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外婆患病。贝戈特患病。公爵和医生。我外婆身体衰弱。她去世 。

我们再次穿过加布里埃尔大街，在一群散步者中间穿过。我让外婆坐在长凳上，然后去叫出租马车。我一直把自己放在她的心里，来评价微不足道的人，但她现在把我拒之门外，她成了外部世界的组成部分，因此，我对她身体状况的想法，我的不安，我也许可以说给普通的行人听，却无法向她倾诉。我原可以跟她谈这些事，而且比跟陌生女人说更有信心。她刚才把我自童年时代起一直托付给她的种种想法和忧愁全都交还给我。她还没死。而我已经孤独。甚至她对盖尔芒特家族、莫里哀以及我们关于小核心的谈话所作的种种暗示，也变得毫无依据和原因，显得子虚乌有，因为它们出自这个人的虚无，而此人明天也许不再存在，对此人来说，它们将变得毫无意义，这种虚无，无法构想出这些暗示，而我外婆很快就将化为虚无。

“先生，我并没有这样说，但您没有跟我预约，您没有拿号码。另外，今天不是我门诊。您应该有自己的医生。我不能取而代之，除非他叫我去出诊。这是医德问题……”

我正要叫一辆出租马车，却跟著名的E教授不期而遇，他可以说是我父亲和外公的朋友，不管怎么说跟他们有交往，教授住在加布里埃尔大街，我突然计上心来，在他回家时把他拦住，心想他也许能给我外婆献上良策。但他有急事，在信箱里拿了信后，就想把我打发走，我要跟他说话，只好跟他一起乘电梯上楼，但他请我让他去按按钮，这是他的一种癖好。

“但是，先生，我不是要求您在这儿给我外婆看病，我给您说了之后您自会明白，我外婆身体不好，我是想请您在半小时后到我们家来出诊，那时她已回到家里。”

“到你们家去，先生，您想也别想。我要到贸易部长家吃晚饭，去之前还得去作一次拜访，我马上要更衣，糟糕的是我的礼服给扯破了，另一件翻领上没有饰孔，不能挂勋章。我请您别去碰电梯的按钮，您不会开电梯，什么事都得小心谨慎。这饰孔会耽搁我的时间。总之，我跟您家里人是朋友，如果您外婆马上能到，我可以给她看看。但我跟您预先说明，我只能给她一刻钟的时间。”

我没有走出电梯就立刻下去，E教授亲自开电梯送我，并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

我们说死亡的时间无法确定，但在说出这话时，我们觉得这个时间处于模糊而又遥远的空间，并未想到这时间可能跟已经开始的一天有某种关系，也没有想到它也许表明，死亡——或是死亡首次把我们部分占有，并以此不再放开我们——可能在那天下午发生，而在那天下午，每个小时的时间都已预先做好安排。你非要散步不可，是希望一个月后变得神采奕奕，你犹豫不决，不知该穿哪件大衣出去，该叫哪个出租马车夫，你坐在出租马车上，这短暂的一天全都呈现在你面前，因为你要准时回家接待一位女友；你希望第二天也是天气晴朗；你并未想到，死亡在你体内的另一层面上行进，行进在无法看到的黑暗之中，恰恰选择了这一天登台表演，是在几分钟之后，几乎就在马车到达香榭丽舍大街那一时刻。总是害怕暴卒之人，也许会觉得这种死亡——这种与死亡的初次接触——具有每天都能见到的熟悉面貌，使人感到放心。死前吃一顿可口的午餐，并像健康人那样出门散步。乘坐敞篷马车回家时疾病首次发作；我外婆病得很重，总之，有好几个人会说，六点钟我们从香榭丽舍大街回家时，他们跟我外婆打了招呼，当时天气很好，她坐在敞篷马车里经过。勒格朗丹正前往协和广场，停下脚步向我们举帽行礼，露出惊讶的神色。我尚未脱离现实生活，就问我外婆是否已对他还礼，并给她提个醒，说此人过于敏感。我外婆也许觉得我十分轻浮，就把手举起，仿佛表示：“这又有何用？这无足轻重。”

不错，有人会说，刚才我去叫出租马车时，我外婆坐在加布里埃尔大街的一张长凳上，片刻之后乘坐敞篷马车经过。但是否真是这样？长凳要放在一条大街边上，虽说也受到某些平衡条件制约，却不需要有能量。但是，一个人要保持稳定，即使是坐在长凳上或马车上，也必须有一种应力，这种应力我们平时感觉不到，如同感觉不到大气压那样（因为大气压作用于各个方向）。如果我们使自己体内呈真空状态，有人让我们承受空气的压力，我们在被毁灭前的时刻，也许会感到无法抗拒的可怕重力。同样，疾病和死亡的深渊在我们体内张开大口，而我们又无法抵御世界和我们的身体向我们冲击时发出的喧嚣声，这时，即使要承受我们肌肉的压力，承受损害我们骨髓的战栗，这时，即使我们要保持静止状态，即我们平时认为只是一个事物普通的消极状态，同时又希望头部挺直、目光平静，就需要有生命的活力，并要进行会使你疲惫不堪的斗争。

当时，勒格朗丹神色惊讶地看着我们，是因为他像其他过路人一样，看到我外婆虽说坐在出租马车的座位上，却仿佛在滑向深渊，她竭尽全力使自己坐在软垫上，而软垫勉强留住她下滑的身体，她头发蓬乱，目光茫然，她的眼睛已无法看清飞驰而来的一个个图像。她虽说在我旁边，却仿佛已堕入陌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她已受到打击，我刚才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看到她时，她已带有这些打击的痕迹，她刚才跟一个看不见的天使进行斗争，她的帽子、面孔和大衣被这个天使弄得面目全非。 我在此后想到，我外婆受到打击时，想必并未完全感到意外，也许她早已预卜先知，生活在期待之中。也许她并不知道，这命中注定的时刻何时到来，她无法肯定，如同那些情夫，因同样的怀疑，对情妇的忠实时而寄予毫无理智的希望，时而又进行毫无根据的怀疑。严重的疾病，如刚才袭击我外婆脸部的疾病，大多会长期留驻病人体内，然后将其杀死，而在留驻期间，如同“和蔼可亲”的邻居或房客，不让病人迅速了解自己。这种了解可怕，不是因为疾病带来痛苦，而是因为它对生活最终作出新颖而又奇特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自己死去，不是在死亡的时刻，而是在几个月乃至几年以前，即在它令人厌恶地来到我们体内居留之后。女病人了解这个陌生人，听到此人在她脑中来来往往。当然，她并未看到此人，但她听到此人定时发出的嘈杂声，就从中推断出此人的习惯。这是个坏蛋？一天早上，她不再听到此人的声音。他走了。啊！要是一去不复返多好！晚上，他又回来。他有什么打算？会诊医生听到这个问题，就像被宠爱的情妇，用似是而非的誓言来加以回答。另外，医生与其说是情妇，不如说扮演被审讯的仆人。他们只是第三者。我们对其施加压力的情妇，我们怀疑即将背叛我们的情妇，是生活本身，我们还相信她，但仍然怀疑，直至她最终将我们抛弃。

