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从分工与专业化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文献很多，但主要研究对象是工业（制造业）企业。

在分工与专业化理论方面，亚当·斯密（1776）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明确提出，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是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增进国民经济和财富的重要原因。李嘉图（1817）重点分析了外生比较优势与分工的关系。黑格尔（1821）认为，分工和专业化简化了各个专业操作，促进了机器的应用和发明。雷（Rae，1834）指出，分工可以节省原材料，提高工具的利用率。马克思（1867）区分了工场内的分工和社会中的分工，分析了分工的二重性，强调了分工的制度性质。阿林·杨格（1928）在斯密分工思想的基础上，把“斯密定理”改造为“杨格定理”。

在区域专业化方面，最早的经典研究是马歇尔（1890）的产业地方化论述。他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产业集聚概念，阐述了规模经济下产业集聚的经济动因。韦伯（1909）在《工业区位论》中指出，区域专业化是集聚经济驱动下企业区位选择的结果，并从企业最小生产成本出发分析了费用最小区位是最好的区位。廖什（1940）从需求角度考察单个工厂的区位问题，构建了区位论的一般均衡模型，建立了以市场为中心的产业区位理论。克鲁格曼（2003）认为区域专业化是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需求交互作用的结果。波特（1990）从提升区域竞争优势的角度分析了区域专业化现象。Schmitz（1997）提出了集体效率模型，认为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来自“被动的外部经济”和“主动的联合行动”两个方面。施蒂格勒（1951）认为，区域专业化是提高产业经济规模而获得专业化利益的一种方式。

在区域分工理论方面，多围绕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展开研究。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1817）认为，一国集中生产那些国内生产成本较国外最低的产品来出口，以换取那些虽比国外生产成本低但在国内并非成本最低的产品进口最为有利。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伊莱·赫克歇尔和伯蒂尔·俄林（1931）从各国间生产要素禀赋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角度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每个国家在比较优势原则基础上，充分利用自身最为丰富的生产要素生产，并与那些在其他生产要素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进行产品交换，则每个国家都可以从中增进福利。

在农业区域专业化方面，亚当·斯密（1776）分析了农业中的报酬递减现象，认为通过规模收益和分工，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屠能（1826）在《孤立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农业布局的区位理论，强调合理的农业布局必须从区位地租出发，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建立合理利用土地的农业圈层模式。布林克曼（Brinkmann）完善了屠能的运费最低化区位理论，他认为集约度高低影响着农业的收益和区位布局；除农场交通位置外，影响集约度的因素还包括自然条件、生产经营者本身的特征和经济发展水平等。J.Harold Leaman and E.C.Conkling（1975），Steven Were Omamo（1998）等分析了交通运输状况对农业区域专业化的影响。M.Shahe Emran and Forhad Shilpi（2007）讨论了市场容量与农业专业化的关系。

在区域专业化实证研究方面，Hoover（1936）提出了用Hoover系数测算区域专业化的方法，用此系数可衡量特定产业在区域间的集聚水平。巴拉萨（1963）提出用显性比较优势来反映一国农产品的贸易比较优势。皮尔逊（1973）通过比较优势国内资源成本法反映农产品的比较优势。Quirk and Saposnaike（1962）提出通过较长期单位农产品成本计算概率优势来反映比较优势。Kim（1995）、Ellisom and Glaeser（1997）等优化了衡量产业区域集聚程度的指标体系。

在国内，用分工与专业化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献也较多。杨小凯（1997）对国外学者的分工与专业化研究作了一个很好的综述。 盛洪（1994）从分工与交易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工业经济（主要是机械工业）的非专业化发展问题，并在2003年系统论述了分工与专业化具有五个方面的好处。贾良定（2002）用专业化理论研究了企业战略问题。 金祥荣、朱希伟（2002）考察了浙江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和演化，认为专业化产业区起源的历史条件有三个因素：产业特定知识、特质劳动力和产业氛围，并从产业特定性要素在特定地理空间大规模集聚的角度，解释了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符正平（2002）分析了区域专业化产生的供给条件、需求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借助网络外部化概念来解释产业区的形成过程。张永生（2003）用专业化理论研究了经济增长（主要是工业经济）与厂商规模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了它们之间没有关系的结论。 蔡昉（2005）研究了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区域专业化趋势。石大立（2007）研究了专业化产业区的生成机理等。

