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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1998年的特大大洪水给长江中下游造成的巨大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国家出台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是我国针对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作出的决策，是我国六大林业重点工程之一，从1998年开始试点实施，2000年10月24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其实质是林业实现由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的历史性转变。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后，随着木材的政策性禁伐或限伐，森工企业的生产经营发生了很大变化。长江上游地区实行木材禁伐政策，这一地区的木材采伐收入全部中断，甘孜当地木材采伐收入大幅度下降。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始于1999年，是从保护生态环境出发，将水土流失严重的耕地，沙化、盐碱化、石漠化严重的耕地以及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的耕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停止耕种，因地制宜地造林种草，恢复植被。这一工程的目标是要将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的坡耕地上的农业生产停止下来，代之以林草植被的恢复，以实现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1998年以后，以甘孜州为代表的四川藏区，过去依靠粗放式的木材采伐业和大规模掠夺式的畜牧业发展模式就已经难以为继，以采矿业为代表的新资源输出业开始兴起。
（一）经济总体运行情况
从甘孜州的发展来看，通过基础设施和发展环境的改善，甘孜州的发展能力明显增强，为区域间的资本、技术、人才向甘孜州流动创造条件。以甘孜州东部地区的水电、矿产、旅游三大资源开发进程加快，使东部率先发展起来，带动了甘孜州全州以水电、矿产和旅游为优势的二、三产业发展进程加快。但由于历史、地理位置及经济基础等原因，甘孜州东、南、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区域间发展不协调、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仍未根本改变，区域的发展差距正在进一步拉大。
据统计，2000—2007年，甘孜州东部6县的地区生产总值从13.95亿元增加到45.78亿元，占甘孜州全州经济总量的比重由56.9%上升到58%；甘孜州南部5县的地区生产总值从3.85亿元增加到12.5亿元，占甘孜州全州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5.7%上升到15.8%；甘孜州北部7县的地区生产总值从6.7亿元增加到20.1亿元，占甘孜州全州经济总量的比重由27.4%降低到25.48%。特别是甘孜州东部的康定、九龙、雅江3县经济总量分别从8.07亿元、1.12亿元、0.67亿元增加到10.73亿元、23.3亿元、2.49亿元；甘孜州北部发展最快的甘孜、德格、白玉3县经济总量分别从1.19亿元、1.12亿元、0.83亿元增加到3.06亿元、2.45亿元、4.53亿元；甘孜州南部的巴塘、乡城2县经济总量分别从0.99亿元、0.67亿元增加到3.39亿元、2.24亿元。从经济总量增长比例看，甘孜州东部上升了1.1个百分点，甘孜州南部上升了0.1个百分点，甘孜州北部下降了1个百分点。甘孜州全州东、南、北区域的发展差距正在随着甘孜州全州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而正在拉大，特别是北部区域，占甘孜州全州经济总量的比例不升反降，区域发展水平与东部和南部差距加大。
2000年，甘孜州全州实现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0.85亿元，其中，东部完成0.57亿元，占全州的67%，北部完成0.15亿元，南部完成0.13亿元；2007年，甘孜州全州实现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6.65亿元，其中，州直接完成1.9亿元，东部完成3.56亿元，北部完成0.43亿元，南部完成0.66亿元，东部与南部的差距从2000年的4.38倍扩大到9.52倍，东部与北部的差距从2000年的3.8倍扩大到8.11倍。
从所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2000年甘孜州东部生产总值占甘孜州全州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09%，南部生产总值占甘孜州全州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4%，北部生产总值占甘孜州全州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2%；2007年甘孜州东部生产总值占甘孜州全州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73%，南部生产总值占甘孜州全州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84%，北部生产总值占甘孜州全州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34%。从发展质量来看，甘孜州南部和北部的经济发展总量不断增加，但发展质量反而下降，导致区域发展差距拉大。
