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第一次请德·诺普瓦先生来吃晚饭，感到有点遗憾，说科塔尔教授正在旅游，她已跟斯万完全断绝来往，否则他们俩倒会引起这位前大使的兴趣；听到这话，我父亲回答说，科塔尔是著名学者，有这样的佳宾作陪，晚宴只会增色，但斯万喜欢自吹自擂，结交了些许达官贵人，就唯恐天下不知，是个虚张声势的庸俗之徒，诺普瓦侯爵一定会用自己的惯用语说此人“奇臭难闻”。不过，对父亲的这一回答，我可得作些解释，因为也许在有些人的记忆之中，科塔尔味同嚼蜡，而斯万在社交上的谦和、审慎，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我父母的这位旧友，除了“小斯万”和赛马俱乐部 的斯万这两个身份之外，已有了新的身份（而且不会是他最后的身份），那就是奥黛特的丈夫。他让自己惯有的本能、欲望和精明，效力于这女人粗俗的野心，想方设法为自己和伴侣谋得一种新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虽与他以前的地位相比大为逊色，却跟他的伴侣十分匹配。处于这种地位，他显得判若两人。既然（他仍独自跟自己的朋友来往，只要他们不主动提出跟奥黛特见面，他就不会把她带去见他们）他已跟妻子一起开始另一种生活，跟新的朋友交往，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在衡量新朋友的地位时，即在衡量他接待他们的来访是否会在自尊心上得到满足时，用来比较的标准为什么不是他结婚前交往的出类拔萃人士，而是奥黛特过去的朋友。不过，即使我们知道，他喜欢结交的是粗俗的官员，以及在各部委举办的舞会上充当花瓶的轻佻女子，但听到他大肆宣扬，说某部长办公厅副主任的妻子曾来拜访斯万夫人，我们也会感到惊讶，因为他在过去——至今仍然如此——会作出优雅的姿态，对来自特威克南 或白金汉宫的邀请只字不提。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优雅的斯万的爽直，只是虚荣的一种更为精明的表现形式，并说我父母的这位旧友，如同某些犹太人，依次表现出这个民族所处的各种状况，既显出极其幼稚的故作风雅和毫不掩饰的粗鲁无礼，又表现出无可挑剔的礼貌。但是，主要原因，即适用于全人类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美德并非是某种自由、浮动之物，也不是我们能时刻支配之物；美德在我们的思想之中，最终同我们将表现美德视为义务的那些行动紧密结合，因此，万一有另一类活动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就会被弄得措手不及，甚至无法想到，这类活动中也有可能表现出同样的美德。斯万对那些新朋友十分热情，自豪地说出他们的大名，这如同谦虚或慷慨的大艺术家，晚年时进行烹饪或从事园艺，听到别人称赞他们烧的菜肴或种的花坛，就会幼稚地感到满意，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菜肴或花坛，听不进批评，但对“这是杰作”的赞美，却会轻而易举地接受；换句话说，他们乐意无偿赠送自己的一幅画作，却不乐意在玩西洋骨牌戏时输掉两个法郎。

至于科塔尔教授，我们要过很长时间才能跟他经常见面，地点是拉斯珀利埃尔城堡，即“老板娘” 的住宅。关于他，此时此刻需要指出的首先是如下这点：斯万的变化几乎不会使我感到意外，因为我在香榭丽舍大街见到吉尔贝特的父亲时，这变化已经发生，我无法对此怀疑，另外，他当时在大街上没有跟我说过话，因此，在我面前炫耀他那些政界朋友的可能性并不存在。（而且，他即使炫耀，我也有可能无法立即察觉他的虚荣心，原因是对一个人长期形成的看法，会使我们变成瞎子和聋子；我母亲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竟然没有发现她的一个侄女涂有唇膏，仿佛这唇膏已溶入水中，使人无法看到；直至有一天，因唇膏涂得过多或别的什么原因，才出现称之为“过饱和”的现象；以前从未看到的唇膏，这时全部凝聚起来，我母亲看到这突然出现的鲜艳色彩，就像在贡布雷时那样，说真是奇耻大辱，并跟这侄女断绝来往，如同绝交一般。）但科塔尔的情况完全不同，他看到斯万初次步入维尔迪兰家的那个时代，已成为遥远的过去，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荣誉和头衔接踵而来；第二，一个人即使没有文化素养，会用同音异义词玩拙劣的文字游戏，却仍可能具有任何文化素养都无法替代的特殊才能，如杰出统帅或著名医生的才能。科塔尔被他的同行们看重，并非只是因为他在行医过程中从默默无闻的医生逐渐名扬欧洲。聪明的青年医生们宣称，如果他们有朝一日病倒，科塔尔是他们唯一能托付自己性命之人，至少在最近几年是如此，原因是因变化的需要而产生的思想方式也会变化。也许他们更喜欢和某些文学、艺术素养更高的主任医生交往，以谈论尼采和瓦格纳。科塔尔夫人邀请丈夫的同事和学生来参加晚会，希望她丈夫能有朝一日出任医学院院长，但在晚会上只要演奏音乐，科塔尔就不想听下去，情愿到隔壁客厅里去打牌。然而，他的眼光和诊断的迅速、透彻和可靠，却受到异口同声的称赞。第三，说到科塔尔教授对我父亲这样的人所采取的总体态度，我们应该指出，我们在生活的后半部分所显示的本性，虽说往往是我们原来的本性，却并非一贯如此，不管原来的本性已经发展或衰败，或是已经加强或削弱，它有时变得截然不同，犹如反穿的衣服。除了在对他如痴如迷的维尔迪兰夫妇家里之外，科塔尔犹豫不决的神情，以及他的过于腼腆和殷勤，是他在年轻时老是被人讥笑的原因。是哪位好心的朋友劝他显出冷若冰霜的样子？他地位重要，要装出这种样子易如反掌。在维尔迪兰家，他本能地露出本相，而在其他地方，他都变得冷漠，故意默不作声，在必须开口说话之时，又说得毅然决然，并且总要说些令人不快的话。这种新的态度，他还对病人试用，这些病人跟他初次见面，无法跟以前进行比较，他们要是知道他并非生性粗野，一定会十分惊讶。尤其是他竭力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甚至在他所属的医院专科里，他只要用同音异义词作几个文字游戏，就会使主治医生和新来的见习医生全都哈哈大笑，而他脸上的肌肉却永远纹丝不动，不过他的脸自从剃去所有胡子之后，已变得难以辨认。

最后，我们对诺普瓦侯爵作一介绍。战前，他曾任全权公使，五月十六日 被任命为大使；虽然如此，许多人感到十分惊讶的是，从此之后，他曾多次代表法国执行特殊使命，如去埃及任债务监督 ，并因其财政方面的出色能力而作出重大贡献，但派他去执行这些使命的内阁均属激进派，一般的反动资产者会拒绝为此类内阁效力，而德·诺普瓦先生则会因其经历、朋友和观点被此类内阁视为怀疑对象。但是，这些激进派部长看来，在涉及法国的最高利益时，他们作出此类任命，可以显示他们的胸襟是何等宽广，并使他们在政客中鹤立鸡群，名正言顺地被《辩论报》称之为政治家，并最终获益于贵族姓氏带来的盛誉，以及出人意料的任命如剧情突变那样所引起的兴趣。他们也知道，他们任用德·诺普瓦先生可以获得上述好处，但又不用担心此人会在政治上对他们不忠，因为侯爵的出身不但不应使他们对此严加提防，而且是他忠心的保证。共和国的政府在这点上并未看走眼。这首先是因为有一种贵族自幼就受到教育，知道他们的姓氏是一种不会被任何东西消除的内在优点（对这种优点的价值，与他们爵位相同或更高的贵族心里一清二楚），知道他们不需要像许多资产者那样，明知不会有可喜的结果，却要去发表顺应潮流的看法，巴结思想正统的人士，因为他们的身价不会因此而有任何提高。相反，他们竭力在地位高于他们的亲王或公爵世家的眼中提高身价，并知道要做到这点，只有在自己的姓氏中增添新的东西，使他们能在爵位相同的贵族中超尘拔俗，如政治上的影响，文学或艺术上的声望，或是家中金玉满堂。他们不想在资产者所追求、但在他们看来毫无用处的贵族小地主身上花费精力，因为这种友谊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亲王也不会因此而感激他们，所以他们的精力大多花在政治家身上，这些政治家即使是共济会会员，也会帮助他们谋得使馆的职务，或是在竞选中助他们一臂之力，同时他们也在艺术家或学者身上花费力气，因为这些人可以帮助他们在耕耘的领域中取得“突破”，最后他们还在另一些人身上做工作，目的是得到新的名望或攀上富家姻亲。

但是，德·诺普瓦先生的主要特点，则是他在长期的外交工作中形成了一种墨守成规的精神，既消极又保守，被称之为“政府的精神”，这种精神确实是所有政府共有的，特别是所有政府领导下的所有使馆的精神。他在外交生涯上产生的厌恶、惧怕和蔑视，是针对反对党采用的方法，这些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革命性，但无论怎么说都并不恰当。在民众中和社交界少数才疏学浅之士看来，不同类型的差别只是一纸空文，但其他人都认为，人与人之所以接近，并非因为他们有相同的观点，而是因为他们的精神有相同的血缘。像勒古韦 这样的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即使是古典派，也情愿为马克西姆·杜康 或梅齐埃尔 对雨果的赞美鼓掌，而不愿为克洛代尔 对布瓦洛 的颂词叫好。相同的民族主义，足以使巴雷斯 和他的选民接近——选民们并不认为他和乔治·贝里 先生有很大区别——但不能使他跟他在法兰西语文学院的同事接近，这些院士虽然跟他有相同的政治观点，却有着不同的思想方法，对他的喜爱甚至不如对里博 先生和德夏内尔 先生这样的政敌的喜爱，而忠实的保皇派感到，这两位先生要比莫拉斯 和莱昂·都德 更为亲近，虽说后面两位也希望囯王登基。德·诺普瓦先生说话不多，不仅是因为谨小慎微的职业习惯，而且还因为在他们这些人眼中，话语具有更高的价值和更加微妙的含义，原因是他们这些人用了十年的努力才使两个囯家的关系亲密，而这种努力，在一次讲话或一份议定书中，却只是用一个普通的形容词来概括和表达，这形容词看起来普普通通，在他们眼里却如同大千世界；他在委员会 中不苟言笑，开会时坐在我父亲旁边，委员们见前任大使对我父亲友好，纷纷表示祝贺。对此感到惊讶的首先是我父亲。原因是他并非随和之人，除了少数好友之外，平时不跟其他人来往，对此他毫不讳言。他感到，外交家的友好表示，是他个人喜好的一种表现，就像一个人使我们感到厌烦或不快，即使其智慧超群或敏锐过人，也未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反倒是另一人的直爽和活泼，虽说在许多人眼中显得空洞、浮泛和毫无价值，却博得了我们的好感。“德·诺普瓦又请我吃晚饭了；真是非同寻常；委员们都对此感到惊讶，因为他跟委员会里的人均无私交。我相信，他还会跟我讲述有关七零年战争的激动人心的事。”我父亲知道，德·诺普瓦先生也许是唯一就普鲁士的逐渐强大及其战争意图向皇上汇报之人，并且知道俾斯麦特别欣赏他的才智。不久以前，在歌剧院为狄奥多西国王 举办的盛大晚会上，各报均注意到国王曾同德·诺普瓦先生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我得问一下，国王的这次来访，是否真的重要。”父亲对外交政策很感兴趣，就对我们这样说。“我十分清楚，诺普瓦老头一向讳莫如深，但他对我好，一定会直言相告。”

至于我母亲，大使的智慧也许并非是她最感兴趣的那种。不过我应该说，德·诺普瓦先生的谈话，汇集了一种职业、一种阶级和一种时代——对这种职业和这种阶级来说，这种时代也许并未完全消逝——所特有的全部古老的语言形式，因此我有时感到遗憾，未能把我听到他说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住。要是记住，我就能轻而易举地达到陈旧的语言效果，犹如王宫剧院的那位演员，听到有人问他在何处找到这些出人意外的帽子，就回答道：“我这些帽子，不是找到的，而是保存着的。”总之，我觉得，我母亲认为德·诺普瓦先生有点“演技陈旧”的味道，但从其举止来看，还远未达到使她觉得乏味的程度，不过在某个方面，却使她感到少了点魅力，那是在语言表达方面，而不是在思想方面，因为德·诺普瓦先生的思想十分摩登。她只是感到，由于外交家对她丈夫表现出如此罕见的喜爱，那么，她在丈夫面前赞美外交家，就是在巧妙地讨好丈夫。她在我父亲的思想中坚定了他对德·诺普瓦先生的好评，同时促使他对自己也有良好的评价，她感到自己这样做是在履行一项义务，即让她丈夫生活愉快，这就像她让仆人把菜肴烧得精美可口，上菜时做到轻手轻脚一样。由于她不会对我父亲撒谎，她就逐渐培养自己对大使的欣赏能力，以便能真心诚意地对他赞扬。另外，她自然会欣赏的是他和蔼的表情，他有点老派的礼貌（这礼貌还十分讲究：他走路时高大的身体笔挺，但一看到我母亲乘车路过，就立刻把刚开始抽的雪茄扔到远处，然后向她举帽致敬），他极为审慎的谈话（在谈话中他尽量少讲自己，总是竭力取悦对方），以及他出人意外的回信速度（我父亲刚给他寄出一封信，就在收到的一个信封上认出德·诺普瓦先生的笔迹，他的第一反应是实在不巧，他们的书信相互错过；仿佛邮局对他实行贵宾服务，专门为他增加送信的班次）。我母亲赞叹不已，觉得他虽然工作繁忙，却仍然及时回信，虽然交游广泛，依然和蔼可亲，但她没有想到，这些“虽然”却正是未知的“因为”，也没有想到（犹如老人的年龄、国王的平易近人和外省人的无所不知会使人感到惊讶），德·诺普瓦先生既能完成繁忙的工作又能及时回信，既能在社交界受人喜爱又能对我们和蔼可亲，其实是因为同样的习惯。另外，我母亲就像过于谦虚的人那样，错就错在把与她有关的事情置于其他事情之下，也就是其他事情之外。她认为我父亲的这位朋友给我们迅速回信值得称道，是因为他每天要写大量信件，她把这封信排除在大量信件之外，其实只是其中的一封；同样，她并不认为，德·诺普瓦先生在我们家吃晚饭，是他社交生活的无数活动之一：她并未想到，在过去的外交活动中，大使已养成习惯，把到外面吃晚饭看作是履行公务，并在晚餐时施展习已为常的魅力，而如要他在来我家时别再像往常那样施展这种魅力，就未免过于苛刻。

德·诺普瓦先生第一次来我们家吃晚饭——那年我还去香榭丽舍大街玩耍——这件事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是因为那天下午，我终于去看了贝尔玛在日场的《淮德拉》中的演出，同时也因为我在跟德·诺普瓦先生谈话时，突然以一种新的方式领悟到，吉尔贝特·斯万及其父母在我心里唤起的感情，跟其他任何人对这家人的感情，有着多么大的区别。

新年的假期即将来临，但我却情绪低落，因为吉尔贝特亲口告诉我，我在假期里不会再见到她；有一天，母亲也许发现我心情不佳，就对我说：“你要是仍然非常想看贝尔玛的戏，我想你父亲也许会准许你去看戏：你外婆可以带你去。”

不过，正是因为德·诺普瓦先生曾对我父亲说过，应该让我去看贝尔玛的戏，说这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件值得牢记的事，我父亲在此之前坚决反对我去剧院浪费时间，并说我会因他所说的无聊事——我外婆对这种说法非常气愤——而生病，这时却在大使的劝说之下，几乎要把看戏当作职业生涯中飞黄腾达的一种诀窍。我外婆认为，我看贝尔玛的戏会有好处，但她为我而放弃这种好处，为了我的健康作出巨大的牺牲，因此在这时倍感惊讶：德·诺普瓦先生的一句话，竟使我的健康变成可以忽略不计的事。她把理性主义者无法遏止的希望，寄托于给我规定的室外散步和早睡的生活制度，如果我要违反这一制度，她就会怨声载道，觉得会大祸临头，并用悲痛的语调对我父亲说：“您真是轻率！”我父亲则气愤地回答道：“怎么！现在是您不想让他去看戏！这就有点怪了，您老是对我们说，看戏对他会有好处。”

但是，德·诺普瓦先生在对我来说更加重要的一件事上，改变了我父亲的意愿。父亲一直要我当外交官，但我一想到我会在外交部待上一段时间，就觉得无法忍受，因为这样的话，我会在有朝一日被派往某些国家当大使，而吉尔贝特却不会在那些国家居住。我情愿再次提出从事文学的计划，过去在盖尔芒特那边散步时，我曾制订并抛弃这一计划。但父亲一直反对我从事文学的计划，认为文学跟外交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甚至认为文学不是一种职业，直至有一天，德·诺普瓦先生由于不大喜欢社会新阶层的外交人员，就对我父亲肯定地说，一个人当作家，会像当大使一样，受到同样的尊敬，可以发挥同样的作用，而且比当大使更加自由。

“唉！我无法相信，诺普瓦老爹一点儿也不反对你搞文学的想法。”父亲对我说道。我父亲是要人，认为任何问题都可以在重要人物的谈话中得到解决，并找到满意的答案：“最近几天，委员会开完会后，我再请他来吃晚饭。你跟他谈谈，这样会得到他的赏识。再写篇美文，可以拿给他看；他跟《两世界评论》 的社长关系很好，可以让你进杂志社，他会办成此事，他可是个机灵的老头；不错，他好像认为，如今的外交界，唉！……”

我因不会跟吉尔贝特分开而感到高兴，想要写一篇能拿给德·诺普瓦先生看的美文，却无法写出。写了前面几页之后，我感到厌烦，笔不由从我手中滑落，我气得直哭，心想我决不会有才能，又没有天赋，因此无法利用德·诺普瓦先生即将来访所提供的机会，以便一直留在巴黎。只有想到家里即将让我去看贝尔玛演戏，我的忧愁才暂时得到排解。但是，正如我希望看到的暴风雨，是在暴风雨最为猛烈的海岸之上；同样，我想看这位名演员演戏，是在她扮演古典剧目的角色之时，因为斯万曾对我说，她只有在扮演此类角色时才达到超尘拔俗的地步。我们期望有宝贵的发现，就想从自然或艺术中获得某些印象，因此，我们有所顾忌，不希望我们的思想因得到较差的印象而得不到此类印象，从而对美的确切价值产生误解。看贝尔玛演出《安德洛玛刻》、《任性的玛丽亚娜》 、《淮德拉》，这是我朝思暮想的事情。我要是听到贝尔玛吟诵下面的诗句，就会感到欣喜若狂，如同乘坐贡多拉轻舟，来到弗拉里教堂欣赏提香的画作 ，或是去圣乔治学校观看卡尔帕乔的组画 ：

有人说，您即将离我们而去，

大人 ，……

这诗句，我是在它们变成白纸上黑字的书里读到的；但是，当我想到，我最终将确确实实地看到，它们沐浴在传播那金色嗓音的阳光灿烂的空气之中，如同旅游的梦想得以实现，我心里不由激动起来。威尼斯一幅卡尔帕乔的画和贝尔玛演出的《淮德拉》，是绘画艺术和戏剧艺术的杰作，因享有盛名而在我心中变得栩栩如生，无法分割开来，因此，如果我去卢浮宫的一个展厅观赏卡尔帕乔的画，或是去观看贝尔玛演出我从未听说过的一出戏，我就无法感到美妙的惊喜，即感到千万次梦见的、独一无二的奇珍异宝终于呈现在我的眼前。另外，我期待贝尔玛在表演中展现高贵和痛苦的某些方面，因此就感到，如果女演员把出色和真实的表演用于表现一部真正有价值的作品，而不是仅仅用真和美来点缀平庸、粗俗的情节，那么，表演就会更加出色和真实。

