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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盈余质量的研究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而我国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晚，原因主要是我国股票市场起步晚。近几年来，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逐步完善和成熟，盈余质量的研究才得以重视和兴起。本节将国内外关于盈余质量的研究文献按盈余质量内涵的研究、盈余质量评价方法研究和盈余质量的相关实证研究三个方面归纳如下：
盈余质量（Earnings quality）的观念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即在传统收益确定模式确定之后，盈余质量观念就形成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盈余质量得到重视，其时也正是决策有用观得到会计界的普遍认同，并将之作为会计目标的时候，盈余质量研究成为美国会计学术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1998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开始强烈呼吁关注证券市场上越来越多的财务报告质量问题，随即得到学界和实务部门的积极回应，盈余质量研究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从国内来看，关于盈余质量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定性描述，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从国外来看，美国会计学会（AAA）、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及学术界对盈余质量的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尽管如此，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界关于盈余质量概念的表述，目前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归纳起来，国内外文献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利奥波德·A.伯恩斯坦（Leopo1d A. Bernstein）认为：盈余质量是指收益和评价公司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它的决定因素包括一个公司所处的商业环境和公司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Hawkins，D. F.（1998）认为盈余质量高的公司具有以下特点：持续的、稳健的会计政策，该政策对公司财务状况和净收益的计量是谨慎的；公司税前收益是由经常性发生的与公司基本业务相关的交易所带来的，而不是一次性的；会计上反映的销售能迅速转化为现金；企业的债务水平是适当的，并且企业没有使用资本结构来操纵每股收益；具有稳定的、可预测的能够反映未来收益水平的收益趋势；在收益创造过程中使用的固定资产维修良好并保存至今；披露的收益数目和使用者的目标相关。每股收益质量低的公司具有相反的特点。Penman和Zhang（2002）认为，公司披露的非正常项目前盈余如果能较好地表明未来盈余水平，则该盈余是高质量的；Shipper（2003）认为，盈余质量是报告的利润如实地反映（faithfully represent）希克斯（Hicks）利润的程度，而所谓如实反映（表达）意味着“计量或描述与它意欲表达的现象相一致或符合”（SFAC NO.2）；财务分析收益质量法倡导者之一奥格洛弗（O'Glove）在他颇有影响的投资咨询报告《收益质量》（Quality of Earnings）中，将收益的持久性作为收益质量的主要问题。
王化成、程小可（2004）认为，盈余质量是指盈余信息的投资者决策相关性，即当期或历史盈余预测公司未来现金流的能力。根据该定义，盈余质量的影响因素既包括了制度因素，如会计制度本身的缺陷，也包括了盈余管理、会计差错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储一昀、王安武（2000）认为，盈余质量反映盈利的确认是否同时伴随相应的现金流入，即以应计制为基础的盈利是否与现金的流入相伴随。只有伴随现金流入的盈利才具有较高质量，具体表现为以应计制为基础计算的有关盈利指标数值与以现金制为基础计算的有关盈利指标数值的差异程度。一般而言，这一差异越小，盈利质量就越高。柳木华（2003）分别从计量观和信息观的角度分析了盈余质量的内涵。他认为：在计量观下，盈余质量是指报告盈余反映经济盈余的程度。经济盈余是指调整资本投入（如发行股票）和返还（如分配股利）后企业净现金流量现值的变化。在信息观下，盈余质量是指财务报告使用者根据各种信息感知报告盈余与未来盈利预期的关联程度。
