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1月

まいひめ

舞姬

煤炭早就载上了船。二等舱的桌旁一片寂静，白炽灯徒然地大放光明。每晚聚集此处打牌的人，今夜都宿在了酒店，只留我一人在船上。

那已是五年前的旧事。我得偿平生之望，奉命出洋留学，曾途经这西贡港。当时我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没有一样不令我新奇，于是援笔为文，每日里写下游记洋洋数千言，刊载在报纸上，颇得时人的称赞。如今想来，那无非是些幼稚的思想，无端自诩的狂言，不然便是将寻常的草木禽兽、金石器物以及异乡风俗，当作稀奇事记录下来，有识之士见了，正不知作何感想。此番动身时，我也买了一册日记本，但直到此时，还是空空的白纸。难道我在德国求学期间，养成了一种冷漠虚无的性情？并非如此，这其中别有缘故。

其实，如今东归的我，已非昔日西渡的我了。学问上虽多有不能称意之处，但我已体会了浮世的辛酸，悟到他人之心固然不可依赖，便是自己的心意，也是一般无常易变。昨是而今非，我这瞬间的感触纵然形诸笔墨，又有何人来读？那么，莫非这就是我无法写日记的原因？并非如此，这其中别有缘故。

唉！轮船离开布林迪西港，已经二十多天了。依照世间惯例，航海中即便初次谋面的旅客，也会彼此交往，以慰藉旅途的孤寂。可是，我却托言身体不适，终日闷在客舱，与同行的伙伴也很少交谈。如此这般，皆因有一桩不为人知的恨事，令我心绪烦乱。起初，悔恨如一抹微云掠过心头，令我既无法欣赏瑞士的山色，也无心领略意大利的古迹。其后，我竟觉得世事可厌、此身无常，心中的惨痛之感，可说是“肠一日而九回”。如今，它已凝固在心底，虽只是一点儿阴翳，但每当我读书睹物，它就仿佛影之随形、响之应声，唤起我无限怀旧之情，几次三番，令我心中苦痛。啊，此种悔恨，如何才能消解？倘是别样恨事，或许还可以咏诗作歌，慰藉心神。唯有这件事，竟是刻骨铭心，任怎样也无计排遣。今夜四下无人，还要等上许久，侍者才会来熄灯。也罢，我且趁此时机，将此中情形连缀成篇吧。

我自幼秉承严格的家教，虽然父亲早亡，却并未荒废学业。无论是在旧藩的学馆，还是到东京上大学预科，抑或进入帝国大学的法学部，太田丰太郎的名字总是位居全级榜首。与我这个独子相依度日的母亲，心中大约可以感到些安慰。十九岁那年，我获得学士称号，据说这是帝国大学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荣誉。我进入某部任职，将故乡的母亲接到东京，度过了三年愉快时光。承蒙长官倚重，派遣我出洋留学，研习本部门的业务。我振作精神，心想此次正是难得的良机，可以显身扬名、光耀门楣。因此虽然要拜别年过半百的母亲，我也未觉多么悲伤。就这样，我去国离乡，万里迢迢地来到了柏林这座大都市。

我怀着模糊的功名心和惯于自律的勤勉精神，忽然置身于这座欧洲新都会的中央。那是何等流光溢彩，令我眼花缭乱；何等五色斑斓，令我心旌摇荡！Unter den Linden大街果真是“大道直如发”，街名译作“菩提树下”，令人以为是个幽静的所在，但来到此处，便可看到大街两旁，石板人行道上仕女如云。其时，威廉一世尚住在俯瞰街市的宫室里，军官们挺胸耸肩，礼服上佩着彩饰，娇艳的少女仿照巴黎风尚精心装扮，一切无不令人瞠目结舌。各式马车悄无声息地奔驰在柏油道上，楼阁高耸入云，楼间的空隙中喷泉飞流而下，在晴朗天空下奏起骤雨的声响。遥遥望去，勃兰登堡门绿树掩映，胜利纪念柱上的女神像浮现在半空。这诸多景物一齐聚集于眉睫之间，自然令初来乍到者应接不暇。然而，我曾在心中发誓：“无论置身何地，我的心决不为虚妄的美景所动。”我总是用这一誓言来抵御外物的诱惑。

我拉响门铃求见，递交公文说明远道东来之意，普鲁士官员都欣然接待，并允诺只要办妥公使馆方面的手续，无论何事都会予以关照。庆幸的是，我已在故乡学过德语和法语。他们初次见我，没人不问我在何时何地将外语学得这般好。

