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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的文京区有一座颇为朗阔的日式宅院，天气好的时候，从二楼书斋可以远眺东京湾，因此得名“观潮楼”。自从八年前主人发起“观潮楼歌会”，此处一度成为诗人们的雅集之所。此时夜深人静，书斋的灯却依然亮着。像往常一样，主人忙完公事，便在书斋里笔耕。他已年过半百，两颊消瘦，仪容却凝重有威，书斋中更是异常整洁。
这是1915年7月18日深夜，本是个寻常的夜晚，但不知为何，主人的心情起伏不定。他心想，难道是快要辞官的缘故？八年前，四十五岁的他升任陆军军医总监、陆军省医务局长，那已是军医的最高位。晋升时，他心中也并非全无欣慰，但每日里人事纷扰，案牍劳形，不免心神疲惫。如今任期届满，再过几个月，就该引退了。扪心自问，我森林太郎岂是恋栈名位之人？可是人生在世，能有所作为的少壮岁月竟如此短暂！转眼间老境将至，平生的胸怀抱负又实现了多少？
他自幼熟读汉籍，此时忽然想到西汉的司马相如。据说那位蜀中才子离乡赴长安时，自忖必以凌云之笔，博得个衣锦还乡的前程，遂在桥柱上题字“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此桥”。自己又何尝不然？他从小有神童之誉，十九岁从东京大学毕业，二十二岁西渡德国，三年多时间里，如程门立雪般刻苦勤勉。回国后，他一日不敢懈怠，两度随军远征，幸免战死疆场；闲暇时写作诗歌小说，译介西方思想，常因此遭到官场中人排挤嘲讽，甚至遭到贬谪。后来总算峰回路转，如今的自己，头戴医学博士、文学博士两顶荣衔，举国再无第二例。在外人看来，作为军医总监森林太郎，可谓仕途荣达，作为文豪“鸥外先生”，堪称名满天下。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掩盖透入心底的萧瑟秋意。回首前尘，当年那题柱桥头的少年意气，仿佛还历历在目，却又浑如梦幻。
他提起笔来，在日记里写下一首七律《龆龀》：
龆龀期为天下奇，
其如路远半途疲。
三年海外经程雪，
两度军中免革尸。
醉里放言逢客怒，
绪余小技见人嗤。
老来殊觉官情薄，
题柱回头彼一时。
青云之志
提及明治文豪森鸥外，最广为人知的比喻，当属研究家木下杢太郎所称的“底比斯百门大都”，即以古埃及的“百门之都”底比斯，来比拟森鸥外其人、其文的广阔与丰富。森鸥外三十五年的文学活动，几乎涵盖了日本近代文学的所有方面。他译介西方诗歌与浪漫小说，引入近代美学思想，开展文艺批评，尝试文体变革，创作了题材最为广泛的现代小说和历史小说，写作和翻译戏剧，并创造了明治时代唯一的新文学形式——史传。他留学欧洲，熏染实验科学精神与近代自由思想，却又怀有浓厚的儒学式功名意识和家国情怀，终生未离开仕途，在学贯东西的同时，精神结构也甚为复杂。可以说，在近代文学史上，森鸥外是将西方近代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在最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对抗和综合的人物。
相比于其他文学家，森鸥外最本质的特征在于他并非狭义上的文士，而是始终位于国家体制内、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近代化的国家运营者之一。文学上的多方探索，是他在近代化过程中的思考与行动的一部分。鸥外文学有浓厚的“文以载道”的色彩，具有鲜明的指向社会的问题意识。因此，只有明白了在“明治”那个时代，知识精英们被赋予了怎样的使命，才会对鸥外文学有较为客观的、深层次的理解。
森鸥外本名森林太郎，1862年1月19日生于日本石见国（今岛根县）津和野藩的藩医家庭中。林太郎是森家的长子，他出生时距明治维新仅六年，全国上下因为尊王或佐幕、攘夷或开国的争执而动荡，日本处于维新前夜的不安之中。