从上述国内外主要观点可知，目前对盈余质量含义的描述不统一，比较混乱，这就制约和影响了盈余质量的分析与评价。
对盈余质量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1）从现金流量角度看盈余的收现量，进而评价盈余质量。
储一昀、王安武（2000）采用现金制下的指标与应计制下的指标作对比，计算两者的差额，从而判断利润的含现量。他们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盈利质量的多角度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盈利质量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盈利的获得和现金的流入并不同步，而且存在一定的盈利操纵行为。实证结果表明：1998年中报中平均有71.59%的上市公司现金流入滞后于盈利的确认，有176家上市公司8个指标全部为负值，占264家公司的66.67%；1998年年年报中平均有67.60%的上市公司现金流入滞后于盈利的确认，有523家上市公司8个指标全部为负值，占861家公司的60.74%，盈利质量较中报有所提高，但同样处于两极分化的状况，有近四分之三的公司盈利质量较差，有近六成公司的盈利质量很差。
李春华、李世军、胡志文（2001）等人认为，现金流量是收益的真实体现，以现金流量表和利润表为依据，设置了5个反映现金流量与利润比值的指标：经营现金流量/营业利润、主营业务收现率、经营现金流量/净利润、现金毛利率/产品毛利率、投资收现率。比值越大，盈余质量越高。
（2）从利润中各个构成部分占利润总额的比重来判断盈余质量。
孟焰、张莉（2003）对1999—2001年的年报进行了统计分析。从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这三年中，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重较大，盈余质量堪忧。上市公司1999年净利润中的13.65%来自非经常性损益，有63家公司的盈利全部来自非经常性损益。2000年度会计报表显示，有992家上市公司涉及非常性损益，占到当年上市公司家数的97%。111家上市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半壁江山，57家公司的净利润全部来自于非经常性损益。2001年度的99家ST、PT公司中就有21家的净利润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由盈利转为亏损。2001年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比例最高的10家公司中，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数值异常巨大，9家高于1000%，且通过非经常性损益对利润的贡献使得净利润由巨额亏损变为盈利，这一净利润指标不能反映企业的实际盈余质量，很大程度上会误导投资者进行正确的投资判断。他们还发现上市公司亏损年度有多报非经常性损失以“透支亏损”的现象。由于连续亏损的上市公司要实行特别处理，为了避免连续亏损，上市公司经理人往往会在亏损年度尽量多报非经常性损失，即进行亏损清洗或巨额冲销，使下一年度不再亏损。其做法是将坏账、积压存货、长期投资损失、待处理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等一次性处理为非经常性损失。
魏刚对1993—1999年的7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利润比重进行了统计，发现主营业务贡献率小于或接近50%的有4年，1995年达到最低点，仅为20.54%，即使是1993年的最高点也仅为77.90%，8年的均值仅为50.79%，而投资收益对利润的贡献度却达到了24.02%，说明其盈余质量较低。他分析了1993—1999年期间上市公司的利润构成情况，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利润构成中投资收益和补贴收入所占比例过大，盈利质量不高，盈利的持久性较差，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有待提高。
贝洪俊（2002）从主营业务利润分析盈利质量，公司的盈利质量与主营业务利润持久性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主营业务利润是利润总额构成中最稳定、最核心的部分，其比重的大小决定企业的盈利质量和核心竞争能力。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①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是否相对比较稳定；②主营业务利润在利润总额中的比重。魏标文、陈纪南（2003）从非经常性损益分析盈利质量。经常性收益是企业的核心收益，具有持续性，投资者可以据此预测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及判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而非经常性损益
