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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旨在于探讨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深度贫困地区和限制开发区的四川藏区
，加快转变发展模式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为达到这一目的，本书从自然、历史和现实三个维度切入，在四川藏区自然环境的切实把握中奠定研究的基础；在四川藏区发展历程的整体回顾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在四川藏区发展现实的比较分析中厘清思路、谋划战略。
本书认为，四川藏区“发展不足”困境的突破和“发展不足”悖论的破除，有赖于区域发展思维的整体性转变，有赖于区域发展路径的系统性调整，有赖于区域发展手段的协调性选择。
社会作为人类交往发展的空间，其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一个子系统的发展与变化，必然受到其他子系统的支持与约束，也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子系统的存在并引起相应的变化。在对四川藏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之前，有必要对社会系统中的经济子系统、环境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进行探讨，以此构筑本书研究的理论基础。
从历史上看，工业化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要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工业化是必经的阶段。唯一不同的是由于发展条件与环境的差异，所形成的工业化起点与突破点的选择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工业化各个阶段持续时间长短、影响程度大小的不同。就结果而言，成熟的工业化确实能带动社会发展、提高居民收入、实现现代化目标。但工业化的进程并不美好。在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工业化本身就是生产方式的彻底颠覆，其内含的对传统社会、生存环境的巨大破坏力和影响力，对于任何处于发展进程中的社会而言，都具有双面效应，即增长与破坏并存，繁荣与萧条共处，发展与停滞同在。所有这些，回顾任何一个工业化进程的历史轨迹，都能或多或少地发现类似的景象。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也经历了而且正在经过一个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作为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的个体，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工业化对经济、社会乃至我们每一个人的改变。我们也逐渐认识到，增长只是工业化的现象之一，并非工业化的全部，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整个社会在工业化进程的自我调适与改变，以及由此引致的居民福祉提升。从这一角度看，工业化可以分为好的工业化与坏的工业化。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与居民收入等四方面协调发展、工业化负外部性得到主动积极处置的就是好的工业化；而所谓坏的工业化，就是在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环境、经济与居民收入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经济生态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发展脱节，工业化负外部性未得到有效处置的工业化。
由此观之，要实现好的工业化，一是要形成经济、社会、环境与居民收入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通过机制的作用，一方面，形成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动力和以要素保障为要件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形成经济增长带动社会、环境、居民收入增长的发展局面。二是要发挥企业、居民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在共同治理的模式下，主动积极应对工业化负外部性。
所有这些，都必须强调尊重市场规律和市场的主导作用。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定价问题。就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调机制而言，就是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各自发展所需要的要素之间的比价关系。经济增长本身需要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知识和管理等要素的支撑，而经济增长本身的自我循环并不能完全覆盖要素的成本，多余的成本由社会承担。因此，经济子系统的增长，必然引致社会子系统的发展，这是一个“协同进化”的过程。否则经济子系统的单点突进会造成子系统之间的比价关系破坏，成本超出社会能够承担的范围，要素支撑中断就会导致经济增长过程停止。在市场机制下，一旦上述情况出现，就意味着要素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此形成的价格变化将引导要素投入到社会子系统中。从理论的逻辑上看，无论这一调整过程在实际中有多长、有多痛苦，市场的力量都将最终引导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之间的要素比价关系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积极主动地发挥政府作用，保护市场调节机制的正常运转，防止比价关系被破坏，加快市场调节的进程，而不是为追求经济子系统的增长速度，人为地阻断市场调节机制，将要素强制性地配置给经济子系统。一个区域社会系统的发展空间越狭窄、自我增长能力越弱，越需要强调系统内部各个部分之间在市场机制调节下的协调与匹配问题。
