

“哦！你是说汉堡？”她终于明白过来，吃力地挪到冰箱旁取出一个特大的芝士汉堡和薯条套餐，教他怎么用微波炉加热。

“天哪，”哈罗德看着在微波炉里转动的汉堡说道，“我不知道你们加油站还有卖正餐的。”

那女孩递过一个装着番茄酱和甜酱的碗，边擦手边问：“加油吗？”她有一双小孩子的手。

“不用，不用，我只是路过。我是走路过来的。”

“哦！”她说。

“我要寄封信给一个老朋友。她得了癌症。”让他吃惊的是自己说出那个词前停了一下，声音也变低了，还下意识地开始摆弄手指。

女孩点了点头：“我阿姨也是。这病简直无处不在。”她将眼神投向店里的柜子上，好像它就藏在汽车协会地图和那些海龟牌上光蜡后面，“但你总要积极点。”

哈罗德停下握着汉堡的手，用纸巾擦擦嘴角：“积极点？”

“你一定要有信念。反正我是这么想的。不能光靠吃药什么的。你一定要相信那个人能好起来。人的大脑里有太多的东西我们不明白，但是你想想，如果有信念，你就一定能把事情做成。”

哈罗德充满敬畏地看着这个女孩。他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但她现在看起来就像是站在一团光中央，好像太阳转了一个方向，连她的发丝皮肤都明亮清晰起来。也许是他盯得太专注了，甚至还可能叹了一声，只见女孩耸耸肩，咬住了下嘴唇：“我是不是在说废话？”

“老天，不是的，才不是呢。你的话很有意思。我恐怕从来没有弄明白过宗教这回事。”

“我并不是说要……信教什么的。我的意思是，去接受一些你不了解的东西，去争取，去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一些事情。”

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简单的坚毅和笃定，更别说是在一个年轻人身上。听她一说，好像这些都显而易见似的。“她后来好了，是吗？你那位阿姨？因为你的信念？”

女孩没有说话。她动一动嘴唇，嘴半张着停了片刻，又紧紧闭上。

“有人吗？”一个穿细条纹套装的男人在柜台那边叫了一声，百无聊赖地在台面上轻轻敲打着手中的车钥匙。

女孩绕回柜台前，哈罗德紧紧跟了上去。条纹衫男人装模作样地看看表，手腕高高举到空中，指着表盘说：“我要在三十分钟内赶到埃克赛特。”

“加油吗？”女孩回到堆着香烟和彩票的位置问道。哈罗德试着捕捉她的眼神，但她却没再看过来。她又成了刚才那个迟钝、空洞的人，好像两人之间的对话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哈罗德把汉堡钱放下，往门口走去。信仰，她说的是这个词吧？这并不是一个平时常听到的词汇，但是很奇怪，他偏偏碰巧在这天早上读完奎妮的信之后听到了。即使他并不十分明白女孩说的信仰指什么，甚至不清楚他能相信几分，但这个词听起来感觉太对了。它在他脑子里萦绕回响，经久不散，让他不知所措。从六十五岁那年开始，他就对未来的困难做好了心理准备：关节会越来越僵硬，耳朵会越来越不灵敏，眼睛一吹风就会不停地流泪，胸腔还会忽然一阵刺痛，好像预示着什么不祥似的。但现在这种突如其来的感觉又是什么呢，怎么这么有力，让他身体微微颤抖，双腿跃跃欲试？他转向A381街，发誓到下一个邮筒一定会停下来。

他已经快走出金斯布里奇了。马路渐渐变窄，成了一条小车道，最后干脆连人行道也没了。头顶绿树成荫，蓊郁的枝叶连成一条隧道，尖尖的新芽和云一样的花簇缠绕其中。他不止一次贴向旁边的山楂树，避开路过的汽车。有些车上只有一个司机，哈罗德猜他们一定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因为他们个个都表情凝滞，好像所有的喜悦都被榨干了。有些车里坐着母亲和孩子，看起来同样疲惫不堪。那些像莫琳和他一样的伴侣也是一副僵硬的疲态。哈罗德突然有一种朝他们挥手的冲动——他是喜欢和人交往的，他希望自己对他们有更深的了解，明白他们之所爱，之所失。但他终究没有抬手——走了那么久，他已经气喘吁吁了，不想再引起不必要的惊慌。

