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刻不容缓,构建一个“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新经济体系已经成为全国上下共识的关键时刻,四川藏区也迎来了一个重新思考和构建符合地区经济社会实际的新发展模式的机遇。要把握机遇,摆脱目前的发展困境,找到一条符合四川藏区实际的发展路径,不仅需要对当前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更需要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际出发,对经济增长的未来图景进行细致的建构性思考。要形成正确的判断,作出合理的决策,需要做到“三新”:要有新理念,必须要结合四川藏区地方实际,赋予经济增长鲜明的地方特色;要有新思维,必须要站在新的视角上看待四川藏区经济增长及其效应;要有新路径,必须要转变增长方式,为四川藏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新的发展模式。
发展理念的转变,必须调整过去以收入平等为主要政策和战略指向的传统理念,以外延更宽、指向也更为根本的经济平等作为新发展战略的价值取向。
平等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的概念,如果不考虑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比较,只是采取措施单方面提高政策指向人群的收入水平,最后得到的效果可能并不好。就四川藏区的情况而言,当前要解决的平等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市场制度体系的调整与完善,使得四川藏区作为一个经济发展滞后的区域主体,能够和发达地区一样,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另一方面是消除长期以来在四川藏区内由于制度性因素累积起来的发展差距与不平等。
一个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过程,其中既包括了资源创造的问题,也必然内含着被创造出来的财富使用以及经济增长负效应的处置问题。提供平等的机会让所有有能力参与资源创造的经济个体能够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固然是平等的要义,提供平等的机会让社会中所有的个体,无论是否具备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都能够拥有制度保障的权利和社会机制来参与财富使用过程则是更为崇高的平等价值。通过责任的界定,让整个社会而不是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局部区域或某些群体承担经济增长的成本与代价是市场经济本身能够成为一个最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的基本原则。以这样的理念来看四川藏区在未来发展中所要应对的平等问题,可以发现,仅仅以收入平等作为发展的目标,将财富的适用与资源的创造结合起来的平等理念,难以对解决当前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提供恰当的价值基础。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发展战略,非但不能解决上述平等问题,却造成了更大的差距和不平等。
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要将发展所秉承的价值由收入平等转到经济平等上来。所谓经济平等,是一种旨在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平等观 ,通过消除限制人自由发展的主要因素,如贫困、经济机会缺乏、公共设施建设滞后等,来提高人的基本能力 ,进而消除收入增加与人的发展之间的障碍性因素 。在经济平等的价值取向下,从不同的视角看经济增长,其含义均与收入平等价值取向有所差异。
从发展的目的上看,既然发展的目的在于人的全面发展,那么经济增长作为一个过程就仅仅是达到发展目标的手段。在资源禀赋条件、制度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这一手段来达到目的。但并不能因为经济增长在一些地区的成功,就认为经济增长本身可以不加区分地适应其他地区。就包括四川藏区在内的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的地区而言,经济增长只能是达到发展目标的次要手段。这是对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的基本制度要求,即落后地区的制度构建要能够使得经济增长作为一个可选的战略而不是必选的战略出现。
从经济增长过程所表现出的资源特征上看,要实现经济平等的发展目标,就要放弃当前资源换发展增长模式,改变收入平等下以资源输出为目的的发展手段,转而通过制度的建构,推动经济平等下以资源输入为手段的发展模式的形成。通过资源的输入,实现四川藏区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自然生态资源的均衡积累,提高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从而避免过去通过生态资源的输出来换取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积弊。这是对像四川藏区这样的落后地区采用经济增长战略提出的基本评价标准,任何产业发展,如果不能带动资源的流入,这样的资源开发就是没有意义的。
从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规律上看,实现经济平等的发展目标,就是要改变当前因市场失灵而导致的发展负面效应过多地在落后地区积累的态势。换言之,就是要在不同的区域之间、不同的人群之间建立起市场化的恰当风险分担和分散机制,从而降低落后地区发展的风险以及因承担其他地区发展风险而付出的成本。这是落后地区发展中坚持发挥市场化机制作用的必然要求。如果仅仅从参与财富分享的角度来看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不考虑因财富分享而必然产生的风险分担,一方面财富分享无法可持续,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作为发展的基本机制,其作用也难以发挥。
发展思维的转变,就四川藏区的发展模式而言,必须从当前的弱可持续发展思维转向强可持续发展思维。通过强化发展的环境资源约束,来激励区域内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培育与发展,进而夯实四川藏区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一转变不仅是正式的制度要求,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四川藏区摆脱贫困式增长的内在要求。
