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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则柯
最近 10 个工作日我在办公室的时间主要用来阅读蒂姆·哈福德的新作。这固然是受人之托，可是也要我能够读得下去。现在我必须说，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以后我还要拿出来再读。这里，我想只就三点做一些介绍，那就是理性选择理论、非数理博弈论和英国的光荣革命。
我曾经就另一位通俗经济学作家史蒂文·兰兹伯格的风格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大众写作如何赢得市场”，首先揭示的一点，就是他们知道涉性题材对读者很有吸引力，并且自觉地把它作为争取图书市场成功的一种策略。哈福德这本书也不忌俗套，谈到了人类性行为统计，我们只好奉陪。不过，有些字眼我们实在说不出口，恕我变通文字。
哈福德从当今美国青少年非传统性行为成风这一“惊人的新闻”开始。在许多人看来，非传统性行为应该是非理性行为，哈福德却说理性得很：艾滋病使得传统性行为的成本上升，于是讲究性享受的美国青少年就转向艾滋病危险性比较小的非传统性行为。在哈福德看来，这就像“可口可乐的价格上涨，理性的消费者就去购买百事可乐”一样理性。
哈福德认为，这种“理性选择理论不但有用，而且有趣。适用于包括性、犯罪、种族主义与办公室政治在内的新经济学，挑战传统智慧，令人耳目一新”。事情很简单：理性的人对激励做出反应。当做某件事的成本增加时，人们便趋向于少做这件事；当做某件事的难度降低、开销减少，或利益增加时，人们便趋向于多做。当然，成本与收益并非只与金钱挂钩，还包括你的时间、精力、智慧、付出的关心和虚荣心的满足等等。性行为的成本，则还包括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与意外怀孕的风险。
人们的行为基于成本与收益的复杂计算，不过这种计算通常是下意识的。就像别人传过来一个球，我们去接的时候，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大脑正在列方程、解方程，以确定球可能落下的位置和需要多大力气去踢，但我们的大脑却在潜意识状态下把问题解决了。潜藏于“不理性”的表面之下，还是人的理性。
记得几年前北京一位著名学者来我们学院演讲，自称有几年时间一门心思要攻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关于理性行为，他举例说一些女孩子看到别人穿超短裙，自己也跟着穿，看到别人穿背心装，自己也跟着穿，完全是“非理性行为”。其实，她们追求的就是要显得新潮。所以赶时髦穿超短裙穿背心装，她们心理上的收益大得很，怎么不是理性行为？看来，在理性选择方面，这位洋博士应该拜哈福德为师，虽然他只在牛津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大家知道，棋牌游戏对于孕育博弈论功不可没，博弈论创始人冯·诺依曼和博弈论大师纳什都曾经痴迷其中。绝大多数博弈论经济学家都大量运用数学推导，托马斯·谢林却是一个异类，“他以妙趣横生的散文取代了方程式”，显示出“更加大众化的智慧”。本书会给我们讲解“非数理博弈论大师”谢林怎样用玩五子棋的方法揭示族群的聚合和分离。不过，谢林教授最大的贡献是带领人类避免了核毁灭的可能。
因为协助研制计算机与原子弹，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冯·诺依曼的光辉甚至超过了同时期在普林斯顿的爱因斯坦。在美苏核对峙这个问题上，冯·诺依曼曾强烈要求采取进攻策略，这不仅因为苏联占领了他的祖国匈牙利，而且他的“数理”分析也告诉他这么做。但是“非数理”博弈论大师谢林反对使用核武器。他提出，在世界各国拥有的核武器能够毁灭地球许多次的情况下，就像一个人不可能“轻微”怀孕一样，也不存在只有一方有限度地使用核武器这样的事。这一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请他做安全顾问和科学顾问。谢林真的应该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他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感言中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事情就是阻止了核毁灭的发生—— 60 年来，人类都不曾在愤怒中引爆核武器。”
政治制度非常重要。为什么 300 年前英国兴起了发明热，而法国与中国却没有？
1688 年，荷兰执政者被邀请出兵侵略英格兰并夺取王位，英国完成了光荣革命。特别富有的人不必再担心被政府任意剥夺，企业家也不会再因政府垄断而收到不准营业的禁令。亚当·斯密认为人类天生就有交换和贸易的倾向。事实上，“交换正是将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一种品质，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一只狗与另一只狗商量交换过一块骨头”。交易创造财富，新的贸易机会令资产阶级强大起来，商人们有着强烈的欲望去创造法律和政治制度，这样就创造出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各种动力和激励。
哈福德告诉我们，太平洋诸岛的田野调查说明，富裕地方不是因为出得起钱去建立各种好制度，而后才拥有现在的好制度，而是好制度在先，经济增长在后。我们现在痛感政治制度改革滞后在拖我们的后腿，同样印证这个道理。
本书还谈到谈判策略，谈到上瘾性行为，谈到好姓名带来的好运气，谈到产业构成和居民成分决定一个城市兴旺还是衰落。实验经济学如日中天，哈福德却对其中一些实验提出很有说服力的批评。读了哈福德这本书你还会知道，经济学理性解释的世界并不缺少爱、恨或任何其他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