我带外婆进入E教授住房的电梯，片刻之后，他来接我们，带我们走进他的诊所。到了那里，不管他有什么急事，他傲慢的神色随之改变，这习惯是多么强大的力量，他跟病人待在一起就和颜悦色，甚至活泼可爱。他知道我外婆文学修养很高，而他在这方面也知识渊博，于是，他用了两三分钟的时间，向她朗诵他写的赞美夏日阳光灿烂的美妙诗句。他请她坐在扶手椅上，他则置身于背光处，以便能清楚地对她观看。他检查得细致入微，我甚至必须出去片刻。他继续检查，在检查完毕之后，虽说一刻钟的时间即将用完，他仍然向我外婆朗诵了几句诗。他甚至跟她说了些相当风趣的笑话，这种笑话我情愿在另一天听到，但大夫愉悦的语气却使我完全放下心来。我于是想起，参议院议长法利埃先生 在许多年前发过一次病，但并非真的患病，他的竞争对手们感到失望的是，他在三天之后恢复工作，据说还准备在有点遥远的将来竞选共和国总统。我相信外婆很快就会康复，我信心十足，是因为我在回忆法利埃先生的例子时，想到两人情况相同，但这时听到E教授在说完一则笑话后发出爽朗的笑声。他随即掏出怀表，看到多耽搁五分钟的时间，不由焦急地皱了皱眉头，他一面跟我们道别一面摇铃，命人立刻把他的礼服送来。我让外婆先走，进去后把门关好，并向这位学者请教真实病情。

“您外婆没治了。”他对我说。“发病是因尿毒症引起。尿毒症本身不一定是致命疾病，但在我看来，她的病毫无希望。我不需要对您说我希望自己看错。另外，由科塔尔来治疗，您就有高手相助。请原谅。”他看到一个女仆把他的黑色礼服搭在手臂上进来，就这样对我说。“您知道，我要到贸易部长家去吃晚饭，此前还要去作一次拜访。啊！生活并非像您这样的青年想象的那样，只会看到玫瑰。”

然后，他优雅地向我伸出手。我出去后把门关上，一个男仆把我和外婆带到候见室，这时，我们听到怒吼声。女仆忘了在翻领上把挂勋章的饰孔开好。这又需要十分钟时间。教授仍在吼叫，而我则看着楼梯平台上我那无法救治的外婆。人人都十分孤独。我们乘车回家。

夕阳西下；阳光照亮一道漫无边际的围墙，我们的出租马车在到达我们居住的那条街前，必须沿着这道围墙行驶，夕阳把马和车的影子投在墙上，黑影在淡红的底色上显现出来，如同一辆柩车行驶在庞贝的陶土上 。我们最终到家。我让病人坐在楼梯下的门厅里，然后上楼通知母亲。我对母亲说，我外婆回来时有点不舒服，曾晕过去一次。我刚说了几句，我母亲的脸就显得极为绝望，但已十分克制，我由此得知，多少年来，她一直把这种绝望埋在心里，以便最终在不知哪一天显现出来。她没有问我任何问题；看来，恶人喜欢夸大别人的痛苦，同样，我母亲出于亲情，不愿承认她母亲身患重病，尤其不愿承认这种病可能影响智力。我妈妈浑身颤抖，她的脸是欲哭无泪，她跑着说要去请医生，弗朗索瓦丝问谁病了，她却无法回答，说不出话来。她跟我一起跑到楼下，消除脸上在抽噎时显出的皱纹。我外婆坐在门厅的长沙发上等候，听到我们的声音后立刻站了起来，愉快地跟我妈妈招手。我已用饰有花边的白色头巾把她头部裹好，对她说是怕她在楼梯口着凉。我不想让母亲发现我外婆已是歪脸斜嘴，但我这样做毫无用处；我母亲走到我外婆面前，吻了她的手，如同在吻上帝之手，极其小心地把她扶到电梯里，生怕自己笨手笨脚会把她弄痛，这小心谨慎中带有一种谦恭，如同感到自己不配触及心目中最珍贵的物品，但她一次也没有把头抬起，也没有去看病人的面孔。也许是为了不让病人因想到自己的模样会使女儿不安而感到难受。也许是由于敬重，因为她认为，看到自己敬仰的脸上出现某种智力衰退的痕迹，无疑是一种亵渎。也许是为了把她母亲闪耀着智慧和善良的光辉形象完好无缺地保存下来。她们俩就这样肩并肩地上楼，我外婆头上裹着头巾，我母亲则把头转开不去看她。

这时，有一个人的眼睛一直注视着我外婆那张已经变形而她女儿却不敢看一眼的脸上可以猜出的结论，有一个人看着这张脸，目光极为惊讶，冒失地露出不祥的预兆，此人就是弗朗索瓦丝。这并非因为她不是真心喜爱我外婆（她甚至感到失望，几乎义愤填膺，因为我妈妈显得冷淡，而她却希望看到我妈妈扑到她母亲怀里痛哭流涕），但她一直倾向于作最坏的打算，她从童年时代起就有两大特点，看来相互排斥，集中在一起却威力倍增：一是老百姓缺乏教养，不会刻意隐瞒因看到别人身体的变化而产生的印象乃至痛苦的惊骇，而对这种身体变化，最好是装得视而不见；二是农妇的粗暴、冷酷，没有鸡的脖子可以扭断，就要拉掉蜻蜓的翅膀，另外还缺乏廉耻之心，她喜欢看到别人的肉体痛苦，但会加以掩饰。

在弗朗索瓦丝的精心侍候下，我外婆在床上躺下，她觉得自己说话已不像刚才那样吃力，尿毒症曾使一根血管破裂或阻塞，但也许并不严重 。于是，她不想让我妈妈挂在心上，帮助我妈妈度过这最为痛苦的时刻。

“啊！我的女儿，”她对我妈妈说，并握住她的手，另一只手仍捂住嘴，这样，她说出某些词有点困难，原因就显而易见，那就是嘴被手捂着，“你对母亲是这样同情！你以为消化不良不会让人难受！”

于是，我母亲的眼睛首次热情洋溢地注视着我外婆的眼睛，而不愿去看她脸上的其他部分，并开始说出一连串虚假的誓言，即我们无法遵守的誓言，她说道：

“妈妈，你很快就会康复，你女儿可以保证。”

她把自己最强烈的爱，以及让母亲康复的全部希望，都倾注在一个吻上，她把自己的爱和希望托付给这个吻，用自己的思想和整个身心把这个吻一直送到嘴唇上，并谦卑而又虔诚地把这个吻置于她崇敬的母亲的额头上。 我外婆抱怨被子像冲积层那样一直压在左腿那边，使她无法把被子掀起。但她并不知道，这是因为她自己的原因（因此她每天毫无理由地责备弗朗索瓦丝没有把她的床“收拾”好）。她用痉挛性动作把浪花四溅般的细羊毛被移到这边，细羊毛在那里堆积起来，如同海湾的沙丘，而海湾（如没有筑堤）因潮水不断带来沙砾，很快就变成海滩。

我母亲和我（我们的谎言事先已被目光敏锐、百无禁忌的弗朗索瓦丝戳穿）甚至不愿意说我外婆身患重病，仿佛这样说会使仇者快，虽说我外婆没有仇家，而是更喜欢认为，她的病情没有这样严重，总之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感情，这种感情曾使我认为，安德蕾对阿尔贝蒂娜同情过多，因此对她不会十分喜爱。同样的现象会不断产生，从个人到集体，在重大危机时都会出现。在一场战争中，不爱国的人不会说国家的坏话，但认为国家已经完蛋，他对国家怜悯，就把事情看得一片漆黑。