总之，如果我去看贝尔玛演出一出新戏，我就很难对她的演技和朗诵作出评价，因为我无法看出下面两者之间的差别：一是我事先没有看过的脚本，二是演员的语调和手势对朗诵的台词产生的效果，而我觉得这两者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古代的剧作，我都能背诵，在我看来如同一个个预先定好、准备就绪的广阔空间，我置于其中，就能毫无拘束地作出评价，观赏贝尔玛如何像修饰巨幅壁画那样，不断用她突如其来的发现涂抹于作品之上。可惜的是，在几年以前，她离开了大剧院的舞台，为一家通俗喜剧院演出，十分红火，是剧院的台柱子，她不再演出古典剧目，我浏览所有的广告，看到的只有受人欢迎的作家专门为她写的新戏。但一天上午，我在戏剧一栏里寻找元旦那个星期的日场演出节目预告时，第一次看到：贝尔玛夫人出演《淮德拉》中的两幕——是压轴戏，前面的开场戏也许毫不重要，我感到其剧名晦涩难懂，因为它包含着我不知道的剧情的全部特点——，而其后两天的日场，则是《半上流社会》 和《任性的玛丽亚娜》，这两个剧名如同《淮德拉》那样，对我来说是一清二楚，透明光亮，因为我对作品了如指掌，觉得它们完全洋溢着艺术的微笑。我感到它们为贝尔玛夫人增添高贵的气息，而我看了节目预告之后，又在报上看到报导，说是她自己决定再次为观众出演她以前创造的几个角色。由此可见，艺术家知道，某些角色不会因初次出现时的新颖或重演时的成功而变得黯然失色，并认为她扮演的这些角色可被看作博物馆的杰作，再次向曾经欣赏她扮演这些角色的老一代展示这些杰作，或是向没有看到过她演这些角色的新一代来展示，都会有所裨益。在那些只是用来消磨晚上时间的剧目中间，她让人刊登了《淮德拉》这一剧名——这剧名并不比其他剧名长，也未用其他字体印出——这犹如女主人的暗示：她在请客人入席之时，把普通客人的名字一一报出，然后用同样的语调，对你说出阿纳托尔·法朗士 先生的大名。

给我看病的医生，曾不准我外出旅行，这时劝我父母别让我去看戏；据说，我看戏回来后会生病，也许很长时间不能痊愈，总之，我得到更多的将是痛苦，而不是乐趣。在某种情况下，这种担心也许会使我望而生畏，那就是我只是把看戏当作一种乐趣，而这种乐趣也会被随之而来的痛苦所抵消。但是，如同我曾朝思暮想的巴尔贝克之旅和威尼斯之旅那样，我想从这日场演出中得到的不是一种乐趣，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即一些真理，这些真理所属的世界，比我生活的世界更为真实，它们一旦被我获得，就不会因我悠闲的生活中一些出人意外的小事而被夺走，即使这些事对我肉体来说是一种痛苦。在我看来，我将在看戏时感到的乐趣，也许充其量只是感知这些真理的必要形式；这就足以使我希望，预言中的身体不适，只是在演出结束后才出现，以便使乐趣不会因身体不适而受到影响和损害。我一再恳求父母，因为自医生出诊以来，他们一直不准我去看《淮德拉》。我常常吟诵这诗句：

有人说，您即将离我们而去……

并用各种各样的语调来念，以便更好地领悟，贝尔玛会用的那种语调，有何出人意料之处。贝尔玛的表演将向我展示的神奇之美，犹如耶路撒冷神殿中的至圣所，隐藏在帏幔后面，我无法看到，就每时每刻赋予它一种新的面目，依据的是我所想起的贝戈特的话，这些话写在吉尔贝特找出来的那本小册子上：“高雅的造型，基督徒的精神痛苦，冉森教派的朴实无华，特罗伊曾和克莱沃的王妃 ，迈锡尼 的悲剧，特尔斐 的象征，太阳的神话”；这神奇之美，供奉于烛光通明的祭坛，日夜置于我思想深处的宝座之上，而我那既严厉又轻率的父母即将决定，在其隐形之处显身的女神的尽善尽美，是否将永远被封闭在我的思想之中。我的双目注视着那难以想象出来的形象，从早到晚都跟我家里对我设置的障碍进行斗争。但是，在障碍消除之时，虽说那日场戏的演出正是在委员会开会那天，而在会后，我父亲将把德·诺普瓦先生带到家里来吃晚饭，我母亲就对我说：“哎，我们并不想让你难受，你要是觉得去看戏会非常开心，那就去吧”，此刻，在那天去看戏，即做此前一直被禁止的事，只须由我一人决定，我不再需要去考虑是否会被禁止看戏，但我却第一次在心里想，看戏是否真的是翘首以待之事，除了我父母不准之外，是否会有其他理由使我不去。首先，我最初确实对他们的冷酷无情感到厌恶，但此时此刻，他们因同意我去看戏而变得十分亲切可爱，我想到会使他们难过，自己也不由难过起来，我因此而感到，生活的目的不再是真理，而是温情，并认为生活的好坏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我父母是否高兴。我对母亲说：“如果您会不开心，我情愿不去。”我母亲则竭力让我消除她会因此而不高兴的想法，据她说，这种想法会影响我看《淮德拉》的乐趣，而她和我父亲之所以改变主意准许我去，正是因为考虑到我的这种乐趣。但我觉得，感到乐趣的这种义务颇为沉重。另外，我要是看戏回来后真的生病，是否很快就能痊愈，能在假期之后去香榭丽舍大街，就是等吉尔贝特去的时候立刻前往。为了作出最佳决定，对所有这些理由，我都一一与隐匿于帷幔后面的一种想法进行比较，那就是贝尔玛演技的完美。我在天平的一个盘里放置“感到妈妈不开心，有可能无法去香榭丽舍大街”，在另一个盘里则放上“冉森教派的朴实无华，太阳的神话”，但这些词语最后在我思想中变得难以理解，在我看来毫无意义，成为无足轻重的东西；我的犹豫渐渐变得极为痛苦，如果我现在决定去看戏，那只是为了不再犹豫，并一劳永逸地摆脱这种犹豫。如果我让人领去看戏，那是为了缩短我痛苦的时间，而不是因为希望在精神上得到教益，也不是因为无法抵挡演技完美的诱惑，我被带去见的不是智慧女神，而是面目不清、无名无姓的无情之神，因为智慧女神已在帷幔后面被人偷偷换成无情之神。但突然间全都变了，我要去看贝尔玛演戏的愿望再次被抽了一鞭，使我迫不及待、兴高采烈地等待这“日场戏”开演：我来到海报柱前，像每天一样驻足观看，而不久以来，这种驻足如同高柱修士般难受；我看到第一次贴上去的《淮德拉》海报，海报糨糊未干，介绍得十分详细（老实说，其他演员扮演的角色，不会再对我有任何吸引力，因此不会对我作出决定产生影响）。我原先犹豫不决，不知该选择哪个目标，现在这海报却使这些目标中的一个有了更为具体的形式，原因是海报上标明的日期并非是我看海报那天的日期，而是演出的日期，时间则是开场的时间，另外，这形式几乎近在眼前，是已在变为现实的东西，因此，我在海报柱前高兴得跳了起来，心想在那天，就是在那个时间，我将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准备看贝尔玛演出；我担心时间太晚，我父母无法为我外婆和我订到两个好座位，就迅速跑回家，深深地刻在我脑中的已不是“冉森教派的朴实无华”和“太阳的神话”，而是“女士戴帽不能进正厅前座，两点钟后谢绝入场”。

唉！这第一出日场戏，叫人十分失望。我父亲提议，他去委员会开会时，把我外婆和我送到剧院。离家时，他对我母亲说：“尽量把晚饭搞好。你可记得，我要把德·诺普瓦带回家吃饭？”这事我母亲并未忘记。从昨天起，弗朗索瓦丝兴高采烈地专心于她确有天赋的烹饪法，另外，听说来的是新客，就非常兴奋，知道她将要按照她独一无二的方法烧出冻汁牛肉，沉浸于创造的欢乐之中；她极其重视制作她菜肴的原料的内在质量，亲自去中央菜市场采购牛的臀部和胫部以及小牛腿的优质方肉，犹如米开朗琪罗当年在卡拉拉 的山里度过八个月的时间，以便为修建尤里乌斯二世 的陵墓挑选完美无缺的大理石。弗朗索瓦丝进进出出，劲头十足，母亲见她脸涨得通红，不由担心起来，生怕这位老女仆因疲劳过度而病倒，犹如美第奇家族墓的雕刻家，因劳累而病倒在皮埃特拉桑塔采石场 。就在昨天，弗朗索瓦丝已派人将软面包裹好的火腿送到面包店的炉里去烤，这火腿形如粉红色大理石，被她称为耐约克(Nev-York)火腿。她认为语言并非如此丰富，又觉得自己的耳朵不大可靠，因此，她在第一次听到约克(York)火腿时，也许认为在词汇中同时存在“约克”和“纽约”(New-York)是值得怀疑的浪费，就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以为别人想说的是她已经知道的名称。从此之后，她只要听到“约克”这个词，或是在广告上看到这个词，她就在前面加上“纽”，但读作“耐”。因此，她深信不疑地对帮厨女工说：“您替我去奥莉达店里买火腿。太太对我吩咐过，说要耐约克火腿。”那天，弗朗索瓦丝犹如伟大的创作家，炽热的心里信心十足，而我却如探索家那样，极其焦虑不安。我尚未看到贝尔玛演出之时，感到的无疑是乐趣。在剧院前的小广场上，我也感到这种乐趣，而在两个小时之后，一旦煤气路灯点亮，把栗树的枝条照得一清二楚，光秃秃的栗树将会闪闪发亮，发出金属般的光泽；剧院的检票员，其挑选、晋升和命运均取决于著名艺术家——唯有她一人掌握着这行政机构的实权，而那些昙花一现、纯属挂名的经理，则一个个无声无息地上台下台——在他们面前，我们被要求出示戏票，而他们却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只是十分焦急地想要知道，贝尔玛夫人的指示是否全都向新职工传达，大家是否已听清楚：不能为她鼓掌；她不上台窗子都要开着，上台后则要把门全都关上；在她旁边的隐蔽处要放上一罐热水，使舞台上不致灰尘飞扬；确实，在片刻之后，她那辆套上两匹长鬃骏马的马车即将停在剧院门口，她下车时将身穿皮大衣，阴郁地用手势回答别人的问候，并派她的一个侍女去察看为她的朋友们订的台侧包厢，并了解剧场内的温度、包厢的安排和女引座员的服装，因为在她看来，剧院和观众只是她将穿在外面的另一件衣服，是她的才能必须渗透的有一定传导性的介质。在剧场里我也感到开心；我后来知道，与我长期以来的幼稚想法截然不同的是，观众虽多，舞台却只有一个，从此之后我就在想，我们可能被其他观众挡住而看不清楚，就像在人群中那样；然而，我在此刻发现，情况恰恰相反，由于座位如同一个个感知点，所以人人感到自己处于剧场中央；我这时才清楚，有一次家里让弗朗索瓦丝去看一出情节剧，座位在楼座五楼，为什么她在回家时肯定地说她的座位最好，为什么她并不感到座位太远，却觉得帷幕如在近旁，既神秘又充满生机，不由害怕起来。我开始听到这拉上的帷幕后面响起模糊的声音，犹如听到小鸡即将破壳而出时在蛋壳里发出的声音，就感到更加愉快，这声音很快就变得响亮，并从这不能被我们目光识破、却能用目光看到我们的世界，向我们发出不容置疑的信息，用的是三次庄严的敲击，这声音如同火星传来的信号一样激动人心。这帷幕一旦拉开，只见舞台上摆着一张普通的书桌，设有普通的壁炉，说明即将上台的一个个人物，并非是来朗诵的演员，就像我有一次在晚会上看到过的那样，而是在自己家里过着一天生活的平常人，我闯入他们的生活，却不会被他们看到，我的乐趣仍继续保持；这乐趣因短暂的不安而中止：演出开始前，正当我竖耳倾听之时，只见两个男人走上舞台，怒气冲冲，大声说话，在这观众上千的剧场里，他们的话句句听得十分清楚，而在一家小咖啡馆里，如有两人在打架，要知道他们在吵些什么，那就只好去问侍者；但与此同时，我惊讶地看到，观众并未提出抗议，而是全都静静地听他们说话，这寂静很快被一处或另一处的笑声所打破，我这才明白，这两个蛮横的人是演员，刚才开始的是称之为开场戏的短剧。短剧演完是幕间休息，时间漫长，回到座位的观众等得不耐烦，就直跺脚。我因此而感到害怕；因为在一条诉讼案的报导中，当我读到一位心灵高尚之士，不顾自己的利益，将出庭为一无辜者作证，我总会感到担心，担心别人对他体谅不够，担心别人对他感谢不够，担心别人对他的报答不够丰厚，并担心他在灰心失望之时，会站到非正义的一边；同样，我在将天才和美德进行比较之时，担心贝尔玛会对如此缺乏教养的观众的无礼举止感到气愤，就演得不卖力，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蔑视，而我恰恰相反，希望她能满意地在观众中认出几位评论受到她重视的名流。我用哀求的表情看着这些跺脚的野蛮人，因为他们将要在愤怒之中毁灭我来此寻找的脆弱而珍贵的印象。总之，我最后的愉悦时光是在《淮德拉》的前几场中度过。淮德拉这个人物在第二幕开始时并未出现。然而，帷幕拉开，第二道红丝绒幕接着拉开之后——这道幕在这位明星演出的所有戏中都用来展示舞台的深度——只见一位女演员从舞台里面走出，其相貌和声音，跟别人对我描绘的贝尔玛一模一样。演员的角色想必已经更换，我研究忒修斯的妻子 这一角色所花费的精力，此刻已全都付诸东流。这时，另一位女演员在第一位女演员说完后接话，我把第一位当作贝尔玛，想必是弄错了，因为另一位更像，特别是朗诵的语调比第一位更像。另外，她们俩都在自己的角色中增添了高雅的手势，在她们撩起漂亮的无袖长衣之时，我清楚地看到手势的高雅，并看出与脚本的关系，她们也增添了精妙的语调，有时热情洋溢，有时冷嘲热讽，我因此领会一句诗的意思，这句诗我在家里读时，并未十分注意其中的含义。但突然间，在圣殿的红色帷幕分开之处，在如同画框般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女人，我顿时感到担心，甚至比贝尔玛本人还要担心，担心有人在开窗时会使她局促不安，担心有人在捏弄节目单时会使她说话的声音变质，担心观众对她的同行鼓掌而对她鼓掌不够多时会使她感到不快；我的想法，比贝尔玛的想法还要绝，那就是认为从此时此刻起，剧场、观众、演员、戏剧以及我自己的身体只是一种声音的介质，只有在有利于这抑扬顿挫的声音时才显得重要，我因此明白，我曾在几分钟的时间里欣赏的两位女演员，跟我来这里听的那位毫无相同之处。但与此同时，我的乐趣全都消失；我徒劳地把我的眼睛、耳朵和思想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贝尔玛身上，担心没能看出她向我提供的哪怕是一丁点儿值得欣赏的理由，但我连一条理由也未能找到。我在她的朗诵和表演中，甚至听不到她同行的高明语调，看不到她同行的优美手势。我听她叙说，犹如自己在读《淮德拉》，或是仿佛淮德拉本人在此刻说出我听到的话语，而贝尔玛的才能看来并未使这些话语有丝毫增色。我真想让艺术家发出的每个声音以及她面部的每个表情，在我面前长时间凝固起来，以便能深入其中，发现其内在的美；至少我借助于思想的灵活，在每句诗读出前就全神贯注、严阵以待，在演员念每个词和做每个手势时，尽量不把其中的一点时间花在我的准备工作上，并希望依靠我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能尽我所能深入其中，就像我如有好几个小时就能做到此事那样。但这时间是如此短促！一个声音刚进入我的耳中，就已被另一声音取而代之。有一个场景，贝尔玛在片刻间纹丝不动，手臂举到齐眉之处，因有烟火照明，她的脸沐浴在绿色的光线之中，而布景则代表大海，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这时女演员已移动位置，我想要研究的画面已不复存在。我对外婆说我看不清楚，她就把望远镜递给了我。不过，在你对事物的真实性确信无疑时，使用人为的方法使事物展现在你眼前，并不完全意味着你感到它们就在你的身旁。我在想，这不再是我肉眼看到的贝尔玛，而是她在放大镜中的图像。我把望远镜放了下来；但是，我眼睛看到的图像，因距离远而缩小，也许反而不大准确；这两个贝尔玛，到底哪个才是真的？至于希波吕托斯的爱情表白 ，我对这段戏曾抱有很大希望，而从她的同行们在并非十分精彩的段落中随时向我展现的巧妙意味来看，她肯定会在这段戏中诵读出惊人的语调，比我在家里看剧作时竭力想象出来的语调还要出人意外；但是，她未能达到俄诺娜和阿莉茜 所达到的朗诵水平，大段的独白她都用单调的节奏来念，这独白中映衬对比极为明显，一位稍有悟性的悲剧女演员，甚至是高中学生，都不会对映衬的效果不加注意；然而，她却把这段独白念得飞快，以致在她念到最后一句诗时，我才意识到她念前几句诗是故意使用单调的语调。

我的赞赏之情终于首次迸发出来：这感情是由观众的狂热掌声激起。我随之鼓起掌来，尽量延长鼓掌的时间，这样贝尔玛会因感激而有超水平的发挥，而我则可确信自己是在她状态最佳的一天听了她的朗诵。不过，十分有趣的是，我从此知道，观众的热情爆发的那一刻，正是贝尔玛有了一种美妙绝伦的独特想法之时。看来，某些超尘拔俗的现实，在周围散发出光芒，群众是能够感觉到的。例如，有重大事件发生，边境的一支军队处于危险之中，或被打败，或者取胜，得到的消息模糊不清，有文化者无法从中看出重要情况，群众却会因此而激动起来，使有文化者感到意外，而后者一旦从专家那里得知真实的军事形势，就会承认民众具有感知重大事件的这种“光晕”的能力，因为光晕在几百公里远的地方也能被人看到。取得胜利，可能要一直等到战争结束后才知道，也可能从门房的笑脸中立即获悉。贝尔玛的一种天才演技，可能要在看戏后一星期才能从剧评中发现，也可能在听到正厅后排观众的喝彩声后立即发现。但是，由于群众的这种直接认识同上百种完全错误的认识混杂在一起，因此掌声往往是在错误的时间停止，而且它们是由前面的掌声机械地引起，这如同海上风暴，一旦大海波涛汹涌，即使风力不再增强，海浪依然越来越猛烈。这并不重要，我越是鼓掌，就越觉得贝尔玛在表演中有了更好的发挥。我旁边的一位相貌平常的妇女说：“至少她演得卖力，敲打自己时狠狠地打，还满场跑，您说对吗？这才是演戏。”我高兴地找到贝尔玛演技高超的理由，但同时又觉得这些理由并不能说明问题，就像《蒙娜丽莎》或班韦努托 的《珀耳修斯》的高超，不能用一个农民的赞叹来说明：“这画得不错！这全都金光闪闪，真美！做得真好！”我这时狂热地分享“群情激奋”这粗俗的葡萄酒。但在落幕时，我还是感到失望，觉得我朝思暮想的乐趣，并未超出我的想象，但与此同时，我想要让这种乐趣长存，不想在走出剧场后离开这种戏剧生活，这种生活曾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成为我的生活，要我直接回家，脱离这种生活，就像要去流放那样难受，好在我还有希望，可以在家里听到关于贝尔玛的许多事情，叙说者将是她的崇拜者，我得因家里允许我去看《淮德拉》而感谢此人，那就是德·诺普瓦先生。晚饭前，父亲叫我到他的书房里去，把我介绍给此人。看到我进去，大使就站起来，向我伸出手，弯下他高大的身躯，用那双蓝眼睛注视着我。他代表法兰西任驻外使节时，路经该国的外国人被介绍给他，这些人都有点名气，其中不乏著名歌唱家，他当时就知道，以后如有人在巴黎或彼得堡提到这些人的名字，他就可以说，他清楚地记得他曾在慕尼黑或索非亚跟他们共度良宵，因此他养成习惯，总是和蔼可亲地向他们表示，他因认识他们而感到心满意足。另外，在各国首都生活，既能接触到路经该地的有趣人物，又能熟悉该地居民的习俗，就能对各国的历史、地理、风俗以及欧洲的思想运动有深入的了解，而这些知识是无法从书本上得到的；他对此深信不疑，就对每个新来的人施展他那观察家明察秋毫的能力，以便立即知道他面前的人属于何种类型。政府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让他担任驻外使节，但只要别人向他介绍一个人，他的两眼仿佛尚未接到离职通知，立刻开始进行有效的观察，同时他试图用全身的姿势表明，这陌生人的姓名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因此，他跟我说话时面目和善，但带有见多识广的傲气，同时为一己之利，以洞察秋毫的好奇心不断对我仔细观察，仿佛我具有异国习俗，是有教育意义的建筑，或是正在巡回演出的明星。因此，他对我既像智者门托耳 那样和蔼而又庄重，又像年轻的阿纳卡西斯 那样勤奋而又好奇。