具有一次性、偶发性的特点，投资者无法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预测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非经常性损益占利润的比例越低，则盈余质量越高；非经常性损益占利润的比例越高，则盈余质量越低。
（3）利用多个指标来构造模型评价盈余质量。
苟开红（2005）从相关性和可靠性出发，选取了四项指标，构建了一个盈余质量的评价模型。①预测价值。预测价值是指收益信息帮助信息使用者增加正确预测未来的能力，如果信息的变动越稳定，预测就越容易，所以一般都用收益的“可持续性”作为替代指标。②及时性。可以用财政年度结束到年报披露的时间跨度作为及时性的测量指标。③无偏性。无偏性是指报告信息是中性的、无偏的、没有特别的故意达到预先决定的结果或故意导致某种行为模式。无偏性可以用可控应计利润（Nondiscretionary Accruals，DA）的大小作为衡量指标。④表象真实性。表象真实性（Representational Faithfulness）是指对收益的描述和支持这个结果的表象特征之间保持着一致。表象真实性用经营性现金流的增长率除以营业收入增长率表示。
把上述4个指标通过换算，采用百分制形式，最高分为100，最低分为0；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建立以可靠性为核心的收益质量指数模型：
CEQI=δ 1 ·PI+δ 2 ·TI+δ 3 ·RFI+δ 4 ·NI
利用该模型及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以下结论：目前上市公司总体收益质量水平偏低，2003年全部1000家样本收益质量指数仅为42.89分
，且公司间的差异较大。但从发展趋势看，面对不断被揭露出来的上市公司舞弊行为，监管部门加大监管和检查力度，监管绩效开始显现，2000—2003年收益质量逐年提高，尤其是无偏性明显提高，说明在更加严格的监管下，上市公司整体的盈余管理行为得到了抑制。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IPO）过程中进行过度财务包装的证据，公司上市年限与收益质量呈现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当年新上市公司的收益质量明显低于上市超过两年或两年以上的公司。
该收益质量综合评估模型可以帮助投资者从预测价值、及时性、无偏性和表象真实性四个维度来对收益质量进行分析，帮助了解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收益数字的信息质量，但缺点是没有证明该模型的有效性。
目前，尚缺乏有效的、科学的评价盈余质量的模型。
（4）利用反映盈余质量的多个信号来评价盈余质量。
第一，Lev和Thiagarajan（1993）的盈余质量信号评价方法。Lev和Thiagarajan从财务分析师在进行证券分析时经常运用的财务量中挑选出12个基本信号作为评价盈余质量的指标。这12个基本信号分别是：（1）存货；（2）应收账款；（3）资本性支出；（4）研究与开发费；（5）毛利；（6）销售及管理费用；（7）坏账准备；（8）实际税率（9）储备订单；（10）劳动力；（11）后进先出法盈余；（12）审计意见。对每一个基本信号，Lev和Thiagarajan根据其符号情况分别赋值1或0，把所有基本信号的分值相加，以其总和来计量和评价盈余质量。经验证明，盈余质量高的组的盈余反应系数大，盈余质量低的组的盈余反应系数小。
第二，Hawkins，D. F.（1998）也提出了评价盈余质量的信号评价法。他把反映盈余质量的信号称为“红旗”（red flag），红旗表示公司收益下降或“不受欢迎的”情形。Hawkins，D. F.列出了与会计盈余质量有关的19个红旗以及它们反映的可能的问题类型。（1）审计报告。审计报告异常的长；含有异常的措词；提及重要的不确定性；公布日期比正常的日期晚；或者指出审计人员发生变化。这些红旗有可能意味着对于以何种方式反映一些交易，公司管理当局和注册会计师的意见不一致。这些不一致通常是和那些最终结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交易有关的。（2）管理成本。为了使公司能够达到它的利润目标，这些费用经常被降低。发生这种情况时，应该对公司长期利益是否受到威胁提出质疑。（3）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或已存在的会计政策在一个比较自由的问题上的运用方式发生变化。这种会计变化可能是公司经济状况发生变化的一个信号，或者进行会计变化仅仅是为了创造更高的收益增长率。