我早就得到上峰准许，公事之余，可到当地的大学修习政治学，我遂入了学籍。

过了一两个月，公务接洽完毕，调研事务也渐次进展，我将急事写成报告寄往国内，不急之务则誊录下来，积成了好几卷。不过大学方面，并不像我这幼稚之人所期望的，没有专门培养政治家的课程。我左思右想，选定了两三位法学家的讲座，交纳了学资，前往听讲。

就这样，三年的时光，梦一般过去了。人的秉性就是如此，一旦时机到来，终究难以压抑。我恪守父亲的遗训，遵从母亲的教诲。从前，别人称赞我是神童，我虽然欢喜，却不敢懈怠学业。后来，长官褒奖我能干，我虽然欣慰，却更加兢兢业业。我并未察觉到，自己只是个被动的、机械般的人物。如今我已经二十五岁，或许是长久熏染了这所大学的自由之风，我的心中总难以安宁。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真我”，终于显露于表面，仿佛要攻伐昨日之前的“伪我”。我恍然明白，自己既不能成为雄飞于世的政治家，也不宜当个深谙法典、善于断狱的法律家。

我暗暗思忖：母亲希望我成为活字典，长官想要我成为活法律，成为字典尚可忍耐，成为律条则实在不堪。从前，无论多么琐碎的问题，我都不厌其烦地郑重回复。但最近我在寄给长官的文书中，竟屡次论及不应拘泥于法律的细目，并放言道，一旦领会了法的精神，虽万事纷扰，皆可势如破竹。在大学里，我将法学讲义置之一旁，心思转到文史方面，并渐入佳境。

然而，长官本想将我造成得心应手的工具，怎会喜欢一个怀有独立思想、卓尔不群的人？当时，我的处境便有些不稳。不过若仅如此，尚不足倾覆我的地位。可是在柏林的留学生中，有一拨家伙颇有势力，他们素日就与我不睦，对我怀疑、猜忌，最终竟至于出言诬陷。自然，这其中并非没有缘故。

那伙人见我既不与他们举杯同饮啤酒，也不擎杆共打台球，便认为我顽固不化、道貌岸然，又是嘲笑，又是嫉妒。其实，这皆是由于他们不了解我。唉，其中的缘故，我自己尚且不明了，又岂能指望他人知晓？我的心就像合欢树的叶子，稍一触碰便会退缩躲避。这颗心，竟仿佛处女之心一般。我自幼对长辈教导言听计从，无论求学之路，还是出仕之途，都并非因为有勇气而得以实现。我表面上忍耐勤勉，其实无非是自欺，甚至于欺瞒他人。别人要我走那条路，我便一门心思去走，如此而已。我的心志能够不为外界扰乱，并非我有勇气置外物于不顾，只不过是我害怕外物，自己束缚了手脚罢了。离开故乡前，我并不怀疑自己是有为青年，且深信自己意志坚毅。唉，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我一向自以为有英雄气概，但轮船离开横滨时，泪水竟忍不住滚落，沾湿了手绢，连自己都深为惊诧。然而，这才正是我的本性。我这性情是生来如此，还是因早年丧父、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所致？

故而，他们嘲笑我，倒还不无道理。可是嫉妒我，嫉妒这样一颗脆弱可怜的心，他们岂不愚蠢？

当我看到涂脂抹粉、衣饰华艳的女人坐在酒吧招徕客人，我没有勇气过去搭讪；看到戴着夹鼻眼镜高礼帽、一口普鲁士贵族鼻音的“花花公子”们，我也没有勇气与他们结交。我既然无此勇气，自然无法同那些活跃的同乡们周旋。由于交情疏淡，他们不仅嘲笑我、嫉妒我，还对我无端猜忌。这正是我蒙受不白之冤，在短暂时日里尝尽无限艰辛的缘由。

一天黄昏，我在蒂尔加滕公园散步后，打算回我在珍宝街的寓所，遂走过菩提树下大街，来到修道院街的旧教堂前。我从灯火通明的大街，走进狭窄昏暗的小巷，来到凹字形的教堂前。教堂对面是一座公寓楼，楼上的住家晾在栏杆上的床单、衬衣等物，还没有收进去。楼下小酒馆门口，站着一个长胡子犹太老人，一部楼梯直通楼上，一部楼梯则通往地下室的铁匠家。不知多少次，当我望见这座三百年前的老教堂，都不禁心神恍惚，要在这里伫立片刻。

那晚，我刚要走过此处，却看到一个少女倚靠着教堂上锁的门扉，正轻声啜泣。少女约莫十六七岁，头巾下露出淡金色秀发，衣裳也还整洁。听到我的脚步声，她吃了一惊，转过头来。我没有诗人的妙笔，描摹不出她的面容，可是她那缀着泪珠的长睫毛下，半掩着一双清澈的碧眼，眼中满含哀愁，又似惶惑无解。我原本生性谨慎，可不知何故，少女只是一瞥，便直透我的心底。