农业不同于其他产业，地域、气候、土壤、水源等自然禀赋对农产品的产量、品质、成本有决定性影响。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区域专业化生产具有明显的经济性：可以利用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资源条件，选择最适宜的区域来集中安排生产，使区域产业和产业部门结构与本区域的要素和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可以获得因集聚而产生的外部规模经济，有利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形成，可以共享辅助行业提供的专门服务；可以共享专业化生产设施，节约基础设施建设费用；有利于专业技术的传播和扩散，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该区域其他生产者的进入成本。具体来看，对于农业区域专业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农业区域专业化的内涵研究。国内学者对农业区域专业化的内涵界定不尽相同。陈吉元（1996）把农业专业化的基本内涵概括为“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加工流通企业为依托，以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为基础，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对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所形成的产业系统”，主要体现在产业链的延伸、龙头企业的出现以及企业与农户经济关系的协调等方面。尹成杰（2002）认为，农业区域专业化是指农户和农业流通企业、加工企业等龙头企业，按照区域化布局、产业化经营、专业化生产的要求，发挥农业生产比较优势，在地域和空间上形成的高度集聚的集合。牛若峰（2002）认为，农业产业化与国外的农业一体化名异质同，其基本内涵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依靠龙头带动和科技进步，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企业化管理，形成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农村经济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虞锡君（2002）认为，农业专业化和农业产业化均以生产农产品为核心，两者之间密切联系、相互作用。一方面，产业化以专业化为基础和前提，产业化把生产、加工、销售各个分散和独立的环节纳入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系；另一方面，实施产业化经营，可以克服产业链松散、脆弱等不足，使专业化更加稳定和规范，并能拉长和拓展产业链，使产业链质量提升、功能得以增强，农业产业化是一个不断从较低层次上升到较高层次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集中表现为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的合理提高。

二是农业区域专业化的发展研究。黄爱军（1995）指出了南方地区粮食增长中心逐渐西进和中国粮食增长中心逐渐北上的趋势。朱希刚（2004）指出，1990年以来，南方早稻面积减少，北方特别是黑龙江省的粳稻种植面积增加很快，水稻生产的区域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伍山林（2000）对粮食生产的区域特征与成因进行了分析。他以各省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例作为区域特征的分析指标，用农村人均耕地资源和非农产业就业拉力为解释变量，对区域化程度进行检验。杜为长、科尔曼（1997）测定了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对价格变化的弹性。朱启荣（2005）分析了棉花种植区域变迁的经济原因和技术因素，用棉花的替代作物（粮食）的净收益的相对变化解释棉花生产布局变化的经济原因。郭玮（2000）对1990年以来农业生产布局变化趋势的研究，表明中国粮食生产重心北移，分品种来看，小麦生产格局基本稳定，水稻生产重心北移，玉米种植重心南移，水果和蔬菜的区域化种植比较明显。周端明、蔡敏（2000）分析了中国农业专业化程度偏低的原因。黄祖辉等（1998）研究了农户家庭经营条件下专业化分工中的交易途径与合约方式选择问题。张哲、张蕾（2004）针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布局和专业化生产方向与比较优势的背离，提出了农业区域分工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分析了农业区域分工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理。何学松、陆迁（2005）从提升农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质量竞争力和信誉竞争力三个方面，探讨了区域专业化提升农产品竞争力的机制。尤晨等（2007）从农业产业形成机制的角度，提出了“消费需求是农业产业集群形成的决定因素，市场竞争是农业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动力，农业资源禀赋差异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基本条件，路径依赖是农业产业集群形成的制度因素”的观点。国内许多学者（高强1999，梅建明2003，等）还对农户兼业化和规模经营进行了研究，在对农户兼业化有条件肯定的同时，多数观点认为它制约了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小农经济效率的改进，是一种过渡形态，兼业化应该向农户规模化、专业化转变。许经勇（1995）认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规模经济。黄云鹏（2003）认为只有家庭规模经营才是农户增收的正确方向。罗必良（2000）从农业的产业性质、资产专用性、组织管理费用、市场交易特征、垄断利润等方面阐述了农业缺乏规模经济的原因。林毅夫（1994）、罗必良和张岳恒（1996）、刘凤芹（2003）等为代表的学者主张走依赖生物、化学技术进步的土地节约型农业发展道路。韩俊（1998）和张忠根、黄祖辉（1997）等人主张中国农业走规模化、产业化道路，其典型模式是大面积连片经营的机械化农场模式。张晓山（2002）、苑鹏（2003）、严瑞珍和程漱兰（2001）、韩俊（2000，2001）、姚洋（1998）等学者探讨了不同的农业组织形式及其配置农业生产要素的效率。如“公司+农户”模式、“返租倒包”模式、“股田制”，以及由农业专业协会和经纪人等中介组织、农村各种合作社等所探索尝试的土地经营形式。学术界还针对农业专业化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大量探讨。王栋（2007）针对产业集群对农业专业化经营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分析。钱雪飞（2006）论述了小农经济对专业化生产的不利影响，指出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是实现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关键。吕玲丽（2000）分析了农户选择新技术时的模仿性，以及心理素质、资金水平对其选择新技术的影响。另外，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在对全国农业区划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6—2015年）》，完成了《优势农产品产业带监测报告》，起草了《全国农业资源区划“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2010年）》，对区域农业战略和农产品区域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国农业生产已具有一定的区域化特征，专业化程度有所提高，但各地主要作物的生产规模与比较优势水平存在一定程度背离，农业结构严重趋同，区域比较优势没有很好形成（唐仁健，2001；郭玮，2000；曹晚、王玉斌、谭向勇，2005）。

