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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圣诞节前几周，伦敦经济学院。一场极负盛誉的讲座即将开始。这场讲座恰逢战后经济学恢复与发展的重要时刻，讲座的主人正是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罗宾斯是当时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正是这位经济学巨擘，一手将伦敦经济学院打造成了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领衔的剑桥相匹敌的大学，培养了诸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和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等多位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今天的讲座不同以往，因为罗宾斯邀请了一位特殊的演讲嘉宾：一位身材矮小、性格腼腆、酷爱吸烟的新西兰人，也是一位刚刚与社会学荣誉学士学位擦肩而过的往届生。
但引人注目的并非这位先生，当然也不是他片刻不离的香烟，而是他带来的一件奇怪的东西——一套花里胡哨的装置，看起来像给鱼儿打造的游乐场。这套装置至少有6个有机玻璃箱，箱体之间用管子、堤坝和闸门连接，箱子里盛满了深粉色的水。整个装置看起来就像是科学怪才能设计出来的滴漏。所有人都在猜测它和经济学有什么关系。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学院里许多顶尖的经济学家都聚集于此，与其说是等着观看，不如说是等着嘲弄这场奇怪的演出。
这个备受关注的新西兰人正是35岁的奥尔本·威廉·菲利普斯（Alban William Phillips）。菲利普斯，1914年出生于新西兰乡村蒂雷洪阿的一座奶牛场，得益于他的父亲哈罗德（Harold），他们的奶牛场是周边最早装上抽水马桶，并使用水轮带动的发电机和电灯的，这使得菲利普斯兄弟姐妹几人能够挑灯夜读。每当该睡觉的时候，哈罗德喊一声“熄灯”，然后将一根杠杆插入卧室的卷扬机里，卷扬机拉动金属线，金属线带动链条，链条切断水轮和发电机之间的连接，灯就会熄灭，从而让孩子们安睡。
除此之外，哈罗德还教孩子们制作矿石收音机、西洋镜，还有许多玩具。孩子们的母亲伊迪丝（Edith）是位小学老师，也一直鼓励孩子们勤奋学习。于是，菲利普斯从小就养成了好钻研、勤动手的习惯。那时，菲利普斯所在的中学距离奶牛场有14公里远，他很快就厌烦了骑车上学，于是他找来了一辆大人们都觉得无法再修好的废旧卡车，动手把它修好了。从此，14岁的比尔就开车上学并顺路捎带同学，到了学校就小心地把车停在老师们看不到的地方。
菲利普斯一直都被大家寄予愿望，他在所有的考试中一路过关斩将，按理说，考上大学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厄运降临了。1929年，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价的暴跌在世界的另一端引发了大萧条。大萧条的阴影延续了数年，并且蔓延到了蒂雷洪阿的奶牛场。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使得哈罗德和伊迪丝无力负担儿子上大学的费用。就这样，菲利普斯成了水力发电站的一名电工学徒。
大萧条使得美国的工业产值几乎减半，人均收入下降了近三分之一，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率平均在25%左右。为了给经济“止血”，美国对进口产品征收重税——这给向美国出口的各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德国的大规模失业成了阿道夫·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崛起的温床。全球各国都无法逃脱大萧条的魔爪。
大萧条不仅打破了一位积极进取的新西兰青年的大学梦，还给经济学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引发经济学家们不断反思：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会发生？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他们开始使用新的方法，提出新的学说和政策建议，所有这些都直指“经济表现”这一核心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萧条催生了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家与微观经济学家观察世界的视角不同。正如我之前在《卧底经济学家》（ The Undercover Economist ）和《生活的逻辑》（ The Logic of Life ）中所说，微观经济学家关注的是个人和厂商的决策。最近，我在一个淫雨霏霏的日子里去了一次我们本地的人才市场，那儿有个死气沉沉的名字——“就业辅导中心分支机构”，到那里去求职的男女老少川流不息。大屏的手触终端上显示着错误连篇的广告，招聘公司给工作职位冠以各种响亮的名头，但工资是骗不了人的：
