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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白十源，给大家的印象是文静、善良、好学、听话，也执着。在他两三岁时，家里曾养过一只小兔子。这只小兔通体雪白，惟有眼睛红红的，像两颗晶莹的红宝石，花瓣似的小嘴一裂开，就露出两颗大板牙，可爱极了。
白十源特喜欢它，没事儿就捡来菜叶喂它。可惜的是，小兔后来拉肚子死了，父亲把它埋在院里的葡萄架下。那时白十源还小，对生死没有概念，每到吃饭时，就会去葡萄架下哭着呼唤小兔来吃饭。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
白十源出生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日子虽然有了好转，但白家也不富余。当时，正逢国家困难时期，大杂院里其他人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几乎都是“一间屋子半张炕，两口衣箱一张桌”，经济状况差不多。
物质生活虽然清贫，精神生活却不能匮乏。白十源的父母都是教师，挺关心儿子的教育。耳濡目染之下，白十源骨子里就很注重学习。父母工作忙，他基本上是自己管理自己，放学后先把作业做了，然后总给自己找点事儿，比如看看书什么的。
他的一个特质就是喜欢读书，小时候就喜欢，求知欲特强。当然那会儿家里也没什么藏书了，不过，但凡看到印的字，他都会拿过来仔细地看上一遍又一遍。用奶奶的话说，就是把能数的字都数光了。
白十源很小的时候，父亲曾对他说：“咱家现在住的房子是纪晓岚当年总揽纂修《四库全书》时存放图书的书库。”年幼的白十源把这话默存心中。人们常说，一个地方放置某种物件久了，就会沾染上这种物件的气息，形成所谓的气场。这个昔日书库的所在地，似乎有种看不见的影响力，与白十源强烈的求知欲共振，使他对读书的兴趣更浓了。
家里虽然没有藏书，好在父亲是老师，可以办借书证。一开始白十源拿着父亲的借书证，自己跑去崇文区图书馆借书。但那会儿也怪，像他这种没长大的孩子拿成人借书证，在图书馆愣是借不来书。白十源小嘴很甜，一口一个“叔叔”“阿姨”地喊，可管理员就是不借。实在馋急了，他就央求父亲赶紧陪他去借两本，很快就看完了。每次借书后，他都如饥似渴地阅读。虽然借书比较艰难，但在他的再三央求下，靠父亲的借书证，他也读了一些当时普通孩子难以读到的书。那会儿他年龄小，书中的内容虽然理解不深，但后来他的很多习惯，跟当时喜欢看书有很大关系。他那种主动寻求知识、获取知识的本领，也是那会儿养成的。
大杂院孩子很多，放学回家经常凑在一起找乐子——男孩子偏爱竞技性的游戏，比如打乒乓球、打腿架、打弹珠、滚铁环、下军棋；女孩子的游戏更活泼一些，像跳皮筋、踢口袋、跳格子之类；再小一点的孩子喜欢玩藏猫猫，大院里杂物多，随便找个旮旯一躲，不花上点时间，还真难把人给找出来。每到傍晚时分，院子里热闹极了，有些孩子扭做一团在院子里蹦来跑去；更有淘气的，极力攀爬上院里那棵大槐树，想去采摘劲放的槐花；间或传来几个女孩子的尖叫声，一定是槐树上掉下“吊死鬼”，把她们吓得变了音。
外面的笑闹声丝毫影响不到屋里的白十源。渐渐地，左邻右舍都知道：白家老大从不出去疯闹，这孩子整天不是看书，就是归置东西，真叫人省心。
童年的白十源
白十源打小就喜欢收东西，只要家里翻出个小玩意儿，他都收置起来。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妈妈给他一个小皮箱，这可把他高兴坏了。除了以前收置的小玩意儿，他把自己的课本、作业本、学生手册都整整齐齐地码进皮箱，没事儿就拿出来欣赏一番，从中得到无穷乐趣。他的有些同学很不理解：学过的课本、作业本有什么用？自己那些早不知所终了。
“文革”初期大串联，白十源的母亲从上海给他带回一套七巧板。它们在白十源的手中随意拼出不同的图样，既漂亮又有趣，他喜欢极了。对一般孩子来说，这种玩具顶多玩上一两个月也就腻了；可他居然玩了好几年！后来即使不再玩了，他也都把它们好好地收置到自己的百宝箱里。
箱子里面的课本、作业、七巧板什么的，一直到他40多岁某次搬家时才散失掉，成为他心里的遗憾，追忆及之犹念念不忘。从这点看，喜欢收藏是他骨子里的一个习惯。这种习惯的养成，一是他自有的天性，二是长期物质匮乏的拮据生活，使他对物事更加珍惜。
