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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1990年和1991年相继设立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以来，截至2012年12月31日，境内上市公司（A、B股）已达2494家，其中包括中小板公司701家、创业板公司355家。证券市场市价总值为230 357.62亿元，流通市值为181 658.26亿元，总股本（A、B、H股）为38 395亿股，投资者开户数为14 045.91万户，证券投资基金1173只。2009年10月创业板的推出标志着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必然产生各级各类的市场投资者，如战略投资者、财务投资者和风险投资者等，投资者或投资机构在资本市场进行投资决策时，越来越重视基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技术分析，尤其是公开披露的会计盈余信息已成为广大投资者据以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国内学者赵宇龙（1998），陈晓、陈小悦、刘钊（1999），刘旻（2001），陆静（2002），孙爱军、陈小悦（2002）等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会计盈余具有明显的信息含量，且其信息含量在逐年增大，说明会计盈余信息在股票市场的作用在增大，验证了会计盈余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有关产权和契约理论的文献认为（Watts和Zimerman，1986），会计在制定契约的条款的实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会计数据经常被用于各种契约（债务契约、管理人员报酬方案、公司章程及细则等），这些契约常常包括对各方行为采取的各种限制，而这些限制是以某些会计数据为条件的，因此产生了计算和报告这些数据的需要。按照契约论的观点，企业是由股东、债权人、政府、经营者等相关利益关系人构筑的一组契约的联结，各利益关系人通过契约明确各自的约定投入和约定产出。会计盈余作为产出计量的唯一系统化工具，构成了各组契约（包括签订、履行、变更）特别是信贷和补偿契约的核心内容，而会计盈余信息本身的计算规则也成为这组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杨琼，2004）。由此可见，会计盈余不仅对投资者是如此的重要，对企业管理当局、债权人及证券市场管制来说也同样是重要参数，所以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出于种种动机，往往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利润操纵来影响报告盈余。国内外学者（王化成、任庆和，2002；肖星、陈晓，2003；黄世忠，2004）对利润操纵现象进行了研究，证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利润操纵现象。表现在公司上市前为取得上市资格、提高发行价格对财务报表进行粉饰；上市后为了取得配股资格或避免连续3年亏损被摘牌而进行盈余操纵。另外，上市公司经理人员从自身利益出发，或出于避税或政治目的也趋向于操纵利润，粉饰会计报表，而利润操纵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提供虚假的会计盈余信息，致使盈余质量低劣，这既不利于投资者和其他有关利益集团的正确决策，也不利于提高资本市场效率。
多年来上市公司频频曝出丑闻，琼民源于1996年通过关联交易，虚构交易等手法虚增利润56 600万元，虚增资本公积65 700万元，使其利润由1995年的几十万元“猛增”至1996年的5亿多元；银广夏通过伪造购销合同和出口报关单、虚开增值税发票、伪造免税文件和伪造金融票据等手段，虚构主营业务收入，1999年虚构利润1.78亿元，2000年虚构利润5.67亿元；东方锅炉采用包装上市的办法，连续多年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虚增净利润12 300万元，上市后，又将应列为1996年度的销售收入17 600万元，销售利润3800万元，转列到1997年，而将应列做1997年度的销售收入22 600万元，销售利润4700万元转列到1998年，创造盈利稳定、净资产收益率平稳增长的假象。类似的案例还有红光实业、大庆联谊、国嘉实业、蓝田股份、黎明股份、通海高科、麦科特、猴王股份、郑百文等上市公司。
近年来，资本市场因财务作假被中国证监会处罚的公司可谓是“前赴后继”，科龙电器披露的2002年、2003年、2004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等违法事实，2002—2004年，科龙电器采取虚构主营业务收入、少计坏账准备和少计诉讼赔偿金等手段编造虚假财务报告，导致其2002年年度报告虚增利润11 996.31万元，2003年年度报告虚增利润11 847.05万元，2004年年度报告虚增利润14 875.91万元。方大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在1995—2003年期间，所披露的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中存在虚假记载。其中，虚增主营业务收入10 538.51万元；虚构材料采购10 548.7万元，相应虚增主营业务成本及管理费用10 532.94万元；虚减应收账款及虚构应收账款收回，少提及冲回已提坏账准备1168.87万元；虚增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11 932.46万元；少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200.37万元。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绿大地）在招股说明书中虚增资产70 114 000元，虚增2004—2007年6月间的业务收入296 102 891.70元。在2007年年度报告中虚增收入96 599 026.78元；在2008年年度报告中虚增收入85 646 822.39元；在2009年年度报告中虚增收入68 560 911.94元。
这些只是冰山的一角，更多的企业会计盈余信息虚假还没有被发现，难怪2003年公布的《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第九号》中这样写道：在抽查的152户企业中，共查出资产不实85.88亿元，所有者权益不实41.38亿元，利润不实28.72亿元。其中，资产不实比例5%以上的企业有23户，占被检企业户数的15.13%；利润不实比例10%以上的企业82户，占被检查企业户数的53.95%；利润严重不实、虚盈实亏企业有5户，其报表反映盈利3551万元，实际亏损1.5亿元；虚亏实盈企业有6户，其报表反映亏损1.4亿元，实际盈利4亿元……这种财务作假现象并没有随时间推移而减少。2011年10月8号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第二十一号）》披露，2010年检查发现，部分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出于业绩考核达标、获取银行贷款等目的，有意粉饰财务报表，少数企业还存在违规发放补贴、偷漏税款等问题。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将上级主管单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多计资产91.53亿元、多计所有者权益78.59亿元、多计净利润14.12亿元；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将不具有控制权的5家单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多计资产8.66亿元、多计营业收入15.24亿元；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长岭分公司2009年度发放的职工工资津贴中1416万元未扣缴个人所得税，另有3592万元未按税法规定的超额累进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兰州铁路局长期挂账职工福利费——医药卫生费结余，多计成本、少计利润1.26亿元……各种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作假数据，令人触目惊心！