回顾工业化历程，如何维系社会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机制一直是各国着力加以应对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在理论层面争议较大的重大理论问题。在工业化进程中，完全依靠市场来调整的做法很早就被放弃。政府必须要在社会系统内部协调机制中扮演积极角色，这不仅作为一种共识，更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操作手段，成为保护子系统之间协调机制的主要模式。在一些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如英国，政府的公共政策，从早期的“最低原则和区域性的条文法规”市场化主导阶段，逐渐转变为“政府承担起具有深远意义的福利义务阶段”。
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则全面承担起发展的责任，通过政府的干预，社会资源更多地集中在经济领域，同时通过政府主导和投入，提高社会对经济子系统的支撑能力。政府的介入取代了市场的调节、政府的界定取代了市场的定价，由此形成社会子系统依附于经济子系统的格局，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承载了发展的所有责任。这一策略希望达到的是经济子系统增长所形成的带动力，能够最终带动社会子系统的发展。
发达国家早期的工业化给我们提供的教益在于，完全市场化的协调机制无法有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即政府不管不行。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给我们提供的教益在于，用政府的介入来替代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协调机制，由于比价关系基础被破坏，如果政府的发展策略没有根本性调整，同样无法应对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即政府管得太多也不行。一个以市场调节机制为主体、同时积极发挥政府作用的协调机制的构建，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不二选择。
我国过去30余年的发展，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关键在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及其带动力持久发挥。在这一进程中，社会子系统随之演进的整体态势也值得高度肯定。但与此同时，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来临使得经济子系统面临增长模式转型的内部与外部压力，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也日益突出。距离市场中心越远的地区、距离经济活动越远的人群，经济增长与环境、社会和居民收入增长之间的矛盾越显得突出，市场的负外部效应表现越明显。构建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经济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环境子系统之间新型协调机制已成为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命题。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就经济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机制而言，就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健全包括教育、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健康和社会管理等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这是发展思维的根本性调整，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两个方面，我们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社会发展方面；表明在经济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的协调机制构建方面，我们将着力点放在了保障和改善民生上。这既需要经济子系统本身能够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保持增长、创造更多的财富，也需要社会子系统，锁定过去经济子系统快速增长所累积的负外部效应，进行主动的调适与革新，进而确保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所有这些发展思维的调整，为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经济增长或者说以经济增长战略为区域发展的主导性战略，在四川藏区的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在环境、社会等方面累积了难以忽视的负外部性问题。总结起来，最大的表现就是四川藏区“发展不足”的困境，即由于经济增长主导性力量外生性导致的工业化模式固化、发展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