“保安主管，牛津，每小时7.88～7.88英镑”
“周末经理，牛津，每小时7.50英镑”
“零售总监，牛津，高于全国最低工资”
微观经济学家如何理解这些令人沮丧的职位和看似无望的求职者之间的联系呢？他会想到激励、价格和生产率。那个愁眉苦脸的年轻母亲对雇主来说价值几何？如果工作意味着需要负担幼托费用或者失去部分低保，那么每小时7.5英镑的工资对她来说价值几何？那个身材瘦削、满脸雀斑、身着连帽衫的少年在学校里积累了多少“人力资本”呢？求职者们是理性的吗？行为经济学能指导他们更高效地找到工作吗？（根据在伦敦附近劳顿小城的人才市场所做的随机试验结果，答案是“能”。
）
宏观经济学家看待这一情境的视角则完全不同。与分析单个企业和求职者激励的角度不同，他研究的是概况：为什么会出现经济衰退、平均工资下降、失业人口增加的情况？是什么给整个经济体系带来了冲击？是石油价格的上涨或是银行贷款能力的下降削弱了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还是由于人们的消费需求的下降？是什么造成了经济版图的结构性变迁？怎样才能扭转或是预防这些因素？以上问题看似抽象，但它们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点毋庸置疑。
在大萧条带来的伤痛中，宏观经济学的先驱们尝试将经济看作一个整体，而不仅是其组成部分的简单汇总，努力寻求对经济衰退的解释。这些新一代经济学家们的共性在于，他们都认同经济会发生崩溃——但也能修复。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因其在《和约的经济后果》（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中对《凡尔赛和约》的强烈批判一举成名，20世纪20年代大萧条期间，他一直对英国的经济政策持批评态度。此外，还有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如组织建立美国国民账户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以及我们之前提到的菲利普斯的导师詹姆斯·米德，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有感于所经历的大规模失业，他毅然放弃了古典文学研究，转投经济学门下，立志有所作为。这些人除了具有经济学天赋，还有一颗立志有所作为的决心。
凯恩斯在大萧条开始时就高调宣称，经济面临“结构性难题”——也就是说，一个技术性错误可能会使整台机器停止运行，但使用正确的工具并对症下药，很容易就能修好。换而言之，宏观经济学家修复大萧条笼罩下的经济的方法，与14岁的菲利普斯修补那辆旧卡车的方法如出一辙。其他人或许都放弃了，但年幼的菲利普斯认为他能找到症结并解决问题。他确实做到了。
目光转回蒂雷洪阿，电工学徒想去见见世面。
《华尔街日报》曾把《魔鬼经济学》（ Freakonomics ）的作者史蒂夫·列维特（Steve Levitt）戏称为“经济学界的印第安纳·琼斯（Indiana Jones）”，但如果说有哪位经济学家能够担此侠气十足的殊荣，那就只有菲利普斯了。从1935年离开新西兰到1946年第一次接触经济学，菲利普斯曾在金矿工作，曾经捕过猎，曾以演奏小提琴为生（自学成才），曾经沿西伯利亚大铁路骑行，也曾在日本被捕并被控间谍罪。最终，他定居伦敦，考上了伦敦经济学院。后来战争爆发，他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并很快被派遣至地球另一端。
很快，菲利普斯就成了出色的工程师，负责改装能保护英国治下的新加坡免遭日本袭击的废旧飞机。新加坡被攻陷前几天，他负责执行最后一趟护航撤离任务，他们搭乘的是“帝国之星”号——那是一艘冷藏货船，额定载客量23人，但却搭载了2 000多人，其中主要是妇女和恐慌的孩子。护航任务最终暴露，日本飞机袭击货船，菲利普斯发挥了他的工程师天赋：他把机枪搬到甲板上，并进行了简单安装。之后的几小时，他一直待在甲板上顽强反击来袭的日机，一边还要躲避在身边爆炸的炸弹。
他英勇不凡的表现为他赢得了大英帝国员佐勋章，但却没能使他逃脱被关押于日本战俘营三年多的命运。菲利普斯后来回忆，那里的条件非常艰苦，像他这样身材瘦小的人才能幸免，身材高大的人多数被饿死了。（战争结束时，他的体重仅为7英石
。）在战俘营里为了使大家保持乐观情绪，并且及时获得战俘营外的信息，他再次展示了他的工程师天赋，他造出了隐蔽的无线电设备，其中一套甚至小到可以藏在鞋跟里以避开狱卒的检查。要知道一旦被发现，他是会被折磨至死的。