森家世代为藩主的侍医，本是俸禄80石的士族身份，但在林太郎的祖父那一代因故被降格为准士族，俸禄也削减为50石。林太郎的母亲峰子是森家的女儿，父亲森静男则作为“婿养子”继承家业。在此背景下，长子林太郎的诞生自然意义重大，他被视为担负一家再兴的中心，从小被寄予厚望，精心教养。
谈到森鸥外的家庭，不能忽视的是他的母亲峰子。峰子性格坚毅，教子有方，森家的四个儿女都成就不凡。除林太郎外，次子笃次郎是医生、戏剧评论家，女儿喜美子是随笔家、翻译家，幼子润三郎则是近世学艺史的研究家。据记载，为了督促长子勤学，母亲在忙完一天家务后，常于灯下自学林太郎翌日的功课，甚至通宵达旦，并时常劝勉林太郎“扬家名与国名”。森鸥外的长子森於菟称峰子为“身在家中却燃烧着功名心的祖母”，认为“父亲之所以成就那样的事业，贤母的功劳是重要原因”（《解剖台旁》）。峰子终其一生，不断鞭策鸥外在建功立业的道路上前行，以母亲为代表的“家”的期待与压力制约着鸥外的人生走向，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按照武士子弟的惯例，森林太郎自幼接受严格的儒学教育，五岁开始诵读《论语》《孟子》等经典，七岁正式入藩校，学习四书五经、《左传》《史记》等汉籍。如诗句“龆龀期为天下奇”所言，林太郎天资聪慧，在藩校中连续获得最高奖赏，有神童之誉。作为士族子弟中的佼佼者，展现在他面前的自然便是一条出人头地、显亲扬名的“正途”。
林太郎的父亲森静男生性温和恬淡，但人生态度十分积极。随着旧幕藩体制的终结，他对新形势反应敏捷，开始学习西医和荷兰语。后来他自己开业行医，在维新的混乱期依靠专业技能支撑起一家的生计。
1872年6月，森静男跟随藩主移住东京，林太郎也得以一起进京。他先到进文学社学习德语，1874年1月，十二岁的林太郎进入东京医学校预科。三年后的1877年，东京医学校和东京开成学校合并，改称“东京大学”，这是日本首次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十五岁的林太郎成为日本最早的大学生，当时医学部的同级生仅有二十六人，是真正的国之瑰宝、知识精英。
大学时代的林太郎，学习的是西方自然科学的医学，但儒学与他的关系并没有中断。他四处探寻旧书店，学习汉文和汉诗，文学趣味仍以和汉古典书籍为主。“少壮时代播撒在心田上的种子，是不会轻易断根的”（《妄想》），少年时代接受的古典教育，使儒学色彩深深渗入他的心灵。儒家思想本就积极入世，鼓励男性求取功名，这与明治新国家的时代背景相结合，也与受到福泽谕吉《劝学篇》鼓舞的青年的热情相呼应。年轻的森林太郎就是在“家”的期待和时代气氛的鼓励之下，形成了明治式的使命感和功名意识。
1881年7月，森林太郎从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年仅十九岁的医学士一时间成为坊间传奇。林太郎平日成绩优异，本来一直期待以首席毕业，取得文部省官费留学资格，归国后成为东大的第一代日本人教授。但由于考前生病，毕业成绩位列第八，理想的路径无望实现，只能别谋他途，观望了数月后，只好“遵从双亲之意出仕陆军省”（1881年11月20日致贺古鹤所书简）。
森鸥外进入陆军的重大收获是终于实现了留学梦想。供职两年半之后，1884年6月，鸥外被陆军省选派留学德国。8月24日，轮船从横滨港出发，10月12日到达柏林。此后将近四年的时间里，鸥外在德国度过了他一生中色彩最为丰富的青春时代。
与夏目漱石近乎幽闭的痛苦西洋经历不同，年轻的森鸥外尽情地体验西方社会，吸收近代自然科学精神和自由思想。“那时，他才二十几岁，完全以处女般的感官，对外界的一切事物做出反应，内心中蓄积着尚未经受挫折的力量”（《妄想》）。他先后师从莱比锡的霍夫曼教授、慕尼黑的佩滕科法教授、柏林的科赫教授等当时最顶尖的医学家，在他们的指导下，完成了《日本兵食论》《日本家屋论》《关于水管中的病原菌》等论文，这些论文都以德语写成，发表于德国的学术杂志，代表了他的专业研究成绩。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自然科学者的自觉，理解了重视实验与观察的自然科学精神，这赋予了他归国后进行医学启蒙的自信和责任感。