弗朗索瓦丝给我们帮了大忙，是使用她彻夜不眠、任何苦活都能干的本领。有时，她连续几夜未睡，这时躺到床上，但她刚睡了一刻钟，我们却不得不把她叫醒，她很高兴能做困难的事情，仿佛这些事易如反掌，她非但没有感到不快，反而在脸上显出满意和谦虚的神色。只是做弥撒以及吃早饭的时间一到，即使我外婆快要断气，她也会准时离开，以免迟到。她不能也不愿让她年轻的跟班做她的替补。当然，她从贡布雷带来一种十分高尚的观念，认为每个仆人都要对我们尽自己的义务；她决不会容忍我们的一个仆人对我们“失职”。她于是成为极其高尚、专横和能干的教育家，因此，我们家的仆人不管道德如何败坏，都会迅速改邪归正，使自己的人生观变得纯洁无瑕，甚至不再去拿五厘回扣 ，哪怕以前并不乐于助人，这时我即使拿着微不足道的小包，他们也会急忙前来，从我手里把包接过，以不让我感到疲劳。但在贡布雷时，弗朗索瓦丝也养成一个习惯，并将其带到巴黎，那就是她干活时不允许任何人前去帮忙。看到有人来帮忙，她就觉得受到了侮辱，有些仆人有好几个星期在早上向她问好后却听不到她的回答，即使他们去度假，她也不对他们说一声再见，而他们却猜不出其中的原因，其实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有一天她身体不舒服，他们想帮她干点活。现在，我外婆病入膏肓，弗朗索瓦丝更是觉得她的活应该全由她一人来干。她是正职，在这些盛会般的日子里，她不希望自己的差事让别人偷走。因此，她那年轻的跟班受到她的排挤，不知道该做什么是好，他不仅像维克多那样，把我书房里的信纸拿走，还拿走我书橱里的几本诗集。他白天有一大半时间在看这几本诗集，因为他欣赏这些诗人，但也是为了在另一半时间里，给村里的朋友写信时能引用其中的诗句。当然，他是想让自己的朋友赞不绝口。但是，他的各种想法没有紧密联系，他形成一种想法，认为这些诗是在我书橱里找到的，一定是众所周知，加以引用是司空见惯的事。因此，他在给那些农民写信时，想让他们惊讶得目瞪口呆，就在自己的想法中插入拉马丁的诗句，如同在说“等着瞧吧”或“你好”那样。

我外婆十分难受，就获准服用吗啡。可惜的是，她服药后虽然不再难受，尿蛋白却因此而增加。我们想对寄居在我外婆体内的病魔进行种种打击，却总是未能将其击中，击中的倒是她，是她那挡在病魔前的可怜身体，而她的抱怨只是轻微的呻吟。我们使她遭受痛苦，却无法让她感到舒服。我们想要消灭凶恶的病魔，但仅仅触及其皮毛，却使它更加恼火，也许会使女囚被吞噬的时间提前来到。在尿蛋白含量过高的那些日子，科塔尔在犹疑片刻之后决定弃用吗啡。在他进行思考的短暂时刻，把一种疗法和另一种疗法的风险在他脑中相互比较，最终选定其中一种，这时，这个人虽说微不足道，却像伟大的将军，在生活中平淡无奇，但在危险的时刻，在经过短暂思考之后，作出军事上极为明智的决定，并说：“朝东方迎击敌军。”在医学上，要治好尿毒症发作，即使希望微乎其微，也不应使肾脏负担加重。但在另一方面，我外婆不服用吗啡，就会疼痛难忍；她又开始不断做出某个动作，做出时很难不发出呻吟：痛苦在很大程度上是机体的一种需要，想了解使它感到不安的一种新的状况，并使感觉适应这种状况。疼痛的这种原因，可以从并非人人都有的不舒服中看出。有一个房间烟味浓重，两个粗鲁的男人进去干活；第三个人身体比较敏感，一直显得心烦意乱。此人的鼻子不断焦虑不安地闻到烟味，他似乎应该设法闻不到这气味，但却每次都想了解得更加确切，使这种气味能被他那感到不舒服的嗅觉所接受。也许可以因此而说：你忧虑重重，就不会感到牙疼。我外婆这样疼痛，淡紫色的额头上冒出汗水，把一绺绺白发黏在上面，她觉得我们不在房间里，就大声喊叫：“啊！真可怕！”但她看到我母亲，就立刻竭尽全力，把脸上痛苦的痕迹全都消除，或是恰恰相反，重复同样的抱怨，但同时又作出解释，在事后回忆起来，会觉得这些解释跟我母亲听到的呻吟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

“啊！我的女儿，这真可怕，阳光明媚可以出去散步，而我却躺在床上，我对你们的规定感到生气，气得要哭。”

但她无法阻止的是她目光呻吟、额头流汗、四肢痉挛，虽说痉挛立刻被克制住。

“我不疼，我抱怨是因为我躺着不舒服，我感到自己披头散发，我恶心，我碰到了墙上。”

我母亲待在床边，注视着这种痛苦，仿佛用目光不断渗入这痛苦的前额和藏匿疾病的身体，她最终会触及并消除这疾病，这时我母亲说：

“不，亲爱的妈妈，我们不会让你这样痛苦，我们会想出办法，你暂时要耐心等待，你躺着别动，我能否吻你一下？”

她于是朝床上俯下身子，两腿弯曲半跪，仿佛她始终这样谦恭，就更有可能实现她自我牺牲的强烈愿望，她把自己脸上的全部生命力朝我外婆倾注，这张脸如同她递给我外婆的圣体盒，饰有浮雕般的酒窝和皱纹，极其热情、悲伤和温柔，使人无法知道是用亲吻、抽噎还是微笑的凿子刻出。我外婆也尽量把脸凑近我妈妈。她的脸已变得截然不同，如果她有力气出门，别人只能从她帽上的羽饰把她认出。她的脸部轮廓，仿佛正在塑造之中，似乎竭力使她放弃其他模式，而符合我们并不熟悉的一种模式。雕塑家的这一工作即将完成，我外婆的面孔缩小，同时也显得冷酷无情。从脸上的纹理来看，似乎不是一种大理石，而是一种更加粗糙的石料。由于呼吸困难，她的脸总是前倾，同时又因疲倦而往下缩，这张缩小的脸粗糙，表情凶残，在接近史前时期的远古雕塑作品中，仿佛是野蛮的守墓女人的脸，皮肤粗糙，呈淡紫、红棕色，神色绝望。但这作品并未全部完成。然后，必须将其打碎，葬入这坟墓，保存这坟墓是如此艰难，得要用力绷紧肌肉。

这种时候，用通俗的话来说，是不知该去求何方神圣，在这种时候，我外婆常常咳嗽、打喷嚏，我们就听从一位亲戚的建议，这位亲戚肯定地说，如请X专家，三天内就能把病治好。社交界人士用这种话来称赞自己的医生，我们对他们的话信以为真，如同弗朗索瓦丝相信报上的广告。这位专家来时带着药箱，里面装着他病人的所有感冒病毒，就像埃俄罗斯的口袋 。我外婆断然拒绝让医生检查。我们让医生白跑一趟，感到不好意思，就听从他的意见，让他检查我们每个人的鼻子，但毫无结果。他认为，不管是偏头痛还是腹绞痛，是心脏病还是糖尿病，都是一种被误认的鼻子毛病。他对我们每个人都说：“是个小小的角质，我会很高兴再次见到。您别拖得太久。我用皮肤点状烧灼术就能给您除掉。”当然，我们想的是别的事情。但我们心里在想：“除掉什么？”总之，我们的鼻子都有毛病；他错就错在说现在有毛病。因为他的检查和临时性包扎到第二天就已生效。我们都得了重伤风。他在街上看到我父亲因一阵咳嗽而摇摇晃晃，就微微一笑，心想无知者会以为是他来检查才得病的。其实，他在给我们检查时，我们已经患病。