她想必遭遇了意外的不幸，彷徨无助，才会站在这里哭泣。胆小如我，也抵不住心中的恻隐之情，不觉走上前，问：“你为何哭泣？我这个外来人，在此地没有牵累，或许反而容易帮你。”我竟如此大胆，连自己也甚觉惊讶。

少女诧异地望着我黄皮肤的面孔，或许是我的真诚形诸于色，她说道：“看来您是个好人，不会像他那么冷酷，也不会像我母亲……”刚停歇的泪泉又涌出来，泪珠落到惹人怜爱的脸颊上。

“您救救我。我不想成为不知羞耻的人。母亲嫌我不顺从，打了我。父亲死了，明天不能不举行葬礼，可是家里一分钱都没有。”

然后便只余唏嘘声。少女俯首而泣，我的目光落在她微微颤动的脖颈上。

“我送你回家，先冷静一下。这里是街上，不要让人听见了。”

少女说话时，不知不觉倚在了我的肩上，此时蓦然抬头，大约刚意识到，慌忙退到一旁。

她仿佛怕被人看到，走得很快，我跟在她身后，走进教堂对面公寓的大门。一进门，是一座破损的石头楼梯，循梯上到四楼，看到一扇小门，须弯下腰才能进去。门上用生锈的铁丝拧成了把手，少女抓住把手，使劲儿一拉，里面传来老妇人沙哑的问话声：“谁？”少女答道：“爱丽丝回来了。”片刻后，房门被粗鲁地拉开，露出老妇人的脸。她头发已经半白，相貌并不凶，但额上刻着贫苦的印痕，穿着旧羊毛衣裳和脏拖鞋。爱丽丝向我点点头，走进门去，老妇人仿佛已等得不耐烦，“砰”地把门撞上。

一时间，我茫然伫立。忽然，借着屋内透出的油灯光，我看到门上漆着“恩斯特·魏格特”，底下注明“裁缝师傅”，想必这就是少女亡父的姓名。屋内传来了争执声，随即安静下来，房门再次打开。方才的老妇人殷勤出迎，为自己的粗鲁无礼道了歉，将我引入房中。门内是一间厨房，右手处的矮窗上，挂着雪白的麻布窗帘，左手边是砖砌的粗陋灶台。正面房间的门半开着，床上盖着白布，想必停放的便是亡者的遗骸了。老妇人打开灶台旁边的门，请我进去。那是一间临街的阁楼，没有天花板，房梁从一隅的屋顶朝窗户斜伸下来，棚顶糊着纸，下面放了一张床。人若是站起来，头便要碰到棚顶。房间中央的桌上铺着漂亮的毛织桌布，桌上放着一两本书和相册，瓷瓶里插着昂贵的鲜花，与房间颇不相称。少女含羞站在桌旁。

她的容貌极美。凝脂般的肌肤在灯光下泛出微微的红晕，手足纤细，身姿袅娜，不像是穷人家的女儿。老妇人离开后，少女才开口说话，语调中略带点儿乡音。

“冒昧地把您带到了这里，请您原谅。您一定是个好人，不会怪我。明天我父亲就要下葬，本来指望勋伯格——您大概不认识他，他是维多利亚剧院的班主，已经雇用我两年了。本以为他会帮我们渡过难关，谁知他竟乘人之危，提出过分的要求。请您救救我！我的薪水虽然微薄，但就算吃不上饭，也会节省下来还给您。不然，我只能听从母亲的意思了……”

少女眼中含泪，身体颤抖。抬眼看我时，她眼中的妩媚之态，令人无法拒绝。这眼神的韵致，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天然如此而她并不自知？

我衣袋里只有两三马克的银币，当然不敷使用，于是，我解下怀表放到桌上，说：“请用这个救救急。告诉当铺的人，让他们去珍宝街三号找太田，就能拿到赎金。”

少女露出又震惊又感动的神情，当我伸手告别时，她竟吻了我的手，热泪簌簌地落在我的手背上。

唉，这是何等的孽缘！后来，少女亲自到我的寓所道谢。我本来终日端坐读书，右手叔本华，左手席勒，此时我的书窗下，竟绽开了一朵名花。从这时起，我和少女的交往日渐频繁，连我的同乡们都有所耳闻。他们无端臆测，断定我在舞女群中猎取美色、寻欢作乐。其实，我们两人之间，只有些天真无邪的快乐。