至于《两世界评论》，他丝毫不提要为我帮忙，但对我提出了一些问题，是有关我以前的生活和学习，以及我的兴趣爱好，并说继续保持兴趣爱好也许合乎情理，这对我来讲还是第一次听说，而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抑制兴趣爱好是应尽的义务。既然我的兴趣爱好是文学，他就不让我离开这个话题，并且在谈论文学时毕恭毕敬，犹如在谈论一位令人尊敬而又迷人的人士，此人出类拔萃的社交圈子，在罗马或德累斯顿均留下极其美好的回忆，但后来大家都因生活而身不由己，与其重逢的机会凤毛麟角，感到十分遗憾。他微笑时表情近于放纵，看来在羡慕我，因为我比他幸福，而且更加自由，能够在生活中度过美好的时光。但是，他使用的词语又向我表明，他说的文学跟我在贡布雷时形成的文学的形象区别过大；我这时看出，我放弃文学已有两大理由。在此之前，我只知道自己没有写作的才能；现在，德·诺普瓦先生使我连写作的欲望也都消除。我想对他解释我曾有过何种梦想；我激动得浑身发抖，我本来会有所顾忌，担心我的话并未全都把我已感觉到但又从未试图表达的东西尽量真实地说出来；这就是说，我的话一点也不清楚。也许是出于职业习惯，也许是因为重要人物总是泰然自若，在别人诚恳请教之时，知道自己一定能在谈话中起主导作用，就任凭对方焦躁、使劲和难受，也许还为了突出他头部的特点（他认为属希腊型，虽说颊髯浓密），德·诺普瓦先生在你对他叙述什么事时，脸部总是纹丝不动，仿佛你在石雕陈列馆里对一座听而不闻的古代胸像说话。突然间，大使如同拍卖估价人的击锤或特尔斐 的神谕那样对你作出回答，那声音使你感受强烈，因为他脸上毫无表情，你无法猜出你给他留下何种印象，也不知他即将说出什么看法。

“说来也巧，”他等我结结巴巴地说完之后，用两只一动不动的眼睛盯着我看，仿佛诉讼案已审理完毕，就突然对我说道，“我有一位朋友的儿子，mutatis mutandis（如作相应改变），那就跟您一样。（他于是谈起我们共同的倾向，但使用一种令人放心的语调，仿佛谈的不是爱好文学的倾向，而是易患风湿病的倾向，仿佛他想向我表明，人们不会因这种倾向而死去。）因此，他情愿离开奥塞滨河街 ，虽说他父亲已为他在外交界铺平道路，并不顾别人说三道四，毅然开始写作。当然，他无须因此而后悔。两年前——他的年纪自然比您大得多——他发表了一部著作，内容是在维多利亚—尼安扎湖 西岸对无限的遐想，今年又发表一部作品，虽然篇幅较短，但文笔敏捷，有时甚至辛辣，写的是保加利亚军队中的连发枪，这两部作品使他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已走过一段繁花似锦的路，决不会中途停顿，据我所知，虽说尚未考虑提名他为院士候选人，但在伦理学学院 里，他的名字已在谈话中被提到两三次，并且毫无贬低之意。总之，虽然现在还不能说他已赫赫有名，但他已通过不懈的努力，获得十分显著的地位，成功则是他努力的报偿，而成功并非总是归于骚动者、扰乱者和混乱制造者，因为这些人都喜欢吹牛。”

我父亲此时已经认为，我在几年后会当选为院士，不由扬扬得意，德·诺普瓦先生的一席话，更使他得意得几乎忘形，只见德·诺普瓦先生犹豫片刻，仿佛在权衡他行为的得失，然后递给我一张名片，对我说道：“您去找他，就说是我介绍的，他会对您提出有益的建议。”他的话使我感到十分不安，仿佛有人对我说，明天要送我上帆船去当见习水手。

我姑妈莱奥妮给我的遗产，有许多物品和大件家具，还有她几乎所有的现金财产，在死后表明她对我的爱，但在她生前我却没有看出这点。我父亲须在我成年前替我代管这笔财产，就向德·诺普瓦先生请教某些投资方法。后者建议购买收益低的证券，认为特别可靠，尤其是英国统一公债和年息百分之四的俄国公债。“买了这些一流证券，”德·诺普瓦先生说道，“虽说收益不是很高，但你至少可以放心，本金决不会减少。”至于其他投资，我父亲把购买证券的大致情况告诉了他。德·诺普瓦先生露出难以觉察的微笑表示祝贺：如同所有的资本家，他认为财产固然令人羡慕，但在谈到别人拥有的财产时，用一种半真半假的暗示来表示祝贺，显得更为高雅；另外，他本身极其富裕，却喜欢夸大其词，把收入比他低的人说成富翁，回头一看，自己在收入上高人一等，就感到心旷神怡。不过，他对我父亲持有的证券的“构成”，毫不犹豫地表示祝贺，认为其“鉴别力十分可靠、十分敏锐、十分精明”。可以说，他把一种同美学价值类似的优点，赋予交易所证券之间的关系，甚至赋予交易所证券本身。关于父亲跟他谈起的一种知者甚少的新证券，德·诺普瓦先生如同曾读过你以为只有你一人读过的书籍的人们那样，对他说道：“当然知道，有一段时间，我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它的价格变化，十分有趣”，说时露出沉浸在回忆中的迷人微笑，犹如一本杂志的订户，刚读完最新的连载小说。“我不会奉劝您不要去买即将发行的证券。这证券有吸引力，因为给您开出的股价令人羡慕。”相反，某些老的证券，我父亲已不记得它们的确切名称，容易把它们跟类似的证券混为一谈，就在这时打开一只抽屉，拿出来给大使看。我看到后非常喜欢，只见上面印有大教堂尖顶和寓意画，犹如我以前曾翻阅过的某些具有浪漫色彩的旧刊物。同一时期的物品都十分相似；为某一时期的诗歌作插图的艺术家，同时也为那些金融公司工作。最容易使人想起贡布雷的食品杂货店橱窗里挂着的几本《巴黎圣母院》和热拉尔·德·奈瓦尔 的作品的，莫过于河泊公司的记名股票，股票上长方形边框饰有花卉图案，由一些河神托着。

我父亲蔑视我这种智力，但这种蔑视被父爱所抵消，所以一般来说，他对我所做之事，均采取盲目容忍的态度。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叫我把我以前在贡布雷散步回来后写的一首散文短诗拿来。这首诗我当初是怀着激奋的感情写的，我觉得读到的人都会受到这种感情的感染。但德·诺普瓦先生看来并未受到感染，因为他把诗还给我时，连一句话也没说。

我母亲对我父亲的事十分尊重，这时走来怯声怯气地询问，是否可以叫下人开饭。她是害怕打断她不该参加的谈话。确实，我父亲时刻在向侯爵提及他们已决定在委员会下一次会议上支持的某项有益措施，并使用一种特殊的语调，两位同事在这方面就像两个中学生，会在不同的环境中共同使用这种语调，他们因职业习惯而经历共同的往事，但由于其他人没有这种经历，所以两位同事在他人面前提及往事时，语调中只好带有歉意。

这时，德·诺普瓦先生的面部肌肉，已完全达到无拘无束的地步，因此他在听别人说话时，能显出没有听到的样子。我父亲终于感到局促不安：“我当时曾想征求委员会的意见……”他在漫长的开场白后，对德·诺普瓦先生说道。于是，这位高贵的演奏能手，此前因演奏他那部分乐曲的时刻尚未到来，一直保持着一位乐器演奏家的惰性状态，这时从脸上迸出一句话，语速不变，声音尖厉，仿佛立刻就要结束，但这次使用的是另一种音色：“当然啰，您可以毫不犹豫地召开会议，再说，委员您个个认识，他们过来也十分方便。”显然，这结束语本身并非异乎寻常。但是，这句话因说出前静止不动的状态而显得十分突出，像莫扎特一首协奏曲中的乐句那样晶莹清晰，又有近于戏弄的出人意外，只见此前一直沉默的钢琴，在规定的时间用这些乐句来回答刚才听到的大提琴声。 “对了，你看了日场演出满意吗？”我父亲在大家入席时问我，想让我露一手，并觉得我会因热情而得到德·诺普瓦先生的好评。“他下午去看了贝尔玛的演出，您可记得，我们曾谈起过此事。”他转身对外交家说道，说时也使用影射过去的语调，既专业又神秘，仿佛涉及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您应该感到十分高兴，如果这是您第一次看她演出，那就更应该高兴。您父亲曾担心这次短暂的偷闲会影响您的健康，因为您有点娇弱，不大结实，我看是这样。但我消除了他的顾虑。今天，剧院已不像二十年前那样。座位可以说舒适，每场都会换新鲜空气，当然，我们还需要做许多工作，才能达到德国和英国的水平，他们在这方面和其他许多方面，都比我们先进得多。我没有看过贝尔玛演的《淮德拉》，但我听说她演得十分出色。您一定看得非常高兴，对吗？”

德·诺普瓦先生要比我聪明千百倍，想必掌握我未能从贝尔玛的表演中得出的真理，并将会向我揭示这一真理；在回答他的问题时，我将请他告诉我，这真理到底是什么；这样他就会证明，我想去看这位女演员的戏，并非没有道理。我只有这点时间，得要充分利用，就只能对主要的几点提出问题。但是哪几点呢？我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到我那十分模糊的印象之中，完全不去考虑如何得到德·诺普瓦先生的赏识，而只想从他那里获得我想望的真理，因此，我不是设法用现成的熟语来替代我所缺乏的词语，而是结结巴巴地说着，最后，为了逼他说出贝尔玛演技的出色之处，我竟向他说出我的失望。 “怎么，”我父亲担心我承认自己没有看懂，会给德·诺普瓦先生留下不良印象，感到心烦，就大声说道，“你怎么能说你看了戏没有乐趣可言，你外婆告诉我们，你对贝尔玛说的台词，听得一字不漏，说你眼睛睁得滚圆，仿佛要夺眶而出，还说剧场里只有你一人这样。” ——“不错，我是在聚精会神地听，因为想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如此出色。当然啰，她演得非常好……” ——“既然她演得非常好，你还要什么呢？” ——“毫无疑问，促使贝尔玛夫人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德·诺普瓦先生殷勤地把身子转向我母亲，以便在谈话中不冷落她，同时也为了认真履行对女主人彬彬有礼的义务，“是她在角色的选择中有着完美无缺的鉴别力，有了这种鉴别力，她总是取得完美的成功，而且影响巨大。她很少扮演平庸的角色。您看，她现在扮演了淮德拉这个角色。另外，她还把这种鉴别力用于她的戏装，用于她的演技。虽然她经常去英国和美国巡回演出，而且硕果累累，但她并未沾染庸俗习气，我不是说约翰牛的庸俗，这样说不公平，至少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不公平，而是说山姆大叔的庸俗。从未有太鲜艳的颜色，从未有夸张的叫喊。另外，她也因美妙的嗓音而大为增色，而她对嗓音的使用真是妙不可言，我几乎想说如同音乐家一般！”

演出结束后，我对贝尔玛表演的兴趣越来越大，因为现实的压力和限制已不复存在，但我感到需要找到能对此作出解释的原因；另外，在贝尔玛演出时，我的兴趣同样强烈地关注着她在浑然一体的生活中为我的眼睛和耳朵所提供的全部图像和声音，这兴趣并未作任何区分和辨别，因此，它很高兴在对艺术家的朴实无华和鉴别力的高雅所作的这些赞扬中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并使用吸收能力把这些赞扬归于自己名下，将其占为己有，如同一个醉汉过于乐观，竟把邻居的行为算在自己头上，因为他觉得这些行为令人感动。“不错，”我心里在想，“多好听的声音，丝毫没有叫喊，多简朴的戏装，选择《淮德拉》又是多么聪明。不，我并未失望！”

这时上了胡萝卜焖牛肉冷盘，我家厨房里的米开朗琪罗，让牛肉躺在晶体般的巨大肉冻之上，肉冻酷似一块块透明的石英。 “夫人，你们有一流的厨师，”德·诺普瓦先生说，“这可不容易。我在国外时，家里得摆点排场，我知道要找到一位出色的厨师往往非常困难。您在这儿给我们设下的可是真正的盛宴。” 确实，弗朗索瓦丝因雄心勃勃而极为兴奋，一心想为贵宾准备困难重重但她能一一克服的成功晚宴，因此付出了没有客人来吃饭时她已不再付出的劳动，重操贡布雷时举世无双的技艺。 “这在歌舞餐厅也吃不到，我说的是最高级的歌舞餐厅：焖牛肉，肉冻没有糨糊味，而牛肉却有胡萝卜的香味，真妙！请允许我再吃一点。”他说时做了个手势，表示还要点肉冻。“我真希望现在就能品尝到贵府的瓦泰尔 烹调的另一菜肴，譬如说请这位厨师做斯特罗加诺夫牛肉 。”

德·诺普瓦先生也想为晚餐助兴，就在饭桌上给我们讲述他经常用来款待同事们的各种趣闻，有时引述一位政治家滑稽可笑的和谐复合句，此人常来这手，说出的长句里充满前后矛盾的形象，有时则引用一位语言风格简洁文雅的外交家的某个简练语句。但是，说句实话，他用来区分这两种语句的标准，跟我在文学上使用的标准毫无相同之处。在词语的色彩上，有许多差别我确实无法把握，但他笑着背诵的词句，在我看来跟他认为出色的词句没有很大差别。他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谈到我喜欢的作品时准会说：“那么，您看懂了？我嘛，我承认看不懂，我尚未入门。”但我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管他认为答辩或演说是机智还是愚蠢，是雄辩还是夸张，我都说无法领会，既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来区分文字的优劣，那么，这种文章在我看来就更加神秘莫测，比任何文字都要晦涩难懂。我只是弄清了一件事：重复众人的想法，在政治上不是低劣的标志，而是高超的表现。德·诺普瓦先生使用各家报纸上常用的某些词语，并用强调的语气说出，这时，我们就会感到，这些词语变成一种行为，只是因为被他使用这一事实，而且这行为会引起评论。

我母亲对菠萝块菰色拉期望很大。但是，大使用观察家的目光对这菜肴深入地注视片刻之后才吃了一点，吃时仍带有外交上的审慎，并且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们。我母亲一定要他再吃点，德·诺普瓦先生惟命是从，但说的不是我母亲期待的恭维话，而只是说：“遵命，夫人，因为我看出，您真的在下命令。” 这时，我父亲对他说：“我们在报上看到，您跟狄奥多西国王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确实如此，国王对人的相貌的记忆力确实罕见，那天他看到我在正厅前座，承蒙他想起我曾有幸多日在巴伐利亚宫廷见到他，当时他并不想登上这东方国家的王位。（您知道，他是应一次欧洲会议的邀请而来，曾对接受王位疑虑重重，认为这王位跟他家族所拥有的全欧洲最高贵的纹章有点配不上。）只见一个副官来找我，请我去觐见国王陛下，我自然急忙遵命前往。” ——“他这次来访的结果，您是否满意？” ——“非常满意！有点担心不难理解，有人曾担心一位这样年轻的国王如何走出这困难的一步，尤其是在如此微妙的情况之下。从我来说，我完全相信国王的政治观。而且我现在承认，情况比我希望的要好。他在爱丽舍宫发表的祝酒词，据来源完全可靠的消息，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写的，引起各方面的兴趣可说是理所当然。这简直是个绝招；我觉得有点大胆，但事实证明这样大胆完全正确。外交传统当然有好的一面，但这种传统最终使他的国家和我们的国家生活在封闭的气氛之中，令人窒息。那么，更换空气的一个办法，虽然并不值得推荐，却是狄奥多西国王所能用的，那就是把窗玻璃统统敲碎。他这样敲了，敲时心情愉快，使大家十分高兴，而且用词恰如其分，使人立刻看出他从母亲那里继承的亲王血统有着深厚的文学素养。确实，他谈到他的国家和法国的‘亲缘关系 ’，虽说这词语在外交界很少使用，但用在这里却妙不可言。您看，文学没有害处，对外交界是如此，对当国王的也是如此，”他朝着我补充道，“我觉得，这事早已被看出，两个列强的关系变得极佳。不过，这事还得要有人说出来。这话是在期待之中，现在说出真是高明，您已经看到，这是一语破的。从我来说，我对此是双手鼓掌赞成。” ——“您的朋友沃古贝尔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两国关系的改善，想必对此感到满意。” ——“更何况国王陛下平时就常来这手，这时非要让他对这事感到意外。再说，这种意外大家都已感到，首先是外交部长，据别人对我说，部长认为此事不对他的胃口。有人跟他谈起此事时，据说他回答得直截了当，而且声音很响，周围的人都能听到：‘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也没有跟我说起过。’这清楚地表明，他对此事不负任何责任。应该承认，这件事引起了热烈的议论，因此我不敢肯定，”他面带狡黠的微笑补充道，“在我那些把‘少做为佳’视为金科玉律的同事中间，是否有人因此事而失去往日的平静。说到沃古贝尔，您知道他曾因其亲法政策而受到猛烈攻击，他想必因此而十分痛苦，因为他为人敏感，感情细腻。我对此可以作证，是因为他虽然年纪比我小，而且小好多岁，但我跟他交往频繁，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我对他非常了解。再说，有谁不了解他？他心灵如水晶般清纯。这甚至是别人可以指责他的唯一缺点，因为外交家的心灵没有必要像他那样透明。尽管如此，现在有人在说要派他去罗马，这可是美妙的晋升，但工作也十分艰巨。我们之间说说，我觉得沃古贝尔虽说野心全无，也会对此感到十分满意，决不会要求别人把这杯酒从他面前拿走。他也许会在那里创造奇迹；他是孔苏尔塔宫 的候选人，从我来说，我看像他这样有艺术素养的人，非常适合待在法尔内塞宫和卡拉奇兄弟画廊 这样的环境之中。看来，至少没有人会恨他；但是，在狄奥多西国王周围有一帮奸党 ，这些人都或多或少听命于威廉街 ，顺从其意图办事，费尽心机给沃古贝尔制造麻烦。沃古贝尔不但要对付会场外策划的阴谋，还要对付记者的谩骂，这些记者像所有雇佣记者一样懦弱，到后来最早 求饶 的就是他们，但现在并未却步，仍在转载有些人对我们代表毫无根据的荒谬指责。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沃古贝尔的敌人们围着他跳带发头皮舞。”德·诺普瓦先生说道，着重说出“带发头皮 ”这四个字。“但是，有防备以一抵二；这些谩骂，他都用脚一一踢掉。”他补充道，说时更加铿锵有力，而且目露凶光，吓得我们一时间停下刀叉。“一句阿拉伯谚语说得好：‘群犬狂吠不止，商队脚步不停。’”引述这谚语之后，德·诺普瓦先生停了下来，看着我们，以判断这谚语对我们产生的印象。印象深刻，这谚语我们知道。那一年，它在重要人物口中取代了另一谚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后一谚语需要休息，因为它不像“为人做嫁衣”那样精力旺盛、永无倦意。原因是这些杰出人士采用的是轮作制，一般是三年一轮。此类引语，德·诺普瓦先生用来点缀他在《两世界评论》中的文章，而且用得出类拔萃，但要使文章显得扎实、材料充足，这些引语也不是非用不可。即使没有这些用作点缀的引语，德·诺普瓦先生只须像他通常所做的那样，写得切中要害即可：“圣詹姆斯 的部长办公室并非是最后一个感到这种危险。”或是：“歌手桥 那里十分激动，以不安的目光注视着双头王朝 自私却又灵活的政策。”或是：“蒙泰奇托里奥 发出一声惊叫。”或是：“羽毛球广场 一贯使用的这种两面手法。”读到这些话，外行的读者也会一眼看出这是职业外交家的手笔，并对他表示敬意。但是，之所以有人说，他不仅是职业外交家，而且有高超的学问，那是因为他对引语的使用反复推敲，其中完美无缺的范例仍然是：“您给我好政策，我就把您财政搞好，如同路易男爵 经常说的那样。”（当时尚未从东方引进此类话：“双方争斗，胜利属于能多坚持一刻钟者，日本人如此说。”）这种大学者的声誉，再加上隐藏在冷漠面具下搞阴谋的真正天才，使德·诺普瓦先生得以入选伦理学学院。有些人甚至认为，他并非不适合入选法兰西语文学院，因为有一天，他想要指出，我们只有与俄国结盟，才能跟英国和解，就毫不犹豫地写道：“这点应该让奥塞滨河街 的人清楚地知道，应该从现在起在这方面有疏漏的所有地理课本中写入，参加中学毕业会考的考生要是说不出这点，就决不能通过会考，那就是：如果说‘条条道路通罗马’，那么，从巴黎到伦敦的道路，必然要经过彼得堡。”