（一）四川藏区“发展不足”的现实困境
任何一个欠发达区域的工业化进程，在内生性动力缺乏的情况下，必须要引入外部的力量。在发展的初期，通过外生力量的带动，形成内生式增长的要素基础、产业基础和环境基础。这一战略最终要能够达到目的，关键在于区域经济社会系统能在外部力量的冲击与带动下形成预期的系列反应，即生产要素向经济子系统集中，经济增长并且增长效应外溢等。而要形成预期的系列反应，就需要社会生态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机制能够承受外在“冲击”，能够传导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并能够随着经济增长阶段的提升而演进。
就四川藏区而言，无论从区域经济总量、产业发展态势、生产要素状态还是禀赋基础，“发展不足”都是最大的现实。
阿坝州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经济发展滞后、综合实力不强仍是阿坝州最大实际，优势发挥不充分、区域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水平不高仍是阿坝面临的主要问题。
甘孜州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产业结构单一。六大产业中除以水电为龙头的能源业发展较快外，其他产业尚处于培育打基础阶段，尚未形成产能，支撑能力弱。二是财政持续增收难。财政收入质量不高，一次性收入占比大，缺乏骨干税源，加之国家减税政策影响，持续稳定增收难度大。三是项目推进缓慢。项目前期工作不深不细，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保障难，推进项目建设和管理的办法、措施不多。四是发展环境尚需进一步优化，维稳形势依然严峻，社会管理任务十分繁重。
如果我们回顾历年来阿坝州和甘孜州两州的政府工作报告，均可以发现类似的表述。“发展不足”主要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发展不足”的表现之一在于，贫困依然是四川藏区必须要加以应对的社会现象。以甘孜州为例，根据甘孜州政协的调查，目前贫困状况依然十分严峻，普遍存在行路难、用电难、饮水难、住房难、增收难、通信难、就医难、上学难“八难”问题。广大农牧区经济发展滞后，生存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明显落后，农牧民群众增产增收渠道单一，“靠天种植，靠天养畜”现象严重。基层医疗卫生条件还很落后，农牧民群众普遍存在缺医少药、无钱看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按照甘孜州扶贫和移民工作局2012年的情况总结，在扶贫攻坚上，一是甘孜州贫困面大、程度深的问题十分突出，减贫任务十分繁重。部分县表面的发展掩盖了高山、半高山地区的贫困落后，部分富裕户掩盖了低收入人口的贫困生活。二是扶贫资金投入总量仍然偏少，整体效益不够明显。三是由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政策层面还不能有效解决移民现实问题。移民的期望与政策、工作要求之间差距凸显。
“发展不足”的表现之二在于，固化的以资源开发推动工业化进程的模式。从1998年前的森林资源开发，到1998年后的矿产资源开发、水能资源开发，以资源换发展的思维定式一直延续至今。由此形成的“资源拿走、污染留下，财富拿走，贫困留下”开发格局，以及难以摆脱的“贫困式增长”路径，至今在四川藏区依然能够找到明显的痕迹。2012年，阿坝州单位工业增加值完成81.2亿元，完成公共财政收入25.8亿元，同期成都市双流县实现工业增加值305亿元，完成公共财政收入180.68亿元，而阿坝州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水平极高，位居四川省倒数第五位。在实施多年的工业化战略之后，差距仍然如此之大，对照仍然如此之鲜明，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没有发展的决心，也不在于没有发展的动力，而在于所采取的工业化模式本身并没有充分考虑四川藏区的实际情况。以资源开发推动工业化进程的模式，重在“取”而非“予”，在“取”中“予”，获取资源在模式中的重要性远大于给予扶持；重在“外”而非“内”，“外导”重于“内向”，产业发展以满足外生性需求而非藏区内部需求为主；重在“企”而非“民”，“扶企”强于“助民”，企业规模的扩张被赋予了比居民收入增长更高的战略价值。
“发展不足”的表现之三在于，经济增长本身远未形成对社会发展的明显带动作用，增长与发展“两张皮”现象突出。2012年，甘孜州经济总量为175.02亿元，阿坝州经济总量为203.74亿元，成都市成华区经济总量为556亿元，而成华区人口仅67.5万人，面积110.6平方千米。甘孜州和阿坝州两个州的经济总量加起来与成都市成华区依然相去甚远。在当前四川藏区的经济规模和人口集聚状态之下，谈论带动是一种奢侈。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为四川藏区注入了新的活力，地方政府抓住机遇，提出了旅游立州、兴州的发展思路，大力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发展实践也证明，旅游确实可以富民。但问题在于，一个极端脆弱的生态环境、一个极端薄弱的产业基础、一个极端孱弱的基础设施，究竟能够承受多快速度和多大规模的旅游业发展？
“发展不足”的表现之四在于，社会结构固化态势明显。四川藏区人口城乡结构长期保持不变，农牧民依然是地区人口的主体。这种态势并未因地区经济的增长而得到根本性改变。阿坝州和甘孜州人口流动规模小，是四川省人口流动规模最小的两个地区。2008年，甘孜州城镇单位使用的乡村劳动力为7.93万人，同期乡村劳动力共51.88万人，在工业中就业的只有1.24万人，在建筑业中就业的仅有0.61万人。从消费角度看，甘孜州城镇居民消费所占比例由2002年的70.46%上升为2008年的77.27%，相应地，农村居民消费由29.54%下降为22.73%。多方面的数据均反映出经济增长并未带来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而没有社会结构变化支撑的经济增长，其可持续性显然堪忧。