（4）应收账款的增长与过去的经验不相一致。为了达到收益目标，公司可能正在采用信贷措施来创造销售额。这些销售可能是提供给那些具有较高风险的客户的，把以后年份的销售提到当年。（5）商业性应付款项的展期信用与过去经验不相一致，或者比正常的商业信用期间长。在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喜欢让它们的商业性应付款项表现得具有当期性。（6）无形资产余额非正常地上升。因为收入不足以吸收应归于当期的花费或开支，公司可能对费用进行资本化。（7）一次性的收入来源，如利用资产重组、股权投资转让、资产评估、非生产性资产与企业建筑的销售所得调节盈余。为了缩小实际盈余和预测盈余之间的差距，公司可能会进行这些有盈余的一次性业务。（8）毛利百分比的下降。价格竞争可能正在损害公司，公司成本可能失去了控制，或者公司的产品组合可能正在发生变化。（9）冲销或转回引起的准备金金额的减少。冲销意味着需要计提准备金的那个可能事件发生了，或者公司需要转回准备金来创造利润。（10）依赖于公司核心业务以外的收入来源。公司的策略可能正在失灵。（11）为了避免记录商誉，有选择地使用权益联营法。（12）企业运用会计组合来表现公司成长的假象。（13）对未来损失提取的准备金金额不足。如果准备金计提充分，使公司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对于未来，企业管理当局的看法可能不切实际，过于乐观。（14）公司借款异常增加。公司在依靠内部产生的资金为它的活动提供资金方面有困难。（15）以后应归入税收费用的递延税款的增加。公司对公开披露资料的会计处理更加自由，或者公司的纳税利润可能正在下降，在这里，纳税利润可能较好地计量了公司实际的业绩趋势。（16）注释或者资产负债表披露的没有资金支持的养老金负债的上升。养老金的支付可能变得更加困难，这暗示着公司现金流量可能存在某些问题。（17）年末现金和易变现证券的金额较低。为了提高流动比率，公司可能在一次性的基础上使用它的现金来减少应付款项。（18）在年末或不同于过去的当年某个时点，公司短期负债处于高峰期。公司可能已经借贷了一笔资金，以达到支持公司信贷，从而使销售收入在年末增长的目的，或者是公司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19）存货周转率变低。公司销售、存货或者生产方面可能存在问题。
第三，Abarbanell和Bushee（1997、1998）的盈余质量信号评价法。
Abarbanell和Bushee直接引用了Lev和Thiagarajan（1993）评价盈余质量12个基本信号中的9个。这9个基本信号分别是：①存货；②应收账款；③资本性支出；④毛利；⑤销售及管理费用；⑥实际税率；⑦发出存货计价方法；⑧审计意见；⑨劳动力。仍以9个信号的得分评价公司盈余质量，不过，该文与Lev和Thiagarajan（1993）中基本信号定义中的符号及赋值正好相反。
（5）利用会计盈余持久性来评价盈余质量。
西方的证券分析师在分析公司盈余质量时，通常将盈余分为永久性盈余（permanent earnings）和暂时性盈余（transitory earnings）两个部分。永久性盈余是指那些能在未来长期持续发生的盈余，暂时性盈余一般仅限于当前会计年度发生的盈余。从会计盈余的时间序列角度考虑，盈余的持久性是指导致当前盈余变动的事件或交易能够影响未来盈余的时间长短及稳定程度。例如，公司研发的新产品投产上市，那么，由这种新产品销售所带来的盈余，一般来说应具有较好的持久性，盈余质量较高；相反，公司出售原材料、短期投资收益或变卖固定资产所获得的收益，其持久性较差，导致盈余质量较差。
对盈余的持久性的度量，Easton和Zmijewski（1991）采用低阶时间序列模型——ARIMA（l，0，0）模型对盈余的持久性进行了估计，而Lipe和Konnendi（1994）则采用了高阶的ARIMA（4，1，0）模型对盈余质量进行度量。对上述模型估计盈余持久性的准确性的评价，Baginski，Lorek，Willimger和Branson（1999）把公司规模、产品类型、准入壁垒和资本集中度作为盈余持久性的决定因素，考察了由上述模型计算的盈余质量的持久性同这四个因素的拟和优度，通过比较回归模型的调整后的判定系数（adj-R 2 ），发现采取高阶模型明显优于低阶模型。国内利用会计盈余持久性来评价盈余质量的方法较简单，一般以主营业务利润比重或非经常性损益比重作为衡量盈余持续性的标准，进而评价盈余质量。
（6）利用正常应计与异常应计（accruals/abnormal accruals）来评价盈余质量。
许多学者运用模拟会计应计形成过程的模型，把应计利润区分为正常应计和异常应计。正常应计反映企业基本业绩，而异常应计反映会计准则导致的偏差和管理层盈余操纵。由于异常应计直接度量了会计计量系统的有效性，这一领域很受学者关注并且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文献和经验证据。经验研究中常用的应计模型包括Jones（1991）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Dechow等，1995）、行业模型（Kothari等，2005）、Dechow-Dichev（2002）方法、操控性应计估计残差（Francis等，2005）等（袁克利，2011）。近几年来，将应计利润（Accruals）作为盈余质量高低的评价标准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2002年，在由美国会计学会（AAA）主办的关于盈余质量的研讨会上，盈余质量被定义为“随着时间流逝，由应计制所确认的收益数额与公司流入的现金数额的弥合程度”。简单地说，盈余质量是指会计收益转化为现金能力的大小或高低。