专业研究之外，鸥外还广泛涉猎文学、哲学、美学和艺术著作，接触近代文艺新风。从当时的日记中，可以窥见他沉浸于经典、悠然心会的快乐之情：“架上洋书已至一百七十余卷之多。锁校以来，暂得闲暇。随手翻阅，妙不可言。荡胸决眦之文，有希腊大家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传奇；秾丽丰蔚之文，有法兰西名匠俄内、阿列维、格雷维尔情史。但丁《神曲》幽昧恍惚，歌德全集宏壮伟大。谁来与余共乐哉。”（森鸥外《德意志日记》1885年8月13日条）直接的生活体验和广博深入的阅读思考，使鸥外认识到欧洲学问、技术、思想、艺术、道德等得以产生的根基。终其一生，鸥外对西欧精神界的动态保持敏感，原因便在于这种深刻的、全面的对西欧文明的理解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亲近感。
1888年7月5日，森鸥外结束了近四年的留学生活，带着胸中所学和箧中藏书，启程离开德国。西洋体验极大地增强了他在国家近代化过程中的话语权，而被如火如荼的欧化主义风潮席卷的日本，也迫切需要听到真正理解西洋、深刻省察传统的理性的声音。
浪漫三部曲
1888年9月8日，二十六岁的森鸥外回到日本，随即被任命为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公务之余，正式开始了他在医学、文学领域的启蒙活动。
森鸥外归国时，正值鹿鸣馆式的欧化主义风潮达到顶峰。专用于接待外国人的鹿鸣馆于1883年竣工，1887年4月由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主持，开始举办有名的假面舞会。为了改变日本不利的国际地位，执政者从上而下推行欧化主义政策，整个社会也由此卷入了机械模仿西欧文化的风潮。一时间，都市改造论、食物改良论、假名改良论等论调甚嚣尘上。留洋归来后，森鸥外的当务之急，就是致力于纠正这些近代化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极端。
对此，鸥外发表了《市区改正论略》《言文论》等一系列文章和讲演，批判肤浅的改良主义风潮，主张维持国民性。后来，他又创办了杂志《卫生疗病志》，介绍和普及西欧的医学成果和科学精神。在有心灵自传色彩的《妄想》中，他将自己定义为“留洋归来的保守主义者”，自我解嘲“在人们想改良的所有方面，他都主张一如既往。于是，他被逐入保守派一伙”。这是鸥外多年后包含调侃意味的说法，他的“一如既往”当然并非保守地维持原状，而是反对当时冒进的全盘西化主张，表现了他主张实行合理的、现实的近代化的理性态度。
与科学启蒙相并行的，是森鸥外对西方文艺的译介。1889年8月，鸥外与妹妹喜美子等人合译了西方诗集《面影》，首次将欧洲近代抒情诗引入日本文学。10月，鸥外等人创办了文学评论杂志《栅草子》，撰写文艺评论，传播西方审美思想和文学理论，并与文学大家坪内逍遥展开了“没理想”论争，在刚开始近代文学探索期的当时，给文学界带来了新鲜的刺激和重大影响。
在森鸥外乐此不疲地从事公务和启蒙两方面的工作时，他的婚姻问题则成了森家关注的头等大事。原来，鸥外归国后不久，1888年9月24日，一位名叫爱丽丝的德国女子追随他来到日本。一开始，鸥外没有见爱丽丝，由弟弟笃次郎和妹夫小金井良精出面，劝说爱丽丝返回德国。10月16日，森鸥外将爱丽丝送往横滨，翌日一早轮船启程，鸥外在码头上送别。在妹妹喜美子眼中，两位当事人的表现似乎过于平静，“不知道站在人群中的兄长心情是怎样的。远道而来的年轻女子失望地回国，无论是谁都会觉得实在太可怜了，可是在船上挥舞着手帕告别的爱丽丝，脸上一点儿也没有忧虑之色，真是不可思议。”（小金井喜美子《森鸥外的系族》）
爱丽丝事件平息后，森家加紧了物色亲事的步伐。1889年3月，森鸥外与海军中将、男爵赤松则良的长女登志子结婚。本来，森家与赤松家门第悬殊，但由于鸥外本人是前程远大的青年俊杰，得到男爵家的认可。这段只维持了一年半的婚姻显然不能说是幸福的，贵族出身的登志子与鸥外的家人相处并不融洽，时常出现些诸如登志子的侍女冷遇鸥外最疼爱的幼弟润三郎、导致鸥外发怒之类的摩擦。1890年9月，登志子夫人生下鸥外的长子森於菟，两人随即离婚。登志子不久即再婚生女，森鸥外则独身了十余年，登志子病逝后，鸥外才再婚。后来，鸥外曾回忆这位夫人，“眉目虽非妍丽，但身姿修长、肤色白皙。善读和汉文章，于未见之汉文亦能诵读如流。同居一年，因故别离。”