从2012年的经济数据看，甘孜州全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5.0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11年增长12.6%，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8个百分点，与四川省全省平均水平持平，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从投资情况来看，甘孜州全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334.92亿元，增长22.7%。其中，固定资产投资323.23亿元，增长31.1%。
分产业来看，2012年甘孜州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43.09亿元，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68.12亿元，增长20%；第三产业增加值63.81亿元，增长10%。一、二、三产业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7.1%、62.3%、30.6%，分别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0.9个百分点、7.8个百分点、3.9个百分点。从产业结构看，甘孜州全州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24.6: 38.9: 36.5，呈“二三一”结构类型。
2012年，甘孜州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47.09亿元，增长28.3%，增速比2011年加快4.6个百分点。全年完成民生和社会事业投资118.24亿元，增长50.4%，比2011年同期比重提高4.7个百分点。甘孜州全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610元，增长29.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 560元，增长14.8%。
总体来看，2012年甘孜州全州经济实现了平稳较快增长。主要经济指标中，地区生产总值增幅与四川省全省平均水平持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较四川省全省平均水平高5.9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四川省全省平均水平高7.4个百分点，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较四川省全省平均水平高14.9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四川省全省平均水平高1.3个百分点。
从经济运行总体情况上看，甘孜州的经济运行情况是不错的，尽管总量仍然不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排在四川省全省末尾，但是增速比较快，这就是发展的成就。但是，成就背后也有隐忧，下一部分我们就会讨论采矿业对当地带来的影响。
（二）生态畜牧业有所发展
草地既是甘孜州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甘孜州畜牧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要发展畜牧业，又要保持良好的草地生态环境，只能走发展生态畜牧之路。为此，甘孜州把生态畜牧业建设项目确定为甘孜州八大生态建设的项目之一，确定为建设生态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
甘孜州生态畜牧业建设的指导思想的中心是围绕草地建设，以退化草地和鼠虫害的治理为重点，恢复草地植被，提高草地生产能力，在有效保护草地资源的同时促进畜牧业的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实施要求转变原有的粗放型的生产方式，靠分散的、单个的、生产力落后的甚至还停留在原始游牧方式下的单个牧民显然无法实现。甘孜州选择了产业化为生态畜牧业实施的切入点，以基地的建设，龙头企业的带动为动力，推动甘孜州的畜牧业向规模化、市场化发展，提高畜牧业的经济效益，使之成为甘孜州的经济支柱之一。
2005年，甘孜州开展的生态畜牧业一期工程以治理草地“三化”和虫鼠害为核心，治理涉及草地达2500万亩。2013年，甘孜州又开始“四着力”推进现代草原畜牧业建设。一是着力生态建设，抓好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落实，深化退牧还草、草原承包和基本草原划定，开展草原灭鼠治虫，加强草原监理监测体系建设；二是着力助农增收，抓好试点示范，建好生产基地，培养龙头企业，打造产品品牌，扶持专业合作组织，培育特色畜牧产业；三是着力疫病防控，进一步提升动物疫病集中免疫的密度和质量，切实加强畜产品安全监管，积极开展检验检疫，确保畜牧业产品安全；四是着力科技支撑，强化科技创新、技术推广畜禽改良和资源的管理开发，促进畜牧业创新发展。
但是，由于甘孜州自然条件较差，经济实力薄弱，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等因素使得甘孜州畜牧业生产可能性边界较低，加之生态保护的硬性要求，大幅提高产量几乎没有可能，关键在于提高质量。