如果当期会计盈余中包括高比例的应计利润，由于应计利润在未来转回时存在一定的风险，这必然会影响盈余的稳定性和预测力，导致盈余质量较低；反之，当期会计盈余中较低比例的应计利润则意味着较高的盈余质量。Sloan（1996）系统地研究了应计利润和现金流量同股票价格的相关性。尽管Sloan并未明确采用“盈余质量”这一术语，但从后人（Richardson，Sloan和Soliman 2001；Richardson，2002）的评述来看，Sloan（1996）的论文事实上已成为盈余质量问题研究的重要学术文献。Sloan将会计盈余分成应计利润和经营现金流量两个部分，并通过未来会计盈余对应计利润和经营现金流量的回归来进行盈余质量的研究。回归方程如下：
Earnings t+1 =r 0 +r 1 Accruals t +r 2 CashFlows t +υ t+1
研究发现应计利润的系数r 1 小于现金流量的系数r 2 ，从而得出结论：在当前会计盈余中，若应计利润所占比重越高，表明公司盈余质量越低；反之，应计利润所占比重越低，则盈余质量越高。
（7）利用投资者对盈余信息的反应即盈余反应系数（Earnings Response Coefficients，ERC）来评价盈余质量。
若盈余信息具有较高的价值相关性，则意味着盈余较好地反映了基本业绩。因此，人们直接检验投资者对盈余信息的反应，进而评估盈余信息的质量（决策有用性）。常用的模型为：R=α+βE+ε。β为盈余反应系数（ERC），β较高则说明盈余的信息含量较高，相应地盈余质量较高；反之，则盈余质量较低。模型的R方较高，则说明盈余信息具有较高的价值相关性。需要注意以下三点：①此类变量只能评估盈余信息对股票投资决策的有用性，不能评估盈余信息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决策的有用性；②此类方法潜在地假设市场是有效的，相关文献是对市场有效性和盈余质量的联合检验；③还有一些因素削弱了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如忽略了影响投资者反应的其他因素（包括其他信息）、非预期盈余计量误差等。有些文献检验了ERC与其他信息来源的关系，发现非盈余信息通过补充和改善盈余信息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因此，只有在其他信息来源保持不变或者被控制的情况下才能用ERC准确地评估盈余质量。ERC检验盈余质量的文献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股票市场发现基本价值的能力的差异。不同企业或国家的股票收益形成过程之间的差异（如企业规模、股票价格、交易频率等因素）会影响ERC中的β和R方，而这种差异可能与收益E并不相关，这显然降低了ERC评估盈余质量的能力（袁克利，2011）。
综上所述，目前对盈余质量进行的评价还不够科学和准确，利用单一指标或内容进行评价，显得片面，实际上只是评价了盈余质量的一个方面，不能全面把握各相关因素对收益质量的综合影响；近几年虽然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评价模型，试图进行多指标多角度分析评价盈余质量，但在评价指标选取上，尚不够科学和准确，模型权重确定方法也不尽合理，模型的有效性也缺乏严密的论证；信号分析法又显得所选择的基础数据很杂乱，不少信号和盈余质量并不很相关。
波尔和布朗（Ball.R.和Brown，1968）对年度报告盈余数据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在收益表公布当月的“窄窗”（narrow window）内，市场确实会对“好的”或“坏的”盈余消息做出反应，第一次证实了披露会计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从而为盈余信息的有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比弗（Beaver，1968）从另一角度也验证了公司财务报告盈余信息披露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他发现在公司年报披露的当周，其股价的波动幅度和交易量均显著的多于其他交易周，会计盈余与股票价格存在正相关关系。波尔、布朗和比弗的研究结论，证实了会计盈余信息的有用性。此后，国内外大量学者对会计指标价值相关性或预测能力展开实证研究，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国外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会计盈余的数量方面，很少涉及盈余的质量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才对盈余质量做了深入的研究，很多学者早期对盈余质量的分析是从盈余管理的角度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后，盈余质量的研究增多且主要集中在盈余反映系数、盈余持续性、基本分析、盈余质量的价值相关性等方面。