纷纷扰扰中，森鸥外的小说处女作《舞姬》诞生了。1890年1月，《舞姬》发表于《国民之友》，当即引起重大反响。《舞姬》中，鸥外设想了一个与自己经历相似的青年精英，探讨近代自我在此一时代中的实现可能性。主人公太田丰太郎在西方近代自由思想的熏染下，省察到以前那条刻苦勤勉、学而优则仕的“正途”，实则是压抑自我、埋没个体的被动的人生道路。他与异国舞女相爱，逸出了体制的轨道，但西洋也并非任由“真正的自我”张扬的桃花源。获得纯洁恋情的快乐，远不足以补偿生计无着、前途茫然的巨大失落感。因此，当有一线机会可以重回体制内，丰太郎如何选择，其实并无悬念。
《舞姬》采用了典雅流丽的文言文体，笔调浪漫抒情，主题极契合当时知识阶层的关注点，文中的异域风情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因此甫一发表，鸥外便声名大噪。他再接再厉，于同年8月和翌年1月，又发表了《泡沫记》和《信使》。《泡沫记》取材于日本画家原田直次郎的一段经历，以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离奇的溺水死亡事件为背景，描绘了日本画家巨势与德国少女玛丽的奇妙因缘与情愫，在青春的甘美与惆怅中，流露出浮生宛如泡沫的无常感。《信使》则源于鸥外的亲身经历，艾达小姐也实有原型。鸥外留德期间，曾到德累斯顿近郊观摩军事演习，顺便造访德本城堡的朋友，在城堡中逗留了数日，遇到了这件奇事。《信使》写于鸥外离婚后不久，虽然仍以欧洲为故事舞台，从文中也能窥见他当时看待爱情与婚姻的心境。
《舞姬》三部曲均源于森鸥外的留德经历，是数年西洋生活带给他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礼物。在近代文学的探索期，三部曲以浪漫唯美的笔调抒写青春的惆怅与哀伤，不仅给人们带来深沉的思索，更使人获得崭新的审美享受，给后来的小说家以重大启迪，开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
尽管《舞姬》三部曲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接下去鸥外并未继续创作小说，直到十八年后的1909年3月，他才以“第二处女作”《半日》复归文坛。由此可见，虽然鸥外具备创作才华与热情，但青年时代的他，显然并未把成为“小说家”作为人生目标。此种情形无独有偶，二叶亭四迷创作了近代文学奠基作《浮云》后，感叹写小说岂是大丈夫的事业，转而做了新闻记者；夏目漱石长期致力于从理论高度探讨日本的文化身份，直到三十八岁时，为排解心情偶然写作了《我是猫》，受到热烈欢迎，才走上创作之途。这是明治这一时代赋予知识精英们的共通性，比起写小说来，他们有更迫切的事情要做，对于森鸥外而言，就是更多更快地传播西方科学精神和文艺思想。这期间森鸥外的文笔活动，主要集中在文艺批评、小说和戏剧翻译、哲学思想介绍等领域。例如，他前后耗时九年，译完安徒生的《即兴诗人》，使安徒生这部并不十分出色的作品在日本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是有名的“译作超越原作”的范例。
公务方面，很长一段时间，森鸥外仕途平顺，三十一岁成为军医学校校长，三十六岁升任近卫师团军医部长。但他活跃的文学工作引发上司的不满，陆军内部有人指责他耽于文学而疏忽公事，不堪托付重任，加上一些人事上的龃龉，1899年6月森鸥外被调到福冈县的小仓，任第十二师团军医部长。直到1902年3月重回东京，他在偏远的小仓度过了近三年，这段挫折期一般称为“小仓左迁”。小仓左迁是森鸥外的人生低谷，仕途上被排挤，文艺方面也“站在当今文坛思想的圈外”，外界的通路被堵塞，他的启蒙活动不得不告一段落。但这也使森鸥外有机会沉潜下来省察自己的内心，他重新思慕汉学古籍，关注佛典精义，并学习法语、俄语和梵文。小仓时代是鸥外生涯中一段承上启下的重要过渡期，对他的精神结构和其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国士忧思