我外婆患病，各种不同的人表现得过于同情或同情不够，都使我们感到惊讶，我们同样感到惊讶的是，这两种人都使我们意外发现我们原本不会怀疑的一些情况乃至友谊。一些人不断来打听我外婆的病情，显得十分关心，使我们感到病情严重，而在此之前，我们并未从我外婆感到痛苦的无数印象中看出她所患的疾病。她的两个妹妹接到电报通知，但并未离开贡布雷。她们发现了一位艺术家，听他给她们演出精彩的室内乐专场，她们认为，与其在病人床边守候，不如欣赏室内乐，这样更有利于进行痛苦的沉思和心灵的升华，另外，用这种形式也显得别具一格。萨士拉夫人给我妈妈写了信，但她如同突然退婚（退婚是因为我们支持德雷福斯），跟我们永远一刀两断。但是，贝戈特每天都来，好几个小时都跟我待在一起。 他一直喜欢来到同一个人家里待上一段时间，而不用拘于虚礼。但以前是去那里说话而不让别人打断，现在却长时间默默无语，别人也不要他说话。因为他身患重病，有些人说像我外婆一样，得了蛋白尿。另一些人则说他有肿瘤。他身体越来越虚弱；他费力地走上我们家的楼梯，下楼时更加吃力。他虽然扶着栏杆，仍然常常会给绊一下，我觉得他如果不怕完全失去出门的习惯，不怕出不了门，就会待在家里，他这个“长山羊胡子”的人，我知道他在不久前还十分敏捷。他眼睛已看不清楚，连说话也往往说不下去。

但与此同时，他的作品在过去只有文人知道，当时斯万夫人曾帮助他对作品进行胆怯的传布，现在则截然不同，在众人的眼里变成伟大的力作，在广大读者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扩展力量。当然，有时一个作家是在去世后才出名。但是，他是在活着的时候，在他慢慢走向死亡却尚未亡故之时，看到他的作品名声大振。一个作家在去世后出名至少不累。他光辉的名字留在他的墓碑上。长眠中如同聋子，不会受到荣誉女神的打扰。但对贝戈特来说，这种对比并未完全结束。他还存活于世，会因世上的喧嚣而感到难受。他还在走动，虽说步履艰难，而他的作品则在雀跃，如同他喜爱的少女，会用吵闹的娱乐活动使他感到疲劳，每天都会把新的欣赏者带到他的床边。

他现在来看望我们，但在我看来也为时过晚，而应该在几年前就来，因为我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他欣赏。这跟他名气越来越响并不矛盾。一部作品要完全被人理解并取得成功，常常是在这种时候，即还默默无闻的另一位作家的作品，开始被几位更加挑剔的有识之士认可，认为它已用新的偶像取代几乎不再得到承认的偶像。贝戈特的书我会经常反复阅读，他书中的句子，在我眼前如同我自己的想法、我卧室的家具和街上的车辆那样清楚。其中的一切事物都容易看出，即使不像以前总是看到的事物，至少像现在常常见到的事物。然而，一位新作家已开始发表作品，他的作品中事物之间的关系跟我所知道的事物关系截然不同，因此我对他写的东西几乎完全不能理解 。譬如他说：“浇灌引水管赞赏公路的良好保养。”（这倒容易理解，我只要沿这些公路行驶。）还说：“这些公路每隔五分钟从布里昂和克洛代尔 出发。”于是我就无法理解，因为我以为会听到一个城市的名称，他却给我说了个人名。我只是感到，并不是因为句子写得不好，而是因为我能力差，不够灵活，无法全部理解。我再次冲击，借助于手脚的力气，想要到达那个地方，以便能看到事物之间的新的关系。每次我快要读到句子的一半，接下去就觉得困难重重，如同我后来在部队里进行横架器械训练时那样。然而，我仍然对新作家表示赞赏，如同笨拙的孩子体操得了零分，却看到另一个孩子比他灵活。从这时起，我不再欣赏贝戈特，我觉得他写得一清二楚是一种缺点。过去弗罗芒坦 画的时候，画中的事物都能清楚地辨认，而由雷诺阿 来画，这些事物就无法辨认。

今天，风雅之士对我们说，雷诺阿是十八世纪的伟大画家。但在说这话时，他们忘记了时间，忘记得要过很长时间，甚至要到十九世纪中叶，雷诺阿才被公认为大艺术家。为得到这种承认，别出心裁的画家和艺术家采取眼科医生的疗法。用他们的绘画和散文进行治疗，并非总是令人愉悦。治疗结束后，医生对我们说：现在请您观看。只见世界（并非只被创造一次，而是别出心裁的艺术家出现几次就被创造几次）在我们眼里跟过去完全不同，但十分清楚。几个女人行走街头，跟过去的女人不同，因为这是雷诺阿笔下的女人，即我们过去不想看到的女人。马车也是雷诺阿画的，海水和天空也是：我们想在这样的森林里散步，但在第一天看到时，我们却觉得它什么都像，就是不像森林，譬如像色调丰富的挂毯，其中恰恰缺少森林特有的色调。这就是刚被创造出来的新世界，但不会持久存在。它将一直存在到下一次地质灾难出现，而下一次地质灾难，是由一位别出心裁的画家或作家引起。

我认为已取代贝戈特的那位作家使我感到厌烦，不是因为他描写的事物之间毫不相关，而是因为这些事物之间有着崭新的关系，但我通常却无法理解。我感到困难总是在同一个地方，这表明每次都要花费力气的原因相同。另外，如果我在一千次中有一次把这位作家的一个句子完全读懂，我所看到的事物总是滑稽、真实而又迷人，就像我以前在贝戈特的书中看到的那样，但更加有趣。我心里在想，就在几年以前，世界更新，就像我现在期待贝戈特的继承人所作的那种更新，是由贝戈特给我带来。我于是在想，我们一直对艺术和科学进行的区分，是否真的有点道理，现在的艺术并未比荷马时代进步，而科学则在持续发展。也许恰恰相反，艺术在这方面跟科学相像，我感到每个别出心裁的作家都比他的前辈进步，而他的前辈则对我说，再过二十年，我能毫不费力地伴随今天这位新作家，到那时，另一位作家不会出现，而现在这位却会去追上贝戈特。

我跟贝戈特谈起这位新作家。他使我对新作家感到讨厌，并不是因为对我说这个作家写得粗糙、肤浅和空洞，而是因为他告诉我曾见到过这个作家，说此人跟布洛克像得几可乱真。这一形象从此展现在他撰写的书页之上，我觉得自己不必再硬要花费力气去理解他的作品。贝戈特对我说他坏话，我觉得并不是因为嫉妒他受到欢迎，而是因为不了解他的作品。他的大部分思想已从他脑中转入他那些书中。他消瘦了，仿佛他身上的肉已被他那些书割掉。他创作的本能不再促使他进行活动，因为现在他已把自己几乎所有的想法都创作成书。他过着植物般的生活，如同康复病人和产妇；他那漂亮的眼睛一动不动，有点眼花，如同躺在海边的人，在模糊的遐想中只看着一个个微小的波纹。然而，即使我不像以前那样喜欢跟他说话，我也并非因此而感到内疚。他这个人有一定的习惯，不管习惯十分普通还是极其奢侈，一旦养成之后，在一段时间里就成为他必不可少的事情。我不知道他第一次为什么要来，但这次来就成为他从第二天起每天来的原因。他来到我家，如同来到咖啡馆一样，是要别人不跟他说话，是要他能够——这种情况十分罕见——说话，因此，如果想知道他来得这样勤的原因，也许能找到一种迹象，说明他因我们忧心忡忡而感动，或者说明他喜欢跟我待在一起。他来得这样勤，在我母亲看来并非是无关紧要的事，只要是可能被看作对病人表示敬意的行为，她都会深受感动。她每天都对我说：“你尤其别忘记好好谢谢他。”

我们看到——女人小心翼翼的关心，如同画家的伴侣在摆姿势后休息时给我们端来的点心——科塔尔夫人来访，这是对她丈夫出诊的无偿补充。她来向我们推荐她的“侍女 ”，如果我们喜欢让男仆服侍，她就去“活动”，看到我们谢绝，她就对我们说，她至少希望这不是我们的“饰词”，这个词在她那帮人中表示谢绝邀请的借口。她告诉我们，教授在家里从不谈论自己的病人，但他愁眉不展，仿佛是她在生病。我们在以后将会看到，即使他确实如此，对他这个最不忠实又最会感恩的丈夫来说，这样做既显得不够又显得过分 。