三是农业结构调整研究。学术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判断，我国农业已经由主要受资源约束的发展阶段，转入受资源和市场双重制约的发展阶段，区域结构问题已成为制约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矛盾，发挥区域优势、调整种植业布局成为推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农业区域专业化生产被提升到政策高度（魏学武，1999；李炳坤，2000；李成贵，1999；陈锡文、唐仁健等，2000）。还有学者认为，农业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主要体现为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不是增加农户收入（张明林、黄国勤，2002）。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调研组（2001）对浙江、福建和山东三省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户增收作用的调查报告提出，不能低估农业结构调整的增收效应。李国祥（2005）认为，农业结构调整加快了农业市场化进程，提高了农户收入的货币化程度。霍丽娅（2006）认为，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业结构调整，将会快速提高农户收入。

四是农业区域专业化的实证研究。钟甫宁等（2001）将土地产出率作为中国农业比较优势的衡量指标，用棉花和粮食播种面积的比率衡量生产专业化程度，运用分省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了这样一个假设：在给予农户足够的生产自主权的情况下，地区有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实现生产专业化的倾向。蔡昉（1992，1994）讨论了区域比较优势与农业持续增长的关系，认为改变农业保护政策，创造条件让各地区发挥各自的农业比较优势，将是我国农业维持增长活力的一个重要源泉；分析了改革前后我国农业经济实际增长效果和比较优势变动的关系，论证了我国农业几十年发展的得失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发挥比较优势或充分利用专业化。方成等（1999）运用PAM（Policy Analysis Matrix）模型分析了我国主要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生产状况，认为耕地匮乏、劳动力丰富这一资源禀赋决定了在国际市场上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对各地区农产品比较优势的研究，许多学者（王秀清，1999；祝美群、白人朴，2000；徐志刚，2001）认为农作物在地区间、品种间存在着明显的比较优势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生产成本、生产潜力、生产能力等各方面。冀名峰（1996）利用产值和产量的份额之比来反映比较优势。张红宇（2002）利用比较优势指数，对我国省区级的主要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情况进行了测定。徐志刚（2001）在其博士论文中采用DRC对我国主要农作物的生产区域的比较优势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钟甫宁（2003）利用国内资源成本系数分析了1993—2002年我国粮食和经济作物比较优势的变化趋势。众多学者（徐志刚，2001；张哲，2002；苗齐，2003；姚寿福，2004）采用多种测算指标，度量各地区作物的优势水平，提出了按优势水平的定性化的增减方案和以生产成本为基础的规划求解方案。