那个时期，爸爸的朋友马西元是家里的常客。丁家与马家是三代世交——马伯伯的父亲是爷爷的生意伙伴，主要负责在当地采购，再交给爷爷运到京津；马伯伯跟白十源的父亲又是好朋友；他的孩子们跟白十源兄弟还是好朋友。马伯伯为人豪爽，喜欢和孩子们讲述往事。别的孩子贪玩，经常溜号，但马伯伯每次忆旧，白十源都认真听讲。马伯伯的回忆，给小小年纪的白十源很多启发。记得有一次马伯伯讲了白十源爷爷不与日本人合作的故事：“当年包头被日本人占领，有汉奸想拉拢你爷爷跟日本人交往，他可以得好处。你爷爷对我们说：‘其他事情都可以做，唯独这桩事情万万做不得，绝对不能跟日本人打交道，饿死也不能做汉奸。’后来，他就找借口推辞：‘我信仰宗教，每天五次礼拜，平时也不过是买一点卖一点做些苦力，我做不了什么事儿。’因为他没有应允给日本人做事，从此得罪了日本人。你爷爷在包头做生意就特别小心谨慎，每次他买货，日本人都可能来查，看他运什么货到大西北。那些货表面看是红糖、布匹，其实里面藏了好多西药，还有盘尼西林。大家都传这盘尼西林可了不得，说人快死了，打一针，几个小时后就好了。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是当时最好的消炎药，特别金贵。当时陕北红军被封锁，搞不到西药，主要靠人从外面弄进去。你爷爷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把那些西药偷偷运给红军。你爷爷凭着良好的人脉和机灵的头脑，躲过了日本人的一次次搜查。”
马伯伯的一番话，让白十源看到了爷爷正直、正气的一面。平时白十源陪奶奶聊天时，也会聊爷爷的一些事情。奶奶说爷爷与人交往总是和气待人，关注对方的感受，处理事情也懂得灵活变通。曾经有位族亲被土匪绑票，对方要撕票时，爷爷冒着生命危险与土匪谈判，救下被绑票的族亲。爷爷既出钱又出力，赢得了族人的拥戴。
从奶奶的讲述中，白十源得知爷爷不仅生意做得好，还是收藏家。相同的志趣爱好，使他结识了著名收藏家、鉴定家张伯驹、王世襄等，大画家齐白石也曾是丁家的座上客。
“你爷爷跟张伯驹在一起最喜欢评论书画，聊得可起劲了。你爷爷说过，张伯驹痛恨日本人，当年日本人想出30万大洋购买他的《平复帖》，被他拒绝了。他还遭过绑票，差点被撕票呢。”
“爷爷那些书画哪去了，我怎么没见过？”白十源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文革时谁敢留着啊，全都偷偷地撕了、烧了、扔了呗。”奶奶叹息着说。
白十源喜欢听奶奶讲过去那些事儿，从奶奶的讲述中，他对爷爷的藏品产生了极大兴趣，脑子里不知勾勒过多少遍它们的形状与颜色。后来，他有机会去故宫参观，当他第一次看到那些精美文物时，几乎一瞬间就把脑子里对爷爷藏品的想象，与眼前所看到的文物对应上了，也彻彻底底地被那些老物件给迷住了。
白十源最早收藏的文物是古钱币。那会儿他刚上小学，正值“文革”时期，社会上还没有文物市场，也不能公开表示喜欢老物件，不过细心的白十源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古钱币“交易渠道”。当时校园里流行踢毽子，毽子由羽毛、铜钱、花布组成，班上同学几乎人手一个，没人把毽子上的铜钱当回事儿。别人不喜欢，白十源喜欢，他从同学手里花几分钱就能买个铜钱。白十源对那些古钱币喜欢得不得了，他把自己的那点儿零花钱都换成了古钱币。
家里来的朋友们得知白十源热爱收藏、爱物惜物的事，不禁感慨道：“这孩子还颇有祖风，名祖之孙乃如是啊！”
爷爷怆然动情，有意识地给白十源讲文物方面的知识。爷爷告诉他，文物是一个时代文化的精华之所在，具有不可再生性。文物不仅是物件，还是文化的载体。人随文化草随风，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文化的价值不能单用金钱衡量，收藏的人应该把注意力放到藏品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上。
爷爷还说，一个优秀的收藏家，应该有自己的学术体系和收藏特色，更应该让手中藏品充分发挥作用，服务社会。有条件时把藏品展示给大众，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是把蕴藉的中国文化传给子孙后代的极佳方式……
当时白十源对爷爷的话似懂非懂，不过那么小的孩子竟听得津津有味。他觉得爷爷讲老物件的历史真有趣，索性跟着好奇心继续学习。这期间，他读了许多文史类书籍，对文化的崇敬逐渐融到他的血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