“总之，”德·诺普瓦先生对我父亲继续说道，“沃古贝尔这次取得的成功令人满意，甚至超出了他本人的预料。确实，他当时期待的是一篇四平八稳的祝酒词（在近几年的乌云消散之后，这样就已经非常不错），但就此而已。在场的好多人都对我肯定地说，这篇祝酒词要是印出来给人看，决不会有说出来的那种效果，国王讲得极为出色，不愧为演说艺术大师，还强调了种种意愿及微妙之处。我让人给我讲述与此有关的一件趣事，这件事再次表明，狄奥多西国王具有一种年轻人的优雅，使他极得人心。有人对我断言，‘亲缘关系’这四个字，是祝酒词中的重大创新，并将如您看到的那样，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各使馆评论的话题，而国王陛下预料到，正是这四个字，会使我们的大使高兴地认为，他的努力——也可以说他的梦想——得到了圆满而又合理的结果，认为他会获得元帅权杖，因此，国王朝沃古贝尔那边稍稍转过身子，用奥廷根 家族那极其迷人的目光注视着他，清清楚楚地说出‘亲缘关系’这四个使用得恰如其分、可称为新发明的字，那语气仿佛在告诉大家，这四个字是他故意使用，完全知道其分量。沃古贝尔看来十分激动，难以克制自己，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他的心情。有个值得信赖的人甚至告诉我，晚宴后，国王陛下转了一圈，然后走到沃古贝尔身旁，据说低声对他说道：‘亲爱的侯爵，您是否对自己的学生感到满意？’”

“确实，”德·诺普瓦先生得出结论，“这样一篇祝酒词，在加强两国间‘亲缘关系’——这是狄奥多西二世使用的生动词语——方面，比二十年的谈判还管用。您可以说，这只是四个字，但您要看到，它们受到如此的欢迎，欧洲各报都在反复谈论，它们引起的兴趣是如此之大，并发出如此新颖的声音。不过，这也是国王惯用的手法。我不会因此而对您说，他每天都会想出这种字字珠玑的话。但是，在他字斟句酌的演说中，更多的是在他脱口而出的谈话中，他常常贴上自己的标签——我差点想说，他常常签上自己的名字——用的是一个辛辣的词语。在这方面，我不会有丝毫袒护的嫌疑，因为我向来反对这种创新。这种创新，十有八九都具有危险性。” 我父亲说：“不错，我在想，德国皇帝最近的那封电报，想必不对您的口味。”

德·诺普瓦先生眼睛朝上观看，仿佛在说：啊！那个家伙！“首先，这是忘恩负义之举。这不仅是一桩凶杀，这是个错误 ，而且我认为愚蠢得令人吃惊！另外，如果无人制止此事，这个把俾斯麦赶下台的人 ，很可能逐渐摈弃俾斯麦的所有政策，这样一来，情况就变得无法预料。” ——“先生，我丈夫对我说，这几年，您也许会在夏天跟他一起去西班牙度假，我为他高兴。” ——“不错，这是个迷人的计划，我很喜欢。我很高兴跟您一起作此旅行，我的朋友。那么，夫人，您呢，您是否对假期已作安排？” ——“我也许跟儿子一起去巴尔贝克，这还没定。” ——“啊！巴尔贝克，好地方，几年前我曾路过那里。现在那里开始建造别墅，很漂亮：我想那个地方您会喜欢。不过，您是否能把选择巴尔贝克的原因告诉我？” ——“我儿子很喜欢看那个地区的一些教堂，特别是巴尔贝克的那座。我曾对他的身体有点担心，生怕旅途劳顿，尤其是食宿不习惯。但我听说那里刚造了一座出色的旅馆，设备齐全，即使像他这样的身体，住在里面也会十分舒服。” ——“啊！我一定得把这个消息告诉一位关心此事的女士 。” ——“巴尔贝克的教堂令人赞赏，是吗，先生？”我忍住心中的不快问道，因为我刚才听到，巴尔贝克的魅力之一，在于漂亮的别墅。 “不错，那教堂不错，但它毕竟不是真正精雕细刻的珍品，无法跟兰斯大教堂、沙特尔大教堂以及巴黎圣徒小教堂相提并论，后者是我之所爱，是珍品之珍。” ——“但巴尔贝克教堂，部分属罗曼风格，是吗？” ——“确实如此，属罗曼风格，这本身就已极其平淡，从中丝毫无法看出哥特式建筑师在其后展现的优雅和别致，后者雕刻石块，犹如在绣花边。到了那个地方，巴尔贝克教堂就值得参观，那教堂很有意思；要是有一天下雨，您没事可干，倒可以进入教堂，会看到图维尔 的墓。” 这时我父亲问道：“您昨天是否去参加外交部的宴会？我有事没去。” 德·诺普瓦先生微笑着回答道：“没有，我得承认，我没有去，是去参加了一个与此不同的晚会。我在一位女士家吃了晚饭，那女士您也许听说过，是漂亮的斯万夫人。” 我母亲不由颤抖，但克制住了，她反应比我父亲敏感，这时已不安地觉得，他会在片刻之后感到不快。他的烦恼首先被她感知，如同法国的坏消息，国外要比我们知道得早。但她心生好奇，想知道斯万夫妇会请哪种客人，就向德·诺普瓦先生询问，他在他们家遇到了哪些人。 “天哪……他们家，我觉得去的主要是……男士。有几位已婚男士，但那天晚上，他们的妻子都因身体欠佳没去。”大使回答道，语调听似天真实则微妙，说时环顾四周，目光柔和、审慎，显出轻描淡写的样子，并巧妙地夸大狡黠的神情。

“要说到完全准确，”他补充道，“我应该说，去那里的也有女士，但是……她们所属的社交界……我怎么说呢，不如说是共和派，而不是斯万（他说成‘斯凡’）的社交界。有谁知道？有朝一日，那里也许会变成政治沙龙或文学沙龙。另外，他们看来也满意这种状况。我觉得，斯万的满意表现得有点过分。他总要说出下星期请他们夫妻俩去做客的人的名字，跟这些人要好，并不值得骄傲，他说出他们的名字时，既不持重又无风度，而且几乎不讲分寸，像他这样精细之人竟会如此，使我感到惊讶。他老是说：‘我们每天晚上都有人邀请’，仿佛这是值得颂扬的事，仿佛他真的成了新贵，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斯万过去朋友很多，还有许多女友，我不想说得太多，也不愿说出别人的隐私，但我觉得可以说的是，不是所有的女友，也不是其中的大部分，但至少有那么一位，是地位显赫的贵夫人，也许不会拒斯万夫人于千里之外，要是这样，像巴奴日 的羊那样盲目跟从的人又何止一个。然而，斯万看来从未走过她的门路。怎么？还有涅谢尔罗德 布丁！出席了这样一次卢库卢斯 的筵席，我要恢复过来，去卡尔温泉 疗养也并非多此一举。也许斯万已经感到，需要扫除的障碍实在太多。这门婚事不讨人喜欢，这是肯定无疑的。有人说那女的有钱，真是大错特错。总之，这一切显然都不是愉快的事。另外，斯万有个姨妈，家财万贯，又地位显赫，其丈夫是金融巨头。她不仅拒绝接见斯万夫人，而且还展开一场真正的运动，叫她的女友和熟人个个照此办理。我的意思不是说，有教养的巴黎人都对斯万夫人不敬……不是！完全不是！她男人可是敢于接受决斗。不管怎样，有一点很怪，那就是斯万虽说朋友众多，而且均属一流，却对此类社交界的人如此殷勤，这种社交界说得客气点，也是鱼龙混杂。我早就认识他，我现在承认，我感到意外和有趣的是，一位男士如此有教养，并在极为挑剔的社交圈子里深受欢迎，竟会热情洋溢地感谢邮电部长办公厅主任光临其寒舍，并不耻询问斯万 冒昧 去拜访主任夫人。不过他想必感到不大自在，这显然已不是相同的世界。但我并不认为斯万在受苦。确实，在结婚前的那几年里，那女的曾对他进行敲诈，而且方法相当卑鄙；每当斯万拒绝她的要求，她就把女儿从他那里夺走。可怜的斯万虽说心细，却十分天真，每次都以为女儿被劫走只是一种巧合，不愿看出事情的真相。而她则不断对他大吵大闹，因此大家心里在想，她一旦目的达到，被他娶为妻子，就不会受到任何约束，他们的生活就会如同地狱。唉！事实恰恰相反。斯万谈论妻子的方式，众人取笑甚多，甚至公开嘲笑。当然啰，他已多少有点感到自己当了……（您知道莫里哀用的词 ）别人总不能要求他向 全世界 宣布此事；不过，他说他妻子是贤妻良母，大家就觉得未免过分。然而，这并非是大家认为的那种弄虚作假。她是以自己的方式，这种方式并非所有的丈夫都喜欢——这事我们之间说说，斯万认识她已有很长时间，而且他也不是十足的傻瓜，不大可能不知道该如何对付——不可否认，她显然喜欢他。我并非说她不是水性杨花的女人，而如果那些饶舌者的话可信，斯万自己也决不会错过寻欢作乐的机会，您可以想象，这些人说得可来劲呢。但她感谢他为她所做之事，与大家所担心的相反，她看来已变成温柔的天使。”这种变化也许并不像德·诺普瓦先生认为的那样非同寻常。奥黛特一直不认为斯万最终会娶她为妻；每当她有意对他说，某个体面的男子，最近已跟情妇结婚，她总是见他冷若冰霜，默无一言，要是她直接叫唤他，并问道：“那么，他这样来报答为他献出青春的女人，你不认为这样做很好？不认为这样做得漂亮？”他最多冷冷地回答道：“我没有对你说这样不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做法。”她甚至几乎认为，他会将她彻底抛弃，就像他在盛怒时对她说的那样，因为她在不久前曾听到一位女雕塑家说：“你会看到，男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毫无教养。”这悲观主义的格言说得入木三分，她对此印象深刻，将其奉为圣言，经常引用，说时显得灰心丧气，仿佛在说：“总之，他要抛弃我也不是毫无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因此，奥黛特此前在生活中一直遵循的这条乐观主义格言就变得一无是处：“只要男人爱你，你就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他们都是傻瓜。”说出上述话时，她也是眨眨眼，仿佛在说：“你别害怕，他什么都不会砸坏。”目前，奥黛特感到难受的是，她的一位女友，跟一个男子同居的时间不如她跟斯万同居的时间长，而且没有孩子，却已跟他结婚，现在十分受人尊重，经常应邀参加爱丽舍宫的舞会，这位女友想必对斯万的品行有看法。一位比德·诺普瓦先生看得更透彻的医生，也许会作出诊断，认为奥黛特变得乖戾是因为感到耻辱，认为她表现出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性格不是她的本性，并非无药可救，并会轻而易举地对后来发生之事作出预言，那就是建立一种新的制度即夫妻财产制之后，这些每天出现的意外，虽说难以忍受却又完全不是器质性的，将会像被施加魔法一样迅速消失。这门婚事，几乎所有人都感到惊讶，而这确实也是令人惊讶的事。也许很少有人了解爱情这一现象的纯主观性，很少有人了解这种创造，造出的是一个额外的人，此人与世上同姓之人不同，其大部分成分取自我们身上。因此，很少有人会觉得这种情况合乎情理，即某个人竟会在我们眼里变成重要人物，原因是此人并非是他们看到的那个。不过，说到奥黛特，看来可以这样认为：即使她从未完全了解斯万的聪明才智，至少她知道他研究的题目以及详细情况，因此，对她来说，弗美尔 的名字就像她裁缝的名字一样熟悉；对于斯万，她完全了解其性格的特点，这些特点，世上的其他人要么并不知道，要么加以嘲笑，唯有情人或姐妹才了解其真实、可爱的面貌；我们对性格的这些特点极为珍惜，即使对我们最想纠正的特点也是这样，正因为如此，由于一个女人最终会对它们感到习惯，并采取宽容的态度，或对其进行善意嘲笑，就像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父母会对我们的性格习以为常那样，长久的爱情关系也具有家庭情感的那种温馨和力量。我们跟一个人的关系变得神圣，是在此人用跟我们相同的观点来评论我们的一个缺点之时。在这些特点中，也有既属于斯万的智慧又属于他性格的特点，但由于这些特点的根源在他的性格之中，因此奥黛特更容易将它们识别出来。她抱怨说，斯万的这些特点，不仅大量出现在他的书信或谈话中，而且表现在他的写作和论文中，但后者并未得到足够的承认。她建议他更加突出这些特点。她希望他做到这点，是因为他的这些特点为她所爱，但由于它们是他的特点而为她所爱，她就理所当然地希望大家能在他的作品中发现这些特点。她可能还在想，他把作品写得更加生动，就能功成名就，这样，她就能实现她在维尔迪兰家孕育的最大愿望：开设她自己的沙龙。

有些人认为这类婚姻滑稽可笑，他们设身处地，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要是我娶德·蒙莫朗西小姐为妻，德·盖尔芒特先生会怎么想？布雷奥泰会怎么说？”这些人有着这种社会理想，在二十年前，斯万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当时，斯万想方设法加入赛马俱乐部，并指望跟显贵攀亲，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最终成为巴黎名流。不过，这种婚姻向当事人展现的图像，跟所有的图像一样，需要从外界补充养料，才不会逐渐褪色乃至完全消失。你热情洋溢的梦想，是对曾经侮辱过你的人的羞辱。但是，如果你到了另一个地方，不再听到别人谈起他，那么，你最终会感到你的敌人已变得无足轻重。当初你因为某些人才想进赛马俱乐部或法兰西研究院，如果你已有二十年没有看到他们，那么，进赛马俱乐部或法兰西研究院就不会对你有任何吸引力。长期恋爱，如同退休、患病或改变宗教信仰，会用新的图像替代旧的图像。斯万娶奥黛特为妻，并非是放弃他在社交界的雄心壮志，因为从宗教意义上说，奥黛特早已使他脱离世俗。不过，如果他仍未放弃这种雄心，他就更应该受人称赞。因婚姻而名誉受损，意味着牺牲相当优越的地位，以换取纯属感情的乐趣，因此，这种婚姻最受众人器重（确实，这种婚姻不能被视为金钱婚姻，因为妻子或丈夫跟配偶是买卖关系的夫妻，最终全都被人接受，不管是由于风俗如此，还是因为已有众多先例，都必须一视同仁）。另外，斯万如果不是腐化堕落者，而是艺术家，并像 孟德尔 主义者 所做或神话中所说的那样进行不同品种的杂交，跟与他地位不同的大公夫人或轻佻女子交合，在婚姻中高攀王族或低就贱女，也许都能感到几分愉悦。每当他考虑跟奥黛特结婚的可能性时，在这世上他挂念的只有一人，而且并非是因为故作风雅，此人就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相反，奥黛特不大把这位夫人放在心上，她想到的只是那些地位比这位夫人高一等的人士，而不是往这虚无缥缈的九霄云外去想。但是，当斯万在遐想联翩之时看到奥黛特已成为他的妻子，他总是想到这样的时刻，即他将把她特别是他的女儿带到洛姆王妃府，王妃在公公去世后不久成为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他不想把她们带到别的沙龙，他设想公爵夫人在对奥黛特谈到他时所说的话，以及奥黛特对德·盖尔芒特夫人说的话，并想象公爵夫人对吉尔贝特十分亲热和宠爱，使他为女儿感到骄傲，心里不禁柔情似水。他想象介绍她们认识的场面，就连细节也想得一清二楚，如同购买彩票的人们，想到自己可能中奖，就自行确定奖金的数目，并详细设想对这笔钱的使用。如果我们作出一项决定时在脑中出现的画面是这一决定的动机，那么我们可以说，斯万娶奥黛特为妻，是为了把她和吉尔贝特介绍给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只是此事无人知道，甚至永远无人知道。我们将会看到，他在社交界的这个唯一愿望，即希望妻子和女儿被上流社会接受，恰恰是他无法实现的愿望，而且这要求被一口回绝，因此斯万在临终之时，认为公爵夫人永远不会跟她们相识。我们也将看到，与此相反，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在斯万去世后开始跟奥黛特和吉尔贝特来往。也许他如果更加理智，就不会对此类小事如此重视，对此事的未来也不会过于悲观，并认为他所希望的聚会终将举行，只是他无法欣喜地亲眼目睹而已。在因果规律的作用下，可能的结果最终几乎都能产生，被认为可能性最小的结果也会产生，这种作用有时缓慢，并因我们的愿望而更加缓慢——真可谓欲速而不达——使其缓慢的还有我们的生存，而这作用产生结果，只有在我们不再希望之时，有时是在我们不再生存之日。斯万不是已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知这点？在他生前，这如同在预示他去世后发生的事，跟奥黛特结婚，不就是死后的一种幸福？这个奥黛特，他曾经热恋过，虽说并非一见钟情，后又娶她为妻，但已不再爱她，这时，曾热切希望与奥黛特终身相伴却又对此灰心丧气之人，在斯万身上已经作古。