所有这些现象，都让我们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即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四川藏区自身强烈的发展愿望与滞后的发展局面的鲜明对照。本书认为，这问题可以从四川藏区“发展不足”的自然生成、历史生成、市场生成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二）四川藏区“发展不足”的自然生成
地理位置和环境是导致四川藏区“发展不足”的自然因素。四川藏区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带上，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倾斜，地貌分为高原和高山峡谷两部分。其西北为高原，是青藏高原东延的继续，海拔一般在3500～4800米，多高山，其中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峰有26座。其南部是高山峡谷，海拔一般在3500～4500米。高山峡谷、谷狭坡陡是四川藏区基本的地貌特征。在形成了优美自然风光的同时，也形成了长期以来制约四川藏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即交通不便。2013年，即使在交通条件得到显著改善的情况下，从成都到康定和马尔康，在没有遇到交通拥堵的情况下，行车时间依然分别要5小时和7.5小时。
同时，自然灾害频发。除泥石流、洪灾、雹灾之外，最为知名的自然灾害是发生在这里的地震。康定—甘孜地震带是四川地震史上的一条最长、最活跃的地震带。该地震带西起甘孜东谷北，向东南延伸，经炉霍、道孚、康定，南达石棉。历史上这条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震级大，破坏烈度强。自1630年以来，在这条地震带上发生7级以上地震达9次。1973年2月6日，炉霍县发生一次7.6级强烈地震。这次地震使震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其中炉霍县境内的虾拉沱区、城关区和朱倭区以及甘孜县的东谷区约2000平方千米范围内，灾情特别严重；轻灾区波及道孚、色达、新龙、壤塘4个县，受灾面积约6000平方千米。因地震死亡2175人，伤2756人，损失各类牲畜40 427头，损失粮食2 011 800千克。灾区共有房屋22 008幢，其中倒塌15 700幢，遭受破坏2867幢，其余房屋也有不同程度的损坏。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地震，阿坝州工业重地汶川、理县和茂县受到沉重打击，多年努力发展起来的工业经济毁于一旦。
人口规模小是另外一个显著的区域性自然要素特征。甘孜州、阿坝州两州和木里县总人口共213.7万人，分布在25万平方千米的地域中，地广人稀，其中，非农业人口仅38.3万人，农业人口高达174.9万人。阿坝州辖32个镇，甘孜州辖27个镇，木里县辖3个镇，共计62个镇，每个镇非农业人口平均仅为6178人。在这样的人口聚集状态之下，产业发展受劳动力要素制约明显，难以形成必需的聚集效应。
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承载产业的土地空间狭小，经济发展缺乏必要的空间条件，即使拥有具备一定优势的资源禀赋，受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制约，资源开发很难向深加工纵深发展。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改变这一瓶颈制约，通过成都经济区的发展来带动四川藏区的发展，首先面临的就是建设成本耗费巨大，即使能够投入，经济亏损难以避免。凡此种种，使得交通问题直到现在，依然是困扰四川藏区发展的最为突出的因素。
自然环境的约束，使得四川藏区在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弱势地位。在过去的发展进程中，党和政府也采取了多种投入措施，来尽可能地减弱自然环境的强约束，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就整个区域而言，要形成工业化进程中所必须具备的产业快速发展态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四川藏区“发展不足”的历史生成
回顾历史，在新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四川藏区以资源闻名。但在四川藏区，却从来就没有形成过资源开发带动整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浪潮。四川藏区非常急迫地需要发展，却至今没有形成一个持续快速的增长进程。究其根本，在于四川藏区在区域经济定位上的粗放和偏差，发展理念上，以全局性的稀缺性替代区域性的稀缺性；在发展战略上，以外生的模式复制取代内生的模式探索。
资源供给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性因素。加大资源的开发力度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重要举措。资源作为全局性的稀缺性问题在宏观经济层面得到重点关注。就四川藏区而言，从早期的畜牧业、森林工业到现在的水电开发、矿产开发，均服务于全国经济建设资源供给这一目标。但如果从四川藏区本身的情况来看，要实现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显然面临着人力资源、土地资源、产业基础等多个方面的稀缺性，人少、地劣、产业弱依然是四川藏区的基本特征。同时，在社会发展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川藏区推翻了反动、落后、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封建农奴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跨越。但社会结构的演进、社会观念的改变、社会文化的发展都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直至今日，社会子系统作为一个制约性因素，阻碍着经济子系统发展的情况依然可见。可以发现，四川藏区区域性的稀缺性问题并非资源，而是发展基础的极端薄弱，与全局性的稀缺性问题存在明显的不同。