就市场选择机制而言,尽管四川藏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一资源禀赋在当前的开发条件下,开发成本较高,预期的回报有限,且由于空间条件限制,当前开发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与困难。如果强行开发,其最好的结果最多就是通过资源输出所获得的回报,至于要在资源输出的基础之上进行产业升级和价值链的延伸,在当前的市场价格体系下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从区域自然禀赋比较的角度看,区域经济增长离不开丰裕的资源支持,但这里所说的资源并非仅指自然资源,而是指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从地区发展实践上看,只有在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的情况下,单一地依赖自然资源的开发来带动地区发展的战略才有合理性。以此反观四川藏区当前所有的自然资源禀赋,就已知资源的经济价值与属性而言,即使与毗邻的地区比较,无论是能源、矿产还是其他自然资源,并没有绝对优势,更谈不上是独一无二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将资源开发作为发展的重点,只能说明地区经济的增长极度缺乏必要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支持。
此外,在生态环境脆弱的条件下发展资源性产业,一定要认识到,资源一旦被开发,其价值就被固定了,而只要资源还处于未开发的状况,放在时间的维度上,就有升值的空间。对于落后地区而言,潜在的未开发自然资源类似于实物期权,它能给地方带来多大的回报,不仅取决于市场价格的波动,更取决于资源的掌控者如何通过参与市场交换来充分利用这种权利。与其当前以高成本低回报的方式开发,不如将资源留置起来,在将来技术、市场、金融以及装备情况改变之后再进行开发。
从发展的角度看,当存在硬的自然资源约束情况下,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就必须要在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中重新培育新的核心资源。不仅要学会发现新的资源以支撑经济的增长,更为重要地,还要学会培育新的资源。只有资源可持续,经济社会的发展才能是可持续的。
因此,所谓发展的新思维,就是要学会从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当前弱可持续发展思维模式下以资源换增长的弊端。通过深刻把握当前发展模式的问题实质,来研究和实践如何实现反向替代,即运用新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来替代既往的自然环境资源,推动经济增长由外生型向内生型转变。
新的理念与新的思维需要新的路径来落实。对于四川藏区而言,这一新路径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区域发展由过去的经济增长主导型模式向社会建设主导型模式的转变。
四川藏区的发展还要依赖于内生的制度创新与外生的制度调整。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当前甘孜州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应围绕平等与可持续两个主题展开。
在平等方面,其一,如何通过外在的制度调整来形成切合实际的参与机制,使得作为落后地区的四川藏区有效规避市场机制形成的天然壁垒,以规范、稳定的方式参与到国民财富的分配中来,以逐步消除多年来积累下来的不平等因素。其二,如何通过内在的制度创新,使得区域内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群之间因市场机制的影响而逐渐加深的不平等状况得到缓解。
在可持续方面,如何通过制度的调整来改变传统的增长模式,促进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培育是关键问题。
当前,外生的制度调整已具有雏形,如何通过内生的制度创新来与外生的制度调整接轨,进而使得四川藏区的发展在外在的制度支持和内在的制度激励下得以顺利的展开是关键性问题。过去的经验已经表明,大规模的制度创新与调整是我国经济建设能够成功的重要保证,也是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无论是强制性的还是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要成功推行至少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其一,重视制度创新、调整与实践的符合程度,与实践结合得越紧密,制度创新拟达到的目的就越容易实现;其二,不仅重视制度创新的原则,更重视细节,重视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利益调整与冲突,在推进制度变革过程中注意妥善处理好参与者的利益冲突。这两个重要特征实际上指明了一点,即当基于发展的目的而形成的制度变迁与区域发展实际相契合时,制度的变迁会加快区域的发展;反之,其作用是不突出的。社会建设的滞后是导致四川藏区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极度缺乏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把握这一基本矛盾,所谓发展的平等与可持续性,均是没有具体指向的。
加强社会建设对于四川藏区的发展而言,其作用是多重的。首先,加强社会建设是实现发展的平等目标的主要手段。一方面,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另一方面,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提高居民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创造条件。其次,加强社会建设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保障。没有社会建设为前提,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难以派生出符合发展要求的资源,更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最后,加强社会建设也是提高区域风险承担能力的内在要求。只有通过必要的社会治理变革,合格的风险承担主体才能进入到区域风险决策体系中来;只有通过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区域社会才能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构建起恰当的风险应对机制,区域发展进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才会以恰当的方式得到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