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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国失业问题的过程中，经济学家们发现我国的就业失业状况和经济运行的其他各项宏观指标很少存在规律性的联系，反映失业和就业状况的指标和实际的失业状况有很大的差距。针对这种状况，许多学者（蔡舫、周天勇、王诚、程连升、张车伟等）从我国当前失业统计制度的问题和弊端，估算我国当前真实失业率的方法，我国真实失业率水平等几个方面研究了我国的就业和失业状况，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针对当前我国失业、就业统计制度存在的问题，王诚发现支撑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失业统计数据难以使用。当前失业率问题在于：一是统计面太窄。仅仅包括城镇劳动力中的登记失业人员，同时还排除了公有单位下岗未就业人员。二是统计频率太低。失业率采取一年一报，而且是年末登记数，无法反映宏观政策一年内的变化情况。程连升也对我国的失业统计制度提出了批评，除了王诚谈到的上述问题外，他认为，当前的统计体系缺乏科学的失业数据的统计方法。同时，根据劳动就业部门的登记而获取的失业人员资料，其准确度也是值得怀疑的。另外，张车伟、周天勇等人也都注意到了我国失业登记制度存在漏登而带来的数据不准确的问题。
由于当前的失业数据不能真实反映现实的客观情况，因此就需要研究一种分析方法来测度我国真实的失业率。主要的方法包括：一是周天勇的适度城镇人口劳动参与率推算法。首先根据历史数据计算出我国平均城镇人口劳动参与率，公式为R'=∑L/∑P，确定我国适度人口劳动参与率为55%；其次，再根据公式u=（R'-R）×P/L'来推算真实城镇失业率。二是富余劳动力估算法。这一方法主要认为我国当前的失业率并没有覆盖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和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而这三类人员实质是在职失业，同社会失业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在失业规模的计算上，应当将估算的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下岗职工和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镇失业人员直接加总。由于对两类富余人员的估算方法和调查数据的来源不同，因此得出的结论也有很大的差距，最高的失业率达到20%以上。三是采用抽样调查和利用人口普查资料推算我国真实失业率数据。张车伟在《失业率定义的国际比较及中国城镇失业率》一文中，首先对于失业及失业率的定义、测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他从“如何计算失业率的分母”、“对失业者找工作的要求”、“暂时下岗者能否到岗”、“暂时下岗者一些具体情况的处理”、“找工作能够到岗的学生工作不足15小时、找到工作能够到岗的家务劳动者”五个方面，对国际劳工组织（1982年后）、美国（1994年后）、加拿大（1997年后）、欧盟（1992年后）关于失业的定义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影响失业率的关键是如何确定“劳动力市场的边际附着群体”。在加拿大边际附着群体的数量通常占失业者数量的1/4～1/3。在澳大利亚边际附着群体则是失业者的2～3倍。关于中国的真实失业率的测度问题，张车伟认为，我国在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基本遵循了国际组织推荐的就业和失业标准。但是在两个方面比较宽：第一是关于就业的认定，将季节性歇业者视为就业，会低估失业。第二是在失业方面没有限定“能够到岗”，将许多非经济活动人口计入了失业人口，会导致对失业的高估。
（一）“有效需求不足”性失业
崔大鹏、吴松林、王诚等认为，导致当前失业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有效需求不足”。与我国每年1000万～2000万的劳动力供给数量来比，每年经济增长创造的数百万个就业岗位简直微不足道。因此，提倡大力增加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以提高就业率。有效需求不足论者还认为，当前我国由于投资需求不足、消费需求的严重不足致使社会总需求明显不足，社会总供给大大超过总需求，导致物价下降、产品滞销、就业机会减少和失业人员增加。大量的失业和下岗人员难以找到新的就业机会，与总需求不足有较大关系。
（二）结构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是指就业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不一致所导致的失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结构性失业表现为存在失业的市场和存在岗位空缺的市场同时并存。宋丰景、崔大鹏、吴松林、李培林、冯煜等人对我国的结构性失业进行了研究。宋丰景认为，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是我国结构性失业的具体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为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力供不应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2年第二季度的全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分析表明，一方面，各技术等级的需求倍率均大于1；而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人员却无业可就。李培林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加快，使技术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优势日趋强化。在农业生产领域，大量的人力和畜力耕作被机械耕作取代；在制造业，大量的手工操作过程变成了机器的流水线；即便在管理领域，电脑的广泛使用使很多人脑的工作岗位缩减。”他认为，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推定技术和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越大，失业状况就会越加严重，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农业劳动力还在大量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时候，工业不是在大量吸纳劳动力而是开始饱和吐出劳动力，服务业缓慢增长的就业机会，难以容纳同时来自农业和工业外溢的劳动力。而冯煜则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了经济结构调整对失业率的影响。虽然毛炳寰在分析失业的原因时并不认为结构调整是导致失业的根本原因，而将失业归咎于人力资本投资体制的失败，但是从他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原有的人力资本投资体制并没有解决劳动力素质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的不适应问题，因此其理论的核心仍然属于结构性失业理论的范畴。
（三）劳动力市场分割性导致的失业
