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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十源就读的第一所小学，是宣武区（现西城区）的北半截胡同小学。二年级搬家，转到崇文区（现东城区）的东珠市口小学。
他刚上小学时，班主任刘老师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教师，人非常好，因为白十源没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刘老师成为第一个对他进行启蒙教育的老师。她待学生既和善又细心，管理上也有自己的一套。
白十源小学时成绩非常好，只是拉丁文字不行，从汉语拼音开始就学不进去。后来学西班牙语——当时各个学区分配，这个学区学西班牙语，那个学区学英语，他所在小学的那个学区学西班牙语——从来都是勉强及格应付考试。
刚开始接触拉丁文的时候，他的字也写得特别差，不会写字。可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不到一个学期吧，突然他就写得特别好了。老师惊讶地说：“哎呀，白松（注：那会儿还叫白松）突然开窍了，字写得这么漂亮！”
上小学那会儿，白十源最调皮的事是晚上看书不睡觉，早上不愿意起床，有时上学迟到。小学一年级期末考试结束，返校日学生还是要按时去学校，由老师宣布每个人的考试成绩，布置寒假作业后就放假了。恰好这天早上白十源又迟到了，老师看到是他在外面敲门，无可奈何地说：“在门口站着吧。”
然后她就继续念成绩，一念到白松——“一百分”。
抬眼看看门口的他，说：“到你座位那儿站着。”
接着，她公布第二门的成绩，念到白松——“一百分”。
老师顿了一下，说：“坐下吧。”
下面的同学都偷着乐了。
白十源的小弟弟是在“文革”期间出生的。不幸的是，他在医院感染了病菌，得了皮下坏疽，生命几近垂危，白十源的父母急得团团转。医生安慰他们：“这病能治好，不过得用好药，非常贵——药费你们能报销吗？”
当时如果是工人，其家属看病的费用可以报销；老师家属却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因为那会儿老师被视为“臭老九”，受人歧视，待遇也极低。不给报销也得治病啊。白家拼了老底，东挪西借的，总算凑齐了医药费，孩子最终治好了。不过看病却留下了1000多块钱的债务，这在当时是笔巨款，相当于现在的三四十万，白家的经济状况一下就垮了。
过去，白十源也听父母聊起过，因为爷爷是大资本家，解放后白十源的父亲唯一能干的就是老师了。父亲原来也报考过一些机关单位，不过都是考试通过后，上不了两天班就回家了，因为过不了政审关。
家庭成分指的是家人的社会阶级，比如工人、农民、资本家等。那时受“左”的思想影响，家庭成分这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应运而生。当时谁越穷，家庭成分越低就越光荣；反之，家庭成分高的子女，在求学、就业、择偶等各方面都受歧视。那会儿小孩子吵架也常用家庭成分攻击对方。一方如果说：“你个地主羔子，也配跟我这贫农后代一起玩？”对方立马蔫儿菜，臊得没脸见人。当然时代进步了，现在早没成分这一说了。不过那会儿家庭成分就像个紧箍咒，紧紧罩在白十源一家头上。尤其是白十源的母亲，月子里受到孩子生病的惊吓，之后又遇到经济困难，心里一直缓不过劲儿来。
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阴雨，白十源弟弟的病刚好，外祖母又得了癌症，白家的日子更难过了。原来，白十源的母亲是独生女，更确切地说，她是养女。白十源出生时，外祖父已经过世，母亲的工作收入全都要给养母用。外祖母在癌症晚期，每天打针需要一块钱，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白十源的父亲一个人养活全家——不仅养三个孩子、奶奶，每月还要给爷爷五块钱，还要养奶奶的老母亲。这么大一个家庭，就靠父亲的五十几块钱工资，日子过得相当紧巴。
“文革”越演越烈，红卫兵小将把家庭成分升了级，搞出一个“红五类”和“黑五类”。所谓“红五类”，就是贫农、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及其家庭成员；“黑五类”呢，就是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右派）及其家属。还有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被划入“黑五类”的，一家人都倒了霉，随时随地受人侮辱、唾骂乃至批斗。
白十源有个大资本家兼地主的爷爷，家里肯定受冲击。白十源的父亲还想得开，母亲就有些抑郁，觉得自己不仅被人指指点点，在校还受学生辱骂。她一下子想不开得了精神分裂症，疯了，留下一个残缺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