这时，我说起巴黎伯爵，并问这伯爵是否是斯万的朋友，因为我担心话题会离开斯万。“是的，确实如此。”德·诺普瓦先生转身朝我，并在回答时用蓝眼睛盯着我这个无足轻重的人看，这目光如一池活水，其中荡漾着他的工作能力和吸收精神。“天哪！”他又转向我父亲，并补充道，“我不认为把这件妙趣横生的事告诉您是对亲王不敬（我跟他并无私交，鉴于我的地位，也很难有私交，即使我有一官半职）。那最多是四年前的事，在一个中欧国家的一个小火车站，亲王碰巧见到斯万夫人。当然，他的熟人中无人敢问殿下对她印象如何。这样问未免失礼。但是，当谈话中偶然提到她的名字时，亲王仿佛相当乐意地使用某些难以察觉却又不会使人听错的暗示，表明他对她的总体印象并非不佳。” ——“难道不能把她引见给巴黎伯爵？”我父亲问道。 “唉！不得而知。亲王的事，谁也说不清。”德·诺普瓦先生回答道。“最大的权贵，最善于叫你有恩必报，但有时为报答某些人的赤胆忠心，也会对公众舆论制定的法令无所顾忌，即使这些法令完全正确。确实，巴黎伯爵一向以宽厚之心赞赏斯万的忠诚，而斯万又极其风雅。” ——“那您的印象呢，您印象如何，大使先生？”我母亲出于礼貌，好奇地问道。 德·诺普瓦先生一改平时说话的稳重，像老行家那样铿锵有力地回答道： “十全十美。” 他知道，承认因一个女人而产生强烈感受，并用愉快的口气说出，是风趣的谈话特别受人赞赏的一种形式，于是就低声笑起来，并笑了片刻时间，笑得老外交家眼睛湿润，那布满红色脉络的鼻翼随之颤动。 “她非常迷人。” ——“先生，出席那次晚餐的是否有名叫贝戈特的作家？”我羞怯地问道，以便使话题不离开斯万。 “是的，贝戈特来了。”德·诺普瓦先生回答道，并谦恭地朝我这边点点头，仿佛他想跟我父亲友好，就对与我父亲有关的事全都另眼相看，对我这个男孩提出的问题也不例外，而像我这样年幼的男孩，很少看到他那样年纪的人会对我们如此礼貌。“您认识他吗？”他补充道，并用明亮的目光注视着我，他目光的深邃曾受到俾斯麦的赞赏。 “我儿子不认识他，但对他十分欣赏。”我母亲说道。 “天哪，”德·诺普瓦先生说道（他使我对自己智力产生的怀疑，超过了我平时对自己痛苦的怀疑，因为我得知，我觉得比自己高千万倍的事物，我认为是世上最崇高的事物，在他看来根本不值得欣赏），“我并不同意这种看法。我把贝戈特称为吹笛手；应该承认，他吹得很好听，虽说有许多矫饰和做作的味道。不过，仅此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他的作品缺筋少骨，里面永远找不到可称为骨架的东西。没有情节，或者说过于简单，但主要是没有意义。他的书在基础上有毛病，或者不如说根本就没有基础。在我们这样的时代，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大家几乎没有时间看书，在这个时代，欧洲的地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许即将发生更大的变化，在这个时代，到处出现大量可怕的新问题，因此，您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大家有权要求作家不当学究，因为学究喜欢对形式的种种优点进行空洞无益的讨论，使我们忘记我们随时有可能遭到外部和内部两股蛮族的入侵。我知道这是在亵渎神圣不可侵犯的学派，即那些先生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但在我们的时代，有着比写出音调和谐的文字更为迫切的工作。贝戈特做的工作有时相当迷人，这点我并不否认，但从总体上说，这些东西都矫揉造作，十分单薄，缺乏阳刚之气。联想到您对贝戈特十分夸张的赞赏，我现在对您刚才给我看的几行诗有了更清楚的理解，但我要评论您的诗又不大恰当，因为您自己也坦率地承认，说这只是小孩涂鸦（这话我确实说过，但完全不是我心里的想法）。对任何过失都应宽恕，对青年的过失更应如此。总之，除了您之外，其他人的思想也有类似问题，以当代诗人自居的不止是您一人。但我们在您给我看的诗中发现的是贝戈特的不良影响。我要是对您说，这里面丝毫看不出他的优点，您想必不会因此而感到惊讶，因为他被认为是某种风格的大师，虽说使用的技巧十分肤浅，可这种风格，您这样的年轻人连皮毛也无法掌握。但是，这种违背常理的做法已经在犯跟他相同的错误，即先把一些声音响亮的词排成一行，然后才去考虑它们的含义。这是本末倒置，甚至在贝戈特的所有书中都有。那些复杂难懂的形式，那些老朽的名流难以捉摸的词句，我感到全都毫无意义 。一位作家放出些好看的烟火，马上有人高呼杰作问世。杰作可不会出现得如此频繁！我可以说，在贝戈特的成功之作中，没有一部思想境界较高的长篇小说，即可以放在他书斋显眼之处的书。这样的书，我看在他作品里一本也没有。尽管如此，他的作品还是比他这个作者要优秀无数倍。啊！有位才子曾说，要了解作家应读其书，现在就有人证明此话说得有理。此人跟其书不大相像，更加自命不凡，更加一本正经，不像是好伙伴，真是无法看透。他有时平庸，跟别人说的话如同书中所写，甚至不像他写的书，而像无聊的作品，他的书至少并不无聊，贝戈特就是这样的人。他这个人思想十分混乱，又过于细腻，我们的父辈称之为夸夸其谈的阿波罗神谕降示者，而他说话的方式则使他说的话更叫人听了不舒服。我不知道是洛梅尼 还是圣伯夫 说的，说的是维尼 也曾因同样的问题让人不舒服 。但贝戈特从未写过像《森—马尔斯》和《红封印》这样有好几页精彩片断可收入文选的作品。”

我刚才听了德·诺普瓦先生对我给他看的诗作片断所作的评论，惊讶得目瞪口呆，又想到我在写一篇随笔或者只是进行认真思考时所感到的困难，就重又觉得自己智力低下，并非天生搞文学的料子。以前在贡布雷时，某些十分简单的印象，或是阅读贝戈特的作品，也许曾使我处于遐想联翩的状态，在我看来价值巨大。我的散文诗所反映的正是这种状态；毫无疑问，德·诺普瓦先生本来可以看出并立即指出，我是因完全骗人的幻觉才感到其中之美，因为大使并不会上当受骗。但与此相反，他刚才却告诉我，我的地位是何等低下（这时我从外部被人客观评价，评者是最有好感、最为聪明的行家）。我感到沮丧和失落；我的思想如同液体，其体积取决于盛它的容器，它过去曾充满天才的巨大容量，如今却全部压缩在德·诺普瓦先生突然将其封闭和限制的狭小器皿之中。 “贝戈特和我相识，”他补充道，并转向我父亲，“确实是相当棘手的事情（但也是有趣的事情）。那是在几年以前，贝戈特去维也纳旅游，我当时在那里当大使，他引见给我是通过梅特涅王妃 ，他来使馆登记，并希望受到邀请。我是法国驻外使节，他的作品为法国增光，虽说有一定限度，确切地说则是微不足道，即使如此，我也会把我对他私生活的不良看法搁置一边。但是，他旅游并非独自一人，更有甚者，他认为邀请他就必须邀请他的女伴。我觉得自己并非过于一本正经，我当时独身一人，也许可将使馆的门大开，就像我已结婚并有子女一样。然而，我得承认，有一种无耻的行为，我无法迁就，而贝戈特在自己书里，却谈论高尚的道德，直率地说，他在用道学家的口吻教训人，这样一来，这种行为就显得更加令人恶心，在他的书里，我们只能看到对痛苦的顾虑和病态的悔恨所进行的没完没了的分析，这种分析，我们之间说说，也实在有点拖泥带水，对一些微不足道的过错，也要作长篇大论的说教（我们知道其分量），而他的私生活却如此不加检点，如此玩世不恭。总之，我没有答复他，王妃又来求情，也没有成功。因此，我觉得我大概不会得到此人的好感，我不知道他对斯万在邀请他的同时又邀请我的做法作出了何种评价。除非这是他提出的要求。这很难说，因为他实际上有病。这甚至是他唯一的借口。” ——“那次晚餐，斯万夫人的女儿是否也在？”我趁大家去客厅的片刻机会，向德·诺普瓦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这时我能轻而易举地掩盖自己的激动，而倘若一动不动地坐在餐桌旁边，又处于灯光之下，就很难做到这点。

一时间，德·诺普瓦先生仿佛在回忆当时的情况： “是的，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不错，我记得是在吃饭前向我作的介绍，说是我们东道主的女儿。我对您说，我看到她的时间不长，她很早就去睡了。或者是去她女友家了，我记不大清楚。我看您对斯万家的情况十分了解。” ——“我跟斯万小姐一起在香榭丽舍大街玩耍，她很可爱。” ——“啊！是这样！是这样！我嘛，的确，我觉得她很可爱。但我要向您承认，我觉得她永远赶不上她的母亲，我希望这话不会刺伤您过于强烈的感情。” ——“我更喜欢斯万小姐的相貌，但我也非常欣赏她的母亲，我去林园散步，只是为了能看到她路过那里。” ——“啊！我一定把这话转告她们，她们听了会非常高兴。”

说这些话时，德·诺普瓦先生在片刻间跟所有那些人一样，处于这样一种心理状况：那些人听到我说斯万是聪明人，他父母是体面的经纪人，他家的屋子漂亮，就以为我同样会乐意谈起另一个同样聪明的人、另一些同样体面的经纪人、另一幢同样漂亮的屋子；这一时刻如同一个精神健康的人在跟疯子谈话，却尚未发现对方是疯子。德·诺普瓦先生知道，喜欢观看美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知道如果有人对我们热情洋溢地谈论一位美女，潇洒的做法是装出信以为真的样子，认为他已爱上这位美女，因此而取笑他，并答应帮他成全好事。但是，在说到他将跟吉尔贝特及其母亲提到我时（这将使我能像奥林匹斯山一位天神般化为气流，或像密涅瓦 那样变为老人，隐身进入斯万夫人的客厅，并使我能引起她的注意，把她的思想给吸引住，使她对我的欣赏表示感谢，把我看作一位要人的朋友，感到我将来值得受到她的邀请，并能成为她家的好友），这位即将利用自己在斯万夫人眼中的崇高威望来助我一臂之力的要人，突然使我感到无比亲切，我难以克制自己，真想去亲吻他那柔软的双手，他的手洁白、起皱，仿佛在水中浸泡时间过长。我几乎做出这个动作，并以为只有我一人觉察。确实，别人对我们每个人的言行的衡量，我们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我们害怕把自己看得过高，却又把别人生活的回忆无限夸大，于是心里就想，我们言行中的附加部分，几乎不能进入跟我们谈话的人们的思想之中，因此更加无法留在他们的记忆之中。而罪犯们有一种看法也同样属于此类：他们常常修正自己说过的话，以为别人无法对其进行核实。谈到人类的千年生活，如有专栏作家持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都将被遗忘，那么，他的观点很有可能不如相反的观点正确，后者预言任何事物都将被保存。在报纸的“巴黎头条 ”中，道学家在谈到一件大事、一部杰作、尤其是一位“红极一时”的女歌唱家时对我们说：“所有这些事，十年后有谁还会记得？”而在同一份报纸的第三版，法兰西金石学和文学学院的报告，不是往往会谈到一件本身并不重要的事，如提到一首价值不大的诗，写于法老时代，但至今仍能看到其全文？短促的人生，也许并非完全如此。几年以后，德·诺普瓦先生在一位朋友家里做客，我觉得他是我所能遇到的最有力的支持，因为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为人宽厚，对我们家的人都心怀善意，此外又因他的职业和出身养成审慎的习惯，然而，大使前脚刚走，就有人对我说他提到以前的一次晚宴，说他当时“发现我想要吻他的双手”，我听了不仅面红耳赤，而且惊讶地得知，跟我的想法相去甚远的，不仅是德·诺普瓦先生谈论我的方式，而且还有他回忆的内容；这句“闲话”使我清楚地看到，分心和专心、记忆和遗忘，在人的思想中所占的比例出乎意料；我这时感到惊喜，如同我第一次在马伯乐 的书中看到，现在知道公元前十世纪亚述巴尼拔国王 邀请参加其拍打树林赶出猎物的狩猎猎手的确切名单。 这时德·诺普瓦先生对我宣称，他一定向吉尔贝特及其母亲转达我对她们的欣赏，我于是对他说：“哦！先生，您如果这样做，您如果对斯万夫人提到我，我即使终身对您感激不尽，终身为您效犬马之劳，也不足以报答您的大恩大德！但我得告诉您，我并不认识斯万夫人，至今还无人将我向她引见。”

我补充最后这句话，是因为有所顾忌，怕别人以为我在吹嘘我并未有的交往。但在说出时，我觉得这句话已变得多余，因为我那感谢的热情会使人心冷，所以感谢的话刚说出口，我就发现大使的脸上立刻显出犹豫和不满的表情，眼里露出垂直的目光，狭窄而又斜视（犹如固体的立体图其中一个面的透视线），这目光注视着他心中的无形对话者，他对这位对话者说的一些话，不应该被另一位对话者听到，而这另一位对话者，是他此前一直与其说话的先生，在当时也就是鄙人。我刚才说的这些话，虽说跟我心中洋溢的感激之情相比还显得苍白无力，但在我看来应该能感动德·诺普瓦先生，并最终使他决定出手相助，这对他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却会使我兴高采烈；我这时立刻感到，这些话也许（在想要伤害我们的人挖空心思地说出的所有恶毒言词中）是唯一会使他拒绝帮忙的话。如同一个陌生人跟我们愉快地交换了看法，并和我们一致认为几个过路人俗不可耐之后，突然使我们看到他和我们的病理状况完全不同，只见他摸摸口袋，漫不经心地补充道：“真糟糕，我没带枪，否则他们全都得死。”同样，听到这些话时，德·诺普瓦先生虽然知道，把一个人介绍给斯万夫人，并将此人带到她家做客，是极其平常、易如反掌之事，但看到此事对我来说如此珍贵，并且我想必很难办到，心里就想，我说出的愿望，尽管从表面上看十分正常，却很可能隐藏着某种别的想法、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或以前的某种过错，正因为如此，至今无人愿意帮我的忙，向斯万夫人转达这一口信，原因是大家确信这样做会使她感到不快。我这才明白，这个忙他决不会帮，知道他在几年时间里可能会每天去看望斯万夫人，却一次也不会对她提起我。不过，几天后，他向她询问了一件我想要知道的事，并托我父亲转告。但他觉得没有必要说出是为谁而询问此事。因此，她决不会知道我认识德·诺普瓦先生，也不会知道我多么想登门拜访她；不过，这种不幸也许并非像我想象的那样巨大。因为她如果得知这两件事，后面的事也许不会使前面的事效力大增，况且这效力也并非绝对可靠。在奥黛特看来，既然对她的生活和住宅的看法不会引起任何神秘莫测的烦恼，一个认识她并常去她家的人，在她心里就不会成为像我眼中那样的神奇人物，而我要是能在石头上写下“我认识德·诺普瓦先生”这几个字，就会把石头从斯万家的窗口扔进去；我相信，这一信息即使用如此粗暴的方式来传递，女主人对我产生的看法也只会是敬重多于不满。但是，即使我已看清，德·诺普瓦先生没有完成的这一任务，如果完成了也毫无用处，而且还可能损害我在斯万夫妇心目中的形象，我也没有勇气让大使解除这项任务，哪怕他欣然同意，没有勇气放弃如下乐趣，哪怕其后果不堪设想，那就是让我的名字和我个人，能在我并不熟悉的吉尔贝特的家中和生活中、在她身边度过片刻时光。

德·诺普瓦先生走后，我父亲翻阅了晚报，而我又想起贝尔玛。我看她演戏所感到的乐趣还不齐全，需要补充，因为它远逊于我原来的期望；因此，这乐趣立刻吸收可能得到的养料，例如德·诺普瓦先生所说的贝尔玛的优点，被我的思想一饮而尽，如同过干的草地将洒在其上的水汲尽一般。这时，我父亲把报纸递给我，指了指一篇有边框的短文，只见上面写道：“《淮德拉》的演出受到热烈欢迎，艺术界和批评界名流均前往观看，淮德拉的扮演者贝尔玛夫人取得了在她辉煌的演艺生涯中也十分罕见的巨大成功。这次演出是戏剧界一件重大事件，本报将作详细报导。我们仅透露一个消息：最具权威的评论家们一致指出，这样的演出使淮德拉即拉辛写得最美、最深刻的一个人物面目一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看到的最纯、最高的艺术表演。”我的思想一旦形成“最纯、最高的艺术表演”的新看法，这种看法立即靠近我在剧院里感到的不完善的乐趣，在其中稍微添加它所缺之物，这两者的结合产生某种令人极其振奋的东西，我不由大声说道：“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你们也许会认为，我说这话并非真心诚意。但是，你们还是想想，有许许多多作家，对刚写好的作品并不满意，不过，一旦他们读到对夏多布里昂的天才的赞美之词，或是想起一位他们作为奋斗目标的大艺术家，一面在心里哼着贝多芬的某个乐句，并把乐句中的悲伤跟他们想置入自己散文中的悲伤进行比较，他们的心里就充满天才的想法，并将这种想法补充到自己的作品之中，对作品重新加以考虑，对它们的看法已跟先前完全不同，甚至对他们作品的价值确信无疑，并想道：“毕竟不错！”只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使他们最终感到满意的种种原因之中，也有他们置入的对夏多布里昂奇妙篇章的回忆，他们把这些篇章跟他们自己的作品等同起来，却并未写出过这样的文字；你们想想，有许许多多的男人相信自己的情人爱情专一，可实际上他们却是专戴绿帽的王八；也有人希望人死后能够复生，实在难以理解，这其中有终身痛苦的丈夫，因为他们想起自己仍然钟爱的亡妻，也有艺术家，因为他们想到将来可能享受的荣誉，这些人时而又希望默默无闻地生活，觉得这样才能心安理得，这时他们想到的则是所犯的错误，因为不过这种生活，他们就得在死后为这些错误受苦受难；你们再想想旅游者，他们虽说对一次旅行中见到的种种美景感到欣喜若狂，但对旅行中度过的一天天时间却只有厌烦之感；还有，你们倒说说，各种观念共存于我们的思想，那么，在能使我们变得最为幸福的那些观念之中，是否有那么一种观念，最初不是像真正的寄生虫那样，向邻近的一种不同观念索取自己缺少的力之精华？

看来，我母亲并不十分满意的是，我父亲不再考虑我的“外交生涯”。我觉得，她首先希望用一种生活规律来调整我随心所欲的思想，因此，她感到遗憾的不是我放弃外交生涯，而是我热衷于文学。“你就别管了，”我父亲大声说道，“对自己做的事情，首先要有兴趣。哦，他已不是孩子。他现在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要他改变已不大可能，他能够弄清，什么事可以使他将来生活幸福。”我父亲的话赋予我的自由，是否会使我将来的生活幸福，还不得而知，但那天晚上，他的话却使我十分难受。每当我父亲突然变得温柔体贴，我都非常想去亲吻他颊髯上方红润的面颊，我没有这样做，只是因为怕他会不高兴。一位作者，认为他的遐想因并未脱离他自己的思想而价值不大，但出版商却非要选择优质纸张并使用优美字体，他就觉得他的遐想配不上，不由担心起来；同样，我今天扪心自问，我写作的愿望是否如此重要，以致我父亲这样关心、体谅。不过，尤其在谈到我的兴趣不会再改变以及会使我将来的生活幸福时，他使我隐约产生两个可怕的猜想。第一，我的生活已经开始（而我却每天都认为自己尚处于完好无损的生活的起点，认为生活要等到第二天清晨才开始），另外，将要发生的事跟先前发生的事不会有很大区别。第二个猜想，其实只是第一个猜想的另一种形式，那就是我并未处于时间之外，而是像小说的人物那样受到它规律的约束，正因为如此，我在贡布雷坐在我的柳条棚里阅读这些人物的生活时感到十分难受。在理论上，我们知道地球在自转，但实际上我们并未感到这种自转，我们行走的土地没有动的感觉，我们过着平静的生活。生活中的时间也是如此。为使时间的流逝能被感知，小说家们只得把指针疯狂地转动，让读者在两分钟内跨越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时间。在一页的开头，我们离开的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情人，但到下一页的结尾，我们再次见到他时已是八十岁的老翁，正在一所养老院的院子里艰难地进行每日的散步，别人对他说话，他几乎不作回答，过去的事他已忘记。我父亲说“他已不是孩子，他的兴趣已不会改变”之类的话，使我突然见到时间中的自我，并感到十分难受，就像我虽然还不是记忆衰退的老人，却已是作品中的那种主人公，作者在书的末尾谈起他们，用的是特别残忍的冷漠语调：“他离开乡下的时候越来越少。他最终定居乡间，等等。”

这时，我父亲生怕我们会批评客人，就对我妈妈说： “我承认，诺普瓦老头有点‘迂腐’，就像你们平时说的那样。他刚才说，他对巴黎伯爵提出问题‘不大体面’，我当时怕你们会笑起来。” “不会的，”我母亲回答道，“我很喜欢这种年龄的要人还能这样天真，这说明他为人正直，很有教养。” ——“正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机灵、聪明，这我知道，我看到他在委员会时跟在这里完全不同。”我父亲大声说道，他高兴地看到我妈妈欣赏德·诺普瓦先生，就想使她相信，德·诺普瓦先生比她认为的还要高明，因为有好感就喜欢吹捧对方，要戏弄就喜欢贬低对方。“他是怎么说的呢……‘那些亲王的事，永远说不清……’” ——“不错，就像你说的那样。我已经发现他的机灵。可以看出，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 ——“真怪，他在斯万家吃了晚饭，还在那里遇到正派的人，遇到官员。这些人，斯万夫人是从哪里搞来的？” ——“你是否注意到：他说‘到她家去的大多是男人！’这句话是多么幽默。”