同乡中有人唯恐天下不乱——在此我不便直指其名。他向长官报告，说我屡屡出入剧场，结交舞女。长官本来就认为我在学问上走入歧途，对我甚为不满，遂通知公使馆，将我免官解职。传达命令时，公使告诉我，若立即回国，尚可领到旅费，若滞留此地，则不可指望官费资助。我请求宽限一周时间，容我考虑。正当我踌躇不定、心烦意乱之际，我接到了生平最悲痛的两封书信。两封信几乎同时到达，一封是母亲的亲笔家书，另一封却是一位亲戚所写，告知了母亲——我最最挚爱的慈母亡故的消息。母亲信中的言语，我不忍在此重述，热泪涕零，难以下笔。

直到此时，我与爱丽丝的交往，比旁人所想象的要清白得多。她因为家境贫寒，没有受到充分的教育，十五岁时跟随舞蹈师傅学艺，从事了这个低贱的行当。出师后，她到维多利亚剧院表演，如今是位列第二的艺人。然而，正如诗人海格兰德所言，舞女乃是“当代的奴隶”，境遇十分凄凉。为着微薄的薪水，她们不得自由，被迫昼夜劳作，白天练功，夜晚登台表演。进入化妆室后，她们傅粉施朱、盛装华服，但在场外却常常衣食不周，若还有家人要养活，更是说不出的艰难。因此，舞女之中，能够幸免沦落风尘的，可谓少之又少。爱丽丝能逃脱此种命运，一是因为她生性本分，二则仰赖刚强父亲的保护。她自幼喜爱读书，可惜只能看到租书铺借来的庸俗小说。与我相识后，我借书给她，她渐渐懂得了趣味，纠正语调中的乡音，不久后，她写给我的信中，错字也越来越少。可以说，我们之间先有的是师生情谊。听说我突然被解职，爱丽丝大惊失色。我隐瞒了此事与她有关的内情，她却告诉我，这消息要瞒住她的母亲。她担心母亲得知我失去官费，会疏远怠慢我。

唉，详细情形无须在此多言。总之，从此刻起，我对爱丽丝的爱意骤然浓烈，终于变得难舍难分。

此时，我面临一生的重大抉择，正可谓危急存亡之秋，我却做出这般举动，必会有人奇怪，或者指责于我吧。但我对爱丽丝的爱情，从初见时就很深厚，如今她同情我的不幸，为我们即将别离而垂首悲伤。鬓发散落在她哀愁的脸颊上，那美丽又惹人怜惜的样子，震动了我那因悲愤而大失常态的心神。我在恍惚之间，走到了这种地步，真是无可奈何。

与公使约定的日期将至，我须面对自己的命运。若就此回国，学业未成却背负污名，再难有出头之日。但若滞留此地，我又无计得到学费。

此时向我伸出援手的，便是如今与我同行的相泽谦吉。他身在东京，已是天方伯爵的秘书官，看到官报上我被免职的消息，便向某报社总编推荐我，让我担任报社的通讯员，留在柏林，报道政治和文艺方面的消息。

报社的薪酬微不足道，但若是另搬个公寓，换家吃午餐的馆子，也可勉强度日。正当我左思右想之时，爱丽丝真心诚意，向我投出了救援的缆绳。不知她怎样说服了母亲，让我寄宿到她们家。也不知从何时起，爱丽丝和我将微薄的收入合在一起，我们于艰难中，也度过了些愉快的日子。

早晨喝过咖啡，爱丽丝去排练，没有排练的日子就留在家中。我则去国王街那个门脸狭窄、进深很长的休息室，浏览所有的报纸，用铅笔记下各种资料。在这间依靠天窗采光的休息室里，来客要么是没有固定职业的年轻人，要么是把些许积蓄贷给他人、自己悠闲度日的老人，抑或是从交易所偷闲出来的商人。我与他们并肩而坐，在冰冷的石桌上奋笔疾书，无暇顾及女侍端来的咖啡已经放冷。报纸夹在细长的木报夹上，并排挂在旁边墙上，种类非常之多。我走来走去，调换报纸，不了解内情的人，不知会对我这个日本人作何感想。将近一点钟，爱丽丝排练归来，顺路经过这里，与我一道回家。对这位身姿异常轻盈，简直可作掌上飞舞的少女，想必有人诧异地目送吧。

我的学问荒废了。阁楼上灯盏昏暗，爱丽丝从剧院归来，坐在椅上做针线，我则在旁边桌上写报纸的文稿。与从前在纸上罗列枯燥无味的法律条文迥然不同，如今我面对的，是生动的政界动态，以及文学美术等新现象的评论。我将它们彼此联结，比起比约恩来，毋宁说是效仿海涅的构思方法，写出种种文章。这期间，威廉一世和腓特烈三世相继驾崩，关于新皇继位、俾斯麦侯爵的进退问题等，我尤其做了详细报道。因此，那一阵子我比预想的忙碌许多，根本无暇翻开我那少许藏书，继续研习旧日的课题。我的大学学籍尚未被开除，但由于无力筹措学费，就连那唯一的一门课，我也很少去听。