同样有益但在方式上要感人得多的帮助（这种方式集最高智慧、最大善心和罕见的表达能力之大成），由卢森堡大公继承人向我提供。我是在巴尔贝克认识他的，他到那里看望他婶婶卢森堡王妃，他当时还只是拿骚伯爵。几个月后，他娶另一位卢森堡王妃的女儿为妻，后者不但相貌迷人，而且极其富裕，因为她是亲王的独生女，父亲经营一家庞大的面粉企业。这时，卢森堡大公膝下犹虚，又喜爱这个拿骚的侄女婿，就提请议会批准，宣布他为大公继承人。在所有此类婚姻中，财产的来源是障碍也是动因。我记得这位拿骚伯爵是我遇到的最出色的青年之一，他当时已沉浸在对未婚妻既暗淡又光彩的爱情之中。他在我外婆患病期间不断给我写信，我对此深受感动，我妈妈也很感动，就伤心地用她母亲的一句话说：塞维尼也不会说得这样好。

到第六天，我妈妈答应我外婆的请求，离开她片刻时间，装出去休息的样子。我要让外婆睡着，真希望弗朗索瓦丝待着别动。尽管我再三恳求，她还是离开房间；她爱我外婆；她感觉敏锐但又悲观，认为我外婆的病已没有希望治好。因此，她想尽量多对我外婆进行照料。但刚才有人说，有个电工，在店里资格很老，是老板的连襟，在我们这幢房子里受人器重，来我们这儿干活已有多年，特别受到朱皮安的器重。我外婆病倒之前，我们就已预约这个工人。我觉得可以请他回去，或者让他等候。但是，弗朗索瓦丝的礼节不允许这样做，这样做她就会对这个诚实的人不礼貌，我外婆的健康状况也就不再重要。一刻钟后，我等得恼火，就到厨房去找她，看到她跟电工在后楼梯的“方块”平台上闲聊，楼梯口的门开着，这样做有好处，如果我们中有人过来，他们就可以装出在告别的样子，但也有坏处，因为可怕的穿堂风会吹进来，于是，弗朗索瓦丝跟电工告别，但大声说出对他妻子和大舅子的问候，因为她刚才忘了说。在贡布雷讲究礼貌的特点，弗朗索瓦丝一直用于她的外交政策。幼稚无知的人认为，种种社会现象涉及面广，是深入了解人的心灵的极佳机会；与此相反，他们理应懂得，只有深入了解一个人，他们才有可能理解这些社会现象。弗朗索瓦丝曾无数次告诉贡布雷的园丁，说战争是最疯狂的罪行，没有什么比活着更为重要。然而，日俄战争爆发后，她说“我们既然是盟国”，却没有参战，以帮助“可怜的俄国人”，觉得对不起沙皇 。她觉得这样做是对尼古拉二世失礼，因为这位沙皇一直“为我们说好话”；根据同样的礼仪规范，她不会拒绝跟朱皮安喝上一杯，虽说她知道酒会“使她消化不良”，同样，在我外婆生命垂危之时，她既然认为法国对日本保持中立有罪，是不道德的行为，那么，她觉得如果不去向跑得如此吃力的善良电工表示道歉，也会犯下不道德的错误。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很快就甩掉了弗朗索瓦丝的女儿，她要离开好几个星期。在贡布雷，大家对有人生病的人家一般提出如下建议：“你们该用短途旅行来换换环境，使食欲得以恢复，等等。”而她不但提出这种建议，还专门想出了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主意，我们每次见到她，她都要把这个主意不厌其烦地说一遍，仿佛要把它塞到别人的脑子里：“她从一开始就应该把病彻底治好。”她并未提出一种疗法比另一种疗法好，但只要这种治疗彻底。而弗朗索瓦丝看到，我们给我外婆吃的药不多。在她看来，这些药只会对胃有损害，所以她对此感到高兴，但更加感到丢脸。她有表亲在南方，相当富裕，他们的女儿在少女时患病，二十三岁去世；在几年时间里，她的父母倾家荡产，就为了给她买药，请各种医生，把她从一个温泉“疗养地”送到另一个遥远的疗养地，直到她与世长辞。然而，在弗朗索瓦丝看来，这对少女的父母来说是一种奢侈行为，就像他们买下几匹赛马或一座城堡。但他们不管如何伤心，都会因花了这么多钱而感到虚荣心有所满足。现在他们已身无分文，特别是失去了最珍贵的财产——他们的女儿，但他们老是喜欢跟别人说，他们为女儿花的钱跟巨富一样多，甚至更多。紫外线，可怜的女儿每天要照好几次，而且连续照了几个月，他们特别引以为荣。那父亲在悲痛中因一种光荣感而自豪，有时在谈到女儿时，如同谈到他为之倾家荡产的一位巴黎歌剧院明星。弗朗索瓦丝对如此众多的表演并非无动于衷，她觉得我外婆患病时进行的演出有点拙劣，只适合在外省小剧场的戏里生病时进行。

有一段时间，尿毒症发作影响了我外婆的眼睛。有几天她什么都看不见。但她眼睛却不像瞎子，跟以前完全一样。我只是知道她看不见了，因为只要有人开门，她就会笑脸相迎，但笑得很怪，直至进来的人握住她的手向她问好，这微笑开始得过早，并刻在嘴唇上凝固不动，但总是朝着正面，使对方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因为已没有目光来帮助微笑进行调节，向它指出时间和方向，让它对准目标，使它随着刚进来的人的位置和表情的变化而进行变化；因为它已孤独无援，没有眼睛的微笑可以稍许分散来者对它的注意，因此笨拙地显得过于注目，使人感到过于亲热。后来视力又完全恢复；毛病从眼睛转到耳朵。有几天我外婆成了聋子。她怕有人突然进来而她又听不见，因此她（虽说脸朝墙这边睡，却）时刻突然把头朝门那边转过去。但她脖子的转动并不灵活，因为这种功能的转换并非几天就能完成，即使不是看出声音，至少也是用眼睛听出声音。最后，痛苦减少，但说话更加困难。我外婆说的话，我们几乎每句都要让她重复一遍。

现在，我外婆感到我们已听不懂她的话，就不愿意再说一句，并纹丝不动地躺着。她看到我时，会像要跳起来那样，仿佛突然没吸到空气，她是想跟我说话，但只能发出无法听清的声音。于是，她因无能为力而只好罢休，让抬起的脑袋又落到枕头上，直挺挺地平躺在床上，脸色严峻，如大理石般冷漠，两只手一动不动地放在床单上，或是做着机械的动作，如同用手帕擦着手指。她不想进行思考。后来，她开始经常感到烦躁。她老是想要起床。但我们尽量不让她起来，怕她会发现自己瘫痪。有一天，我们让她独自待一会儿，我看到她穿着睡衣站着，想要开窗。

在巴尔贝克时，有一天投河自杀的寡妇被人救起，她告诉我（她也许有一种预感，我们有时会因我们肌体的生活神秘莫测而产生这种预感，这种预感似乎能反映出未来），说她还不知道有这样残酷的事，那就是把一个绝望得想死的女人从死神手里救出，并让她继续受到折磨。

我们及时把我外婆扶住，她跟我母亲进行了一场近于粗暴的搏斗，最后战败，我们硬要她坐在扶手椅上，她不再有愿望，也不再后悔，她的脸又变得毫无表情，她开始把我们披在她睡衣上的皮大衣的毛一根根细心地拔出来。