于是，他们俩竭力回忆德·诺普瓦先生说这句话时的语调，就像在回想布雷桑或蒂龙在《女冒险家》或《普瓦里埃先生的女婿》 中演出时的语调。但是，在所有这些话中，最受欣赏的话则被弗朗索瓦丝品尝到；过了好几年之后，只要有人对她提起，她曾被大使称为“一流厨师长”，她就无法“面孔铁板”，这赞美之词是我母亲说给她听的，说时犹如陆军大臣在阅兵后转达君主的祝贺。我当时比母亲先到厨房。我曾要弗朗索瓦丝这个残忍的和平主义者答应，在杀兔子时别让它过于痛苦，因没有兔子死亡的消息，就去那里察看；弗朗索瓦丝叫我放心，说事情的进展十分顺利，而且极为迅速：“我从未看到过这样的牲畜；它死时竟一声不吭，就像是个哑巴。”我对牲畜的语言不甚了解，就说兔子也许不像鸡那样会叫。“您等一会儿看看，”弗朗索瓦丝对我的无知感到愤慨，就对我说道，“兔子是否不像鸡那样会叫。”弗朗索瓦丝听到德·诺普瓦先生的称赞，显得自豪而又爽直，目光愉快而又——即使是在片刻之间——聪慧，犹如一位艺术家在倾听别人谈论自己的艺术。以前，我母亲曾送她到几家大餐馆去学习烹饪。那天晚上，我听她把最有名的几家高级餐馆说成低级小饭店，心里十分高兴，就像以前听到下面的话时那样，即戏剧艺术家演技的好坏，跟他们名气的大小并非是一回事儿。我母亲对她说：“大使肯定地说，你们家做的牛肉冷盘和雪花酥，是其他任何地方都吃不到的。”弗朗索瓦丝表示同意，脸上显出谦虚的样子，仿佛是在服从真理，也并未因大使的头衔而感到震惊；她谈到德·诺普瓦先生时，语气亲切，因为此人把她称作“厨师长”：“他是个善良的老人，跟我一样。”他来时，她很想看看他，但又知道我妈妈不喜欢有人躲在门后或窗外偷看，并想到她如偷看，我妈妈会从别的仆人或门房那里得知此事（因为弗朗索瓦丝在各处看到的只有“嫉妒”和“闲话”，这两者在她想象中一直起着有害的作用，就像耶稣会会士或犹太人的阴谋对其他人所起的作用那样），所以她只是透过厨房的窗子看了一眼，“这样就不必向太太作出解释”，而她在依稀看到德·诺普瓦先生的外貌之后，因其 敏捷 而“以为是勒格朗丹先生”，虽说他们之间并无相同之处。“但是，”我母亲对她问道，“您如何解释，为什么没有人能把冻汁做得像您这样好（只要您希望如此）？”——“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变来的。”弗朗索瓦丝回答说。（她弄不大清楚动词venir（来）——至少是该词的某些含义——和devenir（变成）的区别。）不过，她说的是实话，部分属实，她确实无法——或者不愿——揭开她做的冻汁或奶油质优的秘密，犹如优雅的女士说不出衣着打扮的妙处，著名女歌唱家无法说出其歌喉动听的原因一样。她们的解释不能使我们弄清其中的奥妙；我们女厨师的秘诀也是如此。“他们烧得太快，”她回答时谈起大餐馆的厨师，“另外，菜也不是一起烧，牛肉要烧得像海绵一样，才能把汁水全吸进去。不过，以前有一家咖啡馆，我觉得那里还会烧一点菜。我不是说那里的冻汁跟我的完全一样，但也是用文火烧的，他们的雪花酥，奶油也不错。”——“是不是亨利饭馆？”我父亲已来到我们身边，就问道。他十分欣赏加永广场的那家饭馆，定期跟同事一起在那里聚餐。“不是！”弗朗索瓦丝温柔地说道，但这温柔中深深地隐藏着蔑视，“我说的是一家小饭店。这亨利当然很好，但这不是饭馆，不如说是……汤馆！”——“是韦贝尔 ？”——“啊！不是，先生，我是说好的饭馆。韦贝尔在王家街，这不是饭馆，是啤酒店。我不知道他们的菜是否给客人端上。我觉得他们甚至没有台布，他们把这东西就这样往桌上一放，随随便便。”——“是西罗？”弗朗索瓦丝微笑道：“哦！在那里吃饭的，我觉得主要是上流社会女士。（对弗朗索瓦丝来说，‘上流社会’这个词的意思是‘半上流社会’。当然啰，年轻人需要这个。）”我们发现，弗朗索瓦丝虽说样子天真，却是那些名厨师的可怕“同行”，跟嫉妒成性、自命不凡的女演员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我们感到，她对自己的烹饪艺术有着正确的看法，而且尊重传统，只见她补充道：“不是，我说的是一家饭馆，那里的饭菜实惠、可口。现在这饭馆开得很大。以前生意很好。啊！苏可赚得不少。（弗朗索瓦丝十分节俭，算钱用苏计算，而不像挥金如土的人那样用金路易计算 。）太太知道那里，是在巴黎林荫大道的右边，靠后面一点……”她既公正又自豪而善意地提到的那家饭馆……是英国咖啡馆 。

元旦到了，我首先跟妈妈一起去给亲戚拜年，妈妈怕我累，就（根据我父亲画的路线图）预先对亲戚按所在的街区分类，而不是按亲缘关系的远近分类。我们去给一位远房表亲拜年，先去看她，是因为她家离我们家不远，但我们刚走进客厅，我母亲就吓得毛骨悚然，因为她看到我那位疑心病最重的叔叔的密友，手里拿着冰糖栗子或糖衣栗子在吃，此人一定会迅速告诉我叔叔，说我们没有首先去给他拜年。这位叔叔知道后自尊心肯定会受到伤害；他自然会认为我们应该从马德莱娜广场来到他住所那里的植物园，然后再去圣奥古斯丁教堂，最后到医学院街。

拜完年后（我外婆叫我们不要去了，因为我们那天要去她家吃晚饭），我一直跑到香榭丽舍大街，把一封信交给一位女商贩，并请她交给每星期要来好几次以购买香料蜜糖面包的斯万家仆人，自从吉尔贝特使我十分难受的那天起，我就决定在元旦那天给她写封信，在信里对她说，我们旧的友情随着旧的一年过去而消失，说我已忘记自己的不满和失望，并说从元旦起，我们将建立新的友谊，这友谊坚不可摧，美妙无比，我希望她略施风情，使友谊之花永远美丽，并希望万一出现有损友谊的些许危险，她都能及时告诉我，就像我答应及时告诉她那样。在回家途中，弗朗索瓦丝叫我在王家街的街口停下脚步，在一个露天货摊挑选了庇护九世 和拉斯帕伊 的照片作为自己的新年礼物，我则买了一张贝尔玛的照片。照片上就这么一张脸，在她激起的无数赞美之中显得有点单调，这脸始终不变，却不牢靠，就像那些没有替换衣服的人所穿的衣服，脸上总是显出上嘴唇上方的小小皱纹、扬起的双眉以及其他一些生理特征，这些特征始终不变，但有可能被烧掉或碰坏。另外，光是这张脸不会使我有美的感觉，但却使我产生吻它的想法即欲望，因为它想必曾得到不少吻，而在这“照相明信片”上，这张脸的目光温柔、撩人，微笑故作天真，仿佛还在呼唤亲吻。因为贝尔玛想必对许多青年确实怀有她通过淮德拉这一人物所承认的种种欲望，而她的名声加上美貌以及因名声而延长的青春，使她能轻而易举地满足这些欲望。夜色降临，我驻足剧院海报柱前，只见张贴着贝尔玛元旦演出的海报。此刻的风潮湿而又柔和。这种天气我并不陌生；我感到并有这种预感，那就是元旦这天跟别的日子没有区别，它不是一个新世界的第一天，而在新世界里，我可能完全有机会跟吉尔贝特重新相识，就像在创世时那样，仿佛过去的事尚未发生，仿佛她有时使我感到的失望，会连同能预测未来的迹象，通通消灭于无形之中：一个新世界，旧世界的一切在其中荡然无存……其中只有我希望吉尔贝特爱我的愿望。我这时知道，我的心希望在其周围更新这个未曾使它满意的世界，是因为我的心没有改变，我于是在想，没有理由让吉尔贝特的心有更多的改变；我感到，这新的友谊仍然相同，就像新年和旧年之间并无鸿沟隔开，而我们的欲望因无法到达并改变新年，就在新年不知道的情况下更换其名称。我徒劳地将这新年奉献给吉尔贝特，而像我们把一种宗教跟无法预料的自然规律重合起来那样，试图在元旦那天印上我对它具有的特殊看法，也是徒劳无益；我感到，它并不知道我们把它称为元旦，并不知道它在黄昏中结束时的方式对我来说并不新奇：海报柱周围微风吹拂，我认出并感到那永恒而又共同的物质重现，那就是以往的时日熟悉的潮湿及其无知无觉的流动性。

我回到家里。我刚度过老人的元旦，这种元旦跟青年的元旦不同，不是因为我们不再送给他们新年礼物，而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有新年。新年礼物我确实收到，但并未收到唯一能使我高兴的礼物，即吉尔贝特的信。但我还年轻，却已给她写了一封信，向她诉说我孤独的爱情梦想，希望能在她心中唤起同样的梦想。老年人的悲哀，在于连这种信也不想去写，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写这种信毫无用处。

我躺下睡觉后，街上的嘈杂声因过节而持续到深夜，使我无法入睡。我想到将在欢娱中度过夜晚的人们，想到那些情人，也许是一群寻欢作乐之徒，想必在我从海报上看到的夜场演出之后去找贝尔玛。在这不眠之夜，这一想法使我烦躁不安，我想让自己平静下来，就想对自己说，贝尔玛也许不是在想爱情，却又无法说出，因为她朗诵的诗句，曾经过她长时间诵读，随时都会使她想起爱情的甜蜜，再说她也清楚地知道，爱情引起的烦恼虽说众所周知，其强烈却闻所未闻，其温柔也意想不到，而这种烦恼由她展现在观众面前，使其赞叹不已，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对此有切身的感受。我点燃已熄灭的蜡烛，想再次观看她的脸。此时此刻，这张脸也许正在被我不由自主地设想在贝尔玛身边的那些男人抚摸，他们也许因她而得到神仙般却又说不清楚的愉悦，想到这些，我感到一种痛苦超过快感的激动，感到一种怀念，并因号声而变得深沉，这号声如同在狂欢日 之夜或其他节日之夜听到的那样，从一家小酒店传出，由于没有诗意，比“夜晚树林深处 ”更加悲伤。在这时，吉尔贝特的来信也许并非是我之所需。我们的欲望不断互相干扰，在混乱的生活之中，幸福很少会恰恰惠顾想要得到它的欲望。

晴天，我仍去香榭丽舍大街，途经的条条街道，两边粉红色的优雅房屋，呈现在轻轻移动着的天空之中，因为当时水彩画展十分流行 。我如果说，在那个时代，加布里埃尔的高大建筑物 在我看来比附近的建筑更美，虽说不是属于另一时代，那是在撒谎。我认为更有特色并可能会认为更加古老的建筑，如果不是工业展览馆 ，那么至少是特罗卡德罗宫 。我少年时代的睡眠动荡不定，见到的整个街区如同梦幻，我从未想到王家街会有一座十八世纪的建筑，同样，我如果得知，圣马丁门和圣但尼门这两个路易十四时代的杰作，与那些肮脏不堪的区内年代最近的建筑并非同时建造，一定会感到惊讶。只有一次，加布里埃尔的一座大厦使我驻足良久；那是因为夜幕降临之后，它的一根根柱子在月光中失去了质感，仿佛是用硬纸板剪出，使我想起轻歌剧《地狱中的俄耳甫斯》 的布景，并首次使我产生一种美感。

然而，吉尔贝特仍然没有重返香榭丽舍大街。可我却需要见到她，因为我连她的相貌也想不起来了。我们观看自己的心上人是用探索、焦虑和苛求的目光，我们期待的话会使我们对第二天的约会产生或失去希望，而在这话说出之前，我们想像的快乐和失望，如不是同时出现就会交替出现，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在看到心上人时，注意力游移不定，无法得到对方十分清晰的形象。各种感官同时进行活动，试图单单用目光来认识目光看不到的事物，这种活动对一个活人的千姿百态、各种味道和运动，也许是过于宽容，而一般来说，我们如果不爱此人，就会使其固定不变。相反，我们钟爱之人千变万化；我们总觉得心上人的一张张照片都没有拍好。我真的已经忘记吉尔贝特的相貌，除了她容光焕发的美妙时刻：我只记得她的微笑。我无法见到这张心爱的脸，我竭尽全力想回忆起来，却恼怒地看到记忆中极其确切地勾画出两张毫无用处却又使人印象深刻的脸，那就是木马管理员和麦芽糖女商贩的脸。就是如此，人们在睡梦中也无法见到心上人，却在梦中不断遇到许多醒着时看到就已难以忍受讨厌鬼，感到十分恼火。他们无法想象出使他们痛苦之人的模样，就几乎要因为不感到痛苦而责备自己。我即将认为我无法回忆起吉尔贝特的相貌，我已把她忘记，并且不再爱她。

最终她回来了，而且几乎每天都来玩，使我有了想在第二天得到即向她要的新东西，每天都以这种方式使我的爱情日新月异。但是，有一件事再次突然改变了每天下午将近两点时我的爱情问题提出的方式。是斯万先生发现了我写给他女儿的信？还是吉尔贝特为使我多加谨慎，在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才把早已存在的状况如实告诉我？我跟她说，我对她父母十分赞赏，她听了露出含糊和迟疑的表情，使人感到神秘莫测，当你跟她说起她要做什么事、买什么东西、看望什么人时，她就会显出这种神色，并突然在最后对我说：“您知道，他们对您不欣赏！”然后像水中精灵般溜走——她就是如此——并大笑起来。她的笑跟她说的话并不合拍，往往像音乐那样，在另一层面描绘出一个不可见的表面。斯万先生和夫人没有叫吉尔贝特不要再跟我一起玩，但据她认为，他们情愿希望这样的事从未发生过。他们不赞成我跟她交往，觉得我的品德并不高尚，并认为我对他们的女儿只会产生不良影响。斯万认为我像那种寡廉鲜耻的青年，在我的想象之中，这种人厌恶他们喜欢的姑娘的父母，他们对她的父母当面大拍马屁，一转身就跟她一起进行嘲笑，并叫她别听父母的话，甚至不让她父母见到她。与这种形象（极其卑鄙无耻之徒也不会把自己看成这样）完全背道而驰的，则是我心里对斯万的热烈感情，我毫不怀疑，只要他觉察到我的感情，他一定会懊悔不已，并感到他对我的看法就像司法错误一样严重。我把自己对他的种种感情，斗胆写成一封长信，交给吉尔贝特，请她转交。她欣然同意。唉！他却因此把我看成伪君子，而且超出我的想象；这种感情，我在十六页信纸上作了如此真实的描述，却使他疑虑重重：我写给他的信热情而又真诚，如同我对德·诺普瓦先生说的话那样，但同样不起作用。第二天，吉尔贝特把我带到一条小路上，我们在月桂树丛后面的两把椅子上坐下，这时她才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据她说，她父亲在看信时耸了耸肩，并说道：“这些话都没有意义，这只能证明我看得多么准确。”我自知动机纯洁、心地善良，因此感到气愤，我的话竟对斯万的荒谬错误没有丝毫的作用。这是个错误，我当时对此深信不疑。我感到，我如此准确地描绘我宽宏大量的感情中某些不容置疑的特点，但斯万却未能根据这些特点立刻看出我的这种感情，没有来向我道歉，并承认自己的错误，由此可见，这种崇高的感情他从未有过，所以对别人的这种感情也无法理解。

然而，也许斯万只是知道，宽宏大量往往仅仅是我们自私的感情在尚未被我们命名和分类时在内部所呈现的面貌。也许他把我向他表达的好感只是看作我对吉尔贝特的爱情的结果——以及热情的确认——我以后的种种行为，必然取决于这种爱情，而不是取决于我对他那占据次要地位的崇敬。我对他的预卜先知无法同意，因为我还不能把我的爱情从我自身中分离出来，使它回到爱情的总体之中，并用实验的方法推测其种种后果；我感到绝望。我必须离开吉尔贝特一会儿，因为弗朗索瓦丝在叫唤我。我得要陪她去一座围有绿色栅栏的小屋，这小屋很像现已改作他用的巴黎旧时入市税征收处，屋内在不久前安装了英国人所说的lavabo（盥洗室），法国人崇英媚外，又一知半解，称之为water-closets。我在门口等弗朗索瓦丝，那里的墙壁潮湿、古旧，散发出清凉的霉味，刚才吉尔贝特转述斯万的话使我心事重重，这种气味却使我顿时轻松起来，并使我心里充满乐趣，这乐趣跟其他乐趣不同，不是使我们更不稳定，无法留住和拥有乐趣，而是恰恰相反，这乐趣坚实稳定，能作为我的支柱，而且美妙、安定，富有持久的真实性，尚未得到解释但确实可靠。我真想象过去在盖尔芒特那边散步时那样，试图洞晓我感到的那种印象的魅力，并纹丝不动地待在那里询问这古老的气味，这气味不是要我去享受它外加给我的乐趣，而是要我深入到它并未向我揭示的真实之中。这时，小屋的经营者，一位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头戴红棕色假发的老夫人，开口对我说话。弗朗索瓦丝认为“她家里非常不错”。她家小姐嫁给了弗朗索瓦丝所说的“富家子弟”，因此她认为跟工人有云泥之别，犹如圣西蒙 认为公爵跟“出身下层民众” 的人有高下之分。看来这位经营者在干这一行之前曾有过不少挫折。但弗朗索瓦丝说她肯定是侯爵夫人，属圣费雷奥尔家族。这位侯爵夫人叫我别站在阴凉之处，甚至打开一间厕所的门，并对我说：“您进来吗？这间很干净，对您免费。”她这样做也许只是跟古阿施糖果店 的那些小姐如出一辙，我们去订糖果甜食时，她们就在柜台上的钟形玻璃罩里拿出一块糖给我吃，可妈妈总是不准我拿；她也许像花店老妇那样另有图谋，妈妈让她在“小花坛”里放满花，她则给我一朵玫瑰，并转动着温柔的眼睛。不管怎样，即使侯爵夫人有恋童的嗜好，向他们打开这种立方形石建筑——男人在里面蹲着如同狮身人面怪物——地下墓室般的大门，她看来也并非希望用慷慨的举动来腐蚀他们，而是乐于向所爱之人显示一种徒劳无益的慷慨，因为我从未看到她有别的顾客，只看到公园里老护林员的光顾。

过了一会儿，我在弗朗索瓦丝陪同下，跟“侯爵夫人”告别，然后离开弗朗索瓦丝，以便回到吉尔贝特身边。我立刻就看到了她，只见她坐在月桂树丛后面的一把椅子上。坐在那里是为了不让她那些女友看到：她们在捉迷藏。我走到她身边坐下。她头戴扁平软帽，在眼睛上方压得低低的，使目光如同在“窥视”，显出沉思般的狡黠，我在贡布雷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目光就是如此。我问她是否能跟她父亲当面解释。吉尔贝特对我说，她曾跟父亲提起过，但他认为没有必要。“喏，”她补充道，“把信拿去，我得去找他们，因为他们找不到我。”

这封信言辞恳切，斯万却未能信服，真是神经太不正常；不过，如果他在我尚未收回这封信前来到此地，他也许会看到自己没有做错。我走近吉尔贝特时，她坐在椅子上往后仰，并叫我拿信，却又不递给我，我感到自己被她的身体所吸引，就对她说： “好吧！您就别让我拿到，看看谁的本领大。” 她把信藏到背后，我就把双手伸到她脖子后面，撩起她垂在肩上的辫子，她辫子垂肩，也许是她仍在这种年龄，也许是她母亲希望她做女孩的时间更为长久，以便使自己青春常驻；我们弯曲着身子，你争我夺。我想要把她拉过来，她则拼命抵抗；她因用力而面颊发热，变得又红又圆，如同樱桃；她嘿嘿地笑着，仿佛我胳肢了她；我用双腿把她夹住，犹如想攀爬一棵小树；在这体力锻炼般的争夺中，我肌肉的运动和游戏的热情使我产生的气喘几乎没有增加，而我却扩散了自己的乐趣，如同因用力而挥洒的几滴汗珠，不过我甚至无法停留片刻以品尝这乐趣的滋味；我立刻把信抢到。于是，吉尔贝特善意地对我说： “您要知道，只要您愿意，我们还可以争夺一会儿。” 也许她模糊地感到，我的游戏除了我明言的目的之外另有目的，但她又并未发现我已达到这个目的。而我因担心她发现这点（片刻之后她因害臊而做出一个后缩和克制的动作，使我感到我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就同意继续争斗下去，以免她认为我只有这一目的，既然目的达到，就只想安安静静地待在她的身边。