我的学问是荒废了，但我却长了另一种见识。那是什么呢？原来，说起民间学问的传播，欧洲各国中再没有胜过德国的。许多颇有见地的论说，散见于数百种报纸杂志。我当上通讯员后，以自己从前频繁出入大学时培养出的敏锐眼光，辅之以广泛阅读、抄写摘录，我原先狭窄的知识，自然而然地变得综合开阔，达到了大部分同乡留学生所梦想不到的境地。他们中的许多人，就连德国报纸的社论，还不能看得十分明白呢。

明治二十一年的冬天到来了。人行道上，人们用铁锹铲了雪，铺上沙子。修道院街附近本来坑坑洼洼，如今只余一片冰封。清晨打开门，看到冻饿而死的麻雀落在地上，让人觉得可怜。灶下生了火取暖，但北欧的寒气依然透过石墙，渗入棉衣，实在不堪忍受。两三天前的夜晚，爱丽丝在舞台上晕倒，让人扶着送回了家。那之后一直身体不适，在家休息，一吃东西便要呕吐，还是她母亲先想到，会不会是怀孕了。唉，纵然没有这样的事，我已是生计无着、前途茫然，若竟是真的，又当如何是好？

这天是星期日，我待在家中，心中悒郁不乐。爱丽丝的身体还不至于卧床，她将椅子挪到小火炉边，默不作声。这时，门口有人说话，片刻后，爱丽丝的母亲从厨房那边过来，递给我一封信。信封上的字迹似曾相识，原来是相泽亲笔所书，不过贴的却是德国邮票，盖着柏林的邮戳。我心下讶异，打开一看，信上写道：“事出仓促，无由告知。天方大臣已于昨夜抵达柏林，我亦随行。伯爵有意约见你，望速来谒见。恢复名誉之机会，便在此时。匆匆，不赘。”读完信后，爱丽丝见我神情茫然，问：“是家乡寄来的信吗？莫非有什么坏消息？”她大概以为还是报社关于薪水的信。“不，别担心。是那个相泽，你知道的，他和大臣一道来柏林了，要我过去。说是有急事，我这就去吧。”

即便母亲打发独生爱子出门，也不会像爱丽丝这般细心周到。她大约想着我或许要谒见大臣，遂扶病起来，为我挑选了一件雪白的衬衫，又取出仔细收着的双排扣大礼服。就连领结，都是她亲手为我系好的。

“看呀，谁能说你不体面！你照照我的镜子。为什么不开心？连我都想跟你一道去呢。”她的神情忽然有点凝重，“不，换上这身衣服，不像我的丰太郎了。”她又思索了一下，说道：“若是有朝一日，你飞黄腾达了，不会抛弃我吧？就算我的病不是母亲说的那种。”

“什么，飞黄腾达？”我微微一笑，“这几年来，我早就绝了涉足政治的念头。我并不想见大臣，只是与朋友分别多年，我要去看看他。”爱丽丝的母亲叫来一辆上等马车，车轮碾过积雪的道路，停在窗下。我戴上手套，披上不十分洁净的大衣，拿上帽子，与爱丽丝吻别后下了楼。爱丽丝打开结冰的窗户，任凭寒风吹乱了她的秀发，目送我乘车离去。

我在皇宫饭店门口下了车，向门童问明相泽秘书官的房间，登上了久未踏足的大理石台阶。我先来到休息室，中央柱子前摆放着铺了天鹅绒的沙发，正面竖立着穿衣镜。我在此脱下大衣，沿着走廊来到相泽的房前，心下有些踌躇。同在大学读书时，相泽曾极口称赞我品行方正，如今他会以何种脸色对我？待到走进房间，两两相对时，只见相泽虽然体型比原来壮硕了些，却依然是那副快活的模样，似乎并不介意我的行为有失检点。我们无暇细叙别情，他便引我前去谒见大臣，原来是要我翻译一份德文的紧急文书。我领过文书，退出大臣房间，相泽随后赶来，约我共进午餐。