她的目光已变得截然不同，往往显得不安、哀怨和惊慌，这不再是她过去的目光，而是说话啰唆的老太太的阴郁目光。

弗朗索瓦丝多次问她是否想梳头，最终确信这要求来自我外婆。她把刷子、梳子、科隆香水和一件便袍全都拿来。她说：“我给阿梅代夫人梳头，她不会觉得累；不管你身体如何虚弱，总可以让人给你梳头。”这就是说，你不会虚弱到无法让别人给你梳头的地步。但是，我走进房间，看到弗朗索瓦丝心醉神迷，仿佛正在使我外婆恢复健康，她残忍的双手握着一个脑袋，而老太太的头发不能忍受梳子的梳理，仿佛在怨天尤人，而脑袋无法保持规定的姿势，不断东倒西歪、转来转去，有时因筋疲力尽，有时因疼痛难忍。我感到弗朗索瓦丝即将把头梳好，但又不敢用“够了”这样的话来催她，怕她不听我的劝告。不过，我还是急忙过去，因为在这时，弗朗索瓦丝想让我外婆看看头梳得好不好，因无知而显得残忍，把一面镜子拿到近前。我起初因及时从她手里抢到镜子而感到高兴，因为我们一直小心谨慎，不让我外婆照镜子，这次她也没有因我们的疏忽而看到她自己的形象，即她无法想象出来的形象。但是，唉！在片刻之后，我俯身想要吻她那被弄得疲惫不堪的漂亮前额，她看着我时却显出惊讶、怀疑和反感的神色：她已认不出我。

据我们医生说，这是脑充血严重的一种症状。必须把脑子里的血抽掉。

科塔尔犹豫不决。弗朗索瓦丝在一时间希望使用“净化”吸杯。她在我词典上查找这种吸杯的疗效，但没有找到。她想说scarifiées（划痕的）而不是说clarifiées（净化的），但即使查词典也找不到这个形容词，因为她既不在字母s的词条里找，也不在字母c的词条里找；她确实是说clarifiées，但写成（并因此认为是这样写的）esclarifiées。科塔尔使她感到失望的是，他虽说不抱很大希望，却更喜欢用水蛭 。几小时后，我走进外婆的房间，看到她颈背、太阳穴和耳朵上有一条条黑色小蛇，在她血迹斑斑的头发里扭动，如同墨杜萨 头发里的蛇。她苍白而又平静的脸纹丝不动，我看到她过去漂亮的眼睛睁得很大，明亮而又安宁（也许比她患病前更充满智慧，因为她已不会说话，不会动弹，只能把她的思想置于眼睛之中，这思想有时在我们心中占据巨大位置，把意想不到的珍宝给予我们，有时则仿佛化为乌有，然后靠吸出的几滴血按自然发生说 再生），她眼睛温柔，呈液态，就像是油，再次燃起的火焰在她眼睛上燃烧，照亮了病人面前重新获得的世界。她的平静不再是绝望产生的智慧，而是希望产生的智慧。她知道自己的病即将好转，想要谨慎行事，不想动弹，只是把美丽的微笑赠送给我，让我知道她感觉更加舒服，并轻轻地捏着我的手。

我知道我外婆看到有些动物会感到十分厌恶，触及这些动物就更加难受。我知道她忍受水蛭吸血是因为疗效显著。弗朗索瓦丝使我感到十分恼火，她像逗小孩玩耍那样嘻嘻哈哈，并反复对我外婆说：“哦！这些小虫在夫人身上快跑。”另外，这样说也是不尊重病人，仿佛病人已返老还童。但我外婆的脸已像斯多葛派 信仰者那样勇敢而又平静，仿佛并未听到她说的话。

唉！水蛭拿掉之后，脑子立刻又充血，而且越来越严重。我感到意外的是，我外婆病得如此重时，弗朗索瓦丝竟随时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因为她去订做了一套丧服，又不想让女裁缝等候。在大多数女人的生活中，任何事即使是最伤心的事，最后都有试衣的问题。

几天之后，我正在睡觉，只见母亲在半夜三更前来叫我。她像有些人那样，在重大事件发生之时，心里又极其悲痛，但即使给别人增添小小的麻烦，也会显出温柔的关心：

“请原谅我妨碍你睡觉。”她对我说。

“我没有睡着。”我醒来时回答道。

我说这话是真心诚意。醒来时我们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不是把我们带到意识清晰的活动之中，而是使我们忘却包含着我们智慧的柔和亮光，这亮光如同海底的乳白色光线。我们刚才还游弋在迷迷糊糊的思想之中，这种思想使我们身上产生足够的运动，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醒着。但醒来在这时遇到记忆的干扰。不久之后，我们把这种思想称为睡眠，因为我们不再记得它们。在醒来时这颗明星闪亮，照亮了睡眠者后面的全部睡眠，并在几秒钟时间里使他相信，这不是睡眠，而是醒着；这其实是一颗流星，把虚假的存在跟它的亮光一起带走，但也带走各种梦境，只是让醒来者可以说：“我睡着过。”

我母亲的声音极其温柔，仿佛怕把我弄疼，她问我这时起床是否会太累，同时抚摸着我的双手：

“可怜的孩子，现在你能依靠的，就只有你爸爸和妈妈了。”

我们走进那房间。一个人跟我外婆判若两人，这时蜷缩在床上，如同一种动物，头上披着我外婆的头发，躺在她被窝里喘息、呻吟，其抽搐使被子随之抖动。她眼睛已经闭上，是因为眼睛闭得不严实而不是因为眼睛睁开，才露出眼珠的一角，只见眼珠混浊，有眼眵，说明她视觉一片漆黑，内心极其痛苦。她如此烦躁不安不是因为我们，她看不见我们，也认不出我们。然而，如果说这仅仅是一只颤抖的动物，那我外婆又在哪儿？但我们认出她鼻子的形状，现在已跟脸上的其他部分比例失调，但鼻角的一颗美人痣还在，而她的手把被子拉开的动作，以前表示被子盖着难受，现在则毫无意义可言。

我妈妈要我去拿点水和醋，以湿润我外婆的额头。我妈妈认为，这是使她感到凉快的唯一办法，因为我妈妈看到她想把头发挪开。但有人在门口做手势叫我过去。我外婆垂危的消息迅速在整幢房子里传开。在这非常时期，我们请了一些“临时工”，使仆人们不至于过分疲劳，这样，病人弥留之际就有点像在过节；一个临时工刚才给盖尔芒特公爵开了门，公爵待在候见室里要见我，我无法谢绝。

“亲爱的先生，我刚刚得知这可怕的消息。我想跟您父亲握握手，以表示同情。” 我表示抱歉，说此刻要见他有点困难。德·盖尔芒特先生这时前来见他，就像他正要出去旅行时那样不合时宜。但他感到对我们表示礼貌十分重要，没有想到其他问题，因此他非要走进客厅不可。通常，他有一个习惯，只要他决定对某人礼数到家，他就不大会去管此人是否已准备动身或即将入殓。

“你们是否请了迪约拉富瓦 ？啊！这可是个严重错误。如果你们让我去请他，他一定会买我的面子而来，他对我的任何要求都不会拒绝，虽说他曾拒绝沙特尔公爵夫人 。您看，我比王族的公主还强。不过，在死亡面前，我们人人平等。”他补充道，并非要使我相信，我外婆已跟他不分伯仲，但也许已经感到，继续谈他对迪约拉富瓦的影响以及他比沙特尔公爵夫人高超，并不会使人感到他情趣高雅。

不过，他的建议并未使我感到惊讶。我知道，在盖尔芒特府总是提到迪约拉富瓦这个姓（只是略带敬意而已），认为他是无与伦比的“供货商”。娘家为盖尔芒特家族的莫特马尔老公爵夫人（无法理解的是，只要提到一位公爵夫人，几乎总是要说“某某老公爵夫人”，或者相反，显得像华托画中人物那样乖巧，称年轻的公爵夫人为“某某小公爵夫人”），每当有人病重，就眨着眼睛，几乎不动脑子就竭力推荐“迪约拉富瓦，迪约拉富瓦”，就像要吃冷饮得找“白衣女郎”商店，吃花色糕点则找“勒巴泰，勒巴泰” 。但我并不知道，我父亲刚叫人把迪约拉富瓦请来。