那么，有没有可能在解决全局性的稀缺性问题的过程中实现四川藏区本身的经济发展呢？从过去的发展实践来看，如果不考虑四川藏区本身发展必须要加以应对的稀缺性问题，仅仅注重产业植入，复制其他地区的成功发展模式，不注重结合实际培育和探索四川藏区内生发展模式，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资源开发与区域发展之间，难以形成紧密的联系机制，经济子系统在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的进程中难以实现突破。
（四）四川藏区“发展不足”的市场生成
发展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方面，我们认同和接受外生性“拉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内生性“推动”的重要性，拉动力与推动力之间如果不匹配，没有一致的契合点，没有形成相互激励的正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有可能中断。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我国经济出现了一个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经济的增长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和增加。就四川藏区而言，一方面，这意味着外生性的拉动力明显加大，四川藏区也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发展机遇期；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也破坏了计划体制下原有的资源配置格局，资源向着经济活跃地区集中，四川藏区发展所急需的人力资源、资本等要素也出现了明显的流出现象。长期以来，四川藏区作为民族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均受到国家的制度性倾斜。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以及四川藏区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地位的明确，国家财政对四川藏区的支持也在不断加大。但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整体位于价值链低端的四川藏区却处于实质上的制度劣势地位。而且这种制度劣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四川藏区作为民族地区所拥有的制度优势。两相抵消，国家对四川藏区的制度性倾斜所应当起到的效果实际上被市场机制弱化了：在财政转移支付日渐增加的同时，通过市场化机制输出的资金总量也在快速增长；在通过民生工程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四川藏区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同时，教育、卫生所需要的人才却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源源不断地离开四川藏区；国家的制度性倾斜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落后地区社会的正常运转，但与此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妨碍落后地区积极参与市场过程、寻找自我发展道路的制度性因素。回顾市场发展的历程，我们发现，市场经济有负面效应，表现在区域发展方面，就是区域发展的极端不平衡。这一负面效应，在四川藏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四川藏区的经济发展历程，尽管经济增长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问题也非常明显，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发展定位没有根本性变化，四川藏区依然以资源开发和输出为主要的经济功能。
二是发展模式没有根本性变化，植入产业依然是四川藏区启动发展的主要方式。
三是发展的基础没有根本性改善，经济与社会之间、产业与环境之间、要素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总结起来，就是“发展不足”的悖论：发展的强烈愿望、持续不断的发展尝试与不高的发展水平、固化的发展路径形成鲜明的对照。要应对这一发展的悖论，在四川藏区，一方面，我们必须积极应对社会发展滞后带来的一系列内生性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应对市场经济发展对四川藏区造成的一系列负面效应。要应对这些挑战，就必须在区域性发展战略方面有根本性调整。
四川藏区要实现区域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必须要有发展思维和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调整。这已经成为当前政策层面的共识。2012年，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四川藏区被明确为重点生态功能区。这是在宏观政策层面上对四川藏区功能定位的根本性调整。201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甘孜州调研时指出，藏区的发展重在基础设施的改善、公共服务能力的提高和农牧民收入的增加。要实现这一转变，有效应对“发展不足”的悖论，就需要在发展理念上更加彻底地坚持市场观念，在发展思维上更加深入地落实科学发展，在发展路径上更加理性地突出区域差异，在发展目标上更加鲜明地锁定社会发展。