餐桌上，大抵是相泽发问，我来作答。相泽平生诸事顺遂，相形之下，我的人生可谓坎坷多舛。

我敞开胸臆，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屡屡现出震惊之色，却并未指责我，反而大骂那些宵小之辈。不过，待我讲完后，相泽神色严肃，将我劝诫了一番。大意是：事情弄到如此地步，皆是你生性软弱之故。事已至此，多说无益。然而，有学识才干之人，岂能被一个少女的情意所困，长久过着毫无目标的生活？如今天方伯爵仅是想用你的德语，伯爵知道当年你被免职的缘由，已有先入之见，故而我也不便多言。若伯爵认为我不分是非、包庇于你，则对朋友不利，于自身有损。若要引荐一个人，最佳方法莫过于先展露其才华。你当以自身的才干，取得伯爵的信任。至于与那位少女的情缘，纵然她一片挚诚，纵然你们情深意浓，但这并非因她知晓你的才华抱负而心生爱慕，只是由于“习惯”这种惰性使然罢了。你还是痛下决心，断绝这段情缘为宜。

相泽指给我的前途方向，使我如同大海上的失舵之人，遥遥望见了远山一般。可是，远山尚在缥缈云雾之间，何时才能抵达？不，纵然真的抵达，难道我便会心满意足？恐怕未见得。如今的生活虽然清贫，却也不乏快乐，况且爱丽丝的情意，也难以割舍。我这软弱的内心，竟无法做出决断，姑且听从朋友的规劝，答应斩断情缘。若面对敌人，为了守住自己要保护的东西，倒还能抵挡一番，可是对于朋友，我却常常无法说“不”。

我告辞出门，顿觉寒风扑面。饭店的餐室里，紧闭着双层玻璃窗，巨大的陶炉暖意融融。一旦走出来，下午四点钟的寒气立刻渗透了薄外套，尤觉不堪忍受。我不但身上瑟瑟，心里也凛然生寒。

一夜之间，我便译完了文书。从那以后，我去皇宫饭店的次数渐渐频繁。起初，伯爵只吩咐我要办的事项，后来便谈及近来国内的动向，询问我的意见。有时候，伯爵还会提起旅途中某某闹出的笑话，并露出微笑。

约莫过了一个月，有一天，伯爵忽然问我：“明天，我要动身去俄国。你可愿意随我同去？”最近相泽公务繁忙，我有好几日未见到他，因此伯爵的问话突如其来，令我大吃一惊。“阁下吩咐，岂敢不从。”说来惭愧，我的回答并非出于迅速的决断。每当我信赖的人突然问话，仓促之间，我来不及仔细思考，便会一口答应。应承下来后，即便发现事情难办，为了掩盖当时的心虚，我也会勉为其难，这种情形已经屡屡有之。

这天，除了翻译的酬金，我还领到了旅费。回家后，我将酬金交给爱丽丝，这笔钱足够她们维持到我从俄国回来。爱丽丝看过了医生，的确是怀孕了。由于她体质本来就贫血，所以数月来她竟没有往这方面想。班主嫌她休息太久，将她从剧团除名。其实她只不过休息了一个月，班主如此严苛，其中自然别有缘故。对于我的俄国之行，爱丽丝倒不太担忧，因为她深信我对她一片真心。

经由铁路去俄国，路途并不远，无须多做准备。我借了一身合体的黑礼服，新买了一本哥达版俄国贵族名录，再加上两三本字典，将这些收进小皮箱里即可。不过，由于近来诸事繁杂，令人心中不安，只怕我走后爱丽丝伤心烦恼，而且，她若在车站哭泣落泪，我更是牵挂难舍。于是翌日一早，我便让爱丽丝的母亲陪她去朋友家。我整束行装，锁好门，将钥匙放在住在门口的鞋铺主人处，便出发了。

关于俄国之行，又该说些什么？由于身任翻译之职，蓦然间，我竟被提携而起，立于青云之上。跟随大臣一行造访彼得堡期间，围绕在我身畔的，是将巴黎的绝顶奢华移入冰雪皇宫所造就的满目锦绣。尤其是，无数支黄蜡烛摇曳的灯火下，众多勋章与肩章灿然闪烁；精雕细镂的壁炉中火光熊熊，仕女们忘却了严寒，轻轻摇动华美的羽扇。由于我的法语最为流利，因此周旋于宾主之间，事务也大抵由我来处理。

这期间，我并没有忘记爱丽丝。不，她每天都写信来，我又怎能忘记她？我出发那天，她想到回家后与往日不同，只能寂寞地独对孤灯，遂在朋友家谈话到深夜，待到疲倦不堪才回去，随即便睡了。次日清晨醒来，心中尚且疑惑，为何只剩下孤身一人，莫非还在梦中？起床后那怅惘不安的情绪，即便在生计艰难、三餐不继的日子里，也是不曾有过的。——这便是爱丽丝第一封信的大意。