（三）甘孜州畜牧业的本质困难和问题
甘孜州畜牧业发展面临的本质问题，是资源约束与经济主导的矛盾，是人类扩张和资源约束的矛盾，更是发展理念的矛盾。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人才问题
甘孜州畜牧业科技含量低，科技人才极度匮乏。如何留住农业人才是农业发展的首要问题。甘孜州畜牧业科研开发力度不够，畜草良种化进程缓慢，农牧民素质普遍不高，科技人员量少质弱，非专业人员比重大，人才引进困难，“断层”现象突出。这一问题不解决，后继问题会依次显现，提高质量就成为一句空话。没有人才，动物疫病就无法有效防治，畜牧业就存在着重大安全隐患。动物疫病防控的形势严峻，防控的人力、物资、经费保障不足，自然灾害频繁，畜产品安全监督检测缺失，严重危及畜牧业生产安全。
2. 脆弱的畜牧业基础与资源矛盾突出，本地防灾抗灾能力薄弱
甘孜州草地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人工草地比重低，抗灾保畜打贮草基地缺乏，季节性供需矛盾非常突出；畜禽养殖设施建设滞后，牧区“三棚”和标准化圈舍缺失，全州尚无现代畜牧业特征的养畜基地；体系建设滞后，跟不上现代畜牧业发展的需求。概括说来，大力发展畜牧业和资源约束的矛盾是天然存在的，如同涵养水土和开荒种田的矛盾一样，在地广人稀和自给自足的自然农业下尚不明显。但是要发展现代农业，发展现代畜牧业，就意味着必须大规模生产，资源矛盾一下就显现出来了。草地生态恶化导致生产功能下降，要花费大量的治理成本。甘孜州草地生态先天脆弱，草地“三化”严重，全州90%以上草地不同程度退化，草地生态系统失衡，生态功能下降；草地超载放牧严重，生产功能下降，对草地的影响十分严重。
3. 特色产业发展缓慢，产业化推进艰难
甘孜州商品生产基地建设落后，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少、整体实力弱，辐射带动差，信息体系不完善，市场发育不足，农牧民惜售戒杀思想严重，出栏出售干扰因素多，部分地区宗教干预牲畜出栏出售的现象时有发生，养“放生畜”、“长命畜”的现象非常突出，已成为甘孜州发展生态畜牧业的瓶颈制约。
经济主导型的发展方式与当地生态保护的矛盾已经相当突出了。
（一）经济发展和采矿业总体情况
甘孜州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四川省末位，但因资源优势突出，后发优势较为明显，甘孜藏区内6个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依次排列为康定、九龙、泸定、丹巴、道孚、雅江，名列前茅者皆为矿业和水电开发大县。据《甘孜州统计年鉴2008》数据表明，甘孜州这6个县地区生产总值为45.78亿元，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为15.50: 47.31: 37.19。从产业的比值来看，第二产业是主体产业，尤以水利资源开发、矿业开发和旅游开发为主要推动力；第三产业以服务业为主导，主要为第二产业的延伸产业，增长速度高于四川省全省平均水平。
甘孜州的第三产业主要是为第二产业服务的第三产业，对于第二产业有很大的依赖性。现代广受好评的旅游业对甘孜州经济贡献并不大。
矿业开发与耕地和牧场保护在局部区域存在矛盾，同时，粗放的采矿模式也给当地生态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毁灭。例如，砂金矿开发在道孚、康定等地造成草场破坏，水土流失，岩石裸露，草场长期难以恢复等严重的生态问题。虽说“矿业活动必须减少地面破坏，保证农牧业发展的长远利益”
的道理人人都知道，但是，出于地方政府地区生产总值饥渴以及“地方政府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以及长期以来生态环境不作为离任审计的组成，导致采矿行业乱象丛生，生态破坏严重。
“十五”期间，甘孜州把矿业作为优先培育和发展壮大的六大支柱产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能源、生物资源、优势矿产、民族文化）之一，2007年，甘孜州全州自产矿石量173.14万吨。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工业产值为5845万元、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产值为99 843万元、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值为14 330万元、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值为19 005万元，矿业及延伸产业总值为139 023万元。据《甘孜州矿产资源2007年年报》统计，甘孜藏区内有固体矿山企业74个，其中，中型矿山2个、小型矿山34个、小矿山38个。大中型企业偏少，小型矿山和小矿偏多，矿山企业的结构极不合理。开发利用矿产18种，其中，金矿28个、冶金用脉石英岩矿11个、锌矿5个、铜矿5个、饰面用大理岩矿4个、铅矿3个、铂镍矿3个、云母矿3个、水泥用灰岩矿3个、石膏矿3个、银矿1个、钨矿1个、铁矿1个、饰面用花岗岩矿1个、饰面用板岩矿1个、锂矿1个、含钾岩石矿1个。开发地热5处，其中，大型1处、中型3处、小型1处，主要分布在海螺沟旅游线上，主要用于旅游温泉。