Easton和Zmijweski（1989）证明盈余持续性与盈余反应系数呈正相关。Finger（1994）使用时间序列法发现历史现金流量数据比利润数据能够更好的预测未来现金流。Dechow（1995）认为，会计盈余中的现金比应计利润更有用，并以应计利润与经营现金净流量的比值来判断盈余质量。Lorek和Willinger（1996）运用多元时间序列模型研究出如果同时是考虑历史现金、利润与应计项目的会计数据会提高现金流的预测能力。Penman和Zhang（1999）对会计稳健主义、盈余质量和股票回报进行了实证研究。对投资（包括存货、固定资产上的投入）的稳健会计处理导致了当期会计盈余偏低，被认为是未来所做的一种“储蓄”，从而降低了当期盈余对未来盈余的预测能力，因此，稳健原则对盈余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他们的研究还发现，股票市场似乎并没有恰当地对这种较低的盈余质量做出反应，从而验证了股票市场的“功能锁定”假设。Konan Chaneta1（2001）对盈余质量与股票回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以应计利润作为盈余质量的计量指标，他们发现盈余质量同股票的未来回报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然后，他们的经验研究证明，应计利润影响未来股票回报同盈余操纵、投资者对公司未来成长的判断偏差以及对公司状况变化反应不足存在显著关系。Lev和Thiagajan的研究结果表明，盈利的质量与其持久性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主营业务利润比重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盈利质量和获利能力。因此，公司要能持续发展，只有扎根主业，壮大主业，不断提高核心盈利能力和主营业务利润的比重，才能增加公司的价值和竞争能力。
Mikhail，Walther和Willis（2001）对与盈余质量相联系的股利变化的市场反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由于会计盈余和公司股利政策都包含了未来现金流量的信息，因此，当盈余质量较高时，股利政策相对于会计盈余而言，其所包含的未来现金流量的信息含量相对遭到削弱，因此，盈余质量的增加将导致市场对股利增加的反映程度变小。他们将盈余质量定义为当前会计盈余同未来经营现金流量的关联程度，发现在对股利变化、信息环境、投资机会集合等因素进行控制后，市场对与高质量相联系的股利增加具有更低的反应，表明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区分盈余质量的高低。Jennifer Francis，Ryan La Fond，Per Olsson，Katherine Schipper（2005），研究了盈余质量与资本成本、债务成本之间的关系。他们注意到了DD模型与琼斯模型在计量盈余质量上的缺陷，随后以DD模型为主体，加入琼斯模型的两个基本因素后进行分年度的横截面回归，以残差项的时序的标准差作为衡量盈余质量的指标。
近些年来，盈余质量的研究在我国也逐渐兴起，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
赵宇龙等（1999）以主营业利润作为盈余质量的表证变量，检验我国证券市场是否能从利润总额中识别出主营业务利润成分作为资产定价的依据，以研究市场是否存在功能锁定现象。为此，他们从信息观和计量观两个维度进行研究设计，发现市场并不能有效区分主营业务比重不同的股票，说明中国股市存在功能锁定现象。
孙铮、王跃堂（1999）从1998年5月1日以前在上海、深圳两市的755家公司中选择样本进行统计检验，发现上市公司确实存在着利润操纵现象，尤其表现在配股现象、微利现象和重亏现象的公司中。陈晓、戴翠玉（2004）系统地考察了1998—2000年中国A股上市亏损公司的扭亏行为，结果发现在我国亏损上市公司主要通过进行关联交易和资产重组活动实现扭亏为盈的。另外，还发现未扭亏的公司有通过向下操纵应计利润来做大亏损的倾向。随着退市制度的正式出台，连续亏损的公司相比初次亏损的公司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扭亏为盈的倾向。当然，随着法律法规的出台和监管力度的加大，我国上市公司的利润操纵现象受到了一定的抑制，最近几年盈余质量有了一定的提高，利润操纵导致的盈余质量较低的情况依然严重。