国外上市公司也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安然公司曾是美国最大的天然气采购商及出售商，在2000年《财富》世界500强排名第16位，2001年12月2日公司宣布破产，以其破产前498亿美元的资产规模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案；随后，世界通讯、施乐、默克等世界顶级公司的会计问题也相继被揭发；美国零售巨头之一，与沃尔玛几乎平起平坐的凯玛特公司也宣告破产。法制完善、堪称市场经济楷模的美国不得不承认在监督公司舞弊行为方面存在缺陷，这直接导致美国国会于2002年7月25日通过了《2002萨班斯—奥克斯莱法案》，美国的财会与审计领域由此进入后安然时代。欧洲也不例外，2002年4月，德国最大影视传媒集团基尔希（Kirch）集团宣告破产，此前还有两家欧洲著名的媒体集团ISL公司和英国独立电视台倒闭，意大利也发生了帕玛拉特会计丑闻。难怪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利维特（Arthur Levitt，1998）在其著名的演讲《数字游戏》（The Numbers Game）中指出：上市公司面临的必须达到市场对其盈利预期的压力，使得公司将日常经营活动摆到了次要的位置，公司经理、审计师以及证券分析师相互默契，参与操纵利润，危害了证券市场健康运行。Levitt指出，多年来，盈余管理已经演化成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游戏，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将会给美国的财务报告系统带来很坏的影响。他担心其结果是：利润质量受到侵蚀，财务报告质量受到侵蚀；管理被操纵所取代，诚信被虚假所置换。
上述一系列国际事件充分说明了西方证券市场上也存在严重的虚假会计信息问题，说明盈余舞弊、盈余管理导致的盈余质量低下已经成为资本市场上的一个世界性难题。因而，如何鉴别、评价盈余质量以防范舞弊和欺诈，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已引起世界各国理论界、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
盈余质量最早出现于美国奥格洛弗（O'Glove）的名为《收益质量》（Quality of Earnings）的投资咨询报告中，被称为收益质量，到20世纪60年代被美国证券业所重视，随之被众多学者所研究，国际上对盈余质量的研究也就是近二十年来的事情。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在1989年7月公布的《关于编制和提供会计报表的框架》中对会计报表的质量特征做了说明，并将质量特征定义为：使会计报表提供的信息对使用者有用的性质，即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2002年，美国会计学会（AAA）主办了关于盈余质量的研讨会，AAA还专门设立“盈余质量”项目，对盈余质量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分别刊发在会计评论、会计时空及会计教育上。2003年在美国会计学会年会上，盈余质量又成为一个重点讨论课题。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也专门对盈余质量展开案例搜集和研究。近年来，面对当前严重的舞弊现状，会计盈余质量的研究在国外学术界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而我国对盈余质量的研究相对滞后，研究内容也不够深入和系统，相关研究领域亟须拓展。
立足我国资本市场，面对财务报告中那些虚假财务信息泛滥成灾，面对不可思议的财务欺诈事件层出不穷，面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一再受挫，如何有效鉴别上市公司盈余质量？如何透视其真实的盈余状况？如何对盈余质量进行治理，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增长和资本市场的繁荣和稳定？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目前财务界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研究课题。本书就是基于上述背景，在笔者2006年6月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结合资本市场一些新的变化，试图对上述问题做一深入探索——这也正是本书的研究动机。
长期以来，中国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现象非常普遍。企业可以利用利益输送、资产重组、关联交易调节利润，也可以通过选用不当的会计政策、改变会计估计来调整利润的年度发展水平，使得其每股收益（PE）、净资产收益率（ROE）严重不实。投资者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绝大多数尚不具备专业财务知识，他们难以透过公开信息发现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实质，仅仅依据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披露的盈余指标就做出投资决策，结果往往蒙受重大损失。盈余舞弊、盈余管理导致盈余质量低下对企业的发展也造成了巨大的隐患，增加了各种契约的履约成本，盈余舞弊、盈余管理行为的本身也会严重制约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盈余质量低下也破坏了资本市场的正常秩序，降低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对盈余质量评析和治理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盈余质量的评析和治理有助于回归以盈余信息为核心的会计信息本身的真实性、准确性、可预测性，使得国家宏观调控部门的决策更加科学；有助于准则制定机构明确在准则制定过程中，如何抑制过度盈余管理行为、如何提高盈余质量，以便制定更加科学、合理，达到各方利益均衡、协调的会计准则；有助于促使企业的盈余信息曝光在阳光下，抑制企业盈余操纵、盈余舞弊行为，有助于证券监管部门监控、引导、完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不断提高以盈余信息为核心的信息披露质量，制定完备的监管政策法规，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市场监管，提高证券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有助于为经营者提供更有效的管理信息，实现公司的理财目标。就经营者而言，获得更高利润的同时，追求较高的盈余质量应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目标，这会使企业更重视现金流，而不是应计项目，促进企业的可持续经营与发展；有助于减缓功能锁定
障碍对提高市场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的消极影响，在考虑盈余数量的同时，更加关注盈余质量，为投资者以及其他与会计报表使用者相关的外部人进行正确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