王诚率先提出了“行业垄断性失业”和“制度性失业”的概念。行业垄断是指政府部门对某些生产行业进行直接的行政干预和控制，设置准入壁垒限制竞争，而造成对该行业在产量和价格上的垄断状态。行业垄断从以下两个方面导致了失业的发生：对于“夕阳产业”而言，过度的垄断和保护，延缓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行业内部的“无效就业”和“隐蔽失业”；对于“朝阳产业”而言，过度的保护和垄断导致行业低产出、低效率和高物价、高工资并存，使本来可以进入该行业竞争的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成为失业者。“行业垄断性失业”常常伴随着垄断行业外的高失业和垄断行业内的高收入并存的现象。针对自然失业，王诚提出了“制度性失业”的概念。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的表面上像是“自然失业”的失业现象，根本上是“制度性失业”。由于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滞后所造成的劳动力无法接受市场经济的观念，他们并非花时间寻找好的工作而是在耗时间等待政府送来体面的工作，这样的失业也并非为“自然的”。
杨宜勇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行政分割”。他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一般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纵向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指劳动力职业等级的客观界限，也称技术分割，这种分割源于劳动者个人的素质及受教育培训程度的差距；另一种分割是横向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指劳动力的单位分割、产业分割、城乡分割、地区分割，也就是劳动力市场的行政性分割。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行政性分割不仅涉及城乡问题，而且涉及区域性问题。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行政性分割具体表现出三种歧视：一是对本地农村劳动力的歧视；二是对外地农村劳动力的歧视；三是对外地非农劳动力的歧视。
李培林分析了我国就业市场的“断裂和残缺”。他认为，处在体制转型和结构调整时期的中国就业市场由两个相互分割的市场，即城市和农村组成。城市就业市场又分割为三个不同的市场：一是城市的正式部门，包括国有部门、大公司以及知识技术密集部门。这一部门一般具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收入比较高并非常稳定的工作岗位。二是城市非正式部门中待遇较好或者劳动强度比较轻的部门。这一部门一般没有社会保障但工作稳定性比较好。三是城市非正规就业部门中待遇相对比较差，劳动强度比较高的产业和领域，这主要是进城农民工竞争的就业市场。李培林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导致了劳动价格、保障制度、用工制度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不统一，致使在某项政策下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整信号并不能在整个分割的市场得到正确地反映，有时还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杨先明、徐亚非和程厚思分析了我国“双轨二元劳动力配置机制”下的失业问题。所谓“双轨二元劳动力配置机制”就是指劳动力配置的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同时并存，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市场”同时并存的情况。
（四）二元经济条件下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与失业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方面，周天勇、何景熙等人从“刘—拉—费”（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模型描述的二元经济条件出发，研究了我国的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转移问题，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模型。
周天勇认为，为了解决我国的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和托达罗理论模型相吻合的政策措施，如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严厉的行政管理措施，对农业教育、生产的不断投入等，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从效果上看不但没有解决我国的城市化和劳动力的流动问题，反而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出现倒退。这表明，托达罗模型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解决的办法应反托达罗之道而行之，即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进程，取消户籍制度，利用城乡收入差距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等。
何景熙通过对托达罗模型的反思提出了“开源断流”模型。何景熙认为，托达罗将自己的影响迁移决策因素中劳动力对城市部门就业率的预期普遍化和绝对化了，因而落入了“托达罗教条”。托达罗模型中关于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城市就业概率”预期的假设是不符合经验事实的。为此，何景熙提出“劳动力迁移主要受人们来自比较经济利益和费用这些合理的经济考虑的刺激”。同时，“至少中国的迁移者获取净收入相对较高的就业机会的迁移决策与行为，虽然是趋利性的但绝非是投机性的，因而是一种理性经济行为，而非‘盲目的’非理性行为”。在此基础上，何景熙提出了“开源断流”模型。该模型的主要政策含义是：第一，中国农村寻求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与充分就业的目的在于增加经济收益。因此，不论城镇还是农村，本地还是外地，工业部门还是非工业部门，只要预期净收益高于本地农业部门，就会形成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对此，应当建立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劳动力职业信息的发布，消除一切制度障碍，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第二，要切实遏制农村劳动力的过快增长。只有这样，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不充分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朱农将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分为地域流动和职业流动，通过建立模型和进行实证分析，朱农认为，劳动力的地域流动和职业流动都具有很强的选择性。与地域流动相比较，在农村地区从事非农职业是一种更容易参与的活动，这种就地职业转移对劳动力所接受的正规和非正规教育要求比外迁还要低。职业转换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分析揭示了农业劳动力的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之间的密切关系。一方面，迁移可以看成是一种人力资源的积累，因此，迁移一般可带来职业上的升级；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从农业中出来，从事非农职业，能增加收入、开阔视野、掌握技术、增强迁移的愿望和克服迁移障碍的能力。关于职业流动的局限性，朱农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作为农业劳动力职业转移主要目标的乡镇企业存在污染环境、效率低下等问题，影响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二是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将会削弱其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能力；三是非农产业的发展会导致农业劳动力转移不彻底；四是将农业劳动力的职业转移看做一种城乡转移的替代，而这种替代是不完全的，从长远来看，乡镇企业的发展还是要向城市集中。