我母亲焦急地等待氧气袋送来，输了氧气，我外婆的呼吸会舒服一点，这时，她走进候见室，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德·盖尔芒特先生。我真想把他藏在什么地方。但他确信此事最为重要，这样做我母亲也最为喜欢，他又必须维护完美绅士的声誉，因此，他用力抓住我的手臂，尽管我反复叫着“先生，先生，先生”来抵抗他的强暴行为，他还是把我拉到我妈妈跟前，并对我说：“请您向您母亲大人作一介绍，我感到十分荣幸！”在说出“母亲”二字时声音有所不同。但他觉得是我母亲十分荣幸，不由微微一笑，同时脸上装出当时应有的悲伤。我只好说出他的大名，他听到后立刻低头哈腰，乐得蹦蹦跳跳，想立刻进行施礼的一整套仪式。他甚至想跟我母亲攀谈，但我母亲沉浸在痛苦之中，叫我快去快回，甚至对德·盖尔芒特先生的话不加理睬，而他却以为会受到接待，这时独自留在候见室里，如果不是在此时此刻看到圣卢进来，也许会最终离开，圣卢是早上听到消息后赶来的。“啊！她实在是好！”公爵愉快地大声说道，他抓住外甥的袖子，差点儿把袖子给撕掉，也顾不得给我母亲看到，这时我母亲又从候见室穿过。圣卢并未生气，他默不作声但心里难受，他避免跟我见面，因为他对我有抵触情绪。他走了，是被他舅舅拉走的，他舅舅有要紧的话要跟他说，差点儿要到东锡埃尔去找他，现在竟会如此高兴，可以免去旅途的劳顿。“啊！如果不久前有人告诉我，我只要穿过院子就能在这里找到你，我会觉得是在开玩笑；你的同学布洛克先生会说，真是滑稽可笑。”他跟罗贝尔一起离开时搂着罗贝尔的肩膀说。“没关系，”他再三说，“大家都看到，我刚才碰到了吊死鬼的绳子，或者是诸如此类的事情；我运气真好。”这不是因为盖尔芒特公爵缺乏教养，事情恰恰相反。但他这样的人不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这种人在这方面就像大部分医生和殡葬人员，在脸上装出当时应有的悲伤之后说：“这种时刻十分难受”，必要时会跟你拥抱，劝你休息，他们只是把弥留或下葬的时刻看作小范围的社交界聚会，他们在一时间克制自己的愉快心情，用眼睛寻找有兴趣谈论他们那些琐事的人，请别人把他们介绍给另一个人，或是请别人“回家”时搭乘“他们的车”。盖尔芒特公爵因“顺风”把他吹到外甥身边而感到高兴，同时又对我母亲极其正常的接待感到惊讶，因此在后来说我母亲令人讨厌，而我父亲却彬彬有礼，并说她“心不在焉”，仿佛没有听到别人对她说的话，在他看来，她身体不舒服，甚至脑子也不大好。据别人对我说，他很想把这种表现的部分原因归于当时的情况，并想要声称，他觉得我母亲因这件事深受“影响”。但是，他的两条腿由于受到阻碍而没能把屈膝礼的动作全部完成，他也几乎不了解我妈妈是如何悲痛，在下葬前一天，他竟问我是否设法让她去散散心。

我外婆的一个妹夫是教士，我并不认识，他在修会会长所在的奥地利发来电报，说他破例准假，并在那天到达。他十分悲伤，在床边朗读祈祷文和默念文，他两只深陷的眼睛一直注视着病人。我外婆在一时间失去知觉，我看到这教士如此悲伤，心里感到难受，就看着他。他似乎对我的同情感到意外，于是怪事由此发生。他把双手捂在脸上，如同沉浸在痛苦的默念之中，但我觉得自己将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时，却看到他手指间露出一条细小缝隙。而当我的目光离他而去时，我看到他那锐利的眼睛从这缝隙中显出，以观看我的痛苦是否出自内心。他埋伏在那里，如同藏匿在神工架中。他发现我看到了他，就立刻把他微微打开的窗栅栏关闭得密不透风。我后来又见到过他，但我们之间从未谈起过这一分钟里发生的事。我们心照不宣地约定，我并未发现他对我暗中窥伺。教士跟精神病医生一样，总是有点像预审法官。另外，我们的朋友，不管过去跟我们在一起时如何亲密无间，都会有那种难忘的不愉快时刻，对此我们理应深信不疑。

医生给我外婆打了一针吗啡，为使她呼吸较为顺畅，要求使用氧气袋。我母亲、大夫和护理修女都把氧气袋拿在手里，一只用完就再递给他们一只。我片刻间走出房间。我回来时如同看到奇迹发生。我外婆宛如用弱音器演奏一般不断低语，仿佛在给我们唱一首很长的欢歌，这歌声充满房间，欢快而又悦耳。我很快得知，这歌声并非是有意识发出，仍然纯粹是无意中唱出，就像刚才嘶哑地喘气一样。这歌声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她注射吗啡后感到有点舒服。由于空气不再完全以同样的方式进入支气管，因此这主要是呼吸方式变化的结果。在氧气和吗啡的共同作用下，我外婆的呼吸不再困难，不再发出呻吟声，而是顺畅、轻松，一掠而过，如同滑行冰上，呼出美妙的气体。呼出的气体，同芦笛中的气体一样无法感到，在这歌声中，她的呼吸也许在呼出的气体里混杂着更像人发出的几声叹息，叹息在弥留之际发出，使人认为这是失去知觉者留下的痛苦或愉快的印象，这叹息把一种更加悦耳但并无节奏变化的音调加在长长的乐句之中，乐句上升后再次上升，然后下降，以便从舒展的胸部重新冲出，去追逐氧气。这歌声里混杂着在快感中哀求的低语，变得如此高昂，花费如此大的力气持续下去，然后仿佛在某些时刻完全停顿，如同泉水干涸那样。

弗朗索瓦丝感到十分悲伤时，就有表达出来的愿望，但她有愿望毫无必要，因为她要表达悲伤连极其简单的办法也没有。她认为我外婆已完全没有救了，就非要把她自己的印象告诉我们。但她只会反复地说：“这使我觉得很难受。”她说这话的语调，就像她菜汤喝得过多时说的那样：“我就像肚子上压着一块大石头。”在这两种情况下，她说的话都比她自己的想法更加合乎情理。她的悲伤虽说表达出来的只是微乎其微，但却十分巨大，再加上她女儿有事留在贡布雷（这个年轻的巴黎女子现在把贡布雷称为“乡下”，觉得自己在那里会变成“乡巴佬”），很可能无法回来参加弗朗索瓦丝认为是仪式壮观的葬礼，弗朗索瓦丝心里就更加难受。她知道我们很少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为以防万一，就每天晚上都把朱皮安叫来。她知道他在举行葬礼时不会有空。她至少希望能在回来时把葬礼的情况向他“叙说”。

一连几天，我父亲、外公和我们的一个表叔都在病人身边守夜，不再走出这幢房子。他们一直忠心耿耿，但这种忠心最终却成为在病人弥留时漠不关心和终日无所事事的伪装，使他们说出的话跟乘火车长途旅行时一模一样。另外，这个表叔（我姑婆的侄子）使我反感，他理应使人反感，但他通常却受人尊重。

他总是可以在情况危急时“找到”，他对奄奄一息的病人总是尽心竭力，因此，他虽然看上去强壮，声音如歌唱性男低音，胡子像工兵一样，病人的家属仍以为他身体虚弱，总是用通常说的婉转的话来劝他别去参加葬礼。我事先就知道，我妈妈即使极其痛苦，也会为别人着想，她会用另一种方式对他说出他通常听到别人说的话：

“请您答应我，您‘明天’别来。您要为‘她’而这样做。您至少别去‘那儿’。她曾要求您别来。”