蒋义宏（2003）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ROE（净资产收益率）略高于6%的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收益占净利润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上市公司，盈利质量相对较差。②IPO上市公司发行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显著高于发行次年，盈利质量相对较差。③EPS（每股收益）略大于零的微利公司非经常性收益占净利润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上市公司，盈利质量相对较差。
柳木华（2003）证明了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盈余质量具有价值相关性；陈收（2005）证明了综合盈余质量与未来股票收益正相关。
王化成、佟岩（2006）调整了盈余反应系数基本模型，加入与控股股东有关的研究变量，使用我国上市公司1999—2002年间的经验数据加以分析，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盈余质量显著负相关；控股股东为国有股时盈余质量更低；其他股东的制衡能力越强，盈余质量越高。
佟岩、王化成（2007）使用2001年和200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发现，当控股股东持股在50%及以下时，更多通过关联交易追求控制权私有收益，结果降低了盈余质量；而当控股股东持股超过50%时，偏好通过关联交易获取控制权共享收益，最终提高了盈余质量。
佟岩、程小可（2007）在考虑关联交易利益流动方向的基础上，将全部样本划分为仅发生掏空性的关联交易、仅发生支持性的关联交易、同时发生掏空和支持性的关联交易、无法识别利益流向四组。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偏好使用关联交易获取私有收益，此时掏空性的关联交易显著降低了盈余质量，支持和同时发生两种流向的关联交易虽然也有降低盈余质量的倾向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偏好使用关联交易获取共享收益，此时支持和同时进行两种利益流向的关联交易提高了盈余质量，掏空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体现出降低盈余质量的可能。
马忠、陈登彪、张红艳（2011）在考虑代理冲突程度、业绩表现与公司内部治理的内生关系的基础上，分析并检验了代理冲突程度和业绩表现两个表征治理效率的公司特征因素对公司内部治理与盈余质量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公司代理冲突程度较高和业绩表现较差时，公司内部治理水平的提升显著改善了盈余质量；相对于代理冲突程度的影响而言，业绩水平在影响公司内部治理与盈余质量相关关系中起主导作用。该研究为公司内部治理与盈余质量的相关关系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
谢德仁、汤晓燕（2012）研究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日常工作所在地是否与上市公司所在地一致对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4—2010年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的研究后发现，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本地化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余质量。
我国对盈余质量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虽有不少学者发表一些关于盈余质量的研究成果，但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盈余质量的价值相关性、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盈余质量影响因素的检验、盈余质量与资本市场、治理结构等因素的互动影响，以及盈余质量的简单评价。纵观国内盈余质量的研究现状，笔者认为，应在以下方面开展进一步的研究：①到底什么是盈余质量，其确切内涵如何界定？②如何科学评价公司的盈余质量？如何合理构建评价模型以克服单指标评价的不足？如何证明模型的有效性？③如何治理和提升盈余质量？
本书正是基于上述三个方面作为研究目标，试图提出盈余质量的科学而全面定义，构造评价盈余质量的数量化模型，并提出盈余质量治理的三位一体多元化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