从矿产资源开发的行政区域来看，康定、九龙、丹巴、泸定开发程度相对较高，道孚和雅江开发程度相对较低。甘孜州矿产资源利用程度在川西地区处于落后水平，既浪费了资源，又对矿山周围的地质生态环境造成持久的破坏，这是今后矿产资源开发规划和实施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甘孜州从2003年起停止砂金的勘查和开采活动，随后道孚等地开始砂金开采场地的环境治理工作。截至2007年年底，生态环境治理投入经费452万元，治理面积32公顷。但由于缺乏经费，还有很大一部分砂金矿区的治理工作无法开展。部分矿山选厂由于尾矿堆放场地选址不合理，易在雨季形成泥石流，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近年来灾害性天气激增，积极投入资金，保护、治理和监测矿山地质环境变得越来越迫切。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甘孜藏区的经济主导发展思路没有本质变化。
（二）采矿业的总体评价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甘孜藏区内的矿业开发一直未成规模，主要以小型矿山（小矿）为主，其特点是矿山建设规模不大，开采的矿床一般是埋藏浅，出露于地表或近地表，矿产易识别，分选工艺不复杂，投资少，见效快，设备简单，技术容易掌握。促进偏远山区经济发展，提高当地工业化水平，解决富余劳动力就业，缩小贫富差别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依靠小型矿山企业的发展。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矿产资源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保障性物质，却面临着短缺的危机。在摸清矿产资源家底的前提下，实现区内的矿产资源规模化、集约化开发变得尤为重要。
分散的开采方式和掠夺式的开采理念，造成了矿产资源的极大浪费。
（三）采矿业的地质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矿山开发作为甘孜藏区重要的人类工程活动，因其开发历史久远，矿山分布涉及各地，且多为环境复杂地区，地质生态环境易遭破坏，表现出的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
1. 诱发地质灾害
九龙县里伍铜矿因多年地下开采导致阴山崖子和硫磺崖子地区发生塌陷和崩塌；丹巴县内多处非金属矿山在采掘时，由于开采边坡过陡，以及矿渣乱堆乱放，造成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严重威胁道路通行和电站运行；道孚县铁矿沟由于矿渣不合理堆放形成了泥石流；泸定县一些矿山开采矿硐未及时回填，矿渣堆积未处理，使岩体发生变形、变位，造成泥石流和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聂基沟、银厂沟、磨腰沟、鱼进沟均为此类地质灾害的易发区。
2. 破坏土地
砂金矿和云母矿等因无序开采造成大面积耕地和草皮破坏，土地沙化严重，大香格里拉国际旅游线路景观遭到严重破坏。对区域土地破坏面积较大的矿山有：道孚少乌金矿（0.667平方千米）、道孚八美八达沟砂金矿（0.25平方千米）、道孚甲斯孔砂金矿（0.38平方千米）、道孚玉科砂金矿（0.42平方千米）、丹巴县海子坪白云母矿（2.46平方千米）、丹巴县喀咯白云母矿（3.3平方千米）、丹巴县妥皮高瓦云母矿（6.24平方千米）、康定塔公砂金矿（0.23平方千米）、康定鱼子西砂金矿（0.667平方千米）。
3. 破坏水源
丹巴、九龙等地有色金属选矿废水长期向大渡河和雅砻江排放，饮用水源受到污染。
4. 影响民族团结
由于矿产资源开发对生态地质环境造成影响，群众和业主围绕“神山圣水”经常发生冲突。同时，矿山企业与群众围绕矿山开发，矿石运输、利益分配和环境治理也经常产生分歧。典型的事件为：2007年夏，道孚县农戈山铅锌矿因矿山开发利益分配不公引发群体性事件。
（四）当地采矿业的三大问题
1. 缺乏对矿业开发过程控制
矿业开发是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矿产资源的禀赋特征，也受到开发内外条件的综合限制。按照甘孜州当地业主的思维，只要有矿并且能保证高额利润，在任何情况下开发矿产资源都成为可能。甘孜州当地诸如区内高海拔、低植被、少水源、低氧气、易污染等限制条件都没有在历史上对采矿活动形成足够的制约。由此诱发物理、化学和生物的连锁、持续破坏作用，砂金开采就是典型的案例。尽管现在国家从可持续开发利用和循环经济角度出发，明确了矿业开发活动的鼓励、限制、禁止、许可标准，但因为技术上的原因，对实际操作缺乏系统的把握与控制。
尽管当地也有矿产资源规划活动
，但是对甘孜州这样生态脆弱的区域而言，要求从规划的编制开始，到报审、核准实施，再到监督治理，全程都要有环保、水利、林业、安监、发改等部门的深度参与，并且要严格执行。由于行政管理上的职能分割，导致矿业规划的各个部分容易脱节，难以统一调度和运作。就甘孜藏区而言，在矿山业主开展矿产资源开发申报、开发利用和治理工作中，过程的合理化和法制化仍然相当薄弱。
2. 缺乏地质生态环境本底值
对甘孜州这样资源丰富，但是生态环境脆弱的区域而言，解决矿产资源可持续开发和地质生态环境可持续承载的技术手段就是摸清本底、实施监督、恢复治理、过程控制。这些都需要掌握地质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本底值，弄清以矿产资源开发为主导的区域的地质生态环境的历史、现状，预测趋势，控制走向。
在甘孜藏区，受以往认识水平和经济技术水平限制，特别是技术人员素质相对不高，当地对矿产资源开发区域的地质生态环境的演变未有系统的监测和研究成果。这成为现在评价矿业活动功过的一大难题。
3. 甘孜州矿业规划面临的较大技术难题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甘孜州当地存在着“矿产资源家底不清，矿产资源开发活动现状不清，尤其是部署的开发活动与地质生态环境承载力不协调”等技术难题。能否通过典型的地质生态环境要素研究，确定矿产资源开发的地质生态环境本底，采用矿产资源规划、采矿权申报提供依据，从根本上保证矿业开发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甘孜州采矿业发展的关键。