不久后的书信，爱丽丝似乎是在十分苦闷的心情下写就的。信以“不”字开头：“不，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我对你的情意竟如此深重！你曾经说过，故乡已没有可依靠的亲人，若在此地找到妥善出路，定居于此又有何不可。况且，我也要用我的爱把你留住。可是，若这些都不能实现，你一定要东归，我和母亲随你同去，倒也容易。只是偌大一笔旅费，又如何筹措？从前我常想，无论做什么活计谋生，我都留在这里，等待你出人头地的那天。但此番你短暂旅行，出门不过二十天，我的相思之苦却与日俱增。我曾经以为，离别不过一瞬间的苦痛，真是大错特错。我身体的异样日渐明显，为着这个缘故，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要将我抛弃啊！我和母亲曾经激烈争吵，她见我一反常态、心意坚决，便屈服了。母亲说，如果我随你东去，她就到什切青乡下，投靠一位务农的远亲。你在信中说，大臣阁下很倚重你，那么我的旅费或许有法子吧。现在，我只一心等待你回柏林的日子。”

唉，读了这封信，我才看清楚自己的处境！我的心竟如此迟钝，着实令人羞愧。我一向自负，认为无论关乎自己一身的进退，还是不相干的他人之事，我都富有决断。可是此种决断却只存在于顺境中，身处逆境时，我便无此能力。我所依赖着的胸中的明镜，每当映照我与别人的关系时，就会变得模糊不清。

大臣已经待我甚为亲厚。但是，我短浅的目光只看到理应恪守的职责，至于将这与自身前途相联结的念头，神明可鉴，我是全然不曾有过。然而，如今既已察觉到这一点，我的心又焉能淡然如初？先前朋友规劝我时，大臣的信赖尚且如屋顶上的飞鸟一般难以企及，如今似乎已稍有把握。最近，相泽在言谈间，曾经流露出归国后也如此这般共事的意思。莫非这本是大臣之意？相泽虽是我的好友，涉及公务，他也不便明言？现在想来，我轻率地答应了相泽，要与爱丽丝断绝情缘，或许他已禀告了大臣也未可知。

唉，初来德国时，我自以为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发誓再不做机械般的人物。这岂不像放飞时被缚住双脚的鸟儿，暂且拍打几下翅膀，便自诩获得了自由？脚上的绳索，我无计解开。从前，操纵这绳索的，是那位某部的长官。如今……啊，多么可悲！如今，这绳索正握在天方伯爵手中。

我同大臣一行回到柏林，恰是新年第一天的早晨。在车站作别后，我驱车直奔家中。此地至今还留存一种风俗，新年前夜通宵不眠，元旦这天才睡觉，因此千家万户寂然无声。天气严寒，路面的雪变成有棱角的冰片，在晴朗的阳光下晶莹闪烁。马车拐进修道院街，停在公寓门口。这时，传来了开窗的声音，我从车里却看不到。我让车夫拿起皮箱，正要上楼，爱丽丝已迎面跑了下来。她大叫一声，抱住了我的脖子。车夫见状一怔，大胡子下冒出句什么话来，没有听清。

“太好了，你可回来了！再不回来，我就要想死了！”

直到那时，我尚且踌躇未决，思乡之情和功名之心，时而压倒儿女情长。然而，唯有这一刹那，我彷徨不定的心意烟消云散，伸手抱住了爱丽丝。她倚靠着我的肩膀，欢喜的泪珠簌簌落在我肩上。

“去几楼？”车夫敲锣般大喝一声，疾步上楼。

爱丽丝的母亲站在门口迎接，我把银币递给她，要她付给车夫。我和爱丽丝手挽着手，快步走进房间。一眼望去，只见桌上高高堆着白棉布和白花边，我吃了一惊。

爱丽丝指着这堆小山，微笑道：“你看，我准备得怎样？”她取过一块棉布，原来是婴儿的襁褓。“你想一想，我有多快活！生下来的孩子准会像你，有一双黑眼睛。这样的眼睛。啊，我梦里见到的，就是你的黑眼睛。孩子出生后，你这正直的人，绝不会不准他随你的姓吧？”她垂下头，“你会笑我幼稚吧？可是，去教堂领洗礼那天，该有多欢喜啊。”她抬起眼眸，已是泪水盈眶。

那两三天，我思忖大臣旅途劳顿，想必颇为疲倦，遂没有前去拜访，只在家中闲居。一天傍晚，大臣遣人召我过去，待我格外亲切，慰劳过俄国之行的辛苦后，大臣开言道：“你可愿意随我东归？你的学问如何，我难以推知，不过单凭通晓西语之能力，便足以为世所用。你在此滞留甚久，或许有诸多牵挂，但我问过相泽，他说你并没有。我便放心了。”大臣的神情，简直不容推辞。我心中震惊，但又不能说相泽所言不实，而且，那时我心中涌起一个念头：若不抓住此次机会，我将再难回归故国，从此断绝挽回名誉之途，只能弃身于广漠的欧洲大都会，埋没在茫茫人海间。唉，我这颗心竟如此没有操守！我竟答道：“谨遵阁下吩咐。”