（五）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导致的失业
经济拉动对策即经济增长对策，是国际公认的拉动就业、降低失业率的最有效的对策，其主要理论依据是“奥肯定律”。该定律认为，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呈负相关性，经济增长每快2%，则失业率下降1%；反之，经济增长每慢2%，失业率便上升1%。许多学者认为，我国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拉动不足，所以主张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通过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以此拉动就业率的提高。我国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采取措施着力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大投资力度，刺激经济，试图通过GDP增长来解决失业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一直都以较高的比例增长，从1991年到2003年，我国GDP平均年增长率为9%左右，宏观调控措施效果明显。在快速的经济增长带动下，我国就业增长效果也较为明显，据姜巍（2005）的计算，我国GDP每增长1%，非农业就业量增加约82.85万人。
如果以他的研究结果为基数，那么，我国每年因经济增长所带动的新增就业量大约在800万。莫荣的研究也是如此。然而，在我国就业增长的同时，失业率也一直在增长，从1991年的213%升至2004年的416%，折合成具体失业人数在870万左右。
为什么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失业率不降反升，学者做出各种解释：
一是“奥肯定律失灵说”。徐林清（2002）认为，中国的失业主要是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并不能通过国民收入增长的办法来解决。
其他一些学者也认为奥肯定律在我国出现变形。
二是“无效就业说”。王诚（1996）认为，中国企业储备了大量无效就业人员（潜在失业者），有效就业率低是造成奥肯定律失效的重要原因。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企业原来就存在着大量潜在失业者，当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增加时，首先吸收的是这部分潜在的失业者，使无效就业转变成有效就业，而置留在社会上的失业者却无法被吸纳，所以出现奥肯定律失灵现象。这样看来奥肯定律在中国出现的失灵实际上是“假失灵”。
三是“未失灵论”。姜巍的研究认为，只要用就业量代替失业率构建扩大的奥肯模型，就可以证实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他为此还计算出我国GDP每增长1%，就业量就增加82万的具体数量。
除了上述说法外，国际劳工组织也提出了“无就业的经济增长”论点。它依据最新统计数据指出，2005年全球经济以4.13%的速度增长，而世界平均失业率仍然保持在6.13%。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劳动效率提高，必然会产生对劳动力的排斥。
综合起来可以肯定，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是，这种关联度由于科技发展、产业升级、劳动效率的提高而正在减弱。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正处在产业升级换代时期，这种结构上的转型对劳动者有较强的“挤出效应”。因此出现了：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提高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不断地“挤出”劳动力，这样，由经济增长产生的就业需求效应，又在很大程度上被技术与劳动的替代关系所抵消。
（一）建立就业优先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
周天勇认为，中央有关部门也要树立科学的调控观，特别要考虑中国人口众多这样一种国情，重要的就是在宏观调控中统筹和平衡好控制物价与促进就业的关系。物价上涨过快，会影响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农村劳动力闲置、城镇劳动力失业更会使一个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上学的收不回过去高额的人力资本投资，甚至生计陷入困境。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政策重点考虑对物价水平的控制，而忽视对就业的促进，可能是不全面和不协调的宏观调控。尤其是在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规模，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业领域的剩余劳动力，有着每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而就业是居民生计的最基本的来源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因此，在中国，就业应当优先于物价的宏观经济调控和社会发展目标。
（二）发展中小企业与扩大就业
周天珍认为我国的中小企业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为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小企业就业准入门槛低，求职者择业回旋余地大。到中小企业就业手续简便，不受身份、籍贯限制，城镇下岗职工、农村富余劳动力乃至跨地区的求职者，均可享受同等的待遇。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和大多数的农民工都是在中小企业实现了就业。在就业形势比较好的浙江省，95%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是在中小企业，包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得以消化吸收的。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也选择了在中小企业就业。可见，创办小企业，开辟新岗位，促进多就业，无疑是一条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且投资少、见效快的有效途径。由于中小企业具有能够适应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整体数量和吸纳就业数量大，产业结构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行业分布广，投资起点低、周期短、见效快，经营灵活性大等吸纳就业方面的优势，成为解决就业的主力军。但在扩大就业方面，中小企业还面临着缺乏高素质人力资源、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人才管理体制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必须鼓励中小企业的创建和发展，加快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加大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力度，使中小企业的发展为扩大就业作出更大贡献。