（一）充分认清发展差距，坚持走市场化发展道路
要实现这样的变革，不仅需要外部政策环境的相应调整，更需要四川藏区在推动本区域发展的进程中积极地自我调适，以适应发展环境的变化。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的那样，一个社会在它生存的过程中不断地遇到各种问题，每一成员都必须采取最好的办法自己加以解决。每一个问题的出现都是一次需要经受考验的挑战，在这样一系列的考验中，社会里的各个成员就不断地在前进中彼此有了差异。在这全部过程当中，如果要掌握在一个特定的考验之下的任何一个特定成员的行为的重要意义，而不或多或少地考虑到其他成员的相同的或不相同的行为，并且不把后来的考验当作整个社会生命里的连续不断的事件的话，那是不可能的。
无独有偶，历史学家费正清在他的著作《中国与美国》中也写道，19世纪和20世纪震撼世界的技术进步，以及其他种种进步的策源地和发明者都在西方。他们是变革的因素，从而对于旧的秩序带有破坏性。中国由于它早已有了与众不同的文化传统，就非借鉴外界来实现现代化不可。近代创新的中心，显然在中国的境外。现代的中国人决忘不了西方。由于他的文明是以中国是文化中心这种优越感为基础而自觉地发展起来的，他对信心十足的西方所自诩的优越性决不能熟视无睹，掉以轻心。中国对自己特性的看法可以保持无损，但它的自信心理却可能从根本上发生动摇。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也是一件大事，其中掺杂着许多复杂而互相影响的过程。
西方工业革命以及消化工业革命的历程，走了超过百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进程，也已走过了60余年的岁月，工业化作为一个经济转型过程给带来的巨大影响直至今日才逐渐显现。处于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之中的四川藏区，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由计划走向市场，是大势所趋。必须要认识到，经济增长的过程确实可以缓解经济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例如，产业的发展带来就业的增加，就业的增加带来居民收入、财富增长，进而政府税收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公共财政实力提高，都有助于缓解经济生活中不平等现象。只有走市场化的发展道路，四川藏区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协调。
过去在计划体制下，四川藏区没有条件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路径；在市场经济早期，四川藏区没有能力选择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发展路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国家经济实力的日渐提升，区域协调发展已成为宏观经济决策关注的核心问题，四川藏区面临着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只有更好地在发展理念上坚持市场观念，更加坚定地走市场化发展道路，更加积极地参与市场竞争，更加主动地运用市场化工具，更加明确地培育市场化主体，在市场选择中找到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培育并巩固自身的区位优势，四川藏区的经济发展才能走出一条具有独具特色、长期、稳定的发展道路。
（二）充分认识发展条件，在创新中坚持可持续发展
在四川藏区发展的实践中，可持续性是一个必须要加以考虑的硬性约束条件。从资源角度看，区域发展所依赖的三个子系统，即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对于发展的贡献就是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环境资源三种资源的投入。对四川藏区而言，环境资源的投入存在明显的限制性条件，因此，发展的主要依托应该是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环境资源应该作为被保有的资源而存在。
四川藏区的发展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是持续既往的发展模式，即依然通过高强度开发利用资源来推动经济增长，还是落实环境资源保护的制度要求，通过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培育来重新塑造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前者的继续实施显然有资源的优势与制度的惯性，即在已有的经济系统中，由于整个系统以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核心，所以所有的经济资源培育和配置都与之相关，大量的资本存量处于资源性产业中，人力资源的结构与分布也与资源性产业的发展相适应，产业政策及其执行也有延续性。正因为如此，后者的推行则面临较大的困难，即要在短时间内改变“以资源换增长”的思维方式，彻底摆脱过去的资源替代战略，转而运用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来实现区域的发展，既缺乏资源基础，更缺乏制度激励。
可以合理地预期，在外生的经济制度供给没有显著改变的情况下，市场机制的选择将不断地强化这一发展模式。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是内在的要素条件还是外生的制度环境，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均难以支撑“以资源换增长”的发展模式，四川藏区未来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急需培育新的核心资源。一方面是传统模式的巨大惯性，另一方面是新模式的不成熟，如果不从根本上考虑改变外生式经济增长模式，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只能是一句没有实际内涵与针对性的空话。