1902年1月，森鸥外年满四十岁，在人生的不惑之年，他迎来了事业和生活上的转机。由于陆军内部人事上的变动，他调回东京已指日可待，在回京前夕，独身近十二年的鸥外，终于再次结婚，迎娶了美丽的茂子夫人。茂子夫人是最高法院法官荒木博臣的长女，当时年仅二十二岁，有“文士夫人中第一美人”之称。新婚燕尔之际，鸥外在给好友的信中，如此形容自己的心情，“到了这把年纪，迎娶一位美术品一般的妻子，我曾经非常担心。出乎意料，竟然一切顺利，请安心”（1902年2月8日致贺古鹤所书简）。茂子夫人虽然对鸥外本人非常仰慕，但她性格刚强，处事并不柔和，与鸥外的母亲更是难以相容。不过，此时的鸥外已经善于化解矛盾，对年轻的妻子颇多容让，家庭生活还能维持平稳。两人二十年的婚姻中，育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长女森茉莉更是继承了鸥外的文学才华，成为著名的小说家。
1902年3月，森鸥外回到东京，任第一师团军医部长，此后他的仕途甚为顺利，并成功地与陆军元老山县有朋公爵建立了密切联系，成为山县智囊团的一员，《舞姬》中丰太郎获得“天方伯爵”赏识的想象终于实现。1907年11月，四十五岁的森鸥外升任陆军军医总监、陆军省医务局长，到达了他的仕途顶点。
1909年3月，四十七岁的森鸥外重启创作之途，以口语体小说《半日》再登文坛，开始了他于明治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喷发期。不到四年间，森鸥外创作了包括两部中长篇在内的四十余部现代小说。这一时期的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主人公从官吏、大学教授、贵族青年，到学生、主妇、底层劳动者、小妾等，不一而足。总体而言，鸥外明治四十年代的创作有一个显著特征即“现实性”，许多作品直接发轫于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探讨天皇神话与科学史观、自由思想与体制秩序之间调和问题的系列作品等，有鲜明的思想小说、哲学小说的特点。
1910年6月发表的《修葺中》颇有《舞姬》后传的色彩，正在装修的西餐馆“精养轩”中，渡边参事官和留学时代的恋人共进晚餐。女子还有所期待，渡边却已态度冷漠。
“……你是官吏吧？”
“嗯，是官吏。”
“你可真守规矩。”
“规矩得很。我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实利主义者……”
……
“要我吻你吗？”
渡边不自然地皱了皱眉：“这里是日本。”
修葺中的嘈杂西餐馆，厅室中不和谐的画轴，令渡边参事官感叹“日本不是艺术之国”。一边重复“这里是日本”，他拒绝了女子的爱意。渡边对于与西洋的别离心怀寂寞，但身处还在“修葺中”的日本，只能戴上实利主义者的假面。
同年8月发表的《游戏》，以具有文学者与官吏双重角色的木村为主人公，探讨了自由奔放的艺术世界与恪守秩序的体制内生活之间的调和可能性。如鸥外自述诗中所言，“绪余小技见人嗤”。在体制内，文艺活动给鸥外带来的是被长官“诫饬”的羞辱，被排挤贬谪的挫折。对此，尽管他深感精神上的苦痛，却没有像夏目漱石那样拂袖而去。他自我解嘲，将每日事务比拟为“游戏”，始终保持着正视和参与现实社会的姿态。
同年11月发表的《沉默之塔》，起因于日本近代史上的“大逆事件”。1910年5月，当局以策划谋杀明治天皇的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人，翌年1月，幸德等十二人被处以死刑。“大逆事件”期间，日本政府加强了对思想的钳制，《朝日新闻》分十四次连载了《危险的洋书》，森鸥外也被指为“危险的洋书”的介绍者和宣传者。《沉默之塔》假借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帕西族的沉默之塔故事，对“危险的洋书”论调做出了辛辣讽刺。“艺术也好，学问也罢，以帕西人因袭的目光来看，都是危险的。……危险的洋书也无非是个借口。”冒着影响仕途的风险，撰文守护学问艺术的自由，与他致力于在东洋培育学问的种子、培养人们创造性的初衷是一以贯之的。