（三）大力发展服务业是解决“增长型失业”的有效途径
夏杰长首先总结了服务业在劳动就业结构中具有较大贡献的国际经验，其次对服务业在我国劳动就业中的贡献进行了实证分析。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的统计数据测算，1996—2002年期间，GDP就业增长率弹性系数虽然比历史最低点的“八五”时期有所回升，但依然比20世纪80年代低得多。1980—1989年10年间，GDP就业增长率弹性系数为0.323，当然各产业具有不同的就业增长弹性，其中第一产业为0.242，第二产业为0.526，第三产业为0.569；“八五”期间GDP就业增长率弹性系数降为0.109，各产业就业增长弹性系数变化很大，在各产业中，第一产业由正变负，降为0.366，第二产业降为0.156，比20世纪80年代下降了0.37，第三产业则提高到0.737，就业弹性系数最大，而且比80年代提高了0.168；1996—2002年的7年间，第一产业依然是负值，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都有较大幅度下降，但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明显高于第二产业。我国就业结构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化基本与配第—克拉克定理相符，即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继而向第三产业循环转移。服务行业已经成为推动劳动就业结构转变的主要动力，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份额下降较快，第二产业劳动力就业的绝对人数迅猛增加，但就业份额基本稳定。第三产业劳动力就业的份额仍然偏低，发展相对滞后，但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做到以下几点：①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明确服务业发展的目标，调整服务业的内部结构。②从财税政策上为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③在金融信贷政策上加大扶持服务业的力度，特别是社区服务业的发展。④加快城市化进程，鼓励中小城市适度扩容。⑤抓住当前制造业迅猛发展的机会，大力发展生产服务业，促使生产服务业吸纳更多的就业。⑥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降低服务业进入门槛与成本，消除阻碍第三产业发展的体制障碍。
（四）正确处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与实现充分就业的关系
孙都光认为：应当从中国国情出发，对当前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一方面要对传统产业改造，以发挥我国的“自然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和发展符合国情的高科技产业，发挥我国“创造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一般是由发达国家不断地向该地区转移已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来推动的。这种产业转移和升级模式呈梯形，沿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方向进行转移和升级。高科技产业的成功发展不仅可以改造传统产业，而且可以生成新的生长点。众所周知，高科技产业具有高技术密集度、高投入、高附加值、高成长性和竞争力强等特征。然而，我国高科技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除了高成长性外，还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产业的主要特征，存在高科技不“高”的问题。因此，需要发展符合我国资源条件、符合比较优势的“适用的技术”。高科技不一定就是顶尖的技术。“适用的技术”即符合本国资源条件、符合比较优势的技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整体技术水平较低，在发展高技术产业方面不可能全面铺开。因此，要集中有限资源，在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领域，扶持并办好一批符合我国资源条件、符合比较优势的大型骨干高技术企业。同时，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优先选择符合世界高技术产业发展方向、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国家竞争力提高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产业，按照市场规律，集中力量加以支持。中小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所在，高科技中小企业将成为国家未来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源泉，要鼓励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发展。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发展中国家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国情，这就是原有经济基础落后，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市场经济的结构和功能极不完善，价格扭曲，民间企业弱小，缺乏有活力的企业家阶层，资金短缺，劳动力过剩，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处于劣势地位。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传统产业，而非新兴产业，一定程度上还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发展。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具有明显“自然的”比较优势，即自然所赋予和历史所形成的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为此，我国应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利用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进行有效积累；发挥充足的劳动力形成的价格比较优势，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高科技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举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同时，要加快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努力推动整个产业结构的不断进化。