以矿区泸定为例，该地矿业基地的选址对所处区域的地质背景未进行深入考证。由于泸定为鲜水河断裂南段，且为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的影响区域，在发生重大自然或人为灾害后，该基地是否能够抵御影响，并规避地质生态环境风险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在矿产资源丰富且地形地貌复杂的丹巴地区，矿山的开采及选冶场地均面临类似的问题，这些都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我们不禁思考，四川藏区特别是甘孜藏区，会陷入“资源诅咒”
吗？甘孜藏区的发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一）资源输出的发展模式没有本质变化
显而易见，甘孜州一直以来资源输出型的格局没有改变，即对资源的依附力强，增长方式单一。无论是早期不切实际超常规发展的传统农业，还是其后的无序发展的畜牧业和木材输出业，乃至后来延续至今的采矿业，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就是依附自然资源，靠自然资源等初级产品的贸易来带动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
尽管甘孜州近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了很大改变，但是这种依靠资源输出的增长方式，仍然面临后继乏力的隐忧。其中，资源型产业需要改造提升，接续替代产业需要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需要强力发展，这些都需要另一种思路来指引，否则“科学发展观”就是一句空话。
从传导机制上看，人力资本、寻租与腐败、制度、生态环境破坏等都可能导致甘孜州陷入资源诅咒。甘孜州资源相对丰裕，资源型产业扩张容易导致人力资本积累不足，难以支持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不仅使资源部门的生产效率无法提高，而且影响其他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构成，降低生产效率。在法律制度不完善、产权制度不清晰、市场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自然资源越丰裕，越会诱使“机会主义”行为及寻租活动的产生，造成资源浪费和掠夺性开采。而且，在制度安排不合理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能源开发滋生了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自然资源开采具有外部不经济性，脆弱的自然环境状况不仅阻碍了地区潜在优势的发挥，而且环境恶化促使资本外流，也不利于吸引外部资本。最为关键的是，矿产资源型产业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在给后期发展带来巨大成本的同时也丧失了环境方面的比较优势，阻碍经济增长。未来，在资源接近枯竭时，甘孜州这样的民族地区，很容易引发环境、失业和社会问题，更进一步阻碍经济发展。
甘孜州发展不平衡，南部还面临支柱产业缺乏的局面。甘孜州南部5县支撑产业发展的自然资源丰富，由于受区位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制约，支柱产业始终难以形成。近年来，虽然在旅游、矿产、水电资源开发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是“小敲小打”，没有一项产业成为支撑区域发展的支柱产业，主要还在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甘孜州南部5个县中，只有3个县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仅7家，2007年上半年增加值仅占甘孜州全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5.7%。在旅游方面，甘孜州南部有亚丁等世界级的旅游胜地，2007年甘孜州南部5县游客接待量仅占甘孜州全州的17%，旅游收入仅占甘孜州全州的15%。在能源开发方面，建成水电装机仅4.01万千瓦，开发率只有0.34%，连基本的生活用电都无法保证。在优势矿产方面，巴塘夏塞银矿开工多年，至今尚未竣工投产。由于缺乏支柱产业支撑，甘孜州南部地区与康东地区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而且还有继续拉大的趋势。2007年与2000年相比，两地地区生产总值由相差3.2倍扩大到了相差3.8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由相差4.5倍扩大到了相差7.01倍；固定资产投资由相差4.28倍扩大到了相差4.45倍。
（二）社会事业与民生改善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甘孜州的经济是落后的。2008年，甘孜州地区生产总值不足四川省的0.7%，居四川省末位，人均生产总值仅为四川省的67%、全国的43%。甘孜州全州18个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在1200万元以下的有9个，占50%，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最低的新龙县只有300万元。全国30个民族自治州中，甘孜州地区生产总值排23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排16位。