此外，他还设计制造了浸液加热器，供狱友们每晚烹制热茶，鼓舞士气。狱卒一直没能搞懂为什么监狱里的灯每晚都会忽亮忽暗。
尽管菲利普斯本人一开始觉得战俘营生涯微不足道，但直至很多年后，最黑暗的时刻才真正到来：1945年夏天，菲利普斯和数千名狱友被转移至一座死亡集中营，在那里，他们亲眼看到日本人将机枪架在集中营外墙上，枪口向内。在那里，他们还被逼着自掘坟墓。作家劳伦斯·凡·德·普司特（Laurens vand der Post）也是战俘之一。他在回忆录《新月之夜》（ The Night of The New Moon ）中描写了死亡集中营的情景，还讲述了与一位擅长利用工程学创造“幸免奇迹”的“新西兰青年军官”一起大胆冒险的经历：为了给小型收音机找零部件，凡·德·普司特和菲利普斯，还有一位叫唐纳森的军官一起闯入了集中营长官的办公室，收音机刚一修好，就播放了“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战争即将结束”的新闻。
“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菲利普斯回到了伦敦，他的学业已经荒废了太久，于是他选择到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学习。他开始学习社会学，课程中包含了一些基础性的经济学知识。当时，宏观经济学这一新兴学科中，工程学风格的数学方程方兴未艾，而菲利普斯恰恰对这些很感兴趣。于是，他逃掉了社会学课程，全心埋头于伦敦郊区房东克罗伊敦太太的车库中，致力于将老师们在学校黑板上写下的方程应用到水力学上。
詹姆斯·米德曾是菲利普斯的老师。当前程似锦的菲利普斯选择放弃社会学，向他递交了一份将经济学微积分应用于水管设备的研究计划时，米德显然非常惊诧。然而，也正是得益于米德的帮助，菲利普斯才有机会让震撼人心的菲利普斯仪得以登上1949年末罗宾斯讲座的大雅之堂。要证明自己不是学术上的蠢材，而且还能对宏观经济学的美丽新世界有所贡献，这是菲利普斯的大好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
讲座开始了，菲利普斯烟不离手。他先是在一排有机玻璃管和有机玻璃槽后面弄来弄去，之后又打开了从报废的轰炸机上拆下的泵。粉红色的水涌入仪器最上方的槽中，之后慢慢流入下方的各个容器。泵不停地发出像厨房搅拌机一样的刺耳声响，这种背景音贯穿菲利普斯展示仪器功能的整个过程。
看到此情此景，与会的教授们都大吃一惊。如果他们事先知道菲利普斯非同寻常的教育背景，可能就不会这么震惊了——通过函授课程学习微分方程；当学徒时学习水利工程；从小在农场学会的后来又在新加坡保卫战中升华的废物利用技能（那个泵可不是他从报废轰炸机上拆下来的唯一部件，就连仪器上的有机玻璃槽都是取材飞机的舷窗）——当然还有他的勇气。
菲利普斯的仪器运转良好。5分钟后，所有与会者的情绪都被菲利普斯的发明点燃了：这可谓是一国经济的首个计算机模型！
MONIAC液压计算机，全称国民收入模拟计算机，现在俗称“菲利普斯仪”，它能够利用水力学代替微分学批量求解方程。它只是台简易计算机，但又那么非同寻常。它能够在几分钟内同时解出9条方程，这是人工手算无法做到的。即便是在20世纪50年代，数字计算机尚未应用于经济学模型的求解，这一工作仍然要依赖于一屋子的人工“计算机”——通常是女性加算草纸和机械计算器构成了一间数学打字间。电子计算机要向MONIAC一样求解经济模型还要等到多年以后。MONIAC Mark II是MONIAC的加强版，其复制品不仅广销剑桥、哈佛和一些积极进取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甚至福特汽车公司也成了它的拥趸。
今天，高约2.1米、宽1.2～1.5米的MONIAC Mark II仍然让人印象深刻，只是已经颇为古老了。仪器中心是一根有机玻璃柱，被堤堰和闸门横断形成许多高约30厘米的隔间。柱子的界面上整齐地标注着“税后收入”“消费支出”和“国内支出”。其中，一个小型鱼缸大小的隔间上标着“投资基金”，一个用肉色塑料刻成的堤坝上标着“流动性偏好方程”，仪器的顶角处挂着两卷纸，随着与各只浮子相连的4支笔缓慢下移，记录经济起落的波动曲线就形成了。仪器的背面藏着几根像是（也可能就是）从废旧洗衣机上拆下来的塑料管子。仪器的底部放着一个标有“国民收入”的大水槽，槽中伸出一根细管与顶部相连，以便于“货币”的重新注入。
如果说MONIAC是菲利普斯精湛的工程学技能的结晶，那么他如有神助的灵感——可以将水力学用于求解复杂的方程组——则展示了他的天赋异禀。当然，水力计算机并不如后来的电子计算机那么稳定，每个方程必须经过处理才能输入MONIAC的流量控制系统，整套设备也必须置于方形的有机玻璃中，摆在整齐的白色架子上，一边放着温度计似的刻度尺。每条方程均被单独置于不同形状和角度的有机玻璃沟槽中，整齐地支撑着在黄铜轨道上自由移动的栓销。每个栓销都与一个浮子和闸门相连，因此，当水槽中的水平面升高，栓销就会上移，同时，根据沟槽形状的不同，栓销也会产生侧移，从而使得闸门打开或者关闭。根据当时人们对英国经济事实的认知，菲利普斯对方程进行了仔细校准，比如：人们会将收入中的多大比例用于储蓄，或者是经济中供给和需求对价格的总体反应。此外，菲利普斯还吃惊地发现，仪器的误差在2%以内——由于当时的经济统计数据的质量所限，这一数值已经超过了所需的精确度。