森鸥外明治四十年代的作品中，由于创作出发点更多缘于现实社会问题，浓厚的思想性难免影响了艺术性和趣味性。他唯一的长篇小说《青年》，就是一部说理意味过浓、人物性格偏于刻板的不成功之作。《青年》之后，鸥外历时近两年，精心完成了优美的中篇小说《雁》。《雁》以鸥外的大学时代为背景，以明治十年代的东京大学周边为场景，主人公小玉、冈田、末造皆可以从鸥外的青春记忆中寻得模糊的原型。年过半百的鸥外忆及往事，满怀眷恋地描绘无缘坂、不忍池、岩崎府、仲町旧街等昔日风光。“无缘坂”上那段若有若无的爱情，看似偶然地终结于寒冷的冬夜，正如看似偶然地丧生于不忍池残荷败叶间的“雁”的命运一般。与《青年》不同，《雁》结构精妙，情感丰富细腻，通篇氤氲着怀旧幽情，流淌着久违了的浪漫抒情气息。
随着人生晚岁的临近，森鸥外的关注点也逐渐从外部世界转向自己的内心。1911年3月发表的《妄想》可谓他的心灵自传，鸥外设想了一个白发苍苍的、退隐后的自己，点检平生思想发展的轨迹。对于西方思想，尽管他“站立在十字路口频频脱帽”，但那并不是他的精神家园，既不能解决日本的文化身份问题，也不足以使他本人得到心灵的安宁，他“遇到了很多位‘师’，却没有遇到一位‘主’”。
半生求索之后，森鸥外逐渐将视线移向东方古典文化，重新凝视隐没在近代化尘埃中的昔日的面庞。那些坚忍果决的死，那些悠然豁达的生，包蕴着东洋式的勇气和智慧，唤起了他心灵深处的乡愁。恰在此时，在时代的交界点上，发生了震动日本的“乃木殉死事件”，为他提供了重回心灵故乡的契机，开启了森鸥外的历史小说时代。
东洋的回归
1912年7月30日，君临日本四十五年的明治天皇病逝，9月13日，天皇的葬礼当日，陆军大将乃木希典与妻子自刃殉死。事件发生后，舆论大哗，既有人赞美乃木的忠诚，也有人批判那是封建旧道德、是愚蠢之举，还有人臆测乃木之死是发疯所致，一时间物议纷纷。森鸥外与乃木是旧相识，虽不算深交，但彼此怀有敬意。事件发生后，鸥外内心受到巨大冲击，四天后即完成了历史小说《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
小说讲述了德川幕府初期，熊本藩的武士兴津弥五右卫门为报答藩主昔年在“香木事件”中的恩情，在藩主忌日切腹殉死的事件始末和内心世界。文中兴津的同僚认为香木不值得花费重金的态度，与近代合理主义者对乃木殉死的“无价值性”批判是一脉相承的。对此，鸥外借文中人物之口，“若说茶道仪式是无用的虚礼，那么国家大礼、先祖祭祀便皆是虚礼”，“若是皆以功利之念来看待事物，则世上便没有尊贵之物”，表明了自己的主张：人生中除了合理的有用性，还存在其他无形的价值，不能用利害得失去衡量，甚至无法用逻辑去判断，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独有的、宝贵的东西。
《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是森鸥外历史小说的出发点，以此为契机，五十岁的鸥外转入了晚年历史文学的创作。从1912年至1921年的十年间，他创作了13部历史小说和11部史传，其中名篇迭出，艺术上和思想上都达到极高水准，奠定了森鸥外的历史小说大家的地位。
森鸥外历史小说的显著特点是“求道”主题的一以贯之。历史小说创作于鸥外人生的最后阶段，在半生饱受日本与西洋问题、秩序与自由问题困扰后，鸥外转而从东方的传统中寻找能够支撑日本、支撑自己内心世界的精神。与借历史躯壳包裹近代思想的芥川龙之介不同，森鸥外致力于发掘历史的自然与真实，探究古人身上拥有的、在近代难能可贵的传统精神。