回家途中，我突然看到并想起一幅图像，这图像此前一直隐藏着，是围有栅栏的小屋那似乎带有煤炱味的清凉味使我接近这图像，却又不让我看到并认出它。那就是我外叔公阿道夫在贡布雷的小休息室的图像，那里也散发出同样好闻的潮气。但我当时无法理解、到以后才设法弄清的是，为什么我想起一幅微不足道的图像会感到如此高兴。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确实应该被德·诺普瓦先生瞧不起：我在此之前最喜欢的作家，一直是他所说的普通“吹笛手”，而我真正感到欣快，不是因为某种重要的想法，而是因为一种霉味。

从某个时间起，在一些家庭中，香榭丽舍大街的名字一旦被客人说出，当母亲的就会显出不怀好意的神色，仿佛她们见到一位名医，并曾多次看到他作出错误诊断，因此无法再相信他；她们肯定地说，那里的公园无益于儿童，在那里玩过的孩子不止一个喉咙痛或出麻疹，还有不少发了烧。妈妈的几位女友见她仍然让我去那里，虽然没有对她的母爱公开表示怀疑，至少是在抱怨她不够理智。

神经官能症患者也许跟我们习惯的说法不同，极少“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他们在自己心里听到许许多多事情，但后来又发现自己不该对这些事惊慌失措，最终就不再去注意任何事情。他们的神经系统常常对他们大叫“救命！”，仿佛身患重病一般，实际上只是即将下雪或是将要搬家，因此他们养成习惯，不再去注意此类警告，犹如战斗热情高涨的士兵，对这种警告往往视而不见，即使命在旦夕，也还能像身强力壮之人那样存活几天。一天早上，我身上同时有平常种种不舒服的感觉，对这些感觉在体内保持流通，我的思想总是毫不在意，就像不会去注意血液循环那样，我敏捷地奔向餐厅，见我父母已端坐桌旁，我像平时那样心里在想，身上发冷并不说明应该取暖，而是说明受到训斥，而肚子不饿则说明将要下雨，而不是说明不需要吃饭，一面在桌旁坐下，但当我把美味的排骨吃了第一口之后，却感到恶心和头晕，只得停下不吃，这是开始生病时作出的焦躁不安的答复，我对这疾病无动于衷的冷漠，掩盖了疾病的症状，并使其推迟出现，但这疾病仍坚决拒绝我无法吞咽的食物。于是，在这同一时刻，想到家里发现我生病就不会让我出去，我如同伤员有自卫本能那样有了力量，艰难地走到自己的房间，量出自己有四十度高烧，然后做好前往香榭丽舍大街的准备。我的思想通过将其包裹的有气无力、易被渗透的身体，微笑着前去跟吉尔贝特玩一次捉人游戏，并想要得到十分美妙的乐趣，一小时之后，我勉强支持下来，但很高兴能待在她的身边，并还有力气来品尝这种乐趣。

弗朗索瓦丝在回家后说我“身体不舒服”，说我想必得了“冷热病”，医生立刻请来，他认为“最有可能”是伴随我肺充血的“严重病毒性”高烧，并说这“只是一把麦秸之火”，将会具有“潜伏”和“非典型”的形式。我感到气闷已有很长时间，我外婆认为我已酒精中毒，但我们的医生不顾她的反对，除了要我服用能使我呼吸畅通的咖啡因外，还要我在感到有发病征兆时喝啤酒、香槟酒或白兰地。据医生说，酒精产生的“欣快现象”能防病于未然。我为使外婆准许我喝酒，常常不得不对自己的呼吸困难不加隐瞒，并且几乎是在有意展示这种状况。另外，只要我感到即将发病，但又总是无法确定发病的厉害程度，我就会感到不安，担心我外婆会伤心，而远非担心自己的病痛。但与此同时，我的身体，也许是因为过弱而无法独自保守病痛的秘密，也许是因为害怕别人因不知我即将发病而要求我身体做出某种无法做到或对它有危险的努力，就使我感到需要把我的不舒服准确无误地告诉外婆，并最终在这准确无误之中加上一种生理上的顾忌。如果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一种尚未识别的不良症状，只要我没有告诉外婆，我的身体就感到孤苦无望。如果她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我的身体会要我坚持下去。有时，我做得实在过分；于是，这张可亲可爱的脸，已不像过去那样总是能克制自己的感情，不由显出怜悯的表情，并因痛苦而绷紧。于是，我的心受到折磨，因为看到她在痛苦：仿佛我的吻能消除这痛苦，仿佛我的爱能像我的幸福那样使外婆快乐，我扑到她的怀里。另外，种种顾忌已经消除，因为我确信她已知道我感到不舒服，我的身体也就不反对我让她放心的努力。我断言这种不舒服一点也不难受，说我丝毫不用别人怜悯，并说她应该相信我很快乐；我的身体希望得到的，正是它应该得到的怜悯，只要别人知道它的疼痛是在右侧，它就认为这样做并无坏处，那就是我宣称这疼痛不是一种病，对我来说并非是快乐的一种障碍，因为我的身体不以哲学来炫耀自己；哲学不是它之所长。我在康复期间，几乎每天都会因呼吸困难而发病。一天晚上，外婆走时我还相当好，但当她在深夜再次来到我房间时，发现我呼吸极其困难。“哦！天哪，你多么难受。”她惊恐万状，大声说道。她立刻离开了我，我听到大门发出的响声，她过了不久回来，是去买白兰地的，因为家里已经没有。我很快就开始感到高兴。我外婆的脸有点红，显得尴尬，眼睛里则是灰心丧气的表情。 “我还是让你独自待着为好，你身体有好转，就享受一下。”她突然离开我，并这样对我说。但我抱吻了她，感到她清凉的面颊有点潮湿，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她刚才穿过的夜晚空气中的湿气。第二天，她晚上才来到我的房间，因为据别人对我说她白天要出去。我认为这是对我冷淡的表示，但我克制自己，没有因此而责怪她。

我的充血早已痊愈，却仍感到呼吸困难，所以不能再认为充血是其原因，我父母就把科塔尔教授请来诊断。被请来看这种病的医生，光有学问还不够。摆在医生面前的症状，可能是三四种不同疾病的症状，最终要靠医生的嗅觉和眼光，从相近的种种表象中诊断出可能是哪种疾病。这种神秘的才能并不表示在智力的其他方面同样出类拔萃，具有这种才能的人，完全可能俗不可耐，喜欢最蹩脚的绘画和最难听的音乐，而且在精神上没有任何追求。从我的病来说，可观察到的具体症状，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如神经性痉挛，早期肺结核，哮喘，食物中毒引起的呼吸困难再加上肾功能不全，慢性支气管炎，或上述疾病中几种疾病的综合征。对神经性痉挛，治疗的办法是置之不理，对肺结核则要细心治疗，并大量增加营养，但营养过度对哮喘那样的素质性疾病有害，对因食物中毒而呼吸困难的病人则会有危险性，这种病人所需要的饮食制度，对肺结核病人则是有害的。但是，科塔尔的犹豫十分短暂，他开的处方和饮食规定不容置辩：“烈性强泻药，数日内喝牛奶，只喝牛奶。不吃肉，不饮酒。”我母亲低声说，我需要的是恢复体力，说我已经相当神经质，说这种强泻药和这种饮食规定会把我身体搞垮。我看到科塔尔的眼睛惶惑不安，仿佛怕误了火车，看出他心里在想，他刚才是否在听任温柔的天性摆布。他竭力回忆，他刚才是否想到要戴上冷漠的面具，如同有人寻找镜子，以观看是否忘了系领带。他疑虑重重，想设法弥补，就粗声粗气地回答说：“我从不重述处方。请给我一支笔。主要是喝牛奶。等以后治好了呼吸困难和失眠，我觉得您可以喝点汤，然后可以吃土豆泥，但仍要喝牛奶，是喝牛奶。这会让您喜欢，因为现在时兴的是西班牙：ollé! ollé! （他的学生都知道这个用同音异义词做的文字游戏，每当他在医院里规定心脏病人或肝病患者以牛奶为饮食，就会做这种文字游戏。）然后，您将逐渐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但每当再次出现咳嗽和呼吸困难，就服泻药，洗肠，卧床，喝牛奶。”他表情冷淡地听完我母亲最后的不同意见，未作回答，由于他没有对这种处方和饮食规定作出解释就扬长而去，我父母认为用这种疗法治我的病没有针对性，对我毫无益处，只会使我身体虚弱，就没有叫我试用。当然，他们设法不让教授知道他们不遵医嘱，为了十拿九稳地做到这点，只要是可能会遇到教授的人家，他们全都不去。后来，我病情严重，家里才决定叫我完全遵照科塔尔的疗法去做；三天之后，我不再喘气，不再咳嗽，呼吸随之顺畅。这时我们才明白，科塔尔虽然像他后来说的那样，认为我哮喘相当厉害，特别是有“发疯”倾向，仍看出我当时的主要病因是中毒，看出通过使我肝脏内汁液畅通，并对我肾脏进行清洗，就能消除我支气管阻塞，并使我的呼吸、睡眠和体力恢复正常。这时我们才知道，这个傻乎乎的家伙其实医术高明。我终于可以起床。但家里人说不再让我去香榭丽舍大街。他们说是因为那里空气混浊；我觉得他们是以此为借口不让我再去看望斯万小姐，我只好迫使自己不断念叨吉尔贝特的名字，犹如战败者尽量说自己的母语，以免忘记他们无法重返的祖国。有时，我母亲用手摸摸我的额头，并对我说： “怎么，小男孩不再把自己的忧愁告诉妈妈？”

弗朗索瓦丝每天都来看我，并对我说：“先生气色不好！您没有照过镜子，真像是死人！”不错，如果我只是得了感冒，弗朗索瓦丝也会显出这种悲伤的神色。这些悲叹主要因她的“等级”而发，而不是因我的健康状况而发。我当时弄不清楚，弗朗索瓦丝的这种悲观主义到底是表示痛苦还是满意。我暂时得出的结论是，这悲观主义具有社会性和职业性。

一天，邮件送到后，我母亲把一封信放在我床上。我心不在焉地把信拆开，因为信里不会有唯一能使我高兴的签名，即吉尔贝特的签名，除了在香榭丽舍大街之外，我跟她没有来往。只见信纸上面印有银色印章，图案为戴头盔的骑士，下方印有圆弧形格言Per viam rectam（行路正直），书信的字体很大，几乎所有的话仿佛都画有着重线，因为t上的横线不是画在字母中间，而是画在字母上方，这样就在上面一行的字下面画了一条线，而在信纸下端，书信下面，我看到的正是吉尔贝特的签名。但是，我知道写给我的信不可能有她的签名，所以看到了也不相信，因此并未感到高兴。一时间，我只是觉得周围的一切并非真实。这难以置信的签名，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在跟我的床、我的壁炉和我的墙壁玩四角游戏。我看到一切都在摇晃，仿佛从马匹上掉下来那样，我心里在想，是否有一种生活，跟我熟悉的生活完全不同，恰恰相反，但却是真正的生活，这种生活突然展现在我的面前，使我心中犹豫不决，表现最后审判的雕塑家们，让在阴间入口处醒来的那些死人，具有这种心理状态。“亲爱的朋友，”信中写道，“我得知您病得很重，并知道您不再去香榭丽舍大街了。我也不去了，因为有许多人得了病。但我那些女友每星期一和星期五都来我家吃下午点心。妈妈要我对您说，等您的病好了以后，您要是来，我们会非常高兴，我们可以在家里继续进行在香榭丽舍大街的有趣谈话。再见了，亲爱的朋友，我希望您的父母准许您常常来我家吃下午点心。致以亲切的问候。吉尔贝特。”

我在看这些字句时，我的神经系统极其迅速地得到消息，获悉我大喜临门。但我的心灵，即我本人，也就是主要当事人，却还不知道此事。幸福，因吉尔贝特而幸福，是我一直向往之事，一直想念之事，犹如莱奥纳多谈到绘画，说是cosa mentale（思想上的东西） 。一页写有字的信纸，思想是无法立刻吸收的。但我读完这封信后，就立刻想到它，它成了我遐想的对象，也成为cosa mentale，我已经爱上了它，每隔五分钟就把它读一遍，吻一下。于是，我知道了我的幸福。

生活充满奇迹，恋人总是能盼望到这种奇迹。现在这个奇迹，可能是我母亲人为制造出来，她在一段时间以来见我失去了生活的兴趣，可能曾托人请吉尔贝特给我写信，就像我刚开始洗海水浴时，不喜欢潜入水中，因为我感到呼吸困难，我母亲为使我对潜水感到兴趣，就偷偷地把装有贝壳的漂亮盒子和珊瑚交给浴场救生员，让我以为是我自己在水底下找到的。另外，在生活及其各种不同的情况中，跟爱情有关的种种事情，最好别去理解，因为这种事有时不可避免，有时无法预料，看来是受神奇的规律支配，而不是受理性的规律支配。一个富翁不但腰缠万贯，而且十分迷人，跟他同居的女人既贫穷又不可爱，却离他而去，这富翁在绝望之中施展金钱的全部威力，动用世上的一切影响，但未能使她回心转意，其实，看到他情妇一意孤行，最好还是认为，是命运之神想要折磨他，让他彻底死心，而不是去寻找合乎逻辑的解释。对情夫必须排除的障碍，他们因痛苦而过于激动的想象力只能进行徒劳的猜测，这种障碍有时是他们无法使其回心转意的女人性格上的某一特点，是她的愚蠢，是情夫不认识的某些人对她施加的影响或是使她感到的惧怕，是她一时间要求在生活中得到的一种乐趣，而她的情夫及其财产都不能使她得到那种乐趣。不管怎样，情夫所处的地位，使他无法了解障碍的性质，这种障碍，他因女人使用的伎俩而无法看到，又因他本身的判断力被爱情引向歧路，无法对其作出准确的评价。这障碍如同肿瘤，虽说医生最终将其缩小，却并未看出病因。如同肿瘤，障碍仍然神秘，却又短暂。只是它们的持续时间通常要比爱情长久。而由于爱情并非无私激情，不再爱恋的情人就不想知道，他过去所爱的贫穷、轻浮的女子，为何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坚决拒绝他继续提供的包养。

然而，在爱情方面，使人往往无法看出突变原因的秘密，也常常掩盖某些圆满结局的突然性（如吉尔贝特的书信所带来的结局）。圆满的结局，或至少看似圆满的结局，因为在此类感情方面，得到任何满足，一般只意味着痛苦的移位，因此不存在真正圆满的结局。但有时也会有片刻的停息，使人在一段时间里产生痊愈的幻觉。

至于这封信，弗朗索瓦丝不愿承认下面写的是吉尔贝特的名字，因为字母G加有装饰线条，后面被倚靠的i上没有一点，样子像A，而最后一个音节则用齿状花缀拉得奇长无比；信中表达了她态度的转变，使我感到极为高兴，如果非要对这一转变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我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生病这件小事，而我恰恰相反，竟认为此事会使我在斯万夫妇的思想中永远消失。不久以前，布洛克曾来看我，当时科塔尔教授正在我房间里，因为我遵照教授的饮食规定治疗，家里人就又把教授请来。看完病后，科塔尔作为客人留了下来，因为我父母请他吃晚饭，家里人就让布洛克进来。当时我们正在闲聊，布洛克说斯万夫人很喜欢我，据说是听一位女士说的，他昨天晚上曾跟这位女士共进晚餐，她跟斯万夫人关系很好，我听了之后真想对他回答说他肯定弄错了，并因害怕被斯万夫人看成说谎者，就像当初为慎重起见而对德·诺普瓦先生说的那样，想要说明我不认识斯万夫人，也从未跟她说过话。但是，我没有勇气纠正布洛克的错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这错误是明知故犯，知道他杜撰斯万夫人实际上不会说的话，是为了让人知道他曾跟这位夫人的一个女友共进晚餐，这在他看来是光彩的事，却并不真实。然而，结果却是这样：德·诺普瓦先生得知我不认识斯万夫人却又很想跟她认识，就不对她提起我，科塔尔是她的医生，听到布洛克说她跟我很熟，又很喜欢我，就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在见到她时，说我是可爱的男孩，跟他关系很好，这对我来说毫无用处，对他来说却十分光彩，出于这两个原因，他决定一有机会就立刻跟奥黛特谈起我。

于是，我见到了这套间，斯万夫人使用的香水的香味，从套间一直扩散到楼梯，但这香味主要还是由吉尔贝特的生活所具有的特殊而痛苦的魅力所产生。无情的门房，已变成慈善的欧墨尼得斯 ，每当我问他是否能上楼，他总是欣然用手微微举起鸭舌帽，表示可以满足我的要求。从外面望去，只见窗户用明亮、冷淡和短浅的目光把我和并非属于我的珍宝隔开，这目光在我看来如同斯万夫妇的目光；在气候宜人的季节，我跟吉尔贝特在她房间里度过整个下午的时间，有时我自己把窗子打开，让外面的空气进来，如果是她母亲接待客人的日子，就跟她肩并肩地待在窗口观看客人到来，客人下车时往往抬起头，向我招手问好，把我当作女主人的侄子。在这种时候，吉尔贝特的辫子会擦到我的面颊。她辫子表面细软，既自然又超出自然，并具有叶旋涡饰的力度，在我看来是用天堂草皮制成的独一无二的作品。即使这辫子微不足道的切面，也如同天国之草一般，我会像圣人遗骸盒那样将它供奉。得到这辫子中的些许头发，我并无这种奢望，而是只求能得到一张辫子的照片，这照片要比达·芬奇画的小花 的照片珍贵得多！为得到这样一张照片，我对斯万的一些朋友以及摄影师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不但未能如愿以偿，反而交结了一些永远甩不掉的讨厌朋友。

吉尔贝特的父母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让我跟她见面，现在，每当我走进阴暗的候见厅，随时有可能遇到他们，这种相遇比过去国王驾临凡尔赛宫更令人生畏却又更让人想望，在那里我撞上一个有七个枝子的巨大衣帽架，这衣帽架酷似《圣经》中的灯台 ，然后我对坐在木箱上的一个跟班点头哈腰，连声问好，他身穿灰色长袍，我在阴暗中误认为是斯万夫人，吉尔贝特的父亲或母亲如在我到来时正好走到候见厅，他们决不会显出不快的神色，而是微笑着跟我握手，并对我说： “您好吗？（他们说这话时，都不把Comment的t跟allez的a联诵，你们可想而知，我回到家里，立刻兴高采烈地不断做这种取消联诵的练习。）吉尔贝特知道您来吗？那我就不陪您了。” 另外，吉尔贝特给她那些女友吃的下午点心，长期以来被我认为是使她和我不断分离的原因中最难逾越的障碍，现在却成为我们相聚的一种机会，她请我来就写信通知（因为我参加聚会的时间还不长），每次所用的信纸均不相同。有一次，信纸上印有一只蓝鬈毛狗，图形凸起，下面是英语幽默题词，题词后加惊叹号，另一次的信纸印有海船锚，有的信纸印着她姓名的起首字母G.S.，而且奇长无比，成长方形，占据信纸的整个上面部分，有的则印着“吉尔贝特”的名字，这名字有时横贯信纸的一角，字体呈金色，模仿我女友的签名，最后带出一花缀，上方有一把撑开的雨伞，印成黑色，有时这名字被形如中国帽子的花体交织字母团团围住，花体字母组成她的名字，均为大写，但全都无法辨认。不过，吉尔贝特拥有的信纸虽说品种繁多，却也并非多得无穷无尽，因此过了几个星期之后，我又看到她第一次给我写信时用的信纸，即印有抛光的银色印章的那种，图案为戴头盔的骑士，下方印有圆弧形格言： 行路正直 。我当时认为，选择每种信纸有其特定的日子，并要依据某种习俗，但我现在看来，她是想要记住前几次用过哪几种信纸，这样每次给一个朋友写信，一般就不会用同样的信纸，即使还要用同一种信纸，相隔的时间也会尽可能长些，并且至少要在给她所青睐的朋友写信时做到这点。由于上课时间不同，吉尔贝特请来吃下午点心的某些女友，不得不在其他几个来到时离开，我在楼梯上就听到候见厅传来的低语声；我因即将参加庄严的仪式而心情激动，在走到楼梯平台之前，这低语声突然中断我跟以前的生活依然存在的联系，使我把往事忘得一干二净，如我进入暖和的房间之后要立刻解下围巾，看看时间，以免回家迟到。另外，这楼梯全部木制，如同当时模仿亨利二世时期风格的某些房屋，这种风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是奥黛特的理想，但不久后即将被她抛弃，而对我来说，只要看到我们楼里贴着“下楼不准乘电梯”的独一无二的布告，就觉得这木楼梯妙不可言，并对我父母说是斯万先生从遥远的地方弄来的古董。我对真相极其喜爱，即使我知道这情况虚假，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因为唯有这情况才能使他们像我一样对斯万家的高贵楼梯肃然起敬。对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也是如此：既然此人不知道什么是一位名医的天才，那么，你最好别承认这名医不能治好鼻炎。但是，由于我没有任何观察能力，基本上不知道我看到的事物的名称和类别，只知道它们一旦跟斯万家有关联，那就应该是非同寻常的东西，因此我认为，即使我把这楼梯的艺术价值和遥远产地告诉父母，也不能肯定我是在撒谎。我可以这样认为，但我应该觉得可能是在撒谎，因为我父亲打断我的话时，我感到自己的脸涨得通红。只见父亲说道：“我知道这种房屋，我去看过其中的一幢，它们全都相同；斯万只是占据了好几层楼面；这些房屋的建筑师是贝利埃 。”他又说，这种房屋他曾想租一幢，但最终放弃了，因为他觉得住在里面不舒服，门厅不够亮堂；他是这么说的，但我本能地感到，我的思想应该为斯万家的声誉和我的幸福作出必要的牺牲，因此，尽管我听到刚才这番话，我在内心的命令之下，还是像虔诚的信徒摈弃勒南 的《耶稣的一生》那样，把那种会使我理屈词穷的想法，永远从我思想里排除出去，那就是斯万家的套间十分平常，我们本来很可能入住其中。