大海已被远远地抛在身后，面前是绵延的小山和达特姆尔高原的蓝色轮廓。高原那边呢？是布拉克山脉，然后是门迪普小丘、马尔文丘陵、奔宁山脉、约克郡谷、哲维山，再过去就是特威德河边的贝里克郡了。

然而在这里，就在马路对面，一个邮筒出现了。邮筒旁边有一个电话亭。哈罗德的旅程到头了。

他一步步向前挪着步子。刚才错过了那么多个邮筒，还有两辆邮车和一个骑着摩托的邮差。他想起了自己错过的其他东西——那些人，那些机会，那个不再愿意与他对话的儿子，还有被他辜负了的妻子。他想起了疗养院里的父亲，想起母亲放在门边的行李。现在还有一个二十年前就已经证明了自己一片真挚的朋友。这是注定的吗？难道他必须放弃这些东西，仿佛它们真的无足轻重？这个无可奈何的发现重重地压在他心上，让他喘不过气来。一封信太不够了，一定还要再做点什么。他蹒跚着回到路上，满面悲痛。伸手摸向袋子，才发现手机落在家里了。他心里一惊。

一辆小货车突然急刹车，险些没避开哈罗德。“找死呀！”司机嚷道。

哈罗德听若不闻，对邮筒也视而不见。他走进电话亭，把奎妮的信握在手里。

信封上有地址和电话号码，但他的手指颤得如此厉害，几乎连数字都输不进去。在等待的空当，电话亭里的空气变得凝结滞重，一滴汗从他肩胛骨间滑落。

响了十来下后，话筒那头终于响起哐啷一声，传来一个口音浓重的声音：“下午好。圣伯纳丁疗养院。”

“我想找一位病人，名叫奎妮·轩尼斯。”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

哈罗德加了一句：“是急事。我想知道她怎样了。”

接电话的女人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好像是一声长长的叹息。哈罗德的背脊突然升起一缕寒意。太晚了，奎妮死了。他紧紧咬住自己的手。

那个声音说：“恐怕轩尼斯小姐正在睡觉。我可以帮您传个口信吗？”

小朵的云在地上投下影子，走得飞快。远山的光影一片雾蒙蒙，不是因为薄暮，而是因为山前蔓延的大片空地。他思量着现在的情景：奎妮远在英格兰的那一头小睡，而他站在这一头的小电话亭里，两人之间隔着他毫不了解、只能想象的千山万水：道路、农田、森林、河流、旷野、荒原、高峰、深谷，还有数不清的人。他要去认识它们，穿过它们——没有深思熟虑，也无须理智思考，这个念头一出现，他就决定了。哈罗德不禁为这种简单笑了。

“请告诉她，哈罗德·弗莱正在来看她的路上。她只要等着就好。因为我会来救她，知道吗？我会走过去，而她一定要好好活着。听清楚了吗？”

那个声音回了一声：“是。还有其他事情吗？比如说，你知道每天的探访时间吗？你知道停车场的规定吗？”

哈罗德重复道：“我不开车。我要她活下来。”

“不好意思。您说车子怎么了？”

“我会走路过来。从南德文郡一路走到贝里克郡。”

那个声音不耐烦地一叹：“这条路可不好开啊。您在干什么？”

“我走路过去！”哈罗德大声叫道。

“哦，”那声音慢条斯理地回应，好像她正在用笔记下来似的，“走路过来。我会告诉她的。还有什么吗？”

“我现在马上出发。只要我一天还在走，她一天就要活着。请告诉她这次我不会让她失望。”

哈罗德挂上电话走出亭子，一颗心跳得如此之快，好像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他用颤抖的手将给奎妮的信从信封里抽出来，抵在电话亭的玻璃墙上匆匆加了一句“等我。H.”就把信寄出去了。

哈罗德凝视着眼前的长街，还有远处达特姆尔公园那阴森森的围墙，又看了看脚上的帆船鞋。他在心里问自己：天啊，我刚才到底做了什么？

头顶的海鸥拍拍翅膀，叫了一声。 RPM4tG0F0N1zUuh8nkNUMWaT1vUs9jEc9xkA5noSMQQcgR1/FOnZhz+wYZ8hhk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