这样的经济状况，确实有提升地区生产总值的饥渴感。但是，其社会事业发展程度更加不足。
甘孜州的社会事业“发展落后，历史欠账最多”。甘孜州民族教育起步晚，发展艰难，欠账多。D级危房及设防不达标的校舍近40%，寄宿制学校教学、生活设施不配套，高中办学规模小，办学条件严重不足，教学质量低。中等职业教育严重滞后，双语教学水平低下，教师队伍量少质弱，教育技术装备十分落后，广大农村学前教育普遍缺乏。甘孜州48.5%的行政村无医无药，78%的村级卫生员不具备执业资格，由1人看守的乡（镇）卫生院34个。甘孜州危害较大的地方病有12种，防治难度大。群众收入低，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小病不治、大病拖延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线电视光纤覆盖人口不足20万人，“村村通工程”覆盖面不足1/3。乡（镇）文化站、村级文化活动室覆盖率分别不足10%和2%，县、乡、村基层宣传文化网络无法形成。
甘孜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瓶颈制约突出。甘孜州公路密度11.66千米/每百平方千米，是四川省唯一没有一级以上公路的地区，二级公路仅占比0.69%，三级公路仅占比5.8%。国道、省道、县道等骨干公路标准低、路况差、通达能力弱。受冰冻、雨雪、滑坡、山洪、泥石流等多种自然灾害侵蚀和破坏，抗灾能力弱，断道阻车时常发生。有18%的乡、33%的村、26.96万人没有用上电，49.2%的乡镇不通固定电话，82.5%的乡镇不通宽带，726个行政村不通电话，54%的农牧民安全饮水得不到保障。
从贫困人口上看，2008年年底，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在785元以下的有22.29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27.98%；人均纯收入786～1067元的有8.52万人，占甘孜州农村人口的10.69%，总计贫困人口高达30.82万人，占全州农村总人口的38.67%。23%的贫困户家庭成员长期体弱多病，支出占家庭收入的50%以上，每年因灾、因病返贫率达10%。甘孜州居住在生存条件十分恶劣、生存环境十分脆弱地区的农牧民高达20万人，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区居住的农牧民达15万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四川省平均水平的46.74%、全国平均水平的40.45%，居四川省末位。
甘孜州的社会事业与民生改善，特别是扶贫工作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三）四川藏区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吴敬琏先生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中国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四川藏区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以丰富材料证明：在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中，增长主要并不是靠投资拉动，而是靠效率提高实现的。显而易见，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是正相关的，但是，相关系数是多少？经济增长带来民生改善的力度有多大？经济增长和社会建设的相关关系有多强？这些都需要证明。
四川藏区如何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从而实现真正的民生改善和共同富裕？这里提出一些初步意见，希望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第一，要转变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形成的思维定势。我们必须深刻认识，经济主导型发展方式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们应当把社会建设、改善民生当成四川藏区“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基本指导方针。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在想问题、定政策时，一定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把社会建设和民生改善以及从而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作为衡量取舍的最终标准。
第二，要通过改革，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实现人力资本积累。要通过不断地激励吸引人才。四川藏区最大的问题是人才的问题。没有人才，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就成了空话，既有的畜牧业和采矿业也难以转型。
第三，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努力推动旅游业。在中国这样的市场机制还很不完善的国家，尤其是在四川藏区各项设施都很不完备的情况下，发展服务业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只能知难而进，要尽一切努力改善制度环境，使服务业得到充分发展，以便用最少的资源消耗创造更大的价值。