然而，在去吃下午点心的那些日子，我在一级级地走上楼梯时，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思想和记忆，只是受到最最低级的反射的摆布，来到斯万夫人的香味弥漫的地区。我似乎已经看到壮丽的巧克力蛋糕，只见蛋糕周围是花式糕点盘和灰色锦缎花纹小餐巾的圆边，使用这种盘子和餐巾是斯万家的特殊标志。但这种固定不变的整体，如同康德的必然世界，看来取决于自由的一种最高行为 。我们全都来到吉尔贝特的小客厅，只见她突然看着钟说道： “啊！我午餐的时间已开始变得遥远，我要到八点钟才吃晚饭，我很想吃点东西。你们是怎么看的？” 于是，她带领我们进入餐厅，里面跟伦勃朗笔下的亚洲庙宇内部一样阴暗，放着一只形似建筑物的蛋糕，蛋糕温和、亲切，又十分壮观，仿佛随意竖立此处，只等哪一天吉尔贝特异想天开，把它顶上的巧克力雉堞取下，拆除其淡黄褐色的陡峭壁垒，这些壁垒出自烤炉，犹如大流士 宫殿中的棱堡是用焙烧过的材料建成。不过，在摧毁尼尼微 般的蛋糕时，吉尔贝特不仅仅考虑自己的饥饿程度；她还询问我的饥饿程度，同时从倒塌的建筑中取出一堵墙给我，这墙像涂过清漆般光亮，嵌有一个个鲜红的果子，具有东方风味。她甚至问我，我父母吃晚饭是在什么时间，仿佛我还有这种时间概念，仿佛我在这思想杂乱无章之时，在我空洞的记忆和瘫痪的胃中，还会有无食欲或饥饿的感觉，还会有晚餐的概念或家庭的形象。可惜这种瘫痪只是暂时的现象。我在不知不觉中吃下的一块块蛋糕，将会有一个需要消化的时间。但这时间还远未到来。这时，吉尔贝特把“我的茶”给我倒好。我不断地喝茶，而一杯茶就能使我二十四小时无法睡着。因此我母亲经常说：“真讨厌，这孩子去了斯万家就要生病。”但是，我在斯万家时，是否知道我喝的是茶？即使知道，我也会照喝不误，因为哪怕我在一时间对现在有了识别力，也无法想起过去和预见未来。我无法想象到遥远的时间，而只有到那时，我才会有躺下睡觉的想法和睡眠的需要。

吉尔贝特的女友并未个个都沉浸在这种无法作出决定的陶醉状态。有几个谢绝喝茶！于是，吉尔贝特就说了句当时十分流行的话：“看来，我的茶并不成功！”她为了消除在举行典礼的想法，就把餐桌周围的椅子的次序弄乱：“我们就像在举行结婚典礼；天哪，那些仆人全是笨蛋。”

她侧坐在一把椅脚呈X形、斜放着的椅子上，小口小口地吃着蛋糕。她仿佛不用去向母亲要求，也能搞到这么多花式糕点，而斯万夫人在送走一位客人后——她的“会客日”一般就是吉尔贝特请客吃下午点心的那天——过一会儿就会跑进来，有时穿丝绒蓝裙，但常常穿镶有白花边的黑缎连衣裙，只见她露出惊讶的神色说道： “啊，你们吃的东西看上去真好 ，看到你们吃cake（蛋糕），我肚子也觉得饿了。” ——“那么，妈妈，我们就邀请您。”吉尔贝特回答道。 “那可不行，我的宝贝，我那些客人会说些什么呢？我那里还有特龙贝夫人、科塔尔夫人和邦唐夫人，你是知道的，亲爱的邦唐夫人来了不会马上就走，她刚刚才到。这些好朋友看到我去了就不回来了，会说些什么呢？如果没有其他客人来了，等她们走后，我再来跟你们聊天（我会感到有趣得多）。我觉得我现在可以静一静了，我已接待了四十五位客人，而谈到热罗姆 的画的竟有四十二位！您这几天再过来，”她对我说道，“跟吉尔贝特一起喝您的茶，只要您喜欢，她会给您沏的，就是您在您小studio（工作室）喝的那种。”她补充道，一面急着回到她客人那里去，仿佛我知道这些事，就像知道我来到这神秘的世界是要寻求那些习惯。（我喝过茶，难道就有了喝茶的习惯？至于“工作室”，我无法确定我有还是没有。）“您什么时候再来？明天来？我们给您做toasts（吐司），跟科隆班糕点店兼茶室 里做的一样好吃。不来？您讨厌。”她说道。自从开设沙龙之后，她模仿维尔迪兰夫人的模样，说话的腔调既专横又娇媚。不过，我既不知道toasts，也不知道科隆班，所以这最后一个许诺并不能使我觉得她的提议更加诱人。更为奇怪的是，我听到斯万夫人对我称赞我们家的老nurse（保姆）时，却一下子弄不懂她说的是谁，其实大家都这么说，也许现在贡布雷也是如此。我不懂英语，但我很快就明白，这个词指的是弗朗索瓦丝。我在香榭丽舍大街时，曾非常担心弗朗索瓦丝会给人留下不良印象，这时从斯万夫人那里获悉，她和她丈夫对我产生好感，是因为吉尔贝特对他们讲述了我的nurse的种种事情。“我们感到，她对您十分忠心，真是难得。”（我对弗朗索瓦丝的看法立刻完全改变。因此，我不再认为自己必须有一位身穿雨衣、帽上有羽饰的家庭女教师。）斯万夫人脱口说了几句话，承认布拉坦夫人为人宽厚，却又怕她来访，由此我终于明白，跟这位女士的个人关系，对我来说并不像我以前认为的那样重要，也丝毫不会改善我在斯万家的地位 。

虽说我已怀着尊敬和愉快的心情，开始忐忑不安地探索这以前一直关闭、现在却出人意外地对我开放的仙境中的条条道路，我仍然只是吉尔贝特的朋友。接待我的王国处于另一个更为神秘的王国之中，斯万及其妻子在其中过着神仙般的生活，他们在候见室和我迎面相遇，跟我握手之后朝这神秘王国走去。但我在不久之后进入这圣殿内部。例如，吉尔贝特不在家，斯万先生或夫人却在家。他们会问是谁拉了门铃，得知是我，就叫仆人让我进来跟他们谈一会儿，希望我从某一方面或在某件事上去影响他们的女儿。我想起我以前写给斯万的信，那封信写得既全面又有说服力，可他竟不屑答复。我赞赏的是，思想、推理和心灵无法作出丝毫的改变，无力克服这些困难中的一个，但到后来，生活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困难，而我们却连它如何解决也不得而知。我作为吉尔贝特的朋友，能对她产生良好影响，这新的地位现在使我受到优待，就像我在中学里一直名列前茅，同窗中又有王子，就能靠这种机遇出入王宫，并在御座厅觐见陛下；斯万极其亲切地叫我走进他的书房，仿佛他并未因光荣的任务而忙忙碌碌，并跟我谈了一个小时，但他说的话，我因激动一句也没有听懂，因此在回答时结结巴巴，时而因胆怯而默无一言，时而又鼓起短暂的勇气，却说得前言不搭后语；他给我看一些艺术品和书籍，认为我会感到兴趣，而我事先就毫不怀疑，它们比卢浮宫和巴黎国立图书馆里我无法看到的艺术品和藏书要精美无数倍。在这种时刻，他的膳食总管如要求我把我的表、领带别针和高帮皮鞋送给他，并签署证书，承认他为我的继承人，我都会欣然答应， 我是昏了头 ，这话就像最著名的史诗那样，作者轶名，但跟沃尔夫 的理论恰恰相反，这话跟史诗一样，肯定有一作者（此人有创造精神，但为人谦虚，这种人每年都会出现，他们有独到之处，如“说出一个人物的名字”，但他们自己的名字却不让别人知道）。在拜访的这段时间里，我最多感到惊讶，在这迷人的屋子度过时光，却一无所获，没有得出可喜的结论。但我感到失望，既不是因为对展示的杰作兴趣不大，也不是因为我无法用漫不经心的目光来观赏它们。原因是我在斯万的书房里有神奇的感觉，并非是因为事物的内在美，而是因为这些事物——即使是世界上最丑陋之物——上附有特殊的情感，这情感既忧郁又能给人以快感，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将其置于这书房里，现在仍充满其中；同样，当斯万夫人让我在她房间里停留片刻之时，众多镜子、银刷以及她那些著名的艺术家朋友雕塑和绘制的帕多瓦的圣安东尼的祭坛，完全不是我自惭形秽并觉得她极其和蔼可亲的原因，她房间里有三个漂亮而庄重的女士，即她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侍女，正微笑着准备进行美妙的梳妆打扮，而一名穿短裤的跟班则传达夫人的吩咐，说她想跟我说话，于是我朝她房间走去，穿过羊肠小道般的走廊，走廊里充满芳香，香味来自远处的珍贵香精，而香精不断从盥洗室散发出阵阵香味。

斯万夫人回到客人那里之后，我们仍听到她的谈笑声，因为即使跟两个人说话，她也像面对所有“同伴”那样，提高嗓门说话，犹如“老板娘”在“驾御谈话”，过去在小集团里，她常常听到老板娘这样说话。我们刚从别人那里借用的话，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我们最喜欢说的话，斯万夫人有时借用高雅人士的话，她丈夫不可能不把这些人的话告诉她（她的矫揉造作就是从这些人那里学来，如弃用修饰人名的形容词前的冠词或指示代词），有时借用普通老百姓的话（例如她的一位女友喜欢说的“这没什么！”），并尽量用于所有的故事之中，她在“小集团”里养成了习惯，喜欢讲述故事。她在过后往往会说：“我非常喜欢这故事”，“啊！您得承认，这故事十分 美妙 ！”这些话取自她并不认识的盖尔芒特夫妇，是她丈夫告诉她的。

这时，斯万夫人已离开餐厅，但她丈夫刚刚回来，也来到我们身边。“吉尔贝特，你妈是否一个人在那里，你知道吗？”——“不是，她还有客人，爸爸。”——“怎么，还有？已经七点了！真可怕。这可怜的女人一定累坏了。真可恶。［odieux（可恶的）这个词，我在家里听到时，o总发长音，但斯万夫妇说时却发短音。］”他转过身来对我说道：“您想想，从下午两点到现在！卡米耶对我说，四点到五点，来了十二个人。我是说十二个？我觉得他对我说十四个。不，是十二个。唉，我也弄不清了。我回来时，没想到今天是她接待客人的日子，我看到门口停着这些马车，还以为家里在举行婚礼。我在书房里待了一会儿，只听到门铃声响个不停；我敢发誓，我听得头也疼了。她那里还有许多客人？”——“没有，只有两个。”——“你知道是谁？”——“科塔尔夫人和邦唐夫人。”——“啊！是公共工程部部长办公厅总务长的妻子。”——“我知道她丈夫是一个部里的职员，但不知道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吉尔贝特耍着孩子气说道。 “怎么，小傻瓜，你这样说话就像是两岁的小孩。你说什么：一个部里的职员？他可是办公厅总务长，整个机关的头儿，啊，我也糊涂了，跟你一样糊涂，他不是办公厅总务长，而是办公厅 主任 。” ——“我不知道；这么说，办公厅主任很重要啰？”吉尔贝特回答道。她一有机会，总要对她父母夸耀的人或事显出毫不在乎的样子。（她可能在想，她装出没有过于看重的样子，只会使如此显赫的朋友增添光彩。） “怎么，是否重要？”斯万大声说道。他没有含糊其辞，以免使我疑惑不解，而是说得一清二楚：“他只是在部长一人之下！甚至比部长还厉害，因为什么事都由他办理。另外，他看来很有才能，是数一数二的人才，完全可称为俊杰。他是四级荣誉勋位获得者。此人十分优雅，可说是美男子。” 另外，他妻子当初不顾众人反对，毅然嫁给了他，原因是他“有魔力”。他蓄有丝绸般柔软的金髯，相貌堂堂，说话带有鼻音，呼吸顺畅，一只眼睛为义眼，这种总体形象，罕见而又美妙。 “我要对您说，”他朝着我补充道，“我看到这些人在目前的政府之中，感到十分有趣，因为他们在邦唐—谢尼家族中属邦唐一家，是教权主义的反动资产阶级的典型，思想狭隘。您那可怜的外公对谢尼老头非常熟悉，至少知道他的名声并见到过他，这老头当时很有钱，却只给车夫一个苏的小费，另外也熟悉布雷奥—谢尼男爵。他所有的财产都因总联盟银行 的倒闭而丧失殆尽，您年纪小，不知道这些事。当然啰，他们后来又重振了家业，尽力而为嘛。” ——“他有个外甥女，在我们学校上课，年级比我低，名叫‘阿尔贝蒂娜’，大家都知道。她将来肯定十分fast（放荡），但现在她模样别致。” ——“我女儿令人惊讶，她什么人都认识。” ——“我可不认识她。我只是看到她走过，这儿有人叫‘阿尔贝蒂娜’，那儿也有人喊‘阿尔贝蒂娜’。但我认识邦唐夫人，我对这位夫人也不喜欢。” ——“你大错特错，她迷人、漂亮、聪明，可以说风趣。我去跟她打个招呼，并向她询问，她丈夫是否认为我们会打仗，是否能指望狄奥多西国王。这些事他应该知道，是吗？他可掌握神祇的秘密。”

在以前，斯万可不是这样说话的。那种头脑简单的公主，谁没见过？她们跟贴身男仆私奔，十年后又想重返社交界，但感到别人不愿意去她们家，就会自然而然地像唠唠叨叨的老太婆那样说话，只要有人说出一位当时出名的公爵夫人的名字，就会听到她们说：“她昨天在我家里。”还说：“我现在深居简出。”因此，对风俗无须观察，因为可以用心理规律来推断。

斯万夫妇属于门前车马稀的那类人；稍有地位的人士的来访、邀请或一句悦耳的话，都是他们想要到处宣扬的大事。一次，奥黛特举办的晚宴比较出色，但很不凑巧，维尔迪兰夫妇当时正在伦敦，于是就想了个办法，让一位他们共同的朋友把这一消息用电报发到拉芒什海峡彼岸。连奥黛特收到的一封封恭维的信件和电报，斯万夫妇也不愿独自欣赏。他们在谈话中跟朋友提起，并让朋友传阅。由此可见，斯万夫妇的沙龙，活像是张贴快讯的温泉城市旅馆。

另外，有些人认识过去的斯万，不仅像我那样是在社交界之外，而且是在社交界中，在盖尔芒特的圈子里，在那个圈子里，王妃和公爵夫人除外，对其他人的风趣和魅力要求极高，即使是杰出人士，只要被认为令人讨厌或庸俗，就会被排除在外；这些人要是看到，斯万谈到自己的朋友时不仅不像过去那样谨慎，而且在择友时也不像过去那样挑剔，一定会感到惊讶。邦唐夫人如此平庸和刻薄，他怎么不感到恼火？他怎么会说她讨人喜欢？回忆起盖尔芒特的圈子，他似乎不应该这样说，但实际上，这种回忆却促使他这样说。当然啰，跟四分之三的社交界不同的是，盖尔芒特的圈子具有鉴赏力，甚至是高雅的鉴赏力，但也有故作风雅的习气，因此鉴赏力的作用有可能在一时间无法发挥出来。如果此人并非是这个圈子里不可或缺的人物，如有点一本正经的共和派外交部长，喋喋不休的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那么，这种鉴赏力就会充分发挥作用，将此人完全否定；德·盖尔芒特夫人曾跟这种客人一起在一使馆共进晚餐，斯万对她这样做表示同情，她这个圈子不喜欢这种人，情愿要一个风雅之士，即盖尔芒特的圈子中人，此人哪怕一无所长，却具有盖尔芒特家的风趣，就是同一宗派之人。只是一位大公之女或公主如经常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府出席晚宴，就成为这宗派的成员，虽说她在其中没有任何权利，也丝毫没有这宗派的风趣。但社交界人士十分天真，既然接待了她，就挖空心思要觉得她讨人喜欢，哪怕心里认为，并非是因为觉得她讨人喜欢才接待她的。斯万出来给德·盖尔芒特夫人帮腔，在公主走后对她说：“实际上她是个善良的女人，甚至有点幽默。当然啰，我并不认为她已读通《纯粹理性批判》 ，但她没有让人觉得讨厌。” ——“您的看法我完全同意，”公爵夫人回答道，“她刚才还怯声怯气的，但您将看到，她会变得十分迷人。她不像给您列举二十部著作的XJ夫人（喋喋不休的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的妻子，即那位出色的女士）那样令人厌烦。”——“这两人甚至无法相比。”谈论这种事的能力，即直率地谈论这种事的能力，斯万是从公爵夫人那里学来的，并保存了下来。他现在把这种能力用于他接待的那些客人。他竭力辨别并喜爱他们身上的种种优点，而这些优点，任何人都会显示出来，只要你用善意的偏见去观察，而不是用恶意的挑剔来观察；他现在突出邦唐夫人的优点，犹如过去强调帕尔马公主的优点，但如果盖尔芒特的小圈子对某些公主没有特殊照顾，如果即使对公主真正看重的也只有风趣和某种魅力，那么帕尔马公主理应被排除在外。另外，人们过去看到，斯万有一种爱好（他现在对这种爱好的实施只是更为持久），那就是喜欢用他在社交界的地位来换取另一种地位，在某些情况下，这后一种地位对他更加适合。有些人在观察时无法分解初看似乎不可分的事物，只有这种人认为，地位跟人结成一体。同一个人，在他一生中连续的一些时刻，处于不同的社会等级，而他所在的社会阶层，并不一定越来越高；每当在一生中的新时期，我们与某一阶层建立或重建联系，并感到在其中得宠之时，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开始喜爱这一阶层，并在其中扎下根。

至于邦唐夫人，我也认为，既然斯万老是提到她，如果我父母得知她来看过斯万的妻子，他是不会对此感到生气的。老实说，斯万夫人逐渐认识的那些人的名字，在我们家里引起的是好奇，而不是赞赏。听到特龙贝夫人的名字，我母亲说道： “啊！这是个新兵，会再给她带些人来入伙。”

妈妈仿佛把斯万夫人简便、迅猛的交友方式比作殖民战争，并补充道： “现在，特龙贝人已经归顺，邻近的部落很快就会投降。”

每次她在街上跟斯万夫人迎面而过，回来时就对我们说： “我看到斯万夫人处于战争状态，她想必要对马塞许托斯人、僧伽罗人或特龙贝人发动战果累累的进攻。”

所有新来的人，我对她说我都见到过，是在这人为拼凑而成的圈子里，这些人属于不同的阶层，有时要请来还相当困难，但她立刻猜出这些人的出处，谈起他们仿佛在谈高价购买的战利品，只见她说： “是在某某人家征讨后所获。” phFi5O6ZgZRm2UyzsAROU4x5sFeDJ8Vu1uU5epFi+qQWB9Cg2fVCyIslkl8FHvz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