五是其他相关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农业区域专业化研究出现的一个热点，是对省级行政单位或较大市的农业区域专业化问题进行研究。如一些学者对内蒙古（史增震，1994）、陕西（王宇涛、胡明铭，2004）、海南（樊孝凤、过建春，2005）、北京（刘军萍、荣文另、卢宏升，2006）、江苏（谭荣、曲福田，2006）等地农业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研究。何学松、陆迁等（2005）分别对西部地区、西北地区的农业区域专业化进行了研究。一些学者还对农业区域专业化主导产品选择（江世银，2004）、区域专业化生产风险（西爱琴，2007）、农业区域专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关系（陶怀颖，2010）、农业区域专业化生产中的环境保护（张维理等，2004）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可见，农业区域专业化领域已经取得了不少学术研究成果。我国和国外所处的农业区域专业化发展阶段不同，研究者的视角也不相同。这些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可为研究农业区域专业化问题提供重要参考，但是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来看，用经济学方法对农业专业化与农业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的还很少，对农业专业化只有一些介绍性论述。如苏联学者安德烈耶娃的《美国农业专业化》以及国内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对国外农业专业化的研究与介绍。 由于农业生产对地理条件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从事地理研究的学者对农业生产的空间结构和区域布局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我国农业专业化研究一直是农业区划工作的一部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研究。 还有学者从产业分化的角度对农业产业化问题进行了研究（赖作卿，2003）。

总体来看，从分工与专业化角度对农业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的较少。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分工与专业化的生产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斯密、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到现代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持这种观点，但舒尔茨是个例外。他说：“我们对专业化只有很浅薄的概念。我们没有去考虑随时间推移专业化程度的巨大提高……专业化在现代农业中很普遍。” 二是专业化是一个涉及很多因素的复杂问题，而用分工与专业化理论研究农业问题就更复杂了。这种复杂性具体表现为农业生产不仅是一个经济再生产问题，也是一个自然再生产问题，更涉及区位问题。因此，从分工与专业化角度研究农业、农村问题看来是一个挑战。但哈佛大学教授霍撒克（Houthakker）曾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将分工视为一个外在的公共场所，但没有任一经济学分支不会因对专业化的深入研究而得益。” “现在的迹象表明，专业化、人力资本和增长已被摆上了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日程。”（舒尔茨，2001）。

我国是一个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问题单从农业的角度研究是不够的。国外的经验表明，农业问题的最终解决要靠“农外”。而且，我国并不单纯地存在农业问题，而是“三农”问题。党的十六大召开后，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正在从城乡分割到城乡统筹发展的转变过程之中，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采用专业化生产方式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力量。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在《经济发展》一书中所说：“实行专业化的有效的生产，然后进行交换的条件下，才会有国家的经济一体化。”

从分工、专业化的本来意义上说，产业发展和个人的分工需要一个广阔的天地。对农业专业化发展来说，它不仅是一个生产本身的问题，而且也要求与农业有关的一切部门的专业化。因此，本书的研究视角是宏观性的，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业目前和长期的发展问题。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特性（诺斯，1995），因此只有从历史和总体上研究“三农”问题，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基于此，本书对我国历史中的农业发展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总之，本书的用意是从农业专业化发展的角度对“三农”问题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研究。目前学术界还缺乏从这一角度进行的研究。分工与专业化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产业发展的组织形式。因此，利用分工与专业化理论对农业发展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不仅可以丰富产业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还可以对农业的区域发展、农业竞争力的提高等提供决策依据。 ktQu6cNIqON6XrAQAbvHZsIDcHEs4tjXTp6yqUabqnM2DNoaZwCk6/Jah45K3o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