纵然我的面皮厚如黑铁，回去面对爱丽丝，又当如何启齿？走出饭店时，我心乱如麻，无以言表。我不辨东西南北，一路胡思乱想，不知多少次被过往的马车夫呵斥，才慌忙退开。过了好一会儿，我定睛一看，已经来到动物园旁边。我瘫倒在路边长椅上，我的头滚烫如火烧，像被木槌敲打般嗡嗡作响。我把头靠在椅背上，如同死去一般，不知过了多久。待我清醒过来，只觉得酷寒彻骨，入夜后下起了大雪，我的帽檐和大衣肩上，都积了约莫一寸厚的雪。

大约已过了十一点。通往莫哈比特和卡尔街的铁道马车，铁轨也掩埋在雪中。勃兰登堡门旁的煤气灯，发出凄清的光芒。我想站起来，腿却已经冻僵，双手揉搓了一阵，才勉强能行走。

我踉跄而行，来到修道院街时，似乎已过了午夜。究竟如何回到了这里，我却茫然不知。此时正是一月上旬的夜晚，菩提树下大街上的酒馆咖啡店中，想必还是人声喧嚷、热闹非凡，但我全无印象。头脑中满塞着一个念头：我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人。

四层的阁楼里，爱丽丝大概还未入睡。一簇灯火灿然闪烁，穿过黑沉沉的夜空，显得分外明亮。但雪片如白鹭羽毛一般，纷然飘落，将这星灯火遮掩得乍隐乍现，恍如风中之烛明灭不定。一进大门，我顿觉疲惫不堪，浑身的关节疼痛难忍，爬一般地上了楼。走过厨房，开门进到屋里，爱丽丝正倚在桌旁缝襁褓。她转头一看，“啊”地惊叫起来，“怎么了？你怎么弄成这样？”

难怪她吃惊。我的脸色青白，如死人一般，头发蓬乱，帽子不知何时丢掉了。由于路上摔了好多跟头，衣服上沾满雪泥，还撕裂了好几处。

我想要说话，却发不出声音，我的膝盖瑟瑟发抖，再也支撑不住，我伸手去抓椅子，就此栽倒在地。

我从昏迷中醒来，已是数个星期之后。病中我高烧不退，胡言乱语，爱丽丝一直细心地照料我。有一天，相泽来找我，知晓了我隐瞒的内情。他只向大臣禀告我病了，替我遮掩了过去。第一眼见到病榻旁的爱丽丝，我震惊万分，她已经面目全非。几个星期里，她消瘦得不成样子，眼睛深凹，布满血丝，灰白的脸颊也塌陷了。由于相泽的资助，日常生计尚能维持，可是这位恩人，却在精神上毁掉了她。

后来我听说，爱丽丝见到相泽，得知我与相泽的约定，以及那晚我对大臣的承诺。她霍然站起身，面色如土，叫道：“我的丰太郎，你骗得我好苦！”当场晕厥过去。相泽叫过她母亲，把她扶到床上躺下。过了半晌，爱丽丝苏醒过来，眼睛却直瞪瞪的，已经不认得身边的人了。她叫着我的名字痛骂，撕扯自己的头发，抓咬被子。时而，她忽地清醒起来，四下找寻什么。母亲递过去的物件，被她一样一样抛开，可是给她桌上的襁褓时，她却摩挲着把脸贴上去，泪水涟涟。

那之后，爱丽丝没有再闹，但她的精神几乎全毁，痴痴的如同婴儿一般。医生说，她的病叫作偏执症，盖因心神受到巨大刺激而骤然发病，没有治愈的希望。本想送去达尔道夫精神病院，但她哭喊着不肯去。后来，爱丽丝一直随身带着那幅襁褓，不时取出来看看，唏嘘落泪。她不肯离开我的病床，但似乎并非有意识的举动。有时，她像忽然想起来，对我说“吃药，吃药”。

我的病已经痊愈。不知有多少次，我抱着徒留形骸的爱丽丝，落下千行痛泪。随大臣启程东归之际，我与相泽商议，给爱丽丝的母亲留下一笔钱，足够她们衣食之需。我还托付她母亲，那遗留在可怜的疯女腹中的孩子出生时，望她多加照料。

唉唉！如相泽谦吉这样的良朋益友，世间岂可再得？然而，直到今日，我心中却依然存有对他的一点怨恨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