对于专家们来说，菲利普斯的仪器并不只是一台制作精巧的机器，它还包含着经济学上的创新。比如，当经济中的变化引起原均衡点向新均衡点移动时，这台仪器就显示了一段时间内将出现的波动，这些都体现在那4支笔所描绘的曲线里。对这些波动和转变的预测要远远领先于理论学者们，他们当时还只能忽略这些动力学过程，甚至直至今日也不能完全处理好这些问题。再比如，MONIAC能够处理浮动汇率问题。今天，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相互之间都采取浮动汇率，但在菲利普斯生活的年代，各国都试图把货币相互挂钩，或者是与黄金挂钩。
很快，伦敦经济学院向菲利普斯抛出了橄榄枝。他仅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晋升为教授，后来又在英国身居高位，这对于一个并未获得荣誉学位和任何经济学学位的人来说很不简单。
由于计算能力强大，设计精巧独特，MONIAC在当时广受青睐。仪器甚至先后在幽默杂志《笨拙》（ Punch ）以及特里·普拉切特（Terry Pratchett）的小说《赚大钱》（ Making Money ）中受到赞扬。此外，MONIAC还成了很好的教学辅助工具：在伦敦经济学院，詹姆斯·米德曾把两台分别代表美国和英国的MONIAC连接在一起，将其中一台的“出口”管与另一台的“进口”管对接，用以建立国际贸易模型。当时，米德让学生成对扮演英国财政大臣和美联储主席，通过控制利率水平或其他变量从而增加各自国家的国民收入。得益于米德课程的未来各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中，可能就包括美联储最成功的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
最终——不可避免地——MONIAC计算机被时代淘汰了。一位剑桥大学的工程学教授艾伦·麦克罗比（Allan McRobie）修复了一台MONIAC，现在，仪器一切运转正常。在菲利普斯祖国的中央银行——新西兰中央银行，也还陈列着一台MONIAC计算机。直至1992年，伦敦经济学院都还在使用MONIAC作为教学工具，之后，学院把它捐献给了伦敦科学博物馆。在那里，它与为纪念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诞辰200周年而建的大型差分机相对陈列展出。
菲利普斯仪中大量水流的来回流动生动地模拟了宏观经济学家们对经济中资金流量和存量的思考。宏观经济学家们凝神思考着不同类型支出的购买力：私人消费、政府支出、投资、进口产品购买。这些资金流量不仅会主动增加或者减少，还会像水流一样，因被堤坝拦截而改变方向，或者因人们的选择，特别是那些能够左右利率、税收，以及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等中央银行货币发行量的，政策制定者们的心血来潮而减少。
菲利普斯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一场革命。但他也无法彻底解决应如何保持宏观经济长久平稳运行的难题。否则，我们也不会被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的阴云笼罩了。这场经济危机并不如大萧条严重和持久，但并不妨碍我们将两者相比较。与大萧条一样，本次衰退也催生了许多措施的出台。我们再一次需要经济学家们对失调的经济抱有与菲利普斯对报废卡车相同的态度：坚信我们能修复它。
但是，要想修复经济，我们首先要了解经济，这也正是本书的宗旨所在。本书不会声嘶力竭地呼唤措施出台，不会疾声厉色地列出严惩名单，也不会像其他畅销经济学读物一般，提供个人和商业生活的实用指导思想。（上述内容详见其他书籍——也可参见我已出版的几本书。）如果本书恰巧提供了你所需要的生活指南，那么对你而言，量化宽松将与量子物理一样有用。
反而言之，日常生活的经验对于我们理解整个经济运行几乎毫无助益。尽管根据个人的家庭或企业管理经验可以推知整个现代经济管理方式的想法十分诱人，但是，这种想法将使我们误入歧途。如果保持经济体的平稳运行与保证个人账户的收支平衡一样简单，那我就完全没有必要写这本书，而读者也不会产生阅读兴趣。
在本书中，我将坚定不移、脚踏实地地探求整个经济系统的细节。我希望能够与读者共同发现经济系统的运行方式。此外，我还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改进的方法。
最后，鉴于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请别介意我毛遂自荐担任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