鸥外历史小说的前六部均取自德川时代的武家事件，涉及殉死、复仇、起义、切腹等武士伦理，统称为武士作品群。但鸥外的意图并非对伦理制度进行臧否，他孜孜以求的，是追寻湮没在历史河流中、被封建伦理规范束缚的“人”的精神闪光。因此，同样涉及殉死的小说，《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显现出对超越了一切功利的、纯粹的献身精神的赞赏，而紧随其后的《阿部一族》则描写了潜藏于殉死者内心的复杂动机。生存于严苛历史环境中的人们，拥有的选择自由极其有限，因此那拼死守护尊严的坚忍态度才格外震动人心。鸥外所关注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是”与“非”观念的人的宝贵精神。
由于武士题材客观的沉重意味，使1913年3月发表的《佐桥甚五郎》显得格外明媚可喜。小说描写了一个风流飒爽的青年武士，生性聪明机警，擅长吹笛且武功出众，取大将首级于翻手之间，令人想到《水浒传》中的浪子燕青。后来，察觉到主君的猜忌时，又像燕青一样“金风未动蝉先觉”，悄然远遁海外，二十余年后堂皇重现于主君面前，对权力进行无言的挑战和讥讽。
1915年7月发表的《鱼玄机》是森鸥外为数不多的女性题材作品之一。《鱼玄机》发表前后，鸥外写了《安井夫人》《阿公阿婆》《椙原品》等以德川时代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她们都是武士阶层的夫人，具有坚毅谦恭、献身于夫主的共通品质。与那些温良贤德的日本传统女性不同，《鱼玄机》以“秉持女子的形骸，却怀有男子的心志”的唐代才女为主人公，可以看出鸥外所欣赏的理想女性的另一种形态。
《高濑舟》和《寒山拾得》可称为姊妹篇，是森鸥外历史小说的两部压卷名篇。它们是鸥外最后的两部小说，此后鸥外就转入了传记的写作。两部作品分别完成于1915年12月5日和7日，仅相隔一天。虽然它们分别取材于日本平安时代和中国唐代故事，包含的问题却是一致的，即何为“有道者”的问题。
《高濑舟》描写的是因帮助弟弟自杀而被流放远岛的喜助，在高濑舟上与解差的对话。《高濑舟》涉及到了安乐死问题，不过鸥外真正想探讨的，则是在人生的晚岁，如何求得内心安宁的“求道”问题。为此，他不惜将散发着佛陀神性光辉的“毫光”，置于喜助这个知足知止、无意中成为“有道者”的平凡之人的头上。《寒山拾得》中，闾丘胤在报出他“朝仪大夫、使持节、台州主簿、上柱国、赐绯鱼袋”的堂皇头衔的那一刻，遭到了寒山拾得“从腹底涌出一般”的放恣嘲笑，世俗的功名瞬间化为乌有。而“有道者”寒山、拾得，则是去除了一切神秘色彩的平凡人。他们没有任何社会角色，不承担任何功用，既不求取，也不施与，只是默默地、自然地生活着。有道者不必是奇人异士，只要每一天的生活中内心充实安宁，拥有天真的、宽阔豁达的精神，也就得到了“道”。
1915年11月，森鸥外向陆军省提出退职请求，次年4月，五十四岁的鸥外终于引退，终结了他三十五年的陆军生涯。不过他的闲居生活并未持续多久，1917年12月，森鸥外被任命为帝室博物馆总长兼图书监，1919年9月又被推举为帝国美术院院长。这期间，他孜孜进行帝谥与年号的考证工作，出版了《帝谥考》《元号考》等专著，并继续撰写史传。直至去世前一个月，鸥外仍拄杖去帝室博物馆办公，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才能奉献给了“修葺中”的日本。
1922年4月，森鸥外在去奈良出席美术院的活动途中病倒，病症为肾萎缩和肺结核。6月，鸥外病情恶化，15日起停止工作，7月9日，六十岁的森鸥外病逝于观潮楼。弥留之际，鸥外谢绝了一切政府赠予的荣衔，表示“吾欲作为石见人森林太郎而死”，因此墓碑上只有“森林太郎墓”五个汉字，连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笔名“鸥外”，也未镌刻其上。
在森鸥外的身上，“文学与自然科学，和汉古典与泰西新思潮，艺术家之感兴与纯吏之正直，尽皆构成复杂的履带两端。”（木下杢太郎《艺林闲步》）这位文学活动与内心世界极尽丰富复杂的明治文豪，可谓是那个新旧交替、东西杂糅的时代的人格化代表。这也使得于百年之后，仍然每每令人于华美奔放的辞藻中窥见他的克制，于理性枯淡的文笔中体会到他的热忱。
文/赵玉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