目前，世界技术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等为主要内容的高新技术产业上，而我国面临的技术创新的首要任务则是传统部门的技术创新，以此来促进传统部门升级换代，不能因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忽视对传统产业部门的技术创新改造。在加速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同时，要积极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我国的转移。在国际经济结构调整中，发达国家可能将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是一个劳动力相对过剩，并且是较低档次劳动力大量过剩，就业压力较大的国家，应该在加速高新技术发展的同时，积极地承接这种转移，将发达国家与我国劳动力价格上的巨大差距转化为利润。同时，以资本输出形式把我国原有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成为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组成部分。
（五）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
依据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基本原理，一方面要体现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推进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又要保证这种差距在适当的范围之内，控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的重要保障。二是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制度壁垒，建立城乡衔接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三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有效转移的重要保证和长远之计。四是加快城镇化步伐，提高城市化水平，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拓展更加广阔的空间。五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积极引导农民“兼业”。六是大力实施科技兴农战略，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链的延伸。七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八是政府积极引导，为回流创业建构良好的发展平台。
（六）发展非正规就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
灵活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在一些学者看来有些区别，但也有许多类似，在我国，灵活就业基本上都是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在我国主要指没有建立正规劳动关系和没有正规劳动组织程序的就业（姚裕群，2005），劳务人员在劳动时间、劳动场所、劳动关系、劳动报酬等各方面不同于正规就业。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估算，我国目前非正规就业人员数量大约在5000万，如果加上个体私营从业人员，总数将达9600多万，占城镇就业人员的30%左右。
由于非正规职业进出灵活，能或多或少地解决失业者的吃饭问题，所以，许多专家认为，大力促进非正规就业是解决我国就业压力的有效渠道之一，主张加大对非正规就业的扶植力度。非正规就业确实是解决我国失业人员生活出路的一个重要渠道，而且，从国际上看，非正规就业也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非正规经济组织以及非正规就业形式的存在与发展是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分割的结果，特别是在今天，它的存在与发展对扩大就业、减缓贫困化，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一，非正规就业市场的灵活性、多样性为技能群体提供了重要的就业空间，因为非正规就业较低的准入门槛为低技能群体和不同技能的劳动者在不同部门之间的置换过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缓冲带，避免了大量结构性失业群体的出现。其二，非正规就业为我国就业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必要保证。我国的就业制度正在向市场导向下的竞争就业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技能单一、年龄偏大、可流动性差等原因，与城镇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相比，旧体制中退出的下岗职工明显属于弱势群体。现在看来，援助下岗职工的根本举措在于发展那些有利于弱势群体就业的领域，而非正规就业领域正是下岗职工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非正规就业在今天的中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它的存在和发展能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弹性，拓展就业空间，最终实现发展非正规就业的对策：①规范和完善劳动力市场。②建立健全非正规就业的法律体系。③实施优惠扶持政策。非正规就业人口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社会群体，迫切需要得到政府的关顾。政府有责任向他们提供援助，使他们尽快摆脱困境，其具体方式包括：①小额贷款。②扶持特殊群体。③税收优惠。④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总之，各种不同范式对失业问题的解释各有特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制度本质的角度，从静态到动态分析，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失业的产生、变化到消除的过程。新古典经济学则从市场机制运行过程中的摩擦和各变量关系，探讨了市场机制中不同变量相互作用而产生失业的各种机理，为管理市场提供了借鉴。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从总量波动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的缺陷是导致失业产生和发展的总量因素，为政府管理宏观经济运行提供了一个政策框架体系。发展经济学从二元经济结构出发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失业的成因、特征、解决办法，比较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我国经济学家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介绍了我国当前面临严峻失业形势，深入探讨了各种失业的成因，提出治理失业问题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