真是毫无办法；他总是第一个到“家”，因此，在另一个圈子里就给他起了个绰号，我们当时并不知道，称他为“葬礼简单 ”。在去“任何地方”之前，他总是“考虑周到”，因此，大家就用这句话来说他：“对您不用道谢。”

“什么？”我外公大声问道。他现在有点耳背，没听到我表叔刚才对我父亲说的话。

“没什么。”那表叔回答道。“我只是说，今天上午我收到贡布雷寄来的一封信，说那里天气恶劣，但这里的太阳也实在太热。”

“不过气压计上的刻度却很低。”我父亲说道。

“您是说哪儿天气不好？”

“贡布雷。”

“啊！这我倒不觉得奇怪，每当这里天气不好，贡布雷就是好天气，两个地方恰恰相反。天哪！您在说贡布雷，您是否想到通知勒格朗丹？”

“是的，您就别费心了，已经通知了。”我表叔说道。他虬髯浓密，面颊已呈青铜色，这时显出难以觉察的微笑，他因想到此事而感到得意。

这时，我父亲急忙过去，我以为病情有好转或恶化。但只是迪约拉富瓦大夫来了。我父亲到隔壁客厅去接待他，如同接待即将演出的演员。我们把他请来，不是让他进行治疗，而是让他像公证人那样进行确认。迪约拉富瓦大夫确实是一位名医和出色的教授；他除了擅长扮演各种角色之外，还能扮演一个角色，而且在四十年里无敌手，这角色十分独特，如同辩士、斯卡拉穆恰 或戏中长者，是前来确认病危或死亡。他的大名已使人预感到他将要扮演的角色十分端庄，当女仆说出“迪约拉富瓦大夫到”时，我们以为是在看莫里哀的喜剧 。他仪态端庄，同时又不让别人看出他身材优美而又灵活。他相貌极其漂亮，但因表情须跟病人家属的痛苦心情相符而有所逊色。教授身穿优雅的黑色礼服走了进来，悲伤但不做作，说出的慰问话没有一句不是真心诚意，也没有做出任何有失分寸的事。在病人临终的床边，大贵人是他而不是盖尔芒特公爵。他对我外婆进行察看，但没使她感到厌烦，并表现出治疗医生的礼貌，极其克制地低声对我父亲说了几句话，彬彬有礼地对我母亲鞠了一躬，我感到我父亲克制住自已，并未说出“迪约拉富瓦教授”这几个字。但教授已转过头去，不想多加打扰，以世上最优美的姿态走了出去，只是接过递给他的酬金。这酬金他仿佛没有看到，我们一时间也在自问，是否已把酬金交给了他，而他则像魔术师那样灵活，使酬金消失得无影无踪，同时又仍然显出一本正经的名医模样，而且是变本加厉，他身穿真丝翻边长礼服，漂亮的脸上洋溢着同情的高尚表情。他的缓慢和敏捷表明，即使他还有一百次出诊，他也不愿意显出匆忙的样子。因为他是分寸、智慧和善良的象征。这位杰出人士现已与世长辞。其他医生和教授可能已达到他的水平，也许已超过他。然而，他的知识、天生优雅的外貌和出色的教养使他扮演胜人一筹的“角色”，由于没有合适的接班人，这角色现已不复存在。我妈妈可说是没有看到迪约拉富瓦先生，因为在她看来，除了我外婆以外，其他事物都不存在。我记得（我在此提前说出），在公墓，有人看到她像幽灵一般羞怯地走到墓前，仿佛在注视一个已离她十分遥远的升天之人，这时我父亲跟她说：“诺普瓦老头到我们家里和教堂里来过，也到公墓来了，他没去参加一个对他来说十分重要的会议，你应该跟他说句话，他会十分感动。”当大使前来向她施礼时，她只能温柔地点点头，但并未哭泣。在两天前——得提前说后来的事，然后再说病人弥留之际在床边的事——我们在给我已故的外婆守灵时，弗朗索瓦丝有点相信鬼魂，听到一点声音就吓得要命，并且说：“我觉得是她。”但是，我母亲听到这话并未感到害怕，而是产生极其温馨的感觉，因为她感到母亲有时会回到她的身边。

现在，我们回过来谈我外婆弥留的时刻。 “您是否知道她两个妹妹给我们发来的电报说些什么？”我外公对我表叔问道。

“我知道，是贝多芬 ，我听说了，这确实出乎意料之外，但我并不感到奇怪。”

“我可怜的妻子，对她们是多么喜欢。”我外公说时擦了擦眼泪。“别去责怪她们。她们真是荒唐之极，我一直是这样说的。怎么回事？不再接氧气了？”

我母亲说道：

“这样，我妈妈又要呼吸困难。”

医生回答说：

“哦！不会，氧气的作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待一会儿再给她接。”

我感到，如果人快要死了，是不会说这种话的，并感到这良好的作用如将持续下去，也许还能挽救她的生命。氧气的嘘嘘声在片刻间不再响起。但呼吸的可喜呻吟仍然发出，声音轻微、痛苦，并不完整但连续不断，然后又重新开始。有时，仿佛全都结束，呼吸停止，也许是因为跟睡眠者的呼吸一样，有着八度音的增减，也许是因为自然的间歇，是感觉缺失的结果，由窒息严重引起，是心脏衰竭的结果。医生再次给我外婆诊脉，但如同支流把水注入干涸的河道，一曲新歌已在中断的乐句后唱起。这乐句在另一音域重新响起，仍然有一股取之不尽的冲力。在我外婆无知无觉的情况下，被痛苦压抑的众多愉悦和温柔，现在是否会从她体内逸出，如同这些被长时间压制的气体，这又有谁会知道。她要对我们说的一切，仿佛在渗透出来，她啰嗦、匆忙而又热情地说出的话，是在对我们诉说。我母亲站在床边，听到病人弥留时的每次呼吸都会抽搐，她没有哭泣，但有时会泪流满面，如同被风吹雨打的树叶，沉浸在毫无思想的悲痛之中。家人让我擦干眼泪，然后我去抱吻我外婆。

“我还以为她看不见了。”我父亲说道。

“这事永远也不会知道。”大夫回答道。

我的嘴唇吻到我外婆时，她双手摆动起来，全身哆嗦片刻，这可能是因为条件反射，也可能是因为某些亲热的表示会使人感觉过敏，可以在无意识的昏暗之中辨认出几乎不需要感觉器官就能识别的心爱之人。突然，我外婆把身子直起一半，作出巨大努力，仿佛在捍卫自己的生命。弗朗索瓦丝看到这情景无法克制自己，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我想起医生说的话，想让她离开房间。这时，我外婆睁开了眼睛。我立刻冲到弗朗索瓦丝跟前，不让她哭出声音，这样我父母可以跟病人说话。氧气的声音已经消失，医生离开病床。我外婆与世长辞。

几小时后，弗朗索瓦丝最后一次梳理这漂亮的头发，但不会使她难受，这头发只是稍有花白，在此之前显得没有她本人那样老。而现在恰恰相反，这头发成了老年的唯一桂冠，而那张脸却又恢复青春，长年的痛苦在脸上增添的皱纹、收缩、浮肿、紧张和扭曲，全都消失得一干二净。如同在那遥远的岁月，即她父母给她选定丈夫之时，她相貌姣美，显得纯洁而又听话，脸上闪耀着圣洁的希望、对幸福的向往和天真的快乐，但都在岁月中渐渐被消磨掉。生命在逐渐消失之时，也带走了对生活的种种失望。一丝微笑仿佛留在我外婆嘴上。在这张灵床上，死神如同中世纪的雕塑家，让她以少女的面貌 躺在上面。 sxZ9eL9PoN21BaFwI+XaiHQwgvhXwL5dwDXlf/oGlLpX6X8/U2yGtQPu1AKibWT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