在极强的环境资源约束条件下，四川藏区要实现发展的目标，就需要充分发挥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作用。而现实的情况并不容乐观。必须认识到，四川藏区社会建设的滞后与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的极度缺乏互为因果。如果不把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匹配这一基本矛盾，所谓发展的平等与可持续性，均是没有具体指向的。
加强社会建设是促进四川藏区发展的最大创新。加强社会建设对于四川藏区的发展而言，作用是多重的。
首先，加强社会建设是实现发展的平等目标的主要手段。一方面，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另一方面，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提高居民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创造条件。
其次，加强社会建设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保障。没有社会建设为前提，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难以派生出符合发展要求的资源，更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最后，加强社会建设也是提高区域风险承担能力的内在要求。只有通过必要的社会治理变革，合格的风险承担主体才能进入到区域风险决策体系中来；只有通过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区域社会才能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构建起恰当的风险应对机制，区域发展进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才会以恰当的方式得到应对。
所有这些，对于四川藏区向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转型均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三）充分把握发展规律，坚持“三个并重”
首先，区域社会建设与区域经济增长并重原则。以社会建设的目标来统驭经济增长的目标应当是四川藏区未来经济增长必须要遵循的首要原则。一方面，从中央规划的发展目标上，要实现“民生改善、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并不一定就要巨量的经济增长。例如，民生改善，只要明确了当前四川藏区民生问题的重点在于农村，症结在于城乡差距，那么合乎逻辑地，一个覆盖面更广、扶助水平更高的反贫困战略的实施，与一个将广大贫困人口排斥在经济增长过程之外的工业化战略相比，前者对四川藏区民生改善的作用更大。因此，仅就民生目标而言，今后区域经济增长战略应从属于、服务于反贫困这一更高层次的制度性安排。另一方面，作为区域系统的三个子系统来说，经济子系统的发展必须要有社会和自然环境子系统的支持。当社会子系统存在缺陷，难以支持经济增长过程时，就有必要先对缺陷进行修补。对四川藏区来说，利用发展的机遇，通过外来的大量投入和制度性倾斜，来迅速改变社会发展滞后的状态，完全是有可能的。
其次，资源开发与资源保护并重原则。在市场机制下，通过资源开发来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几乎是民族地区唯一的选择。在新的“复合式”发展战略中，资源开发依然将是经济增长战略中的重要内容。但在以下方面，资源开发与过去的含义有所不同。一是范围拓展，从过去单一的自然资源扩展到社会和经济资源。不仅重视发展产业来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更要重视通过社会建设来开发利用社会资源、壮大经济资源。二是重视资源的未来价值，四川藏区目前所拥有的资源究竟价值几何，不仅要考虑当前的市场价值，更要考虑资源的未来价值。在考虑资源的未来价值后，当前不开发资源，即资源保护所付出的成本，应当是资源未来开发“期权”的价格。如何在当前付出一个小的资源保护代价，以获得未来一个更为丰厚的回报，是四川藏区这样的资源富集但缺乏开发基本条件地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三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强化资源保护，将资源保护和资源开发统一到同一机制中，避免出现资源开发靠市场、资源保护靠政府的隔离局面。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问题在于资源的市场化定价。
最后，政策支持与市场开发并重原则。作为落后的民族地区，四川藏区的发展离不开中央政府、省政府以及其他兄弟省市的政策倾斜与资金支持。在未来几年中，要使四川藏区在短时间内摆脱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外部的制度性倾斜以及资金输入还是关键的条件。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机制依然是市场机制的情况下，要避免政策支持与市场机制作用方向相反、效应相互抵消的情况，就需要在政策和制度一侧仔细考虑如何与市场机制相契合的问题。在四川藏区州、县本级财政短时间内难以筹措发展资金的情况下，必须通过政策支持和市场开发，为四川藏区来社